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陈碧兰：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

回忆录的真假是很难辨清的， 有道是信则真不信则假， 或者俺们这号吃瓜群众呢， 就只是看看白相相， 真假与我没关系。--转载者

 

在上海的生活与學習

    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結束，包慧僧同我一起去上海．他帶我到上海把我交給黨中央，也是他這次去上海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們在天津住了一夜，當晚包主張利用空餘的時間去欣賞天津有名的京戲，但我對此無甚興趣，翌晨即乘輪，經過四天之後，抵達滬濱，我們上岸後，乘着一輛馬車直到蔡和森的住所。這是黨中央的機關，我們就在這襄住下。蔡和森為法國勤工儉學生之一，當時黨中央委員，《嚮導》機關報的主編。他的外表有點與眾不同，身材高而不大，頭小而尖，兩肩甚寬，看來同他的瘦長的身材頗不相稱；面容憔悴，舉止呆板，談吐枯燥，使人一見便感覺索然無味。

    他的妻子向警予是一個身材矮小，面貌尚清秀的婦人；態度嚴肃，有點超乎尋常；口齒清爽，但不喜和同志們交談，缺乏一般的和藹和熱情，消教徒的色彩很濃厚。她在法國時便同蔡和森結合在一起，為當時黨里年齡較長資格較老的女同志。

    當天下午，包帶我去訪問鄧中夏，他原為北京大學的學生，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初期共產黨作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鐵路工人運動，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路總罷工失敗後，他流亡上海。當時他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負責者，上海大學的事務主任。他的態度誠懇，熱忱，不亢不卑。经過包將我的履历約略介紹之後，他便建議要我在他所主持的機關工作，我當時未置可否；因為我要等待黨中央的决定。

    第二天晚上，包慧僧已約好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在瞿秋白的家里會談，我們按時便到寶山路三德里瞿的住宅。那是一座小型的西式樓房，清潔而歐化，他身材瘦弱，背有點屈，面色青癯；學者的氣氛很濃厚。他對文學和社會科學據說都有修養，俄文甚好，為黨中央委員，兼編新青年季刊，上海大學的教授兼社會科學系的主任。

    陳獨秀不但是人所共知的「五四」運動的权威领袖，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和總書記，這位在中國历史上起過巨大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的人物，每一個革命的青年，對他自然發生一種敬仰，我一見面，對他便肅然起敬。他的頭部，頂平额寬，頭髮到頂，兩眼放射着光芒，表現他有充分的智慧；他的精神飽满，风度瀟洒，談吐饒有風趣。當包把我的履歷和在武汉的一切鬥爭過程擇要介紹之後，他們對我這次來滬，表示歡迎。陳獨秀首先對瞿秋白说：

    「從陳碧蘭同志的歷史和鬥爭的經過看來，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女同志，上海方面就缺少能夠接近群眾的女同志。她最好一方面學習；同時做點女工運動。」

    瞿秋白接着說：

   

    「她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女同志，我想還是讓她在上海大學讀書；另一方面學習俄文，將來再送她到蘇聯去學習一個時期，那麼，將來的作用還會更大些。」

    獨秀毫不猶疑地回答他說：

    「這樣很好，暂時她就住在蔡和森夫婦那里比較方便，生活費用由中央負担；學校方面就由你負責去辦好了。」

    瞿秋白面對着我說：

    「就這樣决定奸了，明天我就去替你辦入學手續，過兩天你就到青雲路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去找我和施存統。他的家就在學校隔壁。」

    我興奋地對他们说：

    「那真好極了！我來上海的願望就是希望達到这兩個目的，尤其希望將來能到蘇聯去學習，因我現在無论在任何方面还是很幼稚，需要認真的學習。」

    關於安排我的問题談完之後．包慧僧向他們報告关于北京黨內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随后又谈了某些黨內的工作问题。

    我們离開瞿秋白的寓所，已是深夜了，我們漫步走回來。我覺得自己好像長着轻翼一般，心身轻快，腦子里充满着對於自己前途的希望和喜悅！不但到上海大學的目的已經達到，將來到蘇聯學習的願望也有確定的把握了。当晚，我簡直興奋得不能成寐。

    住在这里祇有幾天，我便随同蔡和森夫婦搬到另一座規模較小的房屋里。他們把我安置在樓下客厅后面樓梯旁邊的一塊地方，既無窗戶，也沒有房門，只有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連一張椅子都沒有，我的衣箱便只好放在桌子上。由於我住的地方沒有光线，他們便在樓上，即他們所住的前樓後面臨窗摆一張小桌子和一張椅子，作為我讀書寫字之用。此外，樓上还有一间方正的光线足夠的小房間(上海稱為亭子間，建築於厨房之上) ，作為女傭的居室。我倒覺得：那間完整而光线充足的小房間對我居住和讀書更適合，因它有很大的窗戶和房門，我可以把門关起來安靜地作我的功課或看書。但既然由他們安排已定，而且我和他們刚認識不久，當然不表示任何意見。

    次日清晨，我便到青雲路去找上海大學，因初次來上海，邊走邊問，終於找到了。從上大的門房那里得知了施存統的住宅，当我去拜訪他們時，瞿秋白也在那里，他告訴我：「你的入學手續已辨好了，明天你就到社會科學系來上課奸了。」

    施存統初次给我的印象：朴素，誠懇，但有點书生气。他是日本留學生。在五四運动後，他作了一些反封建的文章，尤其提倡「非孝」，颇著盛名；隨後又作了許多关於討論社會主义和無政府主义問题的文章，因而在初期共產黨里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曾作過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總書記。但当我到上海時，他已不負黨或團的任何责任，而只是在上海大学社會科学系当教授，主要的課程是教經濟學。

    他的妻子王一知也是同志，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可稱「小家碧玉」。除了略嫌肥胖而無曲线外，算是一個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女子；對人的態度和藹自然，这便是我初次對她的印象。

    在他们家里來往最密的，要算是瞿秋白和我以及丁冰之(即后来成名的文艺女作家丁玲)和她的女友王剑虹。这里便成為我們幾個人的休息室了。經過了一個時期，由於我常到瞿的住所，我覺得他不但有社會科学修養，而且還有文学的修養，俄文很好，他也是我們社會科學系的俄文教師。當時，由於他對我的关懷和期望，我對他不但很尊敬，而且还有相当的友誼。

    丁和王都是文學系的學生，當時还談不到有很好的文学修養，不過愛好吧了。她倆是一對形影不離的變態同性戀爱者，都具有極濃厚的無政府主义傾向，極端的主觀主义和極端的自由主義。她們高興怎樣就怎樣，絲毫不顾客觀的环境。她倆往後都一同狂熱地戀爱着瞿秋白。他們在戀爱的過程中，無論遊覽或娛樂總是三人聯在一起。從外表看來，她們二人都说不上漂亮。丁雖然身材肥而不夠高，但她却有一雙迷人的大眼睛和兩個酒窩；王則身材矮小，瘦弱，頭髮稀疏，看得見頭皮，像一個發育不全的女子。從她們的個性上說，丁的風度瀟洒，浪漫豪放不羈；王則孤僻，傲慢，但她具有某些旧文學的修養，能作舊詩詞等。也許正由於王的這種孤僻傲慢的性格和懂得舊文學的原故吧，才吸引了病態革命家瞿秋白的憐愛。每一個接近和關心瞿秋白的朋友和同志，都以為他所選擇的是丁冰之。當他宣佈王劍虹為他所戀爱的對象時，大家都出乎意外。丁從此情感失常，時哭時笑，狂放不羈。

    我同蔡和森、向警予住在一起，雖然經過了幾個月，但同他們之間的情感始終不能聯繫起來。除了每天兩次同桌吃飯外，差不多沒有機會見到他們，更沒有機會同他們談話。因為他們整天都关在自己的房間里；即在一起吃飯，大家也不開口說話，在每次吃完飯時，總是向警予连聲說：「好恰!好恰! 」 (湖南人讀吃作恰音)的寒喧稱贊來擊破沉悶的气氛，但這並不能清除我內心里的窒息。在性格方面，我覺得和他們相處宛如冰炭之不相投。我一向爱朋友，热情，喜歡談笑，但同他們简直无話可說。他們的生活是異常之單調而不合乎人情和衛生。蔡除了寫作和每星期一次出席上海大學教职員支部會議外，整天躺在床上看報，不出門一步，也沒有任何朋友和同志的私人來往。陳獨秀和瞿秋白雖然照例每星期來一衣，但都是開中央常務委員會，而不是私人的來往。我對他說不上有多少尊敬和好感，只覺得他是一個古怪的革命者，一個同志而已。

    向警予最初給我的印象還不算壞，樸實、態度嚴肅，雖然嚴肅之中有些呆板，我仍舊是相當敬重她的。但相處了幾個月之後，我覺得她雖然比我年長得多，而且到過法国勤工儉學，但她從沒有给我任何教益，沒有同我談過任何問题，也沒有問過武漢和北京黨內的情形，尤其是曾經在武漢轟動一時的湖北女子師範的学潮(這一段故事，北京的某些男同志听起來都很有興趣) 。雖然我有時乘機片段地告訴她一些情形，但她却不感興趣，我當然無法多談。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細心觀察之後，我對她的尊敬之心便逐渐減退。我覺得她的個性古怪，不合人情，心胸不開闊，擬男主義和清教徒的色彩很濃厚。她的年齡當時還不過二十七八歲，但已經像一個尼姑或老太婆型。她和任何同志的關係都很壞，尤其是陳獨秀、瞿秋白和施存統等，都很討厭她的那種清教徒式的態度。有時他們同她爭論甚至衝突(當然她對陳客氣些，陳批評她時她不抵抗；但以陳的性格和風度來說，對她更看不慣)。她和我之間雖然從未衝突過．但她對我是漠不關心，冷冰冰地絲毫沒有同志間的關懷和友誼。

    從我當時的境况說，擺脫了家庭的關係(母親逝世不久) ，離開了舊有的朋友和同志，隻身來到上海，在畢目無親、人地生疏的情景之下，雖然黨中央對我的安排是超乎尋常的(我是唯一享受這種特权的黨員，以前沒有過，往后也沒有) ，但在生活方面，由於唯一接近的人是如此的冷漠無情，难免感到悽涼和寂寞！每當清晨從萝中甦醒時，躺在樓梯底下罩着一頂蓝灰色的破帳子的床上，感到一陣一陣的心酸! 尤其當我同向警予商量把女傭人住的樓上的小房間和我樓梯底下的床鋪掉換而遭到她的拒絕時，真出乎我的意外! 因我所需要的只是一間有光线房間，便於讀書和写字，生活比较方便些，而女傭人只需要一张床睡觉，她白天里根本不到她的房间里去。像這樣的要求竟被拒絕，我只好忍气吞声地住下去，不愿意将这種生活上的小事情向任何同志伸訴，只是自己暗自伤心而已。

    此外，最不合衛生和感到痛苦的，便是早晨和傍晚女傭在厨房里燒早餐和晚飯時木材的濃煙(燒午飯時我上課去了)，像催淚弹岂樣，每一個人的眼捩都不停地往下流，至少需一小時以上之久，陳獨秀每次遭逢这種滋味時，他總是說：

    「警予! 你耍想個辦法呀！这很不衛生，尤其對和森氣管炎和咳嗽更不相宜，我看別人家沒有这樣煙的。」

儘管他時常這樣勸告，但向仍舊不管，她也不到厨房里去看一看，把那個原始的燒飯爐子换一個有煙筒的就沒有問题了。事後想來，她的這種頑強和固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一种強烈的婦女主义傾向，不屑管理家事的心理所致。一般的家庭傭人都稱女主人為「太太」，但她却要她的女傭人叫她「向先生」，同叫她的丈夫「蔡先生」一樣稱呼。假如有人叫她「蔡太太」，她會当面斥责人家說：「下次不要這樣稱呼我。」這是反映中國婦女長期受封建制度的壓迫一種幼稚的初步解放的意識形态，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婦女解放的正確觀點和態度。

像蔡和森和向警予这種畸形的生活態度：一方面具有堅強的革命意志，把革命當作职業；另一方面則又表現極端孤僻、主觀，甚至竟不近人情，他們都具有一種與其他同志不同的僻性，这自然是個人的特殊性格；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落后國家的傳統習慣與前進思想混合的结在一起，沒有把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革命家的正確生活态度溶成一片，以致形成他們在生活上的畸形發展。

    我一向与同学、同志或朋友相處，相互之間總是熱情親切、和諧与喜悅，尤其和同志相處更是不分彼此，沒有一絲的隔膜。這次和他們住在一起，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遭到的冷漠無情的难堪待遇，过着枯燥無味的生活。雖然除了蔡和森之外羅章龍每天兩次来這里吃饭，但他們和罗之間也不交談。他們一吃完飯就一同上樓去了。有時晚餐后，罗同我谈谈武汉和北京運动的情形。但由於我和他的性格不同，他的談吐和拘泥的态度，除了谈公務之外，引不起谈其他問题的興趣，因而絲毫不能清除我的孤寂和煩悶。他是北京大学的畢業生，為嘗時黨中央委員之一，也常在嚮導周刊上写文章。

    一個热情善感的少女，离开了一切家庭的關係和有深切友誼的同志和朋友，生活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新的友誼尚未建立起來，住在如此枯燥冷漠的家庭里，雖然有堅定的人生奋鬥的目标，但在情感方面難免感到悽涼和寂寞！我在这種精神状態之下，黃日英每星期寄來一封隱隱約約地表露情感的信(當然我也回答) ，便不知不覺地成為我精神上的一種安慰了。

    經過了一個相当的時期，除了在上海大學的青年同志(大多数是團員，很少黨員)间建立了一些普通的友誼之外，尤其是同瞿秋白、施存統夫婦間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之後，这便把我從悽涼寂寞的精神状態中挽救出來，重新恢復了我的熱情和青春的朝气。他們尤其是瞿很同情我而不满於向警予的那種不合人情的作風；他認為向的这種態度，對於一個年輕的女同志會給予一種不良的影响和痛苦。

    正在這個時候，上海大學的校址已决定遷移，瞿秋白和施存統在慕爾鸣路彬兴里307號合租了一座兩樓兩底規模較大的房屋。他們相互商量的結果，都一致主張我立即離開蔡和森夫婦而搬到他們那里。由瞿和施共同分担我的生活及其他一切費用，而不需要黨中央的津貼，他們為我佈置了一個小房间，小铁床，風琴式的写字枱和一張籐椅。雖然設備很簡單，但却也清潔舒适，適宜於讀書生活。瞿和他的妻子、弟弟以及丁冰之住在樓上；施同他的妻子同我則住在樓下。

    自從我同他們住在一起，不但生活有興趣得多，而且友誼也一天一天地增長起來，他們都把我當作自己的妹妹一樣看待。尤其是施存統夫妇，由於生活特別接近的原故，友情更加深刻，我們都以兄妹相稱呼。施的妻子王一知雖然她個人缺乏追求上進的精神，但她同某些女同志不同，她较超脫，不嫉妒任何女同志各方面的優點。我和他們自始至終保持良好的友誼。这不但把我從寂寞的精神状態中解放出來，而且在物質生活方面，也改善得多，過着像人一樣的生活。關於这一點，我內心里一直是感謝瞿秋白對我的同情和体貼；尤其使我感激和獲得鼓勵的，就是他很看重我，對我的前途抱着很大的希望。例如有一次，大家一起談話，当他批評了施太重感情而缺乏了理智之後，他着重的說：

    「在我們这一批人之中，丁冰之將來在文學方面有希望 (丁冰之即後來著名的文藝女作家丁玲) ；碧蘭在政治方面有希望。」這句簡單估計個人遠景的話語，曾給予我很大的鼓励，因是出於我當時所敬佩的人之口當我的面說出來的。

    但相處的日子渐久，施存統夫婦和我對瞿的私生活便開始有些不满，我們覺得他追求物質的享受，充满着破落貴族和小布爾喬亞的氣氛(他出身於一個破落的小官僚家庭) 。像丁冰之和他的妻子的極端自由和浪漫的作風，這是由於她們受了五四運動反封建思想的影响，這在當時還算是一種進步的表現(雖然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是不正確的)。但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领袖之一的瞿秋白，他不但沒有纠正他的妻子和丁冰之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行為，而且自己也和她們打成一片，跟隨着她們的那種極端的自由主義和及時行樂的頹废墮落的傾向走。他們當時也不追求上進，終日以看戲、饮酒、談爱為消遣。有時一起抱頭大哭，情感極不正常。虽然瞿的弟弟熱烈地追求丁冰之，而且已經同居，但丁却公開的說並不爱他，不過在寂寞無聊中一種消遣而已，她实际上是戀爱着瞿秋白。總之他們的生活完全陷於頹廢、浪漫、三角戀爱和变態戀爱的状態之中。

    在對同志的態度方面，瞿秋白高高在上，驕傲，看不起人。不但不喜欢接近下層同志，即連幹部也不愿意接觸。假如有同志來訪問他時，他在樓上一定派人下來問是什麼人，如屬上層，他便接待，如果是幹部或普通同志，不管來自遠近，則概不見面。例如有一次，當李震瀛和陳為人(做鐵路工人運勤的)從北方來上海至他家訪問他時，他不但不請他們上樓，而且自己也不下來和他們談談，僅僅吩咐施存統(施當時沒有負黨的任何责任，而瞿則為中常委之一)同他們談談就算了。因為他一向看不起做工人運動的同志，這件事使我很反感。過了不久當阮永釗(北大的學生)特來訪問他時，我正在樓上，女傭人将阮的字条拿上來時，瞿秋白一看名字便怒氣冲冲地說：「什么人都到家里來找。」他的妻子(非同志)接着也以一種輕視的口氣對女傭人說：「你說先生不在家」。瞿秋白一聲不响，就這樣把一個同志打發走了。这件事使我更加反感。但過了幾天当沈玄盧(又名沈定一，曾任浙江省議會議长、大地主，五四運動後写了一些新思想的短文，成為名流．去過蘇聯，曾一度加入共產黨)帶着他的兒媳楊之华到他的家里來訪問他時，他却把他們当上宾看待，佳餚美酒，談笑風生。這恰同上面所敍對待那幾個同志的態度形成了一個對照。

    施存統與瞿完全不同，他出身於貧苦的農家，生活簡朴，在對同志的態度方面也比瞿不同 ，只要是來訪問他的，不管是上層或下層，他都一樣地热誠接待，就是被瞿拒而不見的同志，他也表示歡迎，他對瞿的驕傲態度，也像我一樣反感。因此，樓上和樓下彷彿形成了兩個階層似的。在我們的下意識里，好像樓上是屬於貴族階層，而我們樓下則屬於平民階層一樣。我們的這種意識，有時甚至相互從口中說出來了。

    雖然我對瞿生活方面的貴族傾向和對待同志的驕傲態度，以及對社會名流和國民黨要人極感興趣的態度深為反感，但對他的理論和文學方面修養的敬佩却仍舊保持着的。

   當時黨和團的力量還十分薄弱，除了黨中央的幾位上層頗袖和某些知識份子之外，主要的基礎是上海大學。當然其中主要的是學生青年，以及一些教授，包括中學部的教員等等。除此之外，只有商務印書館有幾位编輯和職員，如沈雁冰(即後來的文學家茅盾)，杨贤江(當時商務印書館办的学生雜誌主编)和丁晓生(职員)等。此外還有幾個工人同志如郭某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他為上海書店創始人，后為毛泽東之弟毛泽民所代替)和他的妻子黄玉衡等。我是屬於上大的教授和职员支部，即：瞿秋白、施存统、鄧中夏，卜世畸和我五個人。蔡和森每星期出席這個支部會議。也許由於我是学生的原故，對他們所討論的問题，不甚感興趣，因而我覺得这個支部並沒有给我很好的教育。上大教授和職員同志間的情感並不十分融洽。瞿和施是能合作的，但鄧中夏与瞿秋白之間始終不合諧，因瞿對他總是採取一種藐視的態度。瞿曾親自對我说：

    「鄧中夏沒有理論修養，是一個實际主義者。」因鄧當時任上大的事務主任。至於其他在上大中学部教書的同志，那他更不在眼內了。

    自1923年初，共產國際認為中國的革命是各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國共產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政策後，如前面所述，中共經過慎重的考慮，各地的党員和團員全都参加討論，曾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威望和共產國際的权威，因而中國共產黨在1923年7月初所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這個决議。這便意味着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不能担負頓導國民革命的使命，必須加入國民黨同它合作。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领導層便改變了原有的無產階級的立场，產生了一種極右的倾向。這種傾向首先表現在思想方面。例如毛泽東(他在第三次大會被选為中央委員)在他所寫的一篇题為《北京政變与商人》一文中(發表於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嚮導週刊上)。他說：

    「中國現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別的問题，是簡單一個国民革命问题，用國民的力量打倒軍閥並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国帝国主義。這是中國國民的历史使命。這個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務，全國回民中的商人，工人、农人、學生、教职員都同样应该挺身出來担負一部份的革命工作；但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在國民革命中应该担負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負的工作，尤為迫叨而重要。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军閥外力互相勾結箝制全國国民二重壓迫政治，全国国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最敏銳迫切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商人為最……商人迫切要求裁厘加稅，但裁厘有損於軍閥的利益，加稅又有损於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益。」

   上面便是毛泽東對於商人在國民革命中站着主要地位的理論根據，因而他的結論是：

   「上海的商人起來了，而且行动了，我們希望天津、北京兩地的商人一齊起來和上海的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動。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领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重點為我所加) 【HGC： 原文“商人的團結越廣……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下加黑点强调。】

    毛泽東在這里所指的商人，即资產階級，这便明顯地意味着资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主要领袖。

    隨後，在1923年末，陳獨秀又写了一篇题為「國民革命与社會各階級」的文章，發表於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上。在這篇文章中，他從中國各階級的分析和力量的對比之後，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即是說為资產階級性的革命；同時，中國的工人階級数量既不大，貧窮而又無知识，因而不能领導這個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須同資產階級合作才能完成這個革命。」

    陳獨秀的這種思想，是異常之明顯的把中國國民革命领導的任務寄托於資產階級，即他所認為的「革命的資產階級」。这便完全改變了他原來的無產階級的立场，這同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二次大會宣言」 (該宣言為陳獨秀和其他领袖共同起草的)的宗旨完全相矛盾，該宣言的結論中說：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工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渐次達到一個共產主义的社會。……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计，引導工人們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与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义聯合戰线里，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物，而必須為自己階級的利益鬥爭，那麼工人們要組織在共產黨和工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组织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组织蘇稚埃，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它號召全中国的工人和貧農，集合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一齊來和全世界的无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並肩前進，達到全世界的解放。」(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 ；

    這個宣言，明白地指示出：中國共產黨是无產階級的政黨，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工農專政，渐次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繼承俄國十月革命列寧時代的傳統，它不但排除了资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在民主聯合障棧中同小賣產階級聯盟還要注惫不要做了它的附屬物，而要保持工人階級的獨立，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同貧農共同鬥爭。這同後來斯大林领導的共產国际的「四個階級聯盟」毫無共同之點。

    在同年12月，即國民黨改組的前夕，瞿秋白寫了一篇题為《國民黨改造与中國革命運動》(發表於1923年12月19日的嚮導週報) 。在这篇文章里，他對於國民黨的评價和對它改組所懷抱的美麗幻想，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尤其作為一個领袖來說，是令人驚奇的。他說：

    「辛亥革命造成中華民國的是國民黨，历年來任劳任怨為平民爭权利，反對北洋軍閥的，也只有國民黨，這次國民黨的改組有重要的如下三點：

    （一）從此平民的政治運動与軍事的革命行動並進。

    （二）從此组織群眾的民主的真正政黨肅清腐敗分子。

    （三）從此實行嚴格的紀律，作全國有组織有系統的運动，處處時時代表平民而反對軍閥和列強。」

    由於瞿秋白對國民黨的改組抱着極大的信心和幻想，因而他便更進一步地大声疾呼：

    「全國的平民呵！……聯合起來，應該趕快組織國民黨，集中我們的政治勢力……現在的國民黨便是我們集中势力運用势力的中心。我們若要脫離列強和军阀的壓迫，自己建設真正的平民共和國，真正的獨立國家，真正能發展自己的國民黨……這正是我們平民自己的國民黨，我們必須自己參加，商人、農民、工人、学生和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該加入國民黨！」

    瞿秋白稱國民黨為「我們平民自己的國民黨，」但他却忘記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共產黨』，忘記了他自己還是當時共產黨的領袖之一呢。他把商人(即资產階級) ，工人和農民都放在一個平面上算作「平民」，这便表现他的階級觀念的混乱；同時，也就表明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的根本錯误。虽然他在當時寫了不少关於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從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溶化於實際問题中，使它成為符合於實際問题的理論根據或分析的方法，他当時寫作的產量很多．但同志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他很渊博，但從他的文章中，得不到一個中心觀念，也找不出他的思想线索和邏辑結論。同志們都以為是由於自己的社會科學程度太差，不能领略其中耍義的原故，我當時也是這樣想，但後來才發現，他的文章沒有中心思想和邏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那些文章不是經過他自己的思想創作出來；而是從俄文中翻譯出來，東併西凑前後顛倒而寫成的。

    上述這些表現在共產黨慎袖之間的右傾思想，尤其是陳獨秀和瞿秋白的思想，在幹部中引起了一種混乱和疑惑。但一般下層黨員群眾仍旧反映无產階級的意识，以為共產黨員加入国民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種「策略」，在國民黨的名義掩護之下，發展自己的力量，朝着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前進，而不是把國民黨當作自己的黨，寧可說對它是懷着某種界限的。例如有一次，当我同一群共產黨員去参加上海國民黨區黨部的黨員大會時，我們對那些所謂國民黨的领袖們，如汪精卫、廖仲愷等的演說，不但不感興趣，而且还怀着另外一種心理。这就足夠證明：一般共產黨員仍舊保持着原有的共產主義的信念，而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

    至於黨當時在實际的行动方面，由於中共上層領袖思想的右倾，另方面，由於1928年2月7日京汉鐵路工人总罢工的失敗，因而某些干部甚至领袖都纷纷轉向到国民黨去工作(在国民黨工作薪金比在黨內工作要多兩倍乃至三倍以上)，单以上海來说，毛泽东、鄧中夏、向警予、沈泽民等都一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

    毛泽东當時本為共產黨中央委员之一，但他並沒有参加黨的工作，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担任宣傳部的干事。從那時起，尤其自1924年1月国民黨改组，他被选為国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後，他便專門從事於国民黨的工作一直到1927年為止。他初次給我的印象：沉默寡言，态度文雅而嚴肅。但看來缺乏一般湖南人的豪爽和熱情，雖然他是湖南人。

   邓中夏也是湖南人，前面已經簡略地提到他的历史。当我於1920年秋到上海時，他仍舊是劳动组合书記部的負责者之一，又是上海大学的事務主任，但自1924年1月國民黨改组后，他便离開上大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任务工部的干事。雖然環龙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离我們的住所很近，但他從不來我們这里(祇有一次來找施存統) ；同時，由於他的工作的調动，他就不屬於上大支部了，因而我們之间便很少接觸。直至1927年4月末．我們才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相見，雙方甚為喜悅。但自此以後，我們就再沒有見面了。他於1928年去蘇聯參加國際第六次大會，以及中国共產党第六次代表大會后，便留在职工国际，因他被选為紅色职工国际委員。他在那里写了(中國职工运动)小冊子。回国后，在上海作地下工作，於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槍决。他是我於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汉所接觸的同志中留下良好印象者之一。

    向警予前面已經說遏，她本为共產黨中央婦女部的負责者(非中央委員)，但從1923年末，她便和毛泽東等一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她任婦女部的幹事。该部部长为一個男性国民黨的老黨員叶楚伧，他的举止庸俗，面貌可憎，语言無味。由於国民党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女黨員作婦女部长，宁可以一個客串的男角來充当。由此可見國民黨一開始同共產黨合作，就把持重要地位而對共產党人深存戒心，限制共產黨人的地位了。

   沈泽民是沈雁冰(即後來的文藝作家茅盾)的胞弟。他的性格温和，面上經常堆满着笑容，身材短小精悍，頗有文艺家的瀟洒风度。對同志很熱情，但自然而不過份。他爱好文藝，曾從英文翻譯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說在前進的刊物上發表。他常來我們的住所，不但同我很谈得來，而且在各方面的興趣也很相投，因而我們之間建立了一種同志的良好友誼，這種友情一直保持到我去蘇聯離開上海的最後一分撞。

    他的未婚妻張琴秋当時也在上海讀書，但尚未入黨。当我於1925年秋，從蘇聯回到上海時，張已經加入了共產黨；而且在「五卅」運動中作女工運动很努力，因而被黨派她到蘇聯去学習，沈泽民也要求同去。在他們動身之前夕，我还在他們家里見过他們一次。但從此以後，我就沒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沈泽民回國後約於1931年在安徽省游擊队中犧牲了。他的妻子張琴秋在中共取得政权後，曾一度作過輕工業副部長(我曾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此消息和她的照片在一起)。但由於他和張闻天、沈泽民……等在蘇聯中山大學時為王明派，即所謂二十八個布尔塞維克之一，故後來就無消息，恐被毛清算了。

    在1924年2月的一個清晨，黃日葵忽然從北京一直來到我的住所，他把行李寄放在我處，立即就去找上海的社會主义青年團的機關。他是為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国代表大會而來的(他当时時為北京SY的書記)。他每天下午散會后即來看我；而我亦於此時從上大放學回來，我們同游或閒談。我們經過半年以上的通信，顯然雙方都不知不覺地被一種微妙的力量吸引着；施存統夫婦常当面開我們的玩笑；瞿秋白則以冷淡和藐視黄的態度對之。這一暗示，曾給予我深刻的影响（因我当时还是很钦佩瞿的）；同时，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便是我坚持在求学期间不恋爱的宗旨。因有了上面这两个因素，使我和黃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不致为情感所蒙蔽，得以较冷静地观察他的谈吐为人及交友的态度。在两个星期的接触中，虽然他尽可能地表他的聪明与活泼，适当而文雅地表达他的情感；但我却从他的谈吐和某些片断的生活叙述中发现他的某些弱点，如不沉着、爱虚荣和喜与女性交游等等。当我一经发现这些弱点之后，将近一年由于在北京的接触和往后的通信所发生的情感起了波动和矛盾。我觉得这种已经超过一般友谊的倾向，有当机立断之必要。

    当然，已經建立起來的情感，要由理智來抑制和摧毁它，自然要經历一番內心的矛盾和痛苦；但為了未來的前途着想，就終於决定了。我当即告訴施夫婦，叮囑他們從此不要再当着黄的面開玩笑，我向他们说明了理由和表明了態度之后，他們認為我的態度很對。自此以後，当黄日葵來我這里時，我們都改变了態度，以對一般同志的態度對他。当他離開上海回北京時，我因故意表示冷淡，沒有到火車站去送行，这使「某些动他到車站的同志感到驚奇」。這話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封信告訴我的。他是借用同志的話間接表示不满於我不夠交情之意。往後僅僅通过一二封普通的信，就断絕關係了。曾經因孤寂一度掀起的情波，完全平靜下去了。

    在1924年春，我同瞿秋白，施存統夫婦住在一起已經半年以上了，我的情緒便開始有點不安，他們對我如兄弟姐妹般的友情，對我全部生活乃至零用各方面費用的帮助，使我感到不安。他们時常安慰我说：「不要時感不安，我們这里多一個人生活也是一樣，並不增加多少開支，你专心讀书好了。」这些体貼人情的誠懇話語，使我深深感激。尤其在同年一月當瞿秋白為參加國民黨的改組會議到廣东後，他曾写了一封長信給我，除了鼓励和表達他對我的友誼和期望外，最后特別着重的說：

    「你安心讀書，尤其对俄文多用功夫，不要覺得长期接受同志私人的帮助而時感不安，我們是樂意帮助你的；不必急着馬上就去蘇聯，先把俄文的基础弄好一點再去，比較便利，而且学习也將收效更快得多……」

   瞿秋白的这封誠懇而富於人情和鼓勵的信，曾給予我很大的安慰，使我能夠安心学習；尤其是施存統和王一知對我当親妹妹般的情感，使我感到生活一點也不孤寂，這種良好气氛的關係一直保持到当我把到蘇聯去的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在离開這座房子的最後一分钟為止。

從北京到上海的生活与瞿秋白

    在1927年12月末，当我們到達上海時，正是廣州暴动失敗之後，上海的情形異常恐怖。在這種情形之下，瞿秋白的中央把述之和我連同我們幾個月的女兒一起，三個人安排在同孚路柏德里中央交通机關的一個樓梯底下三角形的地方居住。這並不是住人的，而是一個放粗東西的地方。既無窗戶，當然也沒有阳光和空气，裹面只有一張床，不但沒有任何傢具，即連一張椅子都沒有。我們晚上睡在裹面，白天裹連坐一下都不可能，述之就到樓上接頭的地方去坐坐；我便只有抱着我的女兒到附近夏之栩私人的住所去混過一天，晚上才回來。這個交通處每天至少有幾十個從本地和外部來的同志同中央接頭，但中央的重要人物以瞿秋白、李立三、周恩來、李维汉等從不到這裹來，由住在這裹的中央交通張宝泉到第二道较為安全的交通處(即中央交通石瓊住的地方)，由那裹的交通石瓊通知他們，然後他們便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去分別接見那些需要和他們接頭的同志。我們所住的這個機關是第一道交通處來往的人最多而最危險的地方。有一天早晨，我们剛起來不久，尚未出門，刘伯堅、陳喬年、汪泽凱一同來看我們，在我們住的這塊地方站了一会，他們一致表示十分惊奇，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這真令人料想不到，怎麼会把你們安排在這樣的地方?這簡直不是人住的，連窗戶都沒有，沒有一點陽光和空氣，尤其對於婴兒最不适宜，即使是沒有嬰兒也不應該把你們安排在這样的地方；而且這地方太危險，你們没有必要冒這種危險。」

    我們回答他們說：

    「我們刚來這裹，我們還沒有想到這些問題。既然中央把我們安排在這裹，我們只好住下。」

    他們聽了我們的回答，大家都沒有表示意見，帶着沉默的神情告辭而去了。其實，所謂中央的安排，就是瞿秋白個人的安排，我相信其他的同志是不会把我們安置在這樣非人住的地方的。瞿秋白是总書記，而且又是一個陰险狠毒的官僚。他當時大权在握，可以為所欲為，按照他自己的好惡來分別地處置任何同志了；而述之是他多年來所忌恨的對象，这时便逃不脫他的手掌，受到他的這種貶辱和變相迫害的待遇了！

    自1927年5月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會前夕，由於瞿秋五白的处心積虑，陰謀策劃的結果，在這次大會後，撤除了述之中央常務委員的地位；在北方又繼續一次再一次地降低他的地位，当时所留下來的僅僅是在名義上的一個中央委員而已，在这種情形之下，我們住在交通處已經受到某些接近上層的勢利的同志的冷眼看待。而這些人是以前想同我們接近而求之不得的。同樣的情形，我在夏之栩的家裹，也碰到某些同志，大多數雖然對我們還是同以前一樣，但那些「敏感」而势利的人們那就有點不同了。例如：有一次，當李富春在夏之栩的家裹時，我也在那裹，他坐在寫字台上，以毛筆作寫字之遊戏，他用大楷字体寫成底下的兩句：

    「今日之陳碧蘭，昔日之交際明星」。

    我看了這個字條除了內心里感受一種不快的刺激之外，沒有作聲。但另一位男同志(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我對他不熟识，也許他認识我，不過到這地方來的是較重要的幹部，因是上層領袖常來的地方)，看了這個字條，表現一種不服氣的神情，用一種質問的口吻對李富春說：

    「奇怪!這是甚么意思?陳碧蘭還不是同以前一樣嗎?為甚么有『今日』和『昔日』這樣距離的分別?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上海區委領導机关的領導者之一哩! 」

    李富春以狡獪的一笑作答，我不願意揭穿他的意思。由於我的沉默，因而那位同志也沒有追問下去就這樣混過去了。這便深刻地反映着李富春之趋炎附勢的官僚傾向和黨的日趨墮落和腐化。他的所謂「昔日」的含義便是意味着我在黨內地位上昇的時期；所謂「今日」便是揶揄我在黨內地位的衰落。我當時內心裹已經了解到這一點，不過我以沉默的态度忍受吧了。雖然我在黨內獲得相當的地位並不是在認识述之以後，而是在認识他之前，這是由於我自己多年來獨自奋鬥，努力学習和工作的結果。但我在黨内地位之日渐低落，則是由於述之被瞿秋白的陰謀策劃和公開打擊的影響。我在夏之栩的家裹，除了明顯地受到李富春的揶揄外，也徽徽地感覺到我的曾经共患難的好友對我的態度也比以前不同了。雖然夏之栩是同我一起鬥爭(從1921年起)，一同入黨，而且往後一直保持着最好的友誼。但在這時，當我每天抱着我的女兒到她的家裹时，雖然她沒有明顫地表示不歡迎的態度，但此之她對新近認識的邓穎超和蔡畅那種有說有笑的熱情表露來，那就使我感到對我冷淡得多了。自此以後，我和她的關係便日渐疏遠。

    我們在交通處約住了一個星期，由於刘伯堅、陳喬年、汪泽凱等同志對我們的關懷和愛護，他們相互商量的結果，決定我們住在刘伯堅的家裹。那是全國濟難会的机關，刘伯堅便是该會的主要負責人。有一天，他到我們所住的地方来接我們到他的家裹去住，他說我們可以住在他的第三層樓上，而且那裹來往的人甚少，比較安全，我們便隨着他搬到他的家裹去了。他是留法勤工儉學生後來到莫斯科东方劳东共產大學的。當我到那裹時，他是東大旅莫支部負責人之一；1926年回國後，作軍事方面的工作，為馮玉祥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革命失敗後，他擔任濟難会總幹事职位。

    我們搬到他的家里不到一個星期，我們所住过的同孚柏德里的交通處被破獲了，負責中央交通的張寶泉和他的妻子，一經逮捕便槍決了。他是莫斯科東大的學生(同我一個時期)，诚恳、忠實、高大健壯的典型北方青年。当我們住在那裹時，他曾有一次，趁着房子里沒有一個人，在寂静的晚上，他以誠懇而嚴肅的態度對述之和我說：

    「這裹來往的人太多，每天總是幾十個，很容易被偵探所發現，隨時都有危險，我以為你們不應該住在這裹；曾經住在這裹的黃平、陳庚中央把他們都調開了，你們也应該想办法离開這裹才好。我自己是做這種工作的，責任所在，犧牲在所不死，你們不必要在這裹冒這種危險。」

    我们听了他这一番诚恳而动人的话之后，回答他说：

    「你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住旅馆或者找房子居住的，一切都由中央的安排。」

    当張寶泉说这些话时，态度异常之自然而平静，好像他自己是宿命的要牺牲一样，而且对此丝毫没有表现恐惧和不安的情绪。我对他的这种忠勇的革命者的殉道精神，内心里异常之感动和钦佩。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时间只过了几天，他便牺牲了，他是自觉地为他的职责而尽忠了。其实，他的牺牲是可以避免的，假如瞿秋白是一个爱护同志的人，他既然知道这个机关已成问题，而把黄平和陈庚调开，不放弃这个机关，让張寶泉去冒这种危险，而白白地牺牲了！但瞿秋白是从来就看不起普通同志的，更谈不到爱护了。至于不把我們調開，那是別有用心(這將在後面的事實中更加證明)。我們這次算是萬分的僥倖，假如不是劉伯堅、陳喬年和汪澤凱等同志私自設法把我們搶救出來，那我們便毫無疑義地陪伴着張寶泉夫婦一同槍決了；而我們那個半歲的十分可爱的小女兒的命運，也就不堪設想了!

    我們在劉伯堅的家裹住了不久，住在他隔壁的陳喬年被捕了，他是江蘇省委組織部的書記，同他一起被捕的還有負責工人運動的許伯昊和龍大道(即龍康莊，他是我在上海和莫斯科東大的同學) 等一批幹部。他們一經被捕很快便一齊槍決了。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情況之下，凡是共產黨人一經被捕就沒有生還的希望的。劉伯堅處在當時這種極端險惡的環境之中，對陳喬年被捕這件事感到惶恐，尤其是他的妻子剛生產不久，而且又是一個入黨不久的同志，更是異常驚慌和恐怖。當時述之和我雖然在情感上對於這幾位同志的犧牲感到悲痛；但並不恐懼，因我們相信我們住的地方沒有危險。我們告訴劉伯堅和他的妻子說：

    「我們這個地方在一批被捕的同志中，只有陳喬年一個人知道，雖然他住在隔壁，但他並不常來這裹，因此，在我們看來，這里沒有危險。因我們深刻地了解喬年堅強的性格和對革命的忠誠，我們相信，他在任何嚴刑拷打之下，是決不會供出同志的地址的。同時，我們知道伯堅更是深知他的。所以我們不必着慌。」

    但他們仍舊不放心，為了預防萬一起見，第三天便搬到另一座房子里去了，我們住在樓下的一層。前面已經說過，這是濟難会的机关，刘伯堅便是該会的主要負責者。在他的屬下有三個同志，由於他們没有任何實際的工作可作，便常常作打麻將之遊戲。自革命失敗後，在極端恐怖的局勢之下，黨為了掩護起見，凡屬中上層機關都佈置得像一般富有的家庭或中產階級的家庭模样，當然愈是上層其佈置和装璜就愈考究。這些机關有的作為分別接頭之用；有的則為開會之用。當開會時，客厅里的方桌上放着一副麻将牌，四個人围坐於方桌之四周，假作打麻將，旁边围着幾個人裝作觀牌的姿勢，這是中国各大城市一般家庭的普遍現象。因而，共產黨為了适應環境，採取打麻將的政策，作為煙幕掩護的手段。但「麻將」是一種異常複雜的遊戲，它本是具有很高的技巧和興味；尤其有赌錢的性質，因而它便具有更大的興趣和吸引力了。假如一個个學会了，就非常地喜歡玩這玩意見，但時常玩，自然就会變成一種嗜好。撼我所知，在上海差不多每一個中上層的機關都經常「打麻將」，愈到上層，「打麻將」的風氣就更普遍。他們實際上並不是當作開會時的掩護；而是變成一種享樂的游戏了。至於一般的下層幹部，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利用麻將來作掩護。

    但這種遊戲魔力既大，又浪費時間，因而有不少黨員，尤其是那些沒有實際工作的上層分子，便開始腐化，他們不去讀書和研究，經常玩此玩意兒，有的甚至每天如此。例如刘伯堅本是一位生活相當嚴肅的同志，但由於他經常地玩「麻將」，每天如此，有時甚至整夜不睡的玩，他便變成一個爱好「麻將」的癖好者了! 述之本來根本不会玩麻將，但因在天津開會時常作假玩麻將之故(在北方是真正以此作為掩護，沒有真玩麻將的風氣)，也開始懂得一點。他不參加此種玩意，有時偶然参加一下，但那些「牌精」們同他一起玩感到不痛快，因述之對此不熟練，動作太慢，程度又低，同他們不相調和。而述之本人也沒有多大的興趣去玩那種遊戲，他終日同書作伴。至於我，我是会玩麻將，而且對此有興趣的，但我沒有可能参加這種遊戲，這是要有充分的時間和相當數量的金錢的，我正好沒有具備這兩個條件。在時間方面，我的半歲的女兒，由於中國的條件和我們的貧窮以及生活之不安定，她從沒有自己的小床，更談不到有其他的坐的車子或推到外面去的車子。因此，她除了睡覺以外，便是經常抱在我自己的懷裹；在金錢方面，當時黨中央每月只給我們（三個人）三十元的生活費，這個数目祇僅夠一個人的生 活費用。當時我的女兒面部生小紅疹子，我每天必須抱着她到貧民的醫院去診治，歷三個多月之久。雖然上海的人力車很便宜，十幾個銅元就夠坐到醫院，但每天必須去，而且來回需要三十個铜元(三十銅元等於十分之一元)，這在當時我們的經濟條件之下是擔負不起的。但我們絕不願向黨中央要求更多一點的錢，寧可自己多吃點苦。我們親眼看到，其他的許多同志假如他們有了孩子，中央會自動的津貼他們，根本用不着自己去要求；甚至有許多女同志在過去並無任何地位和工作能力，而在有了孩子之後當然更無工作，但她們大多數不但有女佣人，而且還有奶娘，她們自己可以完全不管孩子，讓她們終日好坐在那裹享受麻将的遊戲。當然，這些女同志的丈夫假如不是為瞿秋白所喜爱的話，那麽就是和其他的重要人物有密切的關係，才能獲得優厚的待遇。

我們在這裹約莫住了三個月左右，在1928年春，有一天黨中央突然派李維漢來見我們。他對我們說：

    「我现在帶来中央派你們到香港去的旅費和香港交通處的地址。」他把旅費和地址都放在述之正坐在那裹的寫字枱上，就不作聲了。

    述之當時就問他：

    「我到香港擔任甚麽工作，為甚麽事先中央沒有告訴過我，和我討論那裹的工作問題，現在突然派我到香港去，究竟我到那裹去做甚麽工作呢?」

    李維漢簡單地回答述之說：

    「你到了香港，那裹會安排你的工作的。」我抱着女兒坐在一旁沒有作聲。但想不到述之這次再也不像過去那樣的忍耐，而却以嚴厲和堅決的態度及語調對李維漢說：

    「黨過去無论派任何一個中央委員到那裹去工作，一定耍预先告訴他擔任甚么工作，他应該参加中央的會議，同他的讨论那裹的局勢和工作的方針。你們现在只簡單地给我們一個交通处的地址和僅夠買船票的旅費。在廣州暴勤失敗後，現時的香港和廣州特別严厉的情形之下，隨時都有意外的事發生的可能．假如那個交通處發生了問题或遷移了，你們既沒有给我們第二個接頭的地址；也沒有多餘的钱，既無钱住旅馆(因為你們是準備我們住交通处的)，又沒有錢買船票回上海，那我們怎麽办呢?你說我到了香港由那裹派我的工作．究竟是誰在那裹負責?由誰派我的工作呢?我的工作是应該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像這樣不按照组织的程序，糊里糊塗派工作的方式，我不能接受。你記不記得? 当我在中央負責時，派你們到甚么地方去工作，是不是這種態度和办法? 你把旅費拿回去，從此我也不接受黨的生活费了。」

    李維漢听了述之這一番話之後，面紅耳赤，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便把旅费拿在手裹，表現一種尷尬的神情走了。

    按照一般的常規，述之當時还是中央委員，派一個中央委員到一個地方去工作，首先便应該讓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討論那襄的局势和工作方針；同時應該告訴他擔任甚么工作。尤其在廣州暴勤失敗之後，香港的局勢異常嚴重和恐怖，在這種情形之下，派述之和我到那裹去工作，連防備意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據我們所知，黨在当時派任何同志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除了足夠的旅費之外，一定還要多準備一些袋，以防意外；同時還需多给一二個可靠的地址，以防臨時遷移(這是常有的事)。這兩件事，差不多成為党在當時特殊恐怖的情況下保衛同志的一種措施。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對待述之的態度便完全兩樣(主要的是瞿秋白對付述之，我是被牽連在一起的)。只給我們一個交通虑的地址和僅夠買二张三等船票的旅費(我記得約三十元左右)，準備我們到了香港便住在交通處，因而沒有為我們準備住一二天旅馆的費用。像這種對同志的刻薄待遇，在過去絕對沒有；尤其在當時更不應該(對其他同志不會如此)。這显然是瞿秋白的蓄意陷害。實際上，他並沒有準備述之和我擔任甚么工作，而只是把我们一起（连同我们几个月的女儿在内）送给敌人罢了。因他深知当时香港的情形，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条件，在那种情形之下，无疑安置了一个陷阱，我们一定会一起跌落下去的。在不久之前，瞿秋白阴谋的安排我们住在交通出的危险情形（如上面所叙述的），同这一次他阴谋策划的陷阱连系起来，这便无误地表明瞿秋白处心积虑的企图毁我们生命的意向是如何地坚强和恶毒了。

    李维漢是法国勤工俭学出身，湖南人，体格高大，阴沉寡言。他于1923年开始，便担任湖南省委的书记。1925年1月第四次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1927年第五次大会后，他仍旧回到湖南作省委的书记。当同年5月21日长沙的马夜事变发生时，他就带着整个省委离开了长沙，而他本人就逃到武漢去了。他在聽候中央的指令和希望國民政府去解決這個問题的藉口之下，來掩飾整個省委的臨阵脫逃。當地的下級幹部和群眾領袖準備集合長沙，領導四郊的農民準備進行反攻長沙。但當駐在武汉的共產党中央下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靜候國民政府來進行解決時，四郊的農民已經向長沙湧來；由於長沙整個省委的臨阵脫逃，以致使浏阳縣的農民隊伍因來不及得到共產黨的通知而全数被許克祥的机關槍掃射了!按照一般黨的常規，李維漢帶着整個的省委而臨阵脫逃，是應予以嚴重處分的，但在當時機会主義和官僚主義合流的情況之下，他的這種罪惡的行動，在藉口等待国民政府解決的掩護之下，在瞿秋白的眷宠保護之下，他不但沒有受到任何的指摘和批評；而且後來還升高一极，作了瞿秋白的重要助手——中央組织部的書記。自1949年中共勝利後，李維漢仍舊被选為中央委員。他的职务是代表共產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控制各黨派人物的首腦。

    從上面的敍述中，便發生了一個問題，為甚麽瞿秋白既剝奪了述之在黨內一切职位之後還耍進一步地以借刀殺人的陰謀來毁滅我們的生命呢?這是極難使人理解的，即述之和我本人在當时也想像不到。但由於我們曾經住過的交通處被破獲，以致張寶泉夫婦被捕和遭槍決；隨後再把瞿秋白派述之去香港的陷害策劃配合起來，加以分析和研究，我們才能了解這決非出於偶然，而是有其深遠的原因的，為了耍發掘這一深遠的原因，我們就必須追溯一下瞿秋白和彭述之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瞿秋白於1923年夏從莫斯科回國後，由於當時黨內的人材缺乏，黨就任命瞿秋白為新青年雜誌的主編。他從俄文的書籍和材料中，編寫了不少的文章。雖然同志們對他的文章都感到不易了解，但由於當時黨內一般同志的理論水準甚低，大家就認為瞿秋白是黨內的理論家(我當時亦其中之一)。從此，他在黨內便享有理論家的聲譽了。

    但在1924年8月，彭述之回國後，他一方面參加上海地方的實際工作；同時又在嚮導和新青年寫文章。他寫了幾篇理論性的作品如《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以及《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等。由於他的文章不是從俄文編湊而成，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和闡述中國問題，而且由於他的思想有條理而合乎邏辑，使同志們看了容易獲得中心的观念。因此，不但國內一般幹部和黨員，認為彭述之的文章才是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於無形中認為他是當時黨內的理論家；即在莫斯科理論水準較高的旅莫支部的同志們的眼光中也是如此。而對於瞿秋白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翻譯過來改為《社會科學講義》當作他自己的著作，是表示鄙視的。

    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述之以旅莫支部的代表參加，被选為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会委員，宣傳部的部長並主編嚮導和新青年。雖然瞿秋白也被选為中央委員和常委，但他既已不主編新青年，而又在彭述之所主持的宣傳部作為一個委員。在這種氣氛和現實地位的情形之下，瞿秋白在彭述之被黨和幹部尊重的光照之下，便顯得暗然無光了。這是自以為了不起的瞿秋白所不能忍受的。因為瞿秋白是一個典型的追求虚榮和权位的小資產階級知识分子，在他的旎甑纳钐帲?惝a生了對彭述之的極端嫉妒。隨着時間的進展，由嫉妒發展而成為仇恨，這就是他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企图報復，陰謀策劃來打擊述之的真實原因。

    此外，由於瞿秋白個人的性格陰險殘酷，因而對述之由嫉妒而發展起來的仇恨，便更進一步地發展到企圈假借敵人的魔手来毁灭我们的生命。同時，也因為黨在當時已經把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完全输入到黨內來了，這二者配合起来，那更使得瞿秋白肆无忌惮地為所欲為，任何陰謀陷害的勾當都可以做得出来。从斯大林在30年代毁滅了整代的老布爾塞维克和无数革命者的殘酷事實中，也就不難理解瞿秋白企图对述之和我的阴谋陷害的秘密了。假如他當時也像斯大林一样有政权的话，那么，我們便成為官僚制度祭壇上的犧牲品了！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代替莫斯科清算了陳獨秀，作了总书记后，有计劃地排除了一大批老領袖和幹部；奴顏婢膝的盲動主義(武裝暴動)的政策。但他享受这个「荣誉地位」的時期是很短暂的。由於暴動一個接着一个地失败，干部和黨員以及革命群眾的惨重犧牲，因而在共产党内兴起了對瞿秋白的盲动主義的不满情緒，到處都听到反对盲动主義的聲音，以致形成了黨內的危機。這種情形，当然也带到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大会中。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便把瞿秋白當作代罪羔羊，因而以工人出身的向忠發代替了他的總書記地位，但實权却掌握於李立三之手，向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這就同瞿秋白以前利用工人的名義來對付他的政敵一樣，對瞿秋白來說，這倒是具有諷刺意味的。

    由於瞿秋白馴服地在共產國際的領袖面前「承認錯誤」和「自我批評」，因而共產国際指定他作為中共駐国際的代表，他在那裹消度了兩年舒適而安定的生活(带着他的妻子)，直到1930年9月才被派回國o

    1931年3月的四中全会，從莫斯科派來的米夫支持王明等清算立三路線的同時，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也被取清了，他在黨的地位從此完結了。這便是瞿秋白開始陷於痛苦和轉向背叛的時期。

    1933年末，黨中央決定瞿秋白到「江西蘇區」工作。他在準備進入蘇區之前，曾向黨中央要求他的妻子杨之華同去而遭到拒絕，由此表明他當時在黨內地位之衰落到了何種程度；其痛苦和感傷可想而知了。他於1934年2月到達「蘇區」。雖然他被派為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人民教育委員，但由於王明派的博古(秦邦宪)對他的排斥而沒有任何實权，不過一個空位置而已。

    同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長征」，並決定瞿秋白留在瑞金工作。當1935年2月23日共軍從瑞金完全撤退時，瞿秋白与邓子恢、何叔衡等化裝商人準備由福建到厦門然後搭船往 上海。但在福建武平县水口鄉被国民黨的駐軍逮捕。

    瞿秋白自被捕後，就在狱中寫了他的《多餘的話》，这可說是一篇投降書。在這個將近二萬字的小册子中，從頭到尾我們隨處都可以發現他的貪生怕死的意图。他巧用心機地把他的身世、性格、学识，以及嗜好文藝等描繪出來，表明他自己不是一個革命家，而只是一個「文人」；他之所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歷史的誤會」。例如他在《多餘的話》的「歷史的誤会」一章中說：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学识，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会」。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十幾年…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是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会，一場噩夢。」(見司馬璐的瞿秋白傳附錄多餘的話)

瞿秋白的上面這一段話，可以說是他的投降書的序言。其用意是在表明他的性情根本不能作為一個革命者。接着他又強調說，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最基本的條件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在「我與馬克思主義」一章中說：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份，唯物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资本論——我根本就沒有讀過」。(引文同上)

    這種說法倒是真實的，正如他自己在《多餘的話》所說的「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渐的偷聽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虚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但最重要而明白的还是他下面一句话：「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了，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传者了。」

    在他的「文人」一章中，他极尽贬损文人之能事，把文人描繪成為「懦怯」，「動搖」，「懷疑」，「優柔寡斷」，「隨波逐流」的典型，而且还說這些都是「文人必然的性格」，並說自己就是具有這類性格的「文人」。他尤其強調说：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怯懦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炼成為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革命者，僅僅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引文同上）

    這個在過去不可一世的骄傲而看不起人的瞿秋白，一旦被敵人逮捕，就把自己描繪成為一個如此沒有一點自尊心和顏面的可憐蟲。其貪生畏死的意图是如何地明顯，而乞求敵人饒恕的手段又是如何地卑劣了!

    不僅此也，最妙的文章還在後面哩。好的戲劇最後的一幕總是最精彩的；瞿秋白的投降書的「妙文」，也是排在《多餘的話》最後一章的「告别」中，他說：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武器，假使你們——共產党的同志們——能夠早些聽到我這里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你們早就有权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

    「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裹，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着我一個人的身後虚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认叛徒為烈士却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爱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際上離開了你們的队伍好久了。』 (引文同上)

    瞿秋白上面的這段最後的話，是異常之清楚地向敵人表明：他「實質上離開了共產黨的隊伍好久了』。因此，他不願意慷慨激昂而「死」；寧可做一個叛徒而「生」。同時也就是更明白地告訴他的敵人：不要誤殺了一個共產黨的叛徒，留着他的生命或者他還可以有所貢獻。例如他說：「假使能夠仔細而鄭重的极忠實的翻譯幾部俄國文學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許不会『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在創作和評論方面再來開始求得甚麽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 」 (引文同上)這不是明顯地表明他的願望而又恐怕他的敌人不接受嗎?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雖然徹頭徹尾是一篇投降書；雖然他集中了他的精神和智慧，精細而周密地從他的出身、性格、思想，乃至嗜好各方面來描繪自己不是一個革命者；雖然他儘可能的忠實和坦白，企圖感動敵人的肺腑而饒他一命。但其結果，國民黨却不納降，終於辜負了瞿秋白的乞求而結束了他戀戀不捨的生命。這對他來說，不但是可悲，而且也是最不合算的。假如他具有革命者的風度，不貪生畏死，沒有寫《多餘的話》，憑藉着他的結果，以及他臨刑前高唱國際歌的姿態，無疑地他是一名烈士；也不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被周恩來①揪出來，公佈他為叛徒的。唉!在烈士墓安息了三十多年的瞿秋白，終於被揪出來「鬥垮」、「鬥臭」了。因此，《多餘的話》，對瞿秋白的結果來說，真正成為名符其實的《多餘的話》了。但對他本人的性格和為人來說，它確是一篇真實而具体的自我寫照。自1927年革命失敗後，慷慨犧牲、從容就義的革命戰士不計其數；但像瞿秋白這樣背叛的尚不多見!

    瞿秋白的背叛情節，雖然与向忠發②的下跪哀求饶命的卑賤姿態有所不同；但其靈魂的深處，其貪生畏死乞求敵人饶命的意图是一样的。不過由於二者的身份不同，其表現的方式也不一樣吧了。向忠發是一個流氓工人出身的武汉撑船工人，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屈下「膝頭」來表示哀求饒命；而瞿秋白是一個善於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他便用「筆頭」來代替「膝頭」向敌人求饒了。但不管「膝頭」和「筆頭」，都一樣遭到敵人的拒絕。這對於兩個叛頭的結局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可恥的悲劇。

    周恩來在另一次說：這次運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這是紅衛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寫了《多餘的話》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這个问题，這是從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啟發，年青人啟發了我們這些老頭子。最近又發現在槍斃前，瞿秋白寫给當局一封求饒的信，他是個叛徒……」(見明報月刊24期78頁刊載：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接見財貿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

   【原文】註釋：

   ①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知道戚本禹發現了瞿秋白的叛變文件，因瞿秋白的墓碑是周題字。他為了自保，怕红衛兵搞他，就決定把瞿秋白的叛變真相公佈出來。周恩來說：「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晚年變節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個報告，還未發表，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碑給砸了……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後還是被国民黨殺掉了。』(見明報月刊24期79頁刊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見中国科學院雙方代表时的談話)

   ②向忠發被捕後，供出了四個黨機關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