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寻迹(作者：朱少伟 来源：新民晚报)

国民党之被共产党打败，原因很多， 不是我在这儿要说的事， 从这篇文章还能看出一个次要的原因， 共产党据内可以在上海这么频繁地活动，居然领导人每天居然可以固定到一处办事（差不多可以说成是办公了吧），当时的政府方面若是不靠叛徒还一点不清楚，虽说共产党利用的事租界的特殊地位，总不能还感谢帝国主义帮了中国革命的大忙吧，可见国民党时代社会的松弛，不严密到了何等地步， 也许老蒋小蒋到台湾也还是没怎么明白如何控制社会，说句笑话，如果老蒋那时也有个户口不准随便迁移，再发个粮票油票什么的， 熊老先生等租下房子后给来开会的看文件的吃嘛饭呀。---转载者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1年夏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长期驻沪，给申城留下了永恒的红色记忆。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笔者追寻光辉史迹，穿过一条条颇有年份的老弄堂，凝视一幢幢饱经风霜的老房子，默默踏访不少革命旧址和遗址,心灵深处又一次受到震撼……

　　

壹 “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9月底至10月初，又返回申城。翌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抵沪，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他不久又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熊瑾玎的《自传初稿》记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

　　当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曾称为上海舞台），是“江北大亨”顾竹轩开办的一座戏院，每天观众熙熙攘攘。其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三开间门面，二房东是从事西医的周生赉，他把楼上的三个房间用于出租，在底层办起“生黎医院”，为了求治而进进出出的患者不少。熊瑾玎经反复考察发现，进入“生黎医院”可直接上楼，其背后那条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他认为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比较适合设立党的秘密机关。于是，熊瑾玎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他经与周生赉商量，顺利租下楼上的三个房间。在鞭炮声中，“福兴布庄”正式开张。党组织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来做“老板娘”。朱端绶的《自传》谈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好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拴好，自己看书学习。”熊瑾玎、朱端绶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共同开展艰险的秘密工作；由于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们在数月后便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以“福兴布庄”名义设立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央政治局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而安然无恙。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项英、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秦邦宪等常到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提及：“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绶退租搬离该处。后来，底层开了商店，楼上成为民居，并扩建“假三层”。1946年，周恩来数次来上海,他很想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看看，但因工作忙无暇分身，只能派司机开车送随行的熊瑾玎、朱端绶去，并要夫妇俩在此拍几张照片给他留作纪念。

　　

贰 “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

　　1927年底，邓小平在沪担当起中共中央秘书长职责。据黄玠然（当年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回忆：“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系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原建筑已不存），当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属于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地方；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稿件，有时也由黄玠然送到这里，审定后再通过地下交通员转给毛泽民（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主管的印刷厂印刷。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去“中央办公厅”，及时听取汇报和解决问题。邓小平则常夜以继日地在此忙碌，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按照“机关家庭化”的隐蔽工作要求，此处也以住家的形式为掩护，彭述之夫妇、黄玠然夫人杨庆兰、陈赓夫人王根英等，均以房东或房客的身份寓居在里面。

　　从1928年夏开始，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设在青海路善庆坊（今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24弄）11号，它们均系石库门房屋（原建筑现已不存）。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秘书处进行了直接的领导。秘书处下设文书、内交、外交、财务、翻译五个科，主要工作是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文件，通过秘密交通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收集、管理和汇兑党的经费，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等。秘书处的任务虽极繁重，但年轻的邓小平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始终保证机关在险恶环境里正常运转，直至1929年夏他被派往广西工作。

　　

叁 “党的领导人经常去那儿阅读文件”

　　1930年春，随着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往来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涉及党的最高机密。4月19日，《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到保管处保存”；至夏秋间，又决定筹建中共中央阅文处（后也称“中央文库”），主要保存：中共中央决议、纲领、宣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对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红军军事文件；党内出版物等。中共中央阅文处设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今江宁路673弄）10号，系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它既是中央的文件、资料库房和中央领导查阅文件的场所，也是中央政治局一个秘密碰头地点。1931年春，中共中央阅文处已收集了二十余箱文件、资料。为保管好这批珍档，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条例。瞿秋白欣然从命，拟定《文件处置办法》，除了将文件分成四大类（即中央文件、地方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还对如何分类、整理、编目、保存作出规定，并在最后加上“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文件处置办法》上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1932年下半年，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接受指派，负责守护“中央文库”，文件的进出都由韩慧英与“张老太爷”单线联系。陈为人、韩慧英不顾生命危险，精心保护“中央文库”，并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而屡次易址。1936年初秋，党组织鉴于陈为人因过度劳累患重病，把“中央文库”交给别的同志管理；虽历尽艰难，仍保证了所藏文件、资料绝对安全。建国后，“中央文库”保存的珍档（1.5万余件）均完好无损地入藏中央档案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随党史界前辈访问昔日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张纪恩。这位革命老人介绍：“中央文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兼管。1930年下半年，中央文库设在上海戈登路，就在现在的江宁路，我在那负责过，工作人员有张越霞、苏彩、周秀清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常去那儿阅读文件。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接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紧急情报，迅速安排中央机关转移，我们也及时把一批文件运到安全的地方……”对后来负责管理“中央文库”的陈为人，张老充满敬意：“陈为人夫妇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保护好了党的机密文件，实在不容易！”我问：“当年与韩慧英单线联系的‘张老太爷’到底是谁？”他想了想回答：“‘张老太爷’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的代号。”

　　如今，随着旧区改造工作的推进，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所在的地块已实行拆迁，由于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这个重要革命旧址的建筑得到了完整保留。

　　

肆 “当年中央宣传部设在虹口安慎坊”

　　中共“四大”后，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大革命掀起高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任务也更加繁重。

　　1925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搬到上海福生路（今罗浮路）一条弄堂；翌年4月，又迁至北四川路安慎坊（今四川北路1649弄）32号，一幢坐北朝南两层楼砖木结构里弄房屋（原建筑已不存）。那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由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三人负责，彭述之、沈雁冰、郑超麟等均在此办公，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新青年》丛书。郑超麟回忆：“我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经过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兼《向导》周报的编辑。当年中央宣传部设在虹口安慎坊，一条宽敞的弄堂，设机关的那栋房子也是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的寓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曾寓居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亭子间，他在此召开过中央局会议，听取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汇报。1927年4月上旬，陈独秀等离开上海，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此处停止办公，后来曾改作中央交通处机关。

　　

伍 “中央组织部长的办公地点”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设于上海北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一幢两层石库门房屋（原建筑已不存）。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成员黄玠然住前楼，恽代英、余泽鸿、陈潭秋、何成湘等相继寓居楼下。当年，周恩来在每天清晨深夜都要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办公。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务繁重，在困境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都会赴上海找中央，由国外返回的同志通常也先抵沪向中央报到，这些干部分配工作后，周恩来尽可能亲自找他们谈话；各地来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干部要求见面的，他尽可能耐心听取汇报。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红军中党代表伤亡太多，希望调派一批可做党代表的同志，周恩来阅后即作批示，由中央军事部和组织部派去三十名工人出身的党员。

　　周恩来常叮嘱中共中央组织部同志：“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曾数次秘密培训干部，如1929年9月在上海开纳路（今武定西路）的一座四层新楼房里举办干部训练班，恽代英、余泽鸿分别担任班主任、副班主任，其间周恩来、陈潭秋常前往指导。对提升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起到重要作用。

*图片说明:曾守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熊瑾玎、朱端绶夫妇早年合影

*图片说明:熊瑾玎、朱端绶在1946年所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图片说明:当年的“天蟾舞台”

*图片说明:原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旧址

*图片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图片说明:在拆迁中被完整保留的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

*图片说明:原来的“中央办公厅”旧址

*图片说明:当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