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往事：卡尔
作者：王健 (2009-08-01 10:39:49)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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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2日早晨约七时五十分，我在我当时居住的407号楼前面遇到了送女儿去幼儿园的卡尔，他表情复杂，有点激动，大老远地就叫着我的名字，并问我看了凤凰卫视的早新闻节目没有。没等我回答，他就又急不可待地告诉我，美国出大事了。
    那以后不久，卡尔就偕贤妻娇女，远走“出了大事”的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只是前年年底的时候，我才在网上看到一个题为《陈立功回来了》的帖子，知道卡尔（陈立功因长相混血、体毛浓密而得的小名）当时回到了国内，正代表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寻求公共卫生方面的项目合作。发帖者显然把卡尔的短暂回国视为一件大事，并在帖中再度重提了2000年中文互联网上的年度新闻“陈立功事件”。
    有十多年一心想报效国家和同济的卡尔却远走美国，显然与那篇让他在互联网上名声大噪也让他被编入维基百科人物条目的题为《我们的声音——对武汉地区高校重组的沉痛思考》（亦名《我们应当从容思考》）的长贴有关。我了解卡尔，知道这件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唐吉诃德挑风车式的英雄志向，但也让其实很温柔敦厚的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不仅能从他于2000年2月29日（也就是他2月26日发帖后的第四天）在白云黄鹤BBS上贴出的《我的检讨》中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他之前于沉痛思考的激奋中也没忘记揉和进对领导的阿谀之词这一点上也能窥出几分。因为虽然算不上硬骨头，但阿谀也绝非卡尔的本色，它只能理解为是生性善良的他在做这件出格之事时下意识地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语言策略。
    作为一个纯正的青年知识分子，卡尔一心想报效国家和同济的十多年，也是我们作为朋友的十多年。按照卡尔自己通常对别人的介绍，他和咏梅（他的夫人）都是我的学生，理由是他们读硕士时都在我的课上拿过学分。但我从来都耻于承认这一点，不只因为我们有多年的朋友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学识修养方面，卡尔也着实让我难以望其项背。医学专业自不待言，他还是位有艺术气质的资深文艺青年，古典音乐方面造诣尤深。每逢他们院里有晚会，他就会带上小提琴，秀一下他那难免有点酸腐的真情和才艺。而就哲学而言，我在拜读了他1999年发于《医学与哲学》杂志、多位同仁教授都未能读懂的论文《论智慧的递进结构与认知的逻辑流程》后，甚至一度对自己的智商和教师资格都发生过怀疑。
    卡尔发贴的2000年前后，正是高校合并潮起而我们这批年轻的副教授面临高度事业困惑的时候。和已经确立了消极的人生观、追求“遗世独立”而又不得的我大不同，卡尔正深陷在对个人、学校和国家未来的焦虑中：于自我，他急于提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创理论——他称之为新概念医学统计学；于学校，他以主人公的姿态（难道学校不是大家的吗）积极思考同济的未来命运，这才有了发贴的冲动和结果；于国家，他关注最底层的农民的命运，深入思索着中国的民主进程。
    不幸的是，高度体制化和行政化的中国高校，早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场和名利场。它需要的只是主流宰制下被默许的更高的学位、烦琐的证书、无聊的数字和平庸的指标，以证明其权力有效性和提供各种晋升的理由，却难以容下本真的性情、深沉的思想和不羁的才华，更不可能给出异端存在的空间。它对所有的更高权力烟视媚行，将阿谀艺术发挥到极致，却又对卡尔们河东狮吼，虎目圆睁。所以，卡尔的挫败感可想而知。加上他虽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却又天性善良甚至有点软弱（他为女儿取名为陈赛伦斯，其实有谨守沉默的意思），这让他的行为和行文都令人伤感和歧义丛生。出走，似乎总成了这类人物必然的和唯一的选择。
    而这一走，就是七年，换来的是不爱国不爱校的骂名和一纸绿色的异国身份。但也许很多如卡尔一般的去国去校者才是真正爱国爱校者，因为他们爱得如此纯粹，才对我们熟视无睹的那些人和事无法容忍也不会妥协。而那些自诩的爱国爱校者，不是躲在自我利益背后、谋权有术的脂粉大师，就是同样弱势的国产犬儒。而他们，常常又什么也做不了，除了一如既往地粉饰现实和坚持不懈地挤兑谩骂自已的同胞。 

原文博主的补遗：

当然不是为那些合并中的失势者们呐喊，更不是用反合并来维护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我关心的只是权力合法性和程序正义问题。
    发贴后得到些许卡尔的音讯，他应该过得不错。理论建构进展得很顺利，已开始在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宣读他的思想。有咏梅那样温柔贤淑的妻子，他的家庭生活也一直都是令人羡慕的，尤其现在家里又添了人丁，而安于罗克威尔公园的家看上去也很美丽。当然，最重要的，他终于不会再因言获罪。 

转贴者的澄清和纠正：

在此纠正一下这位友人博客中提到的我被称为同济卡尔的来历。这是因为有一天时任87级卫生系政治辅导员的我去校团委办公室和张晋聊天，不知道在什么话题上我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张晋就说，哇！你真是个卡尔·马克思。从此，张晋每次都喊我卡尔，从来不喊我陈立功。这个称呼也就慢慢地在几个办公室相互邻近因而常聚在一起的年轻人之间传开了。人类历史上有两个智者，一个是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另一个就是统计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张晋说我像卡尔·马克思，因为我时常给出令人感到不一般的观点和看法。那时我以一个非中共党员的身份（我也从未加入过，特别是1989年后，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有兴趣了解我这段个人史的读者可以浏览我在文学城上的博文《我的打架史》，同名原文载于MSN上的《我的打架史(原版)》，文学城的博文已对此作了显著修改）在做学生政治辅导员，根本没有进入统计学领域，甚至还不知道统计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就是我在校内被几个同龄人（包括张晋、王健、陈健、潘宏志、蔡效恒等）称为卡尔的源头。但是，以后来王健的眼光，我应该如他的博客所言是由于我长相混血有一付大络腮胡子的原因。事实上，我从未敢说自己是一个卡尔，仅仅只是对自己有一份这样的“期望或志愿(wish)”，因为那两位是我眼里最杰出的智者之一。我仰慕他们。
    其次需要更正的是2007年我回国并非为了牵什么研究项目，纯粹是一趟私人的家务旅行，因为当年父母同满80大寿。
    第三，我给女儿取的名字是陈赛伦思，不是陈赛伦斯。这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字。在前者，赛就是比赛、竞赛的意思；伦即同类；思则思想。由此，大家可以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名字与其说是赐给她的，不如说是我以自己的女儿对我自己人生的一个鞭策。此外，这个名字的来历与她出生的那一刻有关。她的第一声啼哭就降临在《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即《平安夜》的音乐声中）。这是她得名的另一个原因。当时我守候在同济医院妇产科大门外，听着武汉调频台播放的这首音乐。于是就想，如果是男孩就叫赛伦特。正在这时，一声啼哭传来，我知道我的孩子出生了，因为产房里当时只有我太太一个人，而我是在太太上产床前一刻被护士赶出来的。很快，护士将孩子抱了出来，告诉说是女孩。所以，一个月后就被取名赛伦思。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夜是1993年11月20日，太太在去医院产房生产的路上天空里下着小雪。这是“有史以来武汉很少在11月份下雪的”一次记录。
    第四，关于在《……沉痛思考》一文中开篇“对领导的阿谀”，原文大致是“当今中国高校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然后是表达个人对高校合并的赞成意见），这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的什么什么贡献之类的赞扬语句”。我之所以写入这几句话，正如博主所言是为了自我保护，即所谓拉大旗作虎皮，但并非只是如此，我还想要的是以此检验当时中国国内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的言论自由的程度。结果，即使在这样的虎皮下，我也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当官的只想被奉承，只想听到令他们高兴的话，他们对一切与他们的观点不相符的言论予以封杀，完全没有任何道德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底线。
    第五，关于那个《自我检讨》，那是在同济医大时任党委书记黄光英亲自跑到我所工作的公共卫生学院把我叫到党总支办公室严加训斥并要我写检讨交给她后写的，我认真地按照领导们喜爱的作检讨的语言写了，但没有交给她，而是贴上了网站。此后她就再也没有来找我，也没有指派他人来找我说过一句话，我也就不再发哪怕是一言，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第六，我出国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的原因是太太在2001年8月来美留学，而我在当年的4~5月间参加了本校流行病与生物统计的博士入学考试并获得了入学资格，原本可以当年9月入学就读，但在入学前确认太太可以来美后便放弃了入学的打算，而是决定找机会来美国完成自己的统计方法学研究，因为我想提出自己的新概念统计学（不是新概念医学统计学）。十年来，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提出了一套非常基础的新概念系统、批判了几个流行的方法论及其理论假设、构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新方法论并为改建现行的方法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算法支持。至于博主所推测的我因为合校评论遭受压力而出走之说，在我个人看来不是主要的原因。不过，如果我坚持留在同济的话，我毫无疑问将受到长期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我绝无可能完成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去年武汉某媒体的记者曾试图就当年的合校评论采访我，谈谈出走的原因，我也是这样说的，即校方就此给我的压力不足以成为我出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