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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见的一本书《Journey into China》

(2014-04-10 07:00:48) 下一个


Violet Cressy-Marcks (1895-1970)是英国的女探险家和摄影家。
现在从她的遗嘱知道,当年她的旅行是得到英国情报当局资助的,难怪她在中国旅行时很有钱,甚至想买辆汽车。 她曾经从埃及开罗直穿非洲到好望角,从挪威到北极,从芬兰到苏联。1937-1938年她到中国,她走过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她到过延安,和毛泽东谈过5个小时。她1942年出版的书《Journey into China》,现在是只有到大学图书馆才借得到了。她在书里发表了许多从云南到青海湖的照片。所以值得对她的书作些介绍。


司马璐那个时期在延安,他引证过这本书。司马璐引证的关于Cressy-Marcks对毛泽东印象的那句话,“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在翻译上是不符合原意的。(I did not credit this man with a
great brain but I was in the strategical sense.)

Cressy-Marcks在书里说,她当时的印象是,她奇怪地感觉到毛泽东没有火一般的热情。 这点很重要,真正献身于革命的人,都有过火一般的热情。 如果毛泽东没有过,那就是说,毛泽东参加革命是找他个人的出路,不是为了做人民的大救星。这很值得将来的历史家们研究。 再仔细看,毛泽东在狂热的文革里也没有表现出火一般的热情过。 

1936年4月,红军攻Hsien Chang 城。红军攻城的方法是叫当地被抓去的人当冲锋,同时在城内劝守军投降开城门。 进城后,红军对有二块钱的人,拿一块,有四块钱的拿二块,以此类推。 对有50块或者更多的人,全部拿走。 富家的东西全部拿走。 最为需要的是武器弹药,鞋子衣服。


Hsien Chang 城里有一对德国来的传教夫妇,被一个中国寡妇藏在她家里。 红军进城当夜,红军在街上大叫,出二万大洋捉这对德国传教夫妇。当地有好些人知道传教夫妇在那里,都不说,不要那个二万大洋。 三天后,听说中央军要来了,红军就走了。


现在知道,红军在长征时,绑票也是军费的来源。 尤其是绑票外国传教士,因为外国人肯出大价钱。 


这对德国来的传教夫妇在当地还做禁戒雅片的好事。 他们的教堂里有许多牢房样的小间,就是把吸雅片的人关起来强迫戒烟。 


Cressy-Marcks 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像毛泽东那样的耳朵,其顶上部很平。

毛泽东回答Cressy-Marcks的问题,很坦率,“他很敏捷地保卫他的理论”。他多少也骗动了这个英国来的高大的妇人。这里有二个可以提的事。  


毛泽东问,你听到的反对我的话是什么?Cressy-Marcks回答,说你杀人,杀40岁以上和8岁以下的人,一些镇说你是强盗。 当时在场的有二个翻译,还有年轻的警卫,翻译完了后,Cressy-Marcks 听到警卫走近她的身后。

Cressy-Marcks问,你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好的吗?

毛泽东回答,是的,它应当是好的,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给人民,像苏联那样。 


Cressy-Marcks问,你认为女人们喜欢在一个灶上烧饭,还是喜欢在自己家的灶上烧?你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分享土地的收获吗?

毛泽东回答,假如没有足够多的话,农民只好分享。

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毛泽东对苏联的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因为集体化的缘故,知道得很少,也没有去想。 第二,毛泽东早已经为中国农民安排好了集体化的命运,还以为那是解决中国农民人多地少的办法。 


Cressy-Marcks也听了毛泽东的演说。 她说,“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毛泽东那样演说时不用手势的人。” 在三个小时的演说期间,毛泽东的双手始终在背后。他没有稿子,没有手势。整个大厅(教堂)是一片黑暗,只有二个灯掛在台前。Cressy-Marcks看她周围的人,板着脸,敬畏的眼睛不离开毛泽东,对他的话和理论没有怀疑地接受。

Cressy-Marcks的观察也可以看到,延安红色人的生活不是平等的。

毛泽东住的是房子,不是窑洞,有玻璃窗,而且房子的二边都有窗。这在西北是很稀有的,那时西北大部分的窗是用纸糊的,Cressy-Marcks 在西北旅行住旅店,常有人在窗纸上戳个洞,看这个外国女人梳头洗脚。 毛泽东有张床,有白的被单。 屋子外有口井。 

张国焘住的是窑洞,是Cressy-Marcks看到的最大的,最清洁整齐的,窑洞壁的质地也少见地好。 在张国焘住的窑洞里,有一张红木的大床。张国焘穿得很整齐,靴子擦得亮得像镜子。

Cressy-Marcks在延安看到很多很多红色人生冻疮,都没有手套。生冻疮的远远比她在阿拉斯加见到的多,有的人耳朵都冻掉了。延安派了一个可爱的小鬼替她拿照相机,她看那个没有手套的小手,冻得红肿发烂。她在延安的一家饭铺请红色朋友们吃饭,回请的都是到家里,因为饭铺太贵了。Cressy-Marcks 遇到过在延安的唯一的一个美国人,Dr.S. Hayday, 他是到那里去做无线电通讯的。 

Cressy-Marcks 离开延安时想,研究共产主义就像研究每个国家的宗教那样难。 这句话她说对了。 她还说,共产主义在东方会比西方实行得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大错特错了。 


(写于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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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剑吼西风 回复 悄悄话 不可信。
数字证 回复 悄悄话 那时候西方是有共产主义在东方会比西方实行得好的说法,理由是东方更习惯于专制统治,没想到东方的共产主义不但是制度上更是思想上的专制。后果更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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