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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因为父母的不同，在那个岁月里便成两种生物，一种是人高高在上的红色血统的高干子弟，另一种是狗叫“狗崽子”，打人的人表示道歉拒绝遗忘，被打得”狗“则很可能不愿提起那段”屈辱“的阳光不那么灿烂日子，很有意思的课题--哪些研究人员抽空研究研究？--转载者
新年伊始，一些文革初期在校的北京中学生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会。聚会以“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为主题，各抒己见，坦率交流，不知不觉中竟用了一天的时间。参加聚会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现更名为师大实验中学）、师大一附中和清华附中的“老三届”学生，还有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等20多人。
最近，原八中学生、当时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公开道歉。这一举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无论是文革亲历者还是更年轻的一代，纷纷在网络上表达正面的肯定。一时间想要采访陈小鲁他们的媒体竟有几十家之多，可见社会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受此举的影响，原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叶维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议，举行一次“同代人”的聚会，反思文革，直面历史，拒绝遗忘。她的提议受到了女附中校友的积极响应，也得到八中陈小鲁、计三猛等的热情支持。近年来在研究文革的领域内默默耕耘、成绩卓著的多位老三届学者、作家也应邀到会，他们是印红标、吴迪、丁东、邢小群、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到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参加聚会的原师大女附中校友，不仅有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还有十几年来参与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调查和研究的各年级校友于羚、罗治、郝新平、顾湲、叶維丽、冯敬兰、李红云。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部分高一年级学生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这一恶性事件，多年来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但成为学者、专家探讨文革问题经常引用的典型例证，也成为文革亲历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近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这一事件做了持续的调查和研究，由刘进牵头，采访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120多位，还从校友提供的当年日记、笔记中获得了具体的资料，基本厘清了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园里发生的主要事件，如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进校后怎样领导运动、唯一一次批斗校领导的时间和规模、学生反对工作组的两次高潮等等，以及工作组撤走一周后，由高一三班部分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的理由、游斗规模，哪些学生涉嫌暴力殴打、侮辱折磨校领导。红卫兵和筹委会成立的确切时间（1966年8月8日），8-18参加天安门广场大会的基本情况，宋彬彬上城楼给毛泽东主席戴红袖章的具体细节等等。 为了表示对卞校长永远的纪念并告诫后辈，由高二2班罗治、罗文东、张育芷和海外校友等发起，500名女附中校友捐款，往届校友郭平英、高宁等策划、运作，为卞仲耘校长塑半身铜像安放于校内，并于2011年5月7日在实验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因此，这次讨论会就从“8·5事件”说起。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正致力于推广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的顾湲，当晚就要出差，也拉着行李箱出席了座谈会。她是高一三班学生，具体介绍了8-5事件发起、组织的少数干部子女的情况，并尖锐指出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在学生头脑中牢固树立了血统论、等级制的观念，致使一些干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为是水到渠成。
宋彬彬因8-18给毛泽东戴袖章而成为文革暴力的符号“宋要武”，被妖魔化已经四十多年，如组织杀人比赛，带领红卫兵杀死校长。在参与调查“8·5事件”的过程中，她渐渐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勇敢地站出来，在电子杂志《记忆》发表了《四十年来我想说的话》（也见共识网及本博），澄清事实，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刘进和宋彬彬为她们当时没能全力保护校长和老师，没能阻止住少数学生的暴力行为，再次表示了自责、懊悔和真诚的道歉。
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同学们集体还原八五真相的执着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赞佩，他说我们虽然道歉了，但是对八中文革初期的过程和发生的事情，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要向你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学者纷纷指出，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很不容易。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认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他举例说自己在一本书中，谈到女附中“8·5事件”，曾用了“红卫兵打死校长”的内容，后来再版时纠正为，是少数学生打死了校长，写文革史绝不能想当然，有一说一有错要及时修正。邢小群表示，对师大女附中的学姐们做的努力非常钦佩，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一点一点的不懈“拱卒”精神。
有年轻记者提问，譬如为什么不说出打人凶手的名字？法学教授、女附中校友李红云从法律角度给予了解释，历史学者叶維丽认为还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为了警讯后人，而不是侦结刑事个案。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新年伊始，一些文革初期在校的北京中学生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会。聚会以“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为主题，各抒己见，坦率交流，不知不觉中竟用了一天的时间。参加聚会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现更名为师大实验中学）、师大一附中和清华附中的“老三届”学生，还有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等20多人。
最近，原八中学生、当时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公开道歉。这一举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无论是文革亲历者还是更年轻的一代，纷纷在网络上表达正面的肯定。一时间想要采访陈小鲁他们的媒体竟有几十家之多，可见社会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受此举的影响，原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叶维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议，举行一次“同代人”的聚会，反思文革，直面历史，拒绝遗忘。她的提议受到了女附中校友的积极响应，也得到八中陈小鲁、计三猛等的热情支持。近年来在研究文革的领域内默默耕耘、成绩卓著的多位老三届学者、作家也应邀到会，他们是印红标、吴迪、丁东、邢小群、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到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参加聚会的原师大女附中校友，不仅有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还有十几年来参与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调查和研究的各年级校友于羚、罗治、郝新平、顾湲、叶維丽、冯敬兰、李红云。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部分高一年级学生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这一恶性事件，多年来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但成为学者、专家探讨文革问题经常引用的典型例证，也成为文革亲历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近年来，女附中的校友们对这一事件做了持续的调查和研究，由刘进牵头，采访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120多位，还从校友提供的当年日记、笔记中获得了具体的资料，基本厘清了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园里发生的主要事件，如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进校后怎样领导运动、唯一一次批斗校领导的时间和规模、学生反对工作组的两次高潮等等，以及工作组撤走一周后，由高一三班部分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的理由、游斗规模，哪些学生涉嫌暴力殴打、侮辱折磨校领导。红卫兵和筹委会成立的确切时间（1966年8月8日），8-18参加天安门广场大会的基本情况，宋彬彬上城楼给毛泽东主席戴红袖章的具体细节等等。 为了表示对卞校长永远的纪念并告诫后辈，由高二2班罗治、罗文东、张育芷和海外校友等发起，500名女附中校友捐款，往届校友郭平英、高宁等策划、运作，为卞仲耘校长塑半身铜像安放于校内，并于2011年5月7日在实验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因此，这次讨论会就从“8·5事件”说起。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正致力于推广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的顾湲，当晚就要出差，也拉着行李箱出席了座谈会。她是高一三班学生，具体介绍了8-5事件发起、组织的少数干部子女的情况，并尖锐指出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在学生头脑中牢固树立了血统论、等级制的观念，致使一些干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为是水到渠成。
宋彬彬因8-18给毛泽东戴袖章而成为文革暴力的符号“宋要武”，被妖魔化已经四十多年，如组织杀人比赛，带领红卫兵杀死校长。在参与调查“8·5事件”的过程中，她渐渐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勇敢地站出来，在电子杂志《记忆》发表了《四十年来我想说的话》（也见共识网及本博），澄清事实，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刘进和宋彬彬为她们当时没能全力保护校长和老师，没能阻止住少数学生的暴力行为，再次表示了自责、懊悔和真诚的道歉。
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同学们集体还原八五真相的执着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赞佩，他说我们虽然道歉了，但是对八中文革初期的过程和发生的事情，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要向你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学者纷纷指出，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很不容易。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认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他举例说自己在一本书中，谈到女附中“8·5事件”，曾用了“红卫兵打死校长”的内容，后来再版时纠正为，是少数学生打死了校长，写文革史绝不能想当然，有一说一有错要及时修正。邢小群表示，对师大女附中的学姐们做的努力非常钦佩，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一点一点的不懈“拱卒”精神。
有年轻记者提问，譬如为什么不说出打人凶手的名字？法学教授、女附中校友李红云从法律角度给予了解释，历史学者叶維丽认为还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为了警讯后人，而不是侦结刑事个案。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文章中的；被打得”狗“，大概应该是；被打的”狗“。
难道今天的世界的公理还是打人的站在有道理的位置，他们高兴道歉就马马虎虎道个歉，可以装好人了，有的人当年杀死校长她是头头，现在有了舞台变成当时没能全力保护校长和老师的好人了，现在还要他们来告诫后人。当然他们是连红卫兵打死校长的内容，后来也要纠正为，是少数学生打死了校长。当然文章中有名有姓的当年的红卫兵不是少数学生。
全世界的有良知的人都知道，当年被打的”狗“，只要当年没有被他们打死，那么现在他们肯定没有忘记你们的罪行，绝对不会不愿提起那段”屈辱“，而是要真正讨还公理，有账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