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哭望天涯------抗联老战士采访录

作者：史义军

原载共识网

金海山、潘兆会、刘明祯……还有那些遗孀和后代们，抗联老人那浑浊的眼泪，遗孀和后人悲戚的哭诉已经永远的定格在我们的镜头里了。那些抗联老人的脑海里始终忘不了他们都是抗联战士，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又给了他们什么呢?

2012年的11月，南国正是紫荆花怒放的时候，11月24日我在广州采访东北抗日联军十一军老战士卢连峰，这位老人也许是我在2012年采访的最后一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了。他的家在黑龙江富锦，我的家在萝北，就隔了一条松花江，他很认我这个小老乡，和我聊了三天，他说，崔永元团队来采访也就谈了一个多小时。下面是孙国田老师根据我们爷俩儿的对话整理出的文本：

问：卢老您是哪年参加的抗联。
答：我的老家是山东省莱阳县，我的爷爷早年领着我的父亲闯关东来到富锦县，我家当时在西山这快是有名的卢家大院，父亲死得早，长短工都没有钱给人家，成了破落地主，只好吃“大片肉”(就是把农具抵成钱给人家)。我们卢家也由大家分成了小家，我和母亲一起过活，我就给人家放猪、放马、放牛，一年挣六十个铜板，维持生活，这就是我干过的“三官”，猪倌、马倌、牛倌。
15岁那年，那时是康德年号，好像是康德不是二年就是四年，抗联经常在我们家那一带活动，是抗联11军独立师的一个团，团长叫隋德胜就住在我家，他看见我骑马骑得好，还能站在马背上跑，隋德胜就叫我去当兵，我说：我母亲、哥哥、姐姐都还不知道。隋德胜就去找我母亲，说让我去当兵。我母亲过去那种小脚牵着马送我送了有二里地，我就当上了抗联的一名战士，先给隋德胜团长当警卫员。
第一仗就是打洪家店，打了三天三夜，现在还有房址，我们11军被打死好几个战士，洪家是大地主，四合院有炮台有民团不抗日，后来抓住洪家老三用铡刀把他铡了。
后来队伍又到头道林子警察署，李景荫是署长有一百多警察，当过土匪报号“顺天”，他侄子都跪下给他喊话，不让他打，李景荫说：只要保住性命可以谈。后来带着他的队伍投靠抗联，他当上师长。
我们军打在李家围子打日本鬼子这一仗打得好惨，日本鬼子的骑兵都是高头大马，好厉害!李景荫的马被打死我骑着马去救他，我俩一人蹬里蹬，一人蹬着外蹬一直跑到双鸭子。
1937年李兆麟到长白山(完达山)，抗联一、二、三路军都活动在那。11军军长祁治中38年去了苏联，李景荫代理军长兼一师师长，1938年叫11军长征，从长白山七星砬子出发，七星砬子有被服厂，七星峰还有一个修理厂，这个修理厂能造枪。
李景荫筹划过江方案，后来决定用“对子船”，就是把两个船对起来固定绑好，每个船上能做百十号人，运了三四百人过去，马是跟着船凫水过的。我们还没有过去，这时上游来了两个日本鬼子的炮筏子追我们，团长叫我们朝炮筏子开炮，打开一条路冲出去，这次我们死了20多人，剩下的50多人都过去了，队伍到了老等山见到张寿錢、于天放，教导队也在老等山。也就是八、九月份，在这等着筹划粮食和棉衣准备西征，有20多人不干了，逃跑了!他们跑的时候还叫我去，我没去。高继贤领着我们就去撵，到一个小村子有20多户人家，我们摸进去打死两个，剩下的都跑了。
问：卢老说说您经历过的战斗。
答：好，我记着是1938年的腊月，抗联西征队伍的九团，十九团，还有干部训练队200多人，当时编制为抗联三路军四支队，雷炎为支队长，还有戴鸿斌，我还是隋德胜团长的警卫员，我们团一色的骑兵，队伍准备从绥棱到海伦再去讷河。因为春节来临，支队长雷炎决定不让敌人过好年，在这打它几仗，也准备些过年的东西。这段时间在海伦我们先打了日本开拓团的“红部”，后来共在这打了七仗。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们在望奎、海伦、绥棱交界的李老卓屯，这里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我们东、西、中分散住到屯子，被一个姓王的汉奸告密，好几百伪军把我们九团，十九团给包围了。雷炎当机立断命令兵分两路一齐开火，敌人被打退了。
在附近有个王光(音)车站，天亮了看见日本关东军都穿着绿军装，红领章，四个鬼子抬一挺重机枪增援来了。雷炎下令撤退，快回山里去。这一退队伍就乱了，隋团长骑一匹男马，我骑一匹母马，还有一匹马套着，有一个赵连长的马打伤了，和我分里蹬外蹬一边一个就往外跑，在路上还看见李兆麟的干部训练队。后来又就看见日伪军把我们的李副官脚打断了，李副官是投诚过来的，他受伤后把手榴弹子弹都放在前面，告诉我们快点跑，他不行了走不动了，他来掩护我们撤退。这时我就觉得大腿里边热乎乎的，原来子弹从屁股打进去从大腿根前面贯通，带着伤继续往外跑。雷炎这时被打伤掉下马，就听着他哼哼，把他救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扔到冰窟窿了。部队继续往外撤，因为流血过多我的手冻白了，隋团长叫人用雪把我的手搓过来。等我们到一个屯子，人家老百姓过年在村外接神的都回来了。家家都在准备煮饺子，我们到一个老百姓家，这家老太太看我这么小又受伤了挺可怜的，就把我的血棉裤脱下来给我换了一条新棉裤，老太太还和隋团长说让我在她家养伤，隋团长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说：不行!就是死也要死到部队。
就这样我和一个受伤的司务长坐马爬犁走了，到山根就有敌人的卡子，五军有个姓肖的排长也不帮我们卸马，我骑着马跑出来了，司务长被抓住了。我后来到了老金沟密营，这里有很多女兵，金策满洲省委，李兆麟密营都在这，我在这养伤呆了三个多月。因为这次受伤，现在国家每年给我6000元的残废金。
问：卢老说说你们退到苏联的事。
答：雷炎在海伦那次战斗牺牲后，我就给高继贤当警卫员，1940年7月在海伦西南新立屯我们部队在玉米地里隐蔽时被一名妇女发现，她回去报告县警察大队来了200多伪警察，把我们包围了,这次战斗中高继贤也牺牲了。在九支队给郭铁坚当警卫员，后来实在不行了就都去了苏联，到苏联修整。我们去苏联在萝北过的界，是于天放、张光迪带我们14个人过去的，有个姓林的交通员，江边间隔50米就一个日本鬼子的碉堡，200多米的江面上都是白雪，我们每个人都蒙一个白床单在雪地里爬，过了中心线日本鬼子就发现了，开始打枪，到了苏联界日本鬼子也不敢老打枪，这时苏联的100多条狼狗就把我们围起来了，苏联的部队出来后把我们的枪都下了，都挨个搜身，把我们关到边防的一栋房子里，吃的面包(大列巴)就着大马哈咸鱼坯子，喝开水，大小便都不许出来，在这呆了一个多月，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和虮子。有一天一个个的对名单，都是女的给我们扒衣服，把身上有毛的地方全给刮了，喷上香水，发衣服帽子是带尖的。用带篷的汽车把我们运到火车站，坐火车到了哈巴(伯力)，有用篷车把我们送到野营，南、北两个野营，也叫A、B野营，周保中、金策、冯仲云、崔庸健都在这里。42年成立成立88旅，开始叫教导旅，周保中是旅长，李兆麟是副旅长，冯仲云是政委。抗联共四个营，一营营长是金日成，二营营长是王效明，三营营长王明贵，四营营长柴世荣，还有通讯处，于保合是通讯处长，青年团书记是王一知。
在这呆了一年多，一个苏联老太太伺候我们。于天放准备带小分队回国，张寿篯就不让我回去，叫一个岁数大的王德和于天放回去，叫我到北野营王德那个班当班长。授了我一个少尉军衔。当时有个苏联人叫杨林的专门管训练。
问：卢老你说一下88旅的文化生活
答：88旅除正常的各种训练还经常搞一些泅渡比赛，泅渡乌苏里江，四个营每个营出一名队员，一营的是金振荣朝鲜人，二营是刁翎的吴长文，三营的是我，四营的是张祥。
在苏联野营晚上有电灯，礼拜天经常跳舞看电影，苏联有这个习惯，我们有个半地下的俱乐部，俱乐部礼堂的味道都呛鼻子，都是苏联女人用的香水味。
问：在野营种过地吗
答：年年种地，主要是种些蔬菜，有黄瓜、土豆什么的用来改善生活。
问：有个刘玉泉你认识吗
答：有哇!刘玉泉比我大，是周保中的警卫员，他如果活着快100岁了。我是抗联里岁数最小的都92岁了，他要活着那得多大岁数了?
问：有没有留在苏联的
答：有，季青、柴世荣他们就在苏联生活了。他们都是军级干部，把他们放到南野营了，43年柴世荣执行任务时牺牲在苏联，季青在苏联肃反被判刑后来回国。
我从广州回到北京后一直睡眠不好，睡不着觉，我回想着这一年来我采访过的那些老抗联们，他们或悲或喜的面容常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每当我走进他们宽敞的居室，或者简陋的草屋，尤其是听到那些身在社会最底层，甚至什么待遇也没有的老战士倾述时，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一次的采访既是对他们的折磨，也是对我们的心灵的震撼……

　　岁月就是这么残酷，社会就是这么无情。

　　金海山、潘兆会、刘明祯、张玉君、刘淑珍、于桂珍……还有那些遗孀和后代们，抗联老人那浑浊的眼泪，遗孀和后人悲戚的哭诉已经永远的定格在我们的镜头里了。只有那些抗联老人的脑海里始终忘不了他们都是抗联战士，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这个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国家，可这个国家又给了他们什么呢?

　　一年一年盼着，一年又一年苦苦的挨着岁月和社会的风刀霜剑，他们老了，他们不如那些死去的人，因为心灵的折磨真是生不如死，但他们有时又很满足，毕竟他们活下来了，尽管活得很艰难……

　　这个国家早就把他们忘了，一个容易遗忘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有时我常常会这么想!

　　当我们看到金海山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有一种酸楚，有一种悲愤，一个月后他走了，冥冥之中让我们赶上了为他送行……没有人通知我们。就是那么巧合，一个梦，姜宝才的一个梦把我们引到了金海山老人的家里。现在我甚至怀疑那不是梦，那是金海山老人的魂魄在呼唤着我们与他做最后的诀别……

　　2012年有太多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我忘不了张玉君老人，一个居住在哈达河畔的四军老战士，在西征的路上被敌人俘虏了，他被送到了鞍山，当他逃出来，回到家乡后再也找不到队伍了，就这样春夏秋冬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旋律悲喜交加痛并失望的活了九十多岁，现在他已经糊涂了，他说他已经100岁了，每天他坐在那间破草房内，手捧着那本已经几乎要被他翻烂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深情地看着里面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战友……

　　不知道今年的春节他会不会再把这本书供在供桌上，在焚上一束香，再摆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向死去的亲人和战友们倾述着无尽的思念……几十年来他年年都是如此。

　　2012年5月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六师警卫班长刘玉泉的遗孀和儿子采访，让我们感到很是沉重。刘玉泉曾是金日成的警卫员，也是一位机枪射手，用他儿子的话说，当年老人杀人无数，1985年在老人临走前，他总是做梦，总是做到一些死人向他索命。老人的儿子说，他亲眼看到老人在病床脱了十二层皮。老人的儿子信命，他说老人也信命，在战争年代老人曾经历过至今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事情。那一年，记不清楚了，刘玉泉负伤了，战友们把他安置在了一个做豆腐的老人家里，老人是一个老骨碌棒子，东北话讲就是老光棍，养伤期间，这位老人非要跟刘玉泉结拜，刘玉泉说，我这么年轻，你都七老八十的了，怎能结拜。那位老人也不在乎，说，你就听我的吧，以后你就叫我黄哥。以后遇到什么大事，只要你连喊三声“黄哥救我”，我一定来救你。

 

 

　　当时，刘玉泉就当是一个笑话。一次夜晚，他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在袭击日军一个兵营时遭到了埋伏，三百多人，死了近一半，金日成下令撤退，在撤退的路上，鬼子紧追不舍，当他们走到一个山谷中的开阔地时，天放亮了，此时，金日成感到危险了。这时，刘玉泉想起了他的黄哥。他对着山谷大喊“黄哥救我，黄哥救我——”，连喊三声，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不知从那里刮过漫天的大雾，一会儿山谷间什么都看不见了。抗联部队借着漫天的大雾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也不知什么时候，大雾散去，刘玉泉听到金日成命令大家唱首歌，他看到金日成不仅哽咽着唱歌，而且已是泪流满面。　　刘玉泉的老伴也说，建国后，一次他们到农村探亲，他们确实看到一个黄大仙。而且还碰到一位妇女口口声声的叫着刘玉泉的名字说：“我是你黄哥啊，我找的你好苦啊!”打那以后，刘家就供起了这个保家仙。　　刘玉泉的老伴还给我们讲起刘玉泉在大连甘井子区担任苏军卫戍副司令射杀苏联飞行员的事，那是1945年随八十八旅回国后的事情，一次刘玉泉发现苏联空军一个上尉和一个少尉轮奸一个中国少女，阻止不住，便鸣枪警告。空军上尉掏出枪把子弹上膛，欲向刘玉泉开枪，刘玉泉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当场把空军上尉打死。因为死者是个苏联战斗英雄，苏联内务部到现场勘察，检查空军上尉枪膛里确有一颗子弹，以此证明刘玉泉是被迫反击，打死勿论。最后苏联军事法庭判处刘玉泉无罪。为此事刘玉泉拖到十二月份才回到长春。[1]　　刘玉泉的命运是很坎坷的，因为他和金日成关系很好，抗美援朝没有让他去，因为他是八十八旅的人，中苏关系紧张时，又解除了他的工作，40多岁的人，没有工作可干，很是郁闷，他甚至都想自杀。只是想到老婆孩子，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直到1985年干休所分了房子，他去看了看新房，一天新房也没有住，就住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　　潘兆会老人是1938年在西征路上因伤而掉队的一位老战士，也是什么待遇也没有，他也是那么高寿，我采访过他很多次。他所在的县的有关部门承认他是抗联，却不愿给他出一纸证明，更为残酷的是每当搞爱国主义教育时，却请老人去做报告，老人在台上深情的讲述，台下的年轻人哭的涕泗横流，每次报告作完，老人都要大病一场，后来儿子、孙子凡有此类事情都是婉言拒绝……他们说，我们不要什么待遇，只要社会承认我们是抗联就可以了……当我2011年12月，第一次看到老人，看到老人伤痕累累的身躯，听到他深情地一口气唱了很多首抗联歌曲时，我真不敢相信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竟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因为那些歌曲已经融进了他的生命里。今年夏天当我第三次去看他时，他明显不如前两次中气那么足了……至今他所期望的那一纸证明也没有得到……也许他要抱憾终生了。　　在这里，我要把2012年5月27日在汤原对潘兆会的采访记录，放在这里，让后人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因负伤而掉队的老战士：　　我叫潘兆会(原名潘兆林)，1935年5月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当年十七岁。我加入抗联的时候，一些地方的警卫团、妇女团、儿童团都组织起来了。这些组织成立后就做群众工作，号召大家能上队就上队吧!　　我19岁当上排长，在六军二师保安连任一排排长。二十一岁回来的。队伍垮了。后来部队改编，六军二师保安连，扩编之后二团变成二师，我在二师当一排排长，我十九岁当排长，保安连没有岁数大的，都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团里都是到岁数的。当时保安连就是给师部站岗，团里出卡子，保安联不出卡子，就在师部门口站岗，保安连排长去师部随便。团里不行，团里都是岁数大的，团里有少年排，师部用保安连，军部用保安团。当年抗联非常艰苦，到后来吃不上、喝不上的有的是啊!趴冰卧雪、晴天带雨、披星戴月、忍饥挨饿这四条是固定的，三天五天吃不上饭是常事。　　1937年7月，我和部队前往海伦，头一天攻打叶家窝棚，我们牺牲不少同志!战斗异常激烈，持续到晚上，在海伦县打日本子咱们人死了不少啊!这仗打的伤亡太大!现在在海伦县那儿立了个大碑。耿团长还骂了戴鸿宾!戴鸿宾说：“同志们啊!团长啊!革命牺牲、流血避免不了的啊!此时同志们命是拿不回来了，明天高低打一仗。”　　第二天戴司令戴鸿宾领着部队，打日本子，日军调动六辆车援兵，其中两辆进入我伏击圈，当时给日本子打爆炸了。头一辆汽车日本子都打死了一个没剩;第二个有死的有活的，被我军狙击手一枪打死驾驶员，在三挺机枪的强力火力下纷纷溃逃，战斗只有二十分钟全部结束。我腿上负伤，挨了个炮碴子。这次战斗中团政治部主任王钧受了伤，我也肋部肩部多处受伤。　　从海伦县回来，在汤原南部，又打日本子，那场仗又把日本子打爆炸了，这回咱们没死几个人，就在海伦县那块死的多，带着炮就响三下就不响了，怎么整都不响了。　　1938年春节，部队先后打了三次鸭蛋河。我们先到松花江南太平村打的尖儿，吃完饭连夜往东北走，直到亮天。看到一排亡国奴队，就是咱们人给日本人当兵的叫亡国奴队，那时候抗联部队没掏枪。走到日头快要落山了，过了江北，遇到一个大屯子，在那住到了正月初一、初二两天，初三下午出发直奔鸭蛋河，到鸭蛋河就打上了。打了半宿也不行，打到亮天了，师部住二号屯，离鸭蛋河能有三、四里地，师部在那儿。那时候李兆麟跟着部队打仗呢!李兆麟不姓李，叫张寿篯，三军主任兼六军政委。打到亮天了，前方的战士要退到二号屯，张(传福)师长急了“谁也不让退了，都返回去!”打了半宿又返回去，返回去打了一天。人家火力硬啊!打仗的时候战士们都吃不上饭，二号屯那边给我们这些人预备饭，吃完饭接着打，非拿下不行!就吃饭节骨眼，那边又进去不少满洲国军队，火力太硬又调回来。鸭蛋河没攻下来，就往西北走，正月初五至初七，连续攻打“小梧桐”“大梧桐”“火烧营”，这三处都是敌人把守的金矿。　　当时那罪遭的，我们连续走了好几宿，雪都那么深啊!后来马好几天没吃草料啊，不让骑了!在山里我们三天五天都吃不到饭啊!当时张政委说：“前面就是苏联，同志们过不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李兆麟(张政委)就不吱声了，沉默了半天：“同志们啊!过去对不对呀?”这一问，谁也不吱声了，谁也不知对不对呀!“同志们啊!过去不对呀!指咱这几个人打日本子打不了!咱们起什么作用呢?咱起这个作用——中国地方大，日本人少，分散他的兵力，不耽误抗联活动，得打打这一仗，不得打咱就跑。在苏联那边吃着人家，喝着人家咱起啥作用啊?同志们还过去不过去了?”听着张政委这一番话，战士们纷纷说道:“不过去了!不过去了!”　　就这样，我们留了下来，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区区几个战士打日本子是打不了的，但是中国东北地方大，我们誓死留下来，分散他们的兵力。　　1938年8月，在黑金河金矿遇到了敌人，张传福师长身负重伤，当时没有药包了，把腿上的血管打坏了，失血过多，硬淌血淌死的!政工科长陈雷负伤轻，随大部队出发了，我负伤重没走了，留在山里养伤。我记得1938那年是闰七月，我前七月打右边儿肚子，后七月打左边肚子了，肠子都出来了，往里塞吧塞吧，用裤腰带系上了，用手巾堵上了，都认为我死了，不能活了。我在亮子河的山里待着，蹲在山里吃葡萄藤子、葡萄叶子。直到找到了留守团耿团长，耿殿君，伤势才慢慢好转。　　后来，大队基本上走光了，剩几个受伤的也走不了啦，我当排长那时候给发零用费，一个月一块五毛钱，到哪儿买针买线，好抽烟卷儿的买点儿烟卷啥的。我负伤零用费没发下去，保安连都是青年人，我把钱掏出来说给你们拿去吧!给战士们分下去吧!谁也不拿了，都哭了，“不拿了，不拿了，排长不拿了!”都走了，那钱谁也没要都给我了。　　坚持到1939年，最后部队只剩四个人了，由于极度饥饿疲惫，当时我们还身负重伤，置身于绝望之中，高连长决定弃枪回家种田。枪也没用了，那时候交枪了，不交枪那没治了，走都走不了啦。高连长说：“同志们啊!就一个活路啊!第二个活路没有啦!现在咱们去苏联去不了啦，现在咱们没子弹了，只有一条活路了——能不能给日本人干事儿?能不能破坏抗联的根据地?能不能破坏组织?”我们说：“不能!不能!”他说：“就一条活路了，咱们插枪吧!拿空枪干啥呀，有死无生啊!” 当时我们定下四个原则：1.坚决不出卖组织。 2.坚决不给敌人办事。 3.坚决不暴露抗联行踪及机密。 4.有机会找到部队继续参加抗联与敌人血战到底。四月底，我们四人下山到汤原伪警察署，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归顺证明书，说你们今后就是老百姓了。当时四人高连长、张景云、田武和我。　　回来我就去南靠山屯回家了，那时候母亲到处要饭吃啊。这就是我抗联的一段历史。　　至今在汤原县正阳乡南山村一直靠种地生活，如今我已九十四岁高龄，虽然对于我的这一段难忘经历一直没有得到认可，也没有享受到任何待遇。但我对得起民族，对得起我死去的战友，我一生无怨无悔。只要承认我是抗联我就满足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我主动参加汤原剿匪战斗，总司令方强，副司令戴洪宾，团长王显忠，政委姓寇，参加了在依兰县剿谢文东的战斗。　　现在回想起来，抗联最困难的时候净唱歌了，我给你唱一个《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携手啊!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万里息烽烟!……　　写到这里，我还想多说那么几句话，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掉了队的老抗联们。　　当我们喝着茅台，吃着山珍海味，住在温暖的屋子里，怎么就不能想想潘兆会等躲在深山里忍受着饥饿，忍受着寒冷，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最后他们在连长的同意下下山了，可他们没有给日本鬼子干事，而且还饱尝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　　有关部门不愿甚至不给他出证明，但在那个小小南靠山，在那个小小的汤原县的老百姓的心里，潘兆会老人就是一位老抗联，潘兆会和戴鸿宾是一个屯子的老乡，当年他们一干汤原子弟随着能说会道，却干不了农家活儿的戴鸿宾、戴半拉子一起上山打鬼子的人死了多少没人统计过。1937年打海伦时，死的人海了，好骂人的耿殿君蹦着高的骂戴鸿宾：“我操你八辈祖奶奶”。这句话潘兆会记得很清楚。而戴半拉子后来拿着抗联的经费脱队跑到沈阳做起了小买卖，还娶了个小媳妇，光复后又归了队，继续革命了……　　而那些，因各种原因掉了队的人在政治的高压下不敢去找组织，因为抗联是苏修特务。改革开放后，脑瓜活泛的人通过各种关系纷纷证明自己是抗联，不仅政治上得到了待遇，经济上也得到了补偿。而那些老实本分的人除了给别人证明外，而自己却没有人给打证明。就因为敌伪档案那一纸保证书。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有很多人写过保证书，改革开放后都不算事儿了，甚至我们的一些烈士在敌伪档案里也有自首书，如果他们活着，是不是也和潘兆会一样的命运。自首也好保证也罢，关键是他们给抗日大业有没有造成损失，没有，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点心理安慰呢?毕竟他们为了民族流过血。　　我们能不能不让他们的心里再流血了。　　刘明祯家在浩良河，他是一位被他的师长王明贵写成烈士的老战士，也是负伤后在老乡家养伤，伤好后再也找不到部队了，后来回到了老家去娶妻生子，我们采访他时他已经糊涂了，但当我们提到抗联时，他的眼里流出了眼泪，他还记得王明贵……记得他的老首长。
家在依兰松花江边的刘淑珍老人身体很硬朗，记忆力也很好，家里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她属于在乡军人，儿媳妇刚刚过世，儿子和一个残疾的孙女就靠她的几百元补贴过活。我采访她时，问她是哪一年结婚时?她很肯定的对我说，我没有结婚，我很诧异，他的儿子低着头也没有说什么，这个细节让我很不理解。她的第一任丈夫叫关发，是三军一位抗联战士，婚后不久就牺牲了。

　　1940年为了给三军办军需她掉进了松花江，被人救起，后来被伪满警察抓了起来，一位同情抗联的人，名叫于占祥，外号于老六，他通过关系把在狱中备受折磨的她保了出来，他们就搭伙过起了日子，后来就有了子女，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在抗联密营中的那次婚礼那才是最神圣的婚礼。

　　因为，她是三军的，所以关于赵尚志的事情就问得多一些。

　　问：赵尚志是什么样的性格?

　　答：性格好，好比说犯什么错误跟你好说好商量，那时候没有表，用香，拿着，站着。犯错误轻点儿站半根儿香，那你说这样谁不得意他。要是犯错误大呢“哎呀，下回改点儿吧，啊!”站一根儿香，一根儿站在那儿不让人跪着，香在那儿点着，这根儿香多长呢!他到那儿“犯错误了下回改点儿。”还给人动弹动弹胳膊，我们都在跟前呢!我在那儿也好说，我说：“哎呀军长啊，你还那么体贴他呀，他犯错误了”“哎呀错误是人犯的，咱们可怜可怜他”你说这样的官儿谁不得意?

　　问：他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挺响亮的?

　　答：不那样，说话就像老百姓，我听着不那样，他在我们那说话从来不喊，总是和和气气的说话。

　　问：你听过他给你们做报告怎么说的?

　　答：开会我们都在大树底下，他在那站着，靠棵大树给我们讲，不喊。

　　1931年九一八战争爆发后，不知有多少东北义勇军战败后越过中苏边界，后被送到了新疆，于桂珍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东北抗联三军的战士，他的丈夫是三军一师的师长，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抗日英雄名字叫于帧，可以说她也是满门忠烈。

　　1938年初为了迎接赵尚志从苏联归来，戴鸿宾、蔡近葵组织三军、六军500多骑兵攻打萝北县城肇兴，后失利退入苏联，当时于桂珍老人就在队伍里，今年8月我在新疆她的女儿家采访了她，她向我讲述了那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北满抗联命运的战斗，她说：

　　那时，冬天冷啊!东北是冷得很,冬天穿了乌拉头子，脚还没冻，就是脸冻坏了。

　　部队黑天白日走，一到热乎地方脸就起泡，那时候在部队上一天觉也睡不上，有的时候，骑在马上就在马上就睡了。马一攮前式把你吓得一抖，眼睛又睁开了。睁开了，等啥时候你又睡着了。

　　走了一天，走到半夜，就开始破那个萝北县。

　　说起来也没有破好，我们这边也负伤的人也不少。就赶紧叫老百姓拿爬犁往苏联那个医院送。后来嘛，日本子就把我们围住了，没办法。我那时候也有病，骑在马上迷迷糊糊。日本子在后边追着打。

　　有个军士他冲我喊，小于，你咋不快把马打上快跑!

　　你咋不拿个鞭子。

　　我说我没有鞭子。

　　后来他给我个鞭子。他说快跑!快跑!不跑敌人都追上来了。

　　就到苏联去了，我们在那种环境下也就是逼迫的没办法，逼得没办法才过江的。你不过江叫敌人把你包围了，都弄死了。到苏联去，苏联人把我们的枪、马都收走了。在苏联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回中国呀!苏联人不叫走啊!老蔡他们先走的，也不知道到哪去。当时我住院了，病也好了，我就闹腾。我说我要到老蔡那去，苏联人就开玩笑，不叫你去，就把你留在我们的国家。我说那不行，那我跟你们闹翻天，我说。我就成天闹，后来他就说， 好!好!好!

　　有一天，叫我出院了，走了有多大半天，才到老蔡他们要上火车那个地方，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战士，走了多长时间，我记不得了。到了新疆盛世才就把他分到和田，分到和田以后，

　　到乌市，到乌市以后到沙雅，反正就到处走，我嘛就是在托儿所。我反正他走哪我就跟他到哪。我们一老娃娃也说，爸爸没有福，爸爸你看，喜欢吃肉，爱吃肉，想喝两盅酒，那时候买去也没钱，也还有限制，你看现在啥都有了，人也没有了，我想起这些个人真是……

　　我心里也难过!心里也难过!我想起来再一提这些老人，都好像怪难过的!我心里也挺不好受。

　　是的，谁不难过啊!听着老人讲蔡近葵临去世前，正好赶上过年，他就想吃上一点红烧肉，红烧肉炖在锅里还没熟，可肉香已经飘了出来，酒已经倒好了，蔡近葵说他有点累，想到屋里歇一歇，这一歇，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老太太说到这里能不难过吗?

　　从1938年到新疆，他们老两口就没有回到过东北，岂止是他们，那么多义勇军战士又有多少人回到了黑土地，他们的血肉早已融进了黄沙漫漫的戈壁了，只有他们的魂魄还在吟唱着用他们的血肉凝成的《义勇军进行曲》。一年又一年，沙漠里的风依旧，而松花江畔，白山黑水走出去的儿女却永远回不来了……

　　前不久，于桂珍老人的女儿女婿回到了黑龙江，他们走了尚志、走了方正，走了萝北，就是为了了却老人的心愿回老家看看，看看父辈们战斗过的地方。

　　于桂珍老人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真是奇特，抗日时他们是义勇军，是抗联，国共合作时他们到了新疆，他们又成了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决裂了，他们又成反动派了。改革开放了，西路军掉队的老战士都有了待遇，而像于老这样的人，不仅没有待遇，就连参加过抗联这样的证明都没有部门给出具。

　　我曾向一位老军人，一位军旅作家说起过这些事情，他也很气愤。他说再有战争谁会再像他们那样拿起枪，上前线啊!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啊!

　　《义勇军进行曲》还在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偶尔还能听到。

　　那些散落在荒山野岭上的有名的没有名的抗联墓早已是荒草萋萋，尚志市梁树林的两个儿子的墓本应进入烈士陵园至今还在荒山之中，不过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还有后人，而那些没有后人的抗联坟早已让岁月的风沙荡平了坟丘。在萝北县肇兴上街基对个有个江心岛，当地老百姓叫做夹信子，在那个岛上有几座抗联坟，2007年当地官员为了开垦土地把抗联坟平了，惹起了民愤，有几个农民告到了县里省里，至今也不了了之。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烈士尚且如此，正面战场的老兵们的命运还用再说嘛!　　2012年，我走了很多地方，期间我还和朋友们到密林深处寻访抗联战绩地。5月26日下午，我和姜宝才、孙国田、卢德峰从鹤北林区出发驱车40多公里来到小兴安岭密林深处，那时正是草爬子肆虐的季节，我和孙国田老师是老林区，只是他离开林区已经几十年了，对林区中这种可怕的小虫子，已经陌生了。草爬子，学名蜱虫，是传播森林脑炎的罪魁祸首之一，每年这个季节上山采山和作业的林业工人都要打预防针，否则万分之一被具有病毒的草爬子叮咬上，不死也要变成脑瘫，很是可怕。而且草爬子专爱往人身体的隐秘处钻。　　踏查结束，我们在西梧桐河河边聚齐后，我首先发现我的衣服上有五、六个草爬子，于是，我要求大家全部脱掉衣服互相查找身上是否有讨厌的草爬子。孙国田在助手的帮助下在头上找到一个草爬子。其他人已顾不得羞臊了，纷纷脱掉了内衣内裤查找是否被草爬子叮上，也许是心理作用，每个人都感到身上不自在，好像身上看不到的地方都有草爬子似的。　　在大家赤身露体翻找草爬子时，我拍了一组照片。　　林区是美丽的，但林区中却暗藏着许多杀机。我走了很多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曾经鏖战过的地方，为了寻找和凭吊这些战迹地，我开着车拉着沈阳军区军旅作家李占恒老在阴雨绵绵的秋雨中侧翻进了深沟，从车里爬出，望着小兴安岭莽莽苍苍的秋色，我想了很多……　　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怕。　　白山黑水的冬季，是日本关东军讨伐东北抗联的最好的季节，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等等都是战死在这个季节里。　　每当冬季里，我爱呆在温暖的屋子里，在电脑旁看着我采访时拍摄的照片，那莽莽的大森林，那些战绩地，……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唐代诗人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描述的场景：　　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1] 刘玉泉家中有一本《大连公安史选编》是大连市公安局史志研究室编辑的，该书第277页中有刘玉泉射杀苏联战斗英雄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