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毒耐药与选择压力

飘尘

 

病毒的多面形颗粒越过看似非常坚实的淋巴细胞膜屏障，向细胞播撒死亡的信息。但是每一个病毒都知道，身处微小的纳米颗粒里的它们并不比细胞外面的游离病毒更安全。从细胞涌动的凝胶般的胞浆和线粒体内的抗病毒鸡尾酒药物分子不费多少力气就能阻断病毒的遗传物质的反转录合成，基因整和，蛋白翻译，破坏病毒外壳的组装；就算能够组装，大多数的病毒颗粒几经磨难，它们当中，只有少数几种颗病毒存活了下来，苟延残喘，带着难以磨灭的遗传信息的改变， 这就是耐药病毒的产生。

这个场景，许多多年前曾经摆在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始作俑者，达尔文的面前。传说，他分析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的生物种类的衍生分布情况，发现那些适应小岛生存环境的老鼠，由于没有天敌，居然能够在岛上雄踞称霸。达尔文一语惊醒梦中人，由此得出结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岛上别的生物去了哪里呢？“当然，那些原来在岛上栖息生活的生物，由于不适应生存环境的选择压力，早已湮灭在漫长的进化过程里，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真实的进化的历史几乎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达尔文不是的上帝，并不负责创造生物，包括病毒，艾滋病毒，他只是回答了一个”岛上的其他生物都去哪儿了“的问题而已。他的进化论只是平淡地写了一句“适者生存” 这个基于很好的证据假定“老鼠很适应岛上的生存环境”，比如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源，众多可以让他们栖身繁衍的洞穴”。……由此出发，现在的生物统计学家，病毒学家以及药理学家开发出了测定耐药病毒株拷贝数目的方法，还能够精确地估计出耐药病毒的出现。1985年，美国的罗伯特嘎楼发现了艾滋病毒 （当然也是从法国人那里弄来的病人样品中发现的）。 后来的抗病毒化疗的鸡尾酒疗法，通过“联合抗病毒疗法，增加选择压力”的效应拯救了许多艾滋病人的生命。

无论如何，达尔文是第一个意识到“物种选择压力”的生物学家，他的成就也远不仅仅是偶然的灵光一现，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进化论详尽描述了在选择压力下的幸存的物种。想来对达尔文而言，他只不过是记载和描述了生物多样性，并给出了他认为合理的一个解释而已。

不同的是，这一洞见的推广又确实难以让人接受。比如，人们至今仍质疑“人究竟是不是是由猴子变来的”，或者“长颈鹿的脖子很长是否因为它需要吃长在高大树枝上的树叶”，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了“幸存者偏差”的生物统计学的争论，而且这些争论多半都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拉马克的诱导理论伴随出现。

每一个学过生物统计学的学生都知道要反思自己的样本是不是被观测者的眼光和立场所局限。然而，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艾滋病毒。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知道，艾滋病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多样性的群体 （quasi-species)，或者它们是一群历经劫难、苟延残喘的幸存者 (evolving survivors)？我们依然无法知道，艾滋病毒与人类存续的目的是什么。几百年前，灵长类免疫缺陷病毒SIV如何从非洲森林里的黑猩猩感染了人类。难道这种病毒的特殊的进化途径仅仅是为了寻找进化选择压力环境，让突变的SIV在人群里作为一种物种繁衍，还是人体内的环境能让那些已在时间的灰烬里湮灭的艾滋病毒重见天日？耐药的艾滋病毒是在药物的选择压力下生存并得以复制繁的。然而，当这种选择压力不再存在时，比如停药，爱滋病毒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