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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 逝者 (ZT)

(2019-06-19 13:43:05) 下一个

她下乡于江西省宜春地区奉新县会埠公社, 曾在宜春地区艺校学过采茶戏,这是她和一起下乡的上海知青合影--转载者

6月19日上午,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

 

彭小莲,独立签约导演。2001年完成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遗作《满山红柿》。2003-2009年完成纪录片《红日风暴》。另有《他们的岁月》《回家路上》《美丽上海》《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等文字作品。《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10期

文 |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全文约7993字,细读大约需要18分钟

彭小莲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春天,懒洋洋来了。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自信在,终归是好看的。

 

年轻时,她是美的。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幼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总招人回头。几十年后有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板笔直,一头白发,脸上有皱纹,却那样抢眼。“我都走过去了,一会儿回头,一会儿回头,舍不得不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然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4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照片了。她细心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居然请经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生出几缕可疑的刘海,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然后,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来。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吧:“原价120多(美金),打折,24块9毛9,想想都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她那个嗓门,简直是咆哮。”不仅咆哮,还有国骂。一个导演,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彭小莲“吃相难看”,莫非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3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会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有教养、坐立不安、肆无忌惮(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骨子里有一种不安的东西在荡来荡去。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给她的另一份礼物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吃够了苦头。她最好的女友最终嫁人的造型,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剪着朋克一样的短发。每次,彭小莲望着她,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而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纪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6年后,纪录片一问世,震惊了电影界。

 

1988年认识小川后,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在小川工作室,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再次明白:为了理想,确实有人会选择极度贫困。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拿一份钱。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那30集也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一想到那种痛苦,算了算了!”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她会跳起来:“讲过了呀!不拍就是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写不出来和不记得了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有师生之谊。1934年在“左联”入党,1938年投笔从戎,成为新四军24军副政委、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1953年接替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被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打死了。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曾是新四军《前锋报》总编、王芸生亲自招进《大公报》的记者,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1955年她是“反革命家属”,1966年她是“大叛徒”。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江西插队9年,彭小莲显得既没有委屈要诉,也没有伤痕要舔,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留下来,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那个掉进粪池里的“窝囊废”就是她。

 

江西插队9年(前排左一)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动都不动,因为白天干活太累。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那个小村子让上海知青开了眼:“晓得乡下穷,没想到这么个穷法!”因为潮湿,睡的木板床床脚常能长出小蘑菇。她得了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了下来,不必再下田干活。《林海雪原》是常演的一出,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于是,这出戏煞是好看——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胀,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些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再后来,她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关鸿说,插队时,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肖关鸿说,这样的情节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9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

 

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幻内容。

 

在她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穿过一片法国梧桐就是母亲所在的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

 

15岁,母亲被关起来了,哥哥姐姐要么被抓,要么发配外地,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昂首挺胸,说说笑笑。在有些人眼里,那就是女流氓了。

 

25岁,当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对调——某地调上海,或者调换房子。母亲执意要她扶着,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如今,在从前电影局的位置耸着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常卖限量版货品。三楼是一个club,京城出版人张立宪在此会友,看了看价目表说,“咱们来几盎司啤酒。”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甩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4000多,还有一只包么3万2。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彭小莲说。

 

今天的淮海路是谁的?这种戆问题,她是懒得去想了。

 

不要说淮海路,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停歇过。

 

1990年代初,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酒吧前派了用场。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彭小莲推着自行车过不去,用英语说“你让开”。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请求中介,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胖子说“No”。

 

“No w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Fuck you!”彭小莲推开胖子,从“中外交流”中间走过去了。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假如院门没有关紧,彭小莲很有可能踩着一坨大便,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

 

“啊哟,踩到黄金啦,恭喜发财。”邻居,是派这种用场的。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但好像都长不了。凝聚很难,离散,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

 

 

 
 

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电视,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一定会说:“辛酸辛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前后耗时两年,最后黄了。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在《美丽上海》里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的观众能够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她的摄影搭档,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台湾人林良忠(前不久经顾长卫推荐,为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掌镜),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的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直奔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是跟农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拍上海纪事

 

 

 
 

采访26个在世“胡风分子”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导演,并点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的未竞作《满山红杮》。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

 

《满山红杮》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作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8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借着这种能力和心底里痛彻的情感,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纪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当上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听母亲完整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6年。”资金有限,她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10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这份沉甸甸的资料,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快人快语

 

彭小莲似乎不大懂得市面上采访与被采访的路数。她更愿意说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买的零食都那么不好吃呢?”“不过也好,我吃他们的。”她在超市认真挑选了一大包,准备深夜剪完片子跟大家分享。她参与剪辑的是纪录片《老舍》。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编导、“80后”樊小纯对我说:“你要去访彭小莲?太好了!她真的很棒!”在跟彭小莲一起剪辑纪录片《林风眠》的3星期里,她见证了这位栏目顾问是怎样用大师的“独立精神”和“那份傲气”将剧组的每个人点燃。还有,当大家剪片到凌晨,筋疲力尽想放松一下时,会听到彭小莲在院里学猫头鹰叫——那是林先生常画的一种活物。

 

人物周刊:少女时代的叛逆,是不是也有一些对身边事充满愤怒、可没地方宣泄的成分?

 

彭小莲:我想,这更多是生理上的、荷尔蒙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没办法,那时年轻啊,谁挡得住年轻生命的冲动!

 

人物周刊:对父辈的选择、命运,打心眼里同情、理解么?还是索性认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彭小莲:我对父辈的命运没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不多此一举了。我更愿意认识他们,这是对自己的教育!

 

人物周刊:侯孝贤曾在小川的笔记本上写过“人生有情”4个字,交待他拍电影的秘密。如果要你同样写出秘密,你会写什么?

 

彭小莲:我这么浅薄的人哪里写得出这么简练的话来啊。写了整整一本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可能还有很多意思没表达清楚。

 

人物周刊:恕我冒昧,你是否有一点爱上小川?

 

彭小莲:怎么可能!那是你没看懂!男女之间如果真有些什么发生是写不出那些来的!

 

人物周刊: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说说你得意的视角或声音处理?

 

彭小莲:我不能这样给你举例子。因为创作是非常私人化的,只有和很好的朋友,在冲动的时候说上两句。我怎么可能在一本刊物、一个非常大众的场合大放厥词呢?

 

人物周刊:如果马上要拍新片,你会想到把网络流行语用进去么?譬如“喊你回家吃饭”,“这个可以有”之类。

 

彭小莲:任何台词和语言没有能不能用的问题,只有人物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人物的需要决定他应该怎么说话。

 

人物周刊:现在导演都用高清数码拍片,你呢?

 

彭小莲:淘汰胶片、压低成本拍电影已经是世界潮流,我也逃不了,胶片将来只能是最后一道工序的需要,也许我下部片子就不再用胶片机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对《阿凡达》没有太多兴趣?

 

彭小莲:因为像Tim Burton(蒂姆·波顿)这样的导演拍这类题材时更有想象力!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导演从别人电影里借一段情节或手法?“抄袭”和“再创作”的界限是否仍然模糊?

 

彭小莲:“抄袭”涉及道德底线,归法律管。“再创作”大概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说你不必再干这行了。

 

人物周刊: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彭小莲:《卡廷森林》、《饲养乌鸦》、《失翼的灵雀》这类电影,大概就是我想拍的。

 

人物周刊:现在每逢新片上映,导演和主要演员一天一个城市马不停蹄参加首映式,据说它真的对票房很有影响。

 

彭小莲:是吗?我在美国也看过不少首映式的影片,票房也都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不幸,从来没有看见任何导演和演员出场的。我们有时只是在那里排大队,赶不上这一场就等着下一场。

 

人物周刊:你写了不少影评,怎么选片的?信息从哪里来?

 

彭小莲:选片首先是看导演,然后会看BBC的网络消息,看国外影评给影片打分的情况,还有就是听朋友介绍!

 

人物周刊:你的自律是一种自觉还是有事触动?

 

彭小莲:是经历、阅历的关系。

 

人物周刊:2002年拍的《假装没感觉》里,郑振瑶演的母亲对吕丽萍演的女儿说,“只听说有剩饭剩菜,没听说过有剩男剩女的。”几年后,便有了。今天都市里,做一个独立女性真能幸福吗?

 

彭小莲:幸福感是主观的,如果她觉得幸福,就一定是幸福的。即便不幸福,选择独立也是她在一堆不幸的可能里,选择的最好可能。

 

人物周刊:活着,你在乎哪些东西?

 

彭小莲:真实、自由思想。

 

人物周刊:觉得哪段日子最有意义?

 

彭小莲: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

 

人物周刊:日子过得还有盼头吗?

 

彭小莲:不知道做什么好,真的。一直跟自己说,不要满腹牢骚,好好做事。现在才明白,什么事是能做的?看《李普曼传》,就看见人家一直在进取,不停校正自己的错误,人和社会,只有这样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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