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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记得不能看自己的档案好像不是"一般"而是"绝对", 据说, 是听单位党委的组织干事说的"凡看了自己档案的, 一律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虽不知这规定的真假, 但档案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谁敢保证什么时候哪位领导给你在档案里塞一张什么? 这张纸可以使你所有"努力"均白辛苦, 问题是你自个儿嘛也不知道. 文革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阵, 造反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查抄"黑材料", 说白了, 就是怕领导给自己档案里加了"胡椒面". ---转载者
档案曾经是我们这个国度非常神秘而且紧要的东西。除了农民弟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档案相随。
档案有专门的机构管理，里面放了什么，一般情况下本人是不知道的。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倒霉，到了最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档案里被人莫名其妙地放了点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过去我只要一想到档案两字，心里就发毛，总担心什么时候被人做了手脚，有提拔之类的好事给毁了。
不过，现在有了变化，只要本人坚持，在“有关人士”的监视下，档案是可以看了，上学、分配、调转之类的档案转移，原本需要密函传递的，现在也可以交本人带来带去了(也许严格说来也不符合规定)。
更要命的是，在旧货摊上，居然有人事档案卖了。别不信，前些时候我出差到太原，就买了一小堆——六袋。
这六袋档案中，其中有一袋是“清队档案”。这里，必须做一点注解，否则年轻的人们肯定不明白：所谓清队就是“文革”中小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在运动开始和中间都搞过，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重点明显是在后者。
不用说，档案的主人就是一位被清理的对象。此人名叫王秀峰，时年57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个在家弄孙、靠儿子养活的老妇人。
比起当年被整的众多芸芸之辈(我记得“清队”似乎对下层更关注些)，王秀峰倒是还算有点来头。
她的丈夫名叫丁增华，是西北军著名将领胡景翼的老部下(我在胡的日记中找到了丁的名字)，胡在靖国军的时代(总共没有几条枪)，他就是胡部的营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联合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胡主掌国民二军，据地河南，队伍扩展为四个师，丁增华跟着做了师长。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军与奉军交恶，冯玉祥下野出国，胡景翼病死，国民二军在各路军阀和河南遍地都是红枪会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丁的部队片甲无存。国民二军的残部在李虎臣与杨虎城的率领下退守西安，丁也到了西安投靠李虎臣与杨虎城，李、杨念在同袍之谊，给了丁一个西安稽查处长的官做。
这时，西安已经被河南军阀刘镇华镇嵩军的十万大军给围上了，而李、杨二人(尤其是杨)硬是凭着手里的残军死守西安3个多月，杨虎城一举成名(名字由虎臣变成了虎城)，但是西安老百姓却饿死不少，用杨的话说，西安守城“功满三秦，过满三秦”。
丁增华随杨虎城困守西安期间，没有带家室，在全城闹饥荒的时候，看上了西安女子师范16岁的学生、我们的主人公王秀峰。于是，年方二八的女师范生就成了丁处长的第四房太太。
西安解围后，胸无大志的丁处长一直跟着杨虎城，后来杨虎城做上了陕西省主席，给了丁一个参议的名义，每月送几百大洋。再后来西安事变，杨虎城下野出国又回国，身陷囹圄，丁增华也就只好回家做老百姓，靠一点房地产过活，直到1942年病死。
丈夫死后，四个女人分了家，王秀峰拉扯自己名下的一儿一女过活，将分到的土地全部卖掉，靠些许商行股份和房产度日。
应该说，王秀峰要算是一个相当能干而且有见识的女人，作为一个过气的小军阀排第四位的遗孀，守着不多的遗产，无权无势，但儿女都受了很好的教育。解放后，儿子在山西医学院做助教，女儿在北京的部队里当技术员。自1954年儿子大学毕业分到山西医学院不久，即从西安来到太原，跟儿子一道生活。
按说，象王秀峰这样傍依着儿子过活的家庭妇女，碍不着任何人的事(斗她没什么油水可揩)，也没有招惹过是非(档案上没有一处提到过她现在的“罪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对“运动”她感兴趣，然而，从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老太太就被“革命群众”盯上了，成了斗争对象(在此又一次领教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深度和广度)。
在档案里，我看到了王秀峰的“检查交代”，写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和她所知道丈夫的历史，对自己和“老头子”都尽可能地贬低、丑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财产，连房产的地点、间数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对比档案中所有的调查材料，王秀峰所有的“问题”都自己交代过了，一清二楚，她最大的一笔财产是西安的两间铺面，卖了20两黄金;最“危险”的事情是曾经有过一只手枪(丈夫留下的)，解放前就交给了丈夫的朋友，解放后又转送给了解放军;最大的“罪过”是解放前增加参加过一贯道，做过几天最一般的道徒。
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她连在运动中说过一个“革命群众”是猛张飞的事，也端出来检讨了一番：“这话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很不好是错误的，当时我的意思，是觉得她年青(轻)出身好，干劲大有培养前途，就是她猛，所以就说了个猛张飞这个比喻是很不好的”。老太太动辄获咎的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仿佛已经跃然纸上。
就是从王秀峰老人的检查上，我知道了原来档案里面的一张照片，是她交给工作组的她丈夫死时的灵前照，这已经是她所保存的唯一有关她丈夫的影象了。从照片上，我们看到她的丈夫是一副北洋时代将军的形象，但我却看不出哪个女人是当时的她。
在档案的最后几页，我看到了定案结论，说因为王秀峰历史上没有劳动过，在运动中又不老实，没有及时交代历史，所以定她为资本家成分。最后一句话是“由于该有一定民愤(我找遍了档案没有一句提到她的错处，按道理，如果她有的话，哪怕一星半点，也会被夸张地写上的)，已被革命群众赶出太原。”就是说，尽管老太太尽力配合，诚惶诚恐，却还是被扫地出门。革命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实现了清理队伍的目标，尽管只是在太原郊区的小街上。
当时，王秀峰老人在西安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任何亲戚，一个女儿在北京部队里，显然不能去，作为一个年近花甲没有收入、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她能去哪儿呢?
档案曾经是我们这个国度非常神秘而且紧要的东西。除了农民弟兄，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档案相随。
档案有专门的机构管理，里面放了什么，一般情况下本人是不知道的。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倒霉，到了最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档案里被人莫名其妙地放了点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过去我只要一想到档案两字，心里就发毛，总担心什么时候被人做了手脚，有提拔之类的好事给毁了。
不过，现在有了变化，只要本人坚持，在“有关人士”的监视下，档案是可以看了，上学、分配、调转之类的档案转移，原本需要密函传递的，现在也可以交本人带来带去了(也许严格说来也不符合规定)。
更要命的是，在旧货摊上，居然有人事档案卖了。别不信，前些时候我出差到太原，就买了一小堆——六袋。
这六袋档案中，其中有一袋是“清队档案”。这里，必须做一点注解，否则年轻的人们肯定不明白：所谓清队就是“文革”中小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在运动开始和中间都搞过，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重点明显是在后者。
不用说，档案的主人就是一位被清理的对象。此人名叫王秀峰，时年57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个在家弄孙、靠儿子养活的老妇人。
比起当年被整的众多芸芸之辈(我记得“清队”似乎对下层更关注些)，王秀峰倒是还算有点来头。
她的丈夫名叫丁增华，是西北军著名将领胡景翼的老部下(我在胡的日记中找到了丁的名字)，胡在靖国军的时代(总共没有几条枪)，他就是胡部的营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联合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胡主掌国民二军，据地河南，队伍扩展为四个师，丁增华跟着做了师长。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军与奉军交恶，冯玉祥下野出国，胡景翼病死，国民二军在各路军阀和河南遍地都是红枪会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丁的部队片甲无存。国民二军的残部在李虎臣与杨虎城的率领下退守西安，丁也到了西安投靠李虎臣与杨虎城，李、杨念在同袍之谊，给了丁一个西安稽查处长的官做。
这时，西安已经被河南军阀刘镇华镇嵩军的十万大军给围上了，而李、杨二人(尤其是杨)硬是凭着手里的残军死守西安3个多月，杨虎城一举成名(名字由虎臣变成了虎城)，但是西安老百姓却饿死不少，用杨的话说，西安守城“功满三秦，过满三秦”。
丁增华随杨虎城困守西安期间，没有带家室，在全城闹饥荒的时候，看上了西安女子师范16岁的学生、我们的主人公王秀峰。于是，年方二八的女师范生就成了丁处长的第四房太太。
西安解围后，胸无大志的丁处长一直跟着杨虎城，后来杨虎城做上了陕西省主席，给了丁一个参议的名义，每月送几百大洋。再后来西安事变，杨虎城下野出国又回国，身陷囹圄，丁增华也就只好回家做老百姓，靠一点房地产过活，直到1942年病死。
丈夫死后，四个女人分了家，王秀峰拉扯自己名下的一儿一女过活，将分到的土地全部卖掉，靠些许商行股份和房产度日。
应该说，王秀峰要算是一个相当能干而且有见识的女人，作为一个过气的小军阀排第四位的遗孀，守着不多的遗产，无权无势，但儿女都受了很好的教育。解放后，儿子在山西医学院做助教，女儿在北京的部队里当技术员。自1954年儿子大学毕业分到山西医学院不久，即从西安来到太原，跟儿子一道生活。
按说，象王秀峰这样傍依着儿子过活的家庭妇女，碍不着任何人的事(斗她没什么油水可揩)，也没有招惹过是非(档案上没有一处提到过她现在的“罪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对“运动”她感兴趣，然而，从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老太太就被“革命群众”盯上了，成了斗争对象(在此又一次领教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深度和广度)。
在档案里，我看到了王秀峰的“检查交代”，写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和她所知道丈夫的历史，对自己和“老头子”都尽可能地贬低、丑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财产，连房产的地点、间数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对比档案中所有的调查材料，王秀峰所有的“问题”都自己交代过了，一清二楚，她最大的一笔财产是西安的两间铺面，卖了20两黄金;最“危险”的事情是曾经有过一只手枪(丈夫留下的)，解放前就交给了丈夫的朋友，解放后又转送给了解放军;最大的“罪过”是解放前增加参加过一贯道，做过几天最一般的道徒。
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她连在运动中说过一个“革命群众”是猛张飞的事，也端出来检讨了一番：“这话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很不好是错误的，当时我的意思，是觉得她年青(轻)出身好，干劲大有培养前途，就是她猛，所以就说了个猛张飞这个比喻是很不好的”。老太太动辄获咎的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仿佛已经跃然纸上。
就是从王秀峰老人的检查上，我知道了原来档案里面的一张照片，是她交给工作组的她丈夫死时的灵前照，这已经是她所保存的唯一有关她丈夫的影象了。从照片上，我们看到她的丈夫是一副北洋时代将军的形象，但我却看不出哪个女人是当时的她。
在档案的最后几页，我看到了定案结论，说因为王秀峰历史上没有劳动过，在运动中又不老实，没有及时交代历史，所以定她为资本家成分。最后一句话是“由于该有一定民愤(我找遍了档案没有一句提到她的错处，按道理，如果她有的话，哪怕一星半点，也会被夸张地写上的)，已被革命群众赶出太原。”就是说，尽管老太太尽力配合，诚惶诚恐，却还是被扫地出门。革命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实现了清理队伍的目标，尽管只是在太原郊区的小街上。
当时，王秀峰老人在西安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任何亲戚，一个女儿在北京部队里，显然不能去，作为一个年近花甲没有收入、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她能去哪儿呢?
不过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它掌握在一定级别的'党'手中,是悬于人头顶的利剑,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最可怕的是它中间太多的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