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复旦教授的“三线”记忆－－作者：郑磊

影片《闯入者》后半段，女主角回到贵州老厂，《山楂树》的音乐响起，看到这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个取景点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一个镜头的远景里，甚至都能看到我曾经的家。那里的一草一木我最熟悉，如今却已人去楼空，几近废墟。

“三线建设”是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工业迁移。所谓“三线”是针对沿海的 “一线”和中东部地区的“二线”而言，主要指我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距离沿海的远近，又有“大三线”和“小三线”之分。数百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官兵，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从沿海西迁。我的父母就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上海去贵州三线的，他们在那里相识结婚，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大部分在贵州的那个厂子里度过。

根据大分散小集中、“山、散、洞”的建设要求，厂子建在一个山沟里，开车到最近的县城也要半个小时。厂里一应俱全，有自己的住房、学校、医务室、影院、集体澡堂、商店、派出所、俱乐部。

整个厂子连职工带家属有上千人，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全厂设有无死角高音喇叭，坐在家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每天早上7点，会播放起床号“叫早”，大家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大人们一起从家属区步行去厂区上班，孩子们则去学校上课。8点整会放“上班号”，此时还未进入厂区或教室的就算迟到。此外，中午12点下班、1点上班、5点下班时也都会鸣号。每天学校放学之后到5点家长下班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自由时段。等下班号一响，无论在玩什么，我们会顿时作鸟兽散，回到自家书桌前假装“安心做作业”。

在厂子里，父母们都是同事，孩子们都是同学，回家后还是邻居，随时随地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你。谁家夫妻吵了架，第二天全厂都会知道，我上午考试成绩不好，中午还没到家，我妈已经拿着尺子在等我。厂长就是这个小社会的全权总管，生产、生活、学习、娱乐、购物全都能管，甚至包括调解夫妻吵架。

由于资源和机会极其有限，一切都由“上面”统一安排或分配，平时工作生活又都在一起，职工们之间磕磕碰碰的事都不少。我母亲早年曾和医务室的一位女同事工作上有些过节，后来这位女同事的丈夫成了厂长。用我父母的话说，此后十多年他们都遭受厂长的“迫害”，无处可逃。那时的人也没有辞职之说，而一旦原本来往密切的两家父母之间有了矛盾，孩子们也不在一起玩了。

我们那个厂大部分是上海人，也有来自北京、东北、西安、湖南等地的。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有几年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邻居，他们对自家身世严格保密。直到有一次全场放电影纪录片，镜头中出现了周总理，她家的儿子童言无忌，对着银幕上的周总理大叫“姥爷！姥爷！”，这时大家才知道了这个秘密，没多久他们全家就回北京了。

虽然远离家乡几千公里，大人们仍努力保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日常生活中都用上海话交流，我们这些孩子也从小会说地道的上海话，却不会说贵州话。我有两个姑妈当时也去了贵州“插队落户”，和“三线人”住在相对隔离的厂矿不同，她们是完全在农村生活，生活条件比我们厂矿要差很多。

每隔几年全家会回上海探亲，火车要坐两天两夜，常常要一路坐硬座到上海。到了晚上，父母们坐着，我则横躺在父母身上或座位底下。在上海短暂停留的时间里，父母用平时攒下的积蓄到处采购生活用品，全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换成新的，仿佛这样全家就又能和上海人一样了。回去前自然也免不了为同事们代购产品。而对孩子们来说，每次从上海回去后，就是我们炫耀新玩(文)具，展示新衣鞋的日子。

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就是：只有考上大学，全家才能回到上海。所以我的成绩已经和学习本身无关，而是维系着全家的命运。我妈给我定下的规则是：考试成绩95分以下，每少一分，就用尺子打一下手心，90分以下就自动进入不计数“乱打”模式。当然，等我考上大学之后，父母再没问过我学习成绩的事。

小学三年级时，父母曾把我送回上海外祖父母家读书。由于没有上海户口，我在上海属于“借读生”，还是父母去学校里使劲求情才把我收下的。我自知能“闯入”上海读书不容易，所以学习还算努力，也知道怎么去讨老师们的喜欢。而更大的挑战其实不在学校里。80年代上海人居住条件很差，几代人蜗居在斗室里，本身已经很困难，我的到来成了一名“小闯入者”。等父母留下我回贵州之后，我突然发现，以前回去探亲时对我很热情的大人们变了样，时常话中有话、冷言冷语、甚至厉声厉气。现在想来他们有他们的难处，而十岁不到的我也正在顽皮倔强的年龄。但记忆中那确实是我真正面对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在夹缝中生存。一直熬到来年暑假回贵州时，我再把憋了一年的委屈向父母“汇报”。

暑假之后，父母把我转到了另一边的祖父母家，但那边的情况更复杂。五年级时，父母只好把我接回贵州。虽然我很喜欢上海的教育氛围和优良设施，但更愿意不再寄人篱下回到自己父母身边。我的一位朋友则经历了另外一种情况，他自出生后，父母直接把他留在上海的外婆家，长大后，他只认外婆和阿姨是亲人，和自己的父母却很生疏。

我父母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调回上海。可是人到中年的他们，彼时在上海已经连落脚之地都没有了，只好挤在祖父母家睡沙发打地铺。对祖父母来说，他们离家多年，回来后也成了“闯入者”。曾经豪情壮志奔赴四方的他们，最后在“三线”是他乡人，在故乡却成了“三线”人。没多久，他们就从祖父母家搬出来，租农民的房子住。幸亏90年代上海的商品房还不贵，几年省吃俭用下来，再加上借款贷款，终于在城乡结合部买下了一套一室户。这足够全家兴奋不已，我们终于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那一年我也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回到上海工作，第一次报上了上海户口。相比其他一些老同事，我父母已经很幸运了。三线厂矿到了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大都濒临倒闭，难以为继。

这几年，父母退休了，结伴搭伙地回去看看那个献出过整个青春的地方，我自己这些年也回去过很多次。小时候，户口在贵州，我却从不愿承认我是贵州人，上海才是我的家乡，如今，我却越来越觉得，那个从小长大的厂子才是我心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