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位， 没有一个是一级教授， 二级应该吧， 总不至于三级。-转载者“文化大革命”前，位于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已经是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但教授级的教师只占全院教师人数的3%，不过三十多名而已，而且都是从民国进入新时代的，他们的人生经历，同当今人数众多的教授们相较，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文革”前的几年里，中南矿冶学院图书馆内设过一间所谓的“矿冶科技研究室”，这是上层特意安排的钟伯谦、周道隆、刘基磐、王惟声四位老教授的工作室，他们坐在这里面自由工作，不限题、不定指标，甚至对他们不作考勤，他们可以总结自己的教学科研经验，可以任选课题搞研究，也可以搞外文资料翻译，等等。总之，这四位老先生成了全院在职教师中的自由自在人物。
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里里，在那个政治运动不间断的岁月中，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等好事呢？然而，这的的确确是存在过的事实。在那几年里，中南矿冶学院院报多次对他们四人的工作有过报道，而且1964年的《湖南日报》也有过报道。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根据当今解密的资料显示，1962年7月20日，教育部根据国务院“国文办张字175号文件”，批复下发了一份文件。其时，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高等学校为“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减教职工”，对年老体弱的教师，原则上做退休处理，但“对于具有真才实学和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年老体弱的教师”，“为了更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继承他们的专长”，“对他们另作安排”（引号文字系文件中原句）。文件中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老年教师，可“安排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确定这部分人选，“须由校（院）长提名，严格审核后，经教育部审批”。实际上，这个文件只在当时全国六十所重点高校执行过，湖南只有这一所是重点院校。于是，中南矿冶学院根据这个文件，定下选矿系钟伯谦、采矿系周道隆、地质系刘基磐、机电系王惟声等四位老教授为符合文件要求的对象。
这四位老教师都在民国时期从事过科技工作，当过工程师，都有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其中，钟伯谦先生是省政协委员，周道隆先生是省人大代表。他们都是从旧湖南大学院系调整时期调入的，而且大都在民国时代与一些历史人物和事情，有着相当程度的瓜葛。现就我所知所闻的，记录一二，以资纪念。
钟伯谦（1890—1969），字若溪，湖南耒阳人，1905年入长沙广益中学，后入明德中学，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湖大前身）矿科毕业，1913年公费留美，从科罗拉多州矿务学校毕业后任科州自由钟铜矿采矿助理工程师，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二年获冶金工程师学位，担任新泽西州炼锡厂工程师。1922年底回国后即赴母校湖南公主工业专门学校任矿科长、总工程师、副局长，1928年起任局长。1933年起，先后在湖南大学担任系主任、工学院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之职，其间一度兼任过楚怡工业学校矿科主任。1937年，他曾任过军事委员会国家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挂中将衔）兼探矿队长，1942年调任湖南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该校转入省立克强学院后仍回湖南大学任教，其间还兼任过楚怡工业学校校长。钟先生在采矿、选矿、冶金方面经验丰富，是矿冶学科的专家。1952年10月从湖大调入中南矿治学院先矿系。
周道隆（1897—1982），字樾青，湖南耒阳人，早年毕业于衡阳南路实业学堂，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矿科工学士，留校从事矿床学研究，1929年回国。历任萍乡煤矿工程师、山东淄川矿监理、江西地质调查所技正、四川华昌兴业公司总工程师、云南银铅、锌矿总工程师等职，曾在个旧锡矿设计一条探矿平巷，找到大型锡矿脉，此巷曾一度被命名为“国道隆巷”。1947年回湘担任国立湖大矿冶系教授。他在井巷工程、矿床学方面根底深厚，在民国时期一直从事矿山技术工作，未曾接触过党政派别，1952年10月从湖大调入中南矿冶学院采矿系。
刘基磐（1898—1986），字德邨，湖南桂阳人，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专业，1919年8月考取清华留美官费生，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采矿，获硕士学位，并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研究煤炭地质，参加过对密执安州铜、银选矿和铁矿的开采工作。1922年回国，他的伊利诺斯大学同学徐章曼是中国地质学开山大师丁文江的得意门生，建议他归国后先去拜会丁先生，请教今后的工作方面。丁先生明确对他说道：“你是学采矿的，地质科学是重要条件。”希望他把工作重点摆在地质学方向，从此他决定从事地质学科，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博物系担任系主任，开设矿物学、地质学课程。从1927年起回湘担任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达十一年之久，为湖南的地质研究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他奉令担任国家资源委员会江华矿务局经理、锑业管理处处长及资委会第二特种矿产管理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对实现锡矿山国有化、扩建湖南锑品制造厂成绩卓著，直到1950年才重返教育界担任湖南大学矿冶系教授。他是丁文江生命最后几天里所接触过的人物之一，1952年10月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
王惟声（1901—1982），字雄文，湖南攸县人，长郡中学毕业，1925年秋毕业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曾任长郡中学攸县藉董事兼数学教员、湘中筑路常驻委员会常委，1929年11月起担任湖南全省公路局机械工程师，主管公路局修理总厂多年，使之成为湖南第二大机械厂家。1934年至1938年任湖南机械厂工务主任兼总务主任代理厂长，抗战八年担任贵州企业公司技术专员、中国机械厂副经理、兴义机器厂厂长、贵州大学工学院教授兼工厂主任，1946初回母校国立湖南大学机械系任教。民国时期，他为早期湖南公路网的建设及机械汽车工业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如汽车零部件的自制，“衡岳牌”汽车的组装、木炭汽车的制造等等。抗日战争前夕，陆军机械化学校随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驻湘期间，他曾被邀请担任特约技术教官，当时学员有不少是自愿入伍抗战的清化大学工科学生。他通英、俄、德三种文字，1953年初调华中工学院（因武昌校舍尚未动工建设，仍留湖大上课），同年11月经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教授的努力，调入该院担任热工学的教学工作。
他们全都身经清朝、北洋政府、蒋介石政权及二十世纪纷繁混沌的各个历史阶段。
钟先生可谓是民国湖南的历史名人，一生亲历太多太多。他在水口山矿务局主事八年，其间发生的事件不断，例如工人罢工这类事情，矿山停产给财政经济带来影响。镇压罢工这种事情本应由掌权的军人负这个历史责任，但“文革”中把账算到了钟先生的头上。当年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湘南，他私自扩军，招兵买马，购置枪支弹药，这都需要钱才能办得到。唐控制水口山矿产，截留资源财富，以此获取军费，湘军总司令赴恒惕都拿他没办法。以后何键主湘，他本是第四师的旅长，深知水口山矿的重要性。这些军阀都是不愿看到矿山停工停产的，血腥镇压是执政者的事，这笔历史旧账应该分得清楚的。钟先生是国民党人，他在国立湖大担任训导长，本是国民党上级党部指派的，他得服从执政党的指令，1949年钟先生响应湖南和平起义，成为唐生智等104名响应者之一，他是认为自己历史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才这么做的。事实上，钟先生在中南矿冶学院工作敬业，处世谨慎，反右运动那么大的动作，他都能安全过关，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不幸的是，“文革”这关他没能过得去，后来的平反，学院也不曾对他有过动静，直到1986年才由省政协给他平反昭雪，那是按起义人士对待的。
王惟声是钟伯谦的学生，又都毕业于旧湖大前身，早期湖南公路局局长刘岳厚、总工程师周凤九为首的公路局土木、机械技术人员大都是旧湖大前身毕业的，彼此间都很熟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国民党甲、乙两派之争，乙派刘岳厚就利用了在教育界的校友分化瓦解甲派彭国钧的势力。王惟声同刘岳厚私交甚笃，但又是彭国钧的学生，属于工程技术界和教育界的两栖人物，他利用当年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深厚的忘年交关系，掌控国民党长郡学区区分部，为乙派拉选票，冲击甲派在教育界一统天下的状况，而且他自己利用社会上各界的人缘关系，参与国大代表的竞选活动，这些历史故事在日后均得到身为国务院参事、中南海毛家常客王季范的良好证明，总算免于灾难。
刘基磐先生是一位忠厚诚实的地质学者，在四老中与王惟声私交最好，因为他俩在性格、品德方面极为相似，相处极为融洽。当年教育部派清华大学秘书长陈新民教授筹备中南矿冶学院时，因湖南有色金属之乡主要在湘南，校址选在何处就成为一个急需定夺的问题，刘基磐最先指出应定在长沙岳麓山南左家垅清华中学（后与省立一中合并）校址，这里本是丁文江先生为清华大学南迁选的地方，当今中南大学本部保留下来的民主楼、和平楼两栋建筑，就是当年清华大学南迁所建的。
钟伯谦、刘基磐等四位老先生，晚年同处一室，不受任何的干扰，他们不时回忆往事，交谈甚欢。在民国，他们曾经应用各自的专业特长，做出过一定的成绩；到中南矿冶学院以后，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充当了教书匠的角色。从1963年秋至1965年底，这段时光，是他们晚年过得最愉快的时光，也是他们一生之中感到最难得到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