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革发生时，我在读小学（11岁）。虽然是个孩子，但也能清晰记忆许多文革中的往事。
（1）1967年夏天，正值武斗高峰，那时学校停课，我们很高兴，不上学，天天在家玩。有一天，听到大街上高音喇叭广播，（那时，正值武斗高峰，常常半夜里就能听到高音喇叭广播，因为有好多派别，造反派，保皇派，都有广播站）说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代表刘庆同学在本市的一次武斗中英勇牺牲，为悼念刘庆同学，定于某日下午某时（记不清日期）在本市一中礼堂瞻仰遗容。广大群众可以前来瞻仰烈士遗容。小孩子出于好奇心我和几个小伙伴，按时来到礼堂，看见那位烈士刘庆的遗体，身穿绿军装，身上盖着红旗，脸上涂着红色胭脂（经过整容化妆）躺在冰镇的一张台子上，灵堂里不停地放着哀乐，气氛很悲伤。据说刘庆是站在一辆宣传车上，被一块飞来的石块砸中太阳穴而死。当时就觉得他很可惜，因为那时能考上清华大学很了不起，就如同状元一样。现在觉得，这位清华的高才生也是文革的牺牲品。毛泽东就是杀害刘庆的凶手，还记得刘庆是安徽人，如果他不死，现在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或许是个企业家，工程师，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一个人的意志为什么可以左右几亿人？
（2） 我的一个亲戚（我叫她三姨）是一个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很普通的一个人，文革前年年是单位的先进生产者，就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国高毕业，在文革中即被抄家，隔离审查，她承受不来那样的迫害服毒自杀（死的时侯年仅47岁），扔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很可怜。许许多多像我三姨这样的人都被迫害致死。文革受迫害的不仅有领导人，社会名流，还有许多普通人。正像王有琴说的那样，毛泽东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享受”。
（3）我记得那时（66-67年）社会很乱，我们小孩子乘坐公交车不买票，理直气壮地上下车，售票员不敢管。这不是个别行为，因为社会很乱，好像是无政府状态。街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4）那时毛泽东常常有最新指示发表，不论何时，得到通知就得上街庆祝，印象特别深的是1969年，中共“九大闭幕”，好像是4月初，春寒料峭，半夜得到通知，当时我在读中学，半夜走到学校，老师带队，徒步走了大约5公里，来到本市最大的露天会场“中心广场”，举行几十万人的庆祝大会，然后还游行。还做了很多灯笼（外面红纸包裹，里面点蜡烛）折腾了一夜，筋疲力尽。老百姓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5）有一天，看到一张传单，红色的，特大喜讯，经过专家鉴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能活到150岁，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福！当时真相信了，现在看，就是他手下的人拍马屁忽悠他，投其所好，因为他就爱听唱赞歌。我在想，如果毛泽东早死10年，中国就没有文革大灾难，如果毛泽东早死20年，中国就没有反右，50万知识分子就会幸免于难，中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6）1976年大约9月10日，我在一个工厂做工，下午3点接到通知，收听重要广播，当喇叭里传来夏青那低沉，缓慢，悲伤的语调，我立刻意思到毛泽东死了，广播结束，许多人痛哭失声，如丧考妣，我心里感到震撼，一点悲伤感觉也没有，反而很振奋，觉得中国露出希望的曙光。
（7）我是1968年从小学直接进入中学，没有考试，因为文革完全打乱了以前的规矩，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毛就反对考试。中学4年，有一半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常常去工厂劳动，去农村干农活，当时我就很反感，心想一个学生不让读书，这不是不务正业吗？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方式，愚民的教育方式。毛泽东的逻辑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8）我的家乡有一个很大的科研单位『冶金部鞍山焦化耐火设计研究院』，那里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有一位工程师 是留美博士（姓徐），据说和李政道是同学，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有一次在批斗他时，他刚刚吃过饭，吃的是面片汤，由于要哈腰弓着身子接受斗争，所以一口面片涌上喉咙，被活活噎死。虽然文革结束给平反了，可是他家里人的悲愤与无奈跟谁诉说呢？
（9）1972年5月，毛泽东的狐朋狗友西哈努克一行来鞍山访问，为此，鞍山大动干戈，花了很多钱装修火车站，整个车站大楼里外用油漆粉刷一遍，西哈努克一行由徐向前陪同坐的是专列从沈阳来鞍山，鞍山全市动员几十万人夹道欢迎，那一次为西哈努克的访问，估计鞍山市花费几十万元，那时的几十万元等于现在的几千万不止。我清楚记得那时有几部纪录片记录西哈努克访问各地的情景，西哈努克访问南方，西哈努克访问西北，西哈努克访问东北...... 为了这个失意的流氓政客毛泽东不惜花费巨资，这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又一个罪行。
（10）文革之初，百姓文化生活极其匮乏，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几部没人看的作品。但上层生活并非这样，江青就可以看好莱坞的大片“出水芙蓉”，林彪可以看刚出品的“巴顿将军”，周恩来曾经让电影厂拍故事片，他说要不然，我都快成明星了，因为那时常常看到周恩来接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
（11）文革时期，辽宁的一把手是陈锡联，别看这个家伙长的肥头大耳，非常狡猾，善于观察政治风向，拍马屁有一套。那时，毛泽东把皇侄毛远新派到辽宁，陈锡联把毛远新捧为“太上皇”，陈锡联只是名义上的一把手，毛远新才是辽宁乃至东北的一把手。陈锡联为向上邀功，拿老百姓的生活遭殃，他给辽宁城镇居民定了个“ 三两油”即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食用油。当时其他省份都是“五两油”只有辽宁三两，根本不够，那时的百姓生活十分清苦。老百姓给陈锡联起个外号 “陈三两” ，后来陈一路高升到中央，毛泽东曾安排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打倒四人帮后，陈被邓小平拿下，虽然陈是邓的部下，但陈非邓小平派系的人，所以文革期间，陈造反把宋任穷打到，宋任穷是邓小平的铁杆心腹，随着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宋任穷也官复原职，得到重用。
（1）1967年夏天，正值武斗高峰，那时学校停课，我们很高兴，不上学，天天在家玩。有一天，听到大街上高音喇叭广播，（那时，正值武斗高峰，常常半夜里就能听到高音喇叭广播，因为有好多派别，造反派，保皇派，都有广播站）说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代表刘庆同学在本市的一次武斗中英勇牺牲，为悼念刘庆同学，定于某日下午某时（记不清日期）在本市一中礼堂瞻仰遗容。广大群众可以前来瞻仰烈士遗容。小孩子出于好奇心我和几个小伙伴，按时来到礼堂，看见那位烈士刘庆的遗体，身穿绿军装，身上盖着红旗，脸上涂着红色胭脂（经过整容化妆）躺在冰镇的一张台子上，灵堂里不停地放着哀乐，气氛很悲伤。据说刘庆是站在一辆宣传车上，被一块飞来的石块砸中太阳穴而死。当时就觉得他很可惜，因为那时能考上清华大学很了不起，就如同状元一样。现在觉得，这位清华的高才生也是文革的牺牲品。毛泽东就是杀害刘庆的凶手，还记得刘庆是安徽人，如果他不死，现在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或许是个企业家，工程师，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一个人的意志为什么可以左右几亿人？
（2） 我的一个亲戚（我叫她三姨）是一个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很普通的一个人，文革前年年是单位的先进生产者，就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国高毕业，在文革中即被抄家，隔离审查，她承受不来那样的迫害服毒自杀（死的时侯年仅47岁），扔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很可怜。许许多多像我三姨这样的人都被迫害致死。文革受迫害的不仅有领导人，社会名流，还有许多普通人。正像王有琴说的那样，毛泽东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一种非常特别的“享受”。
（3）我记得那时（66-67年）社会很乱，我们小孩子乘坐公交车不买票，理直气壮地上下车，售票员不敢管。这不是个别行为，因为社会很乱，好像是无政府状态。街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4）那时毛泽东常常有最新指示发表，不论何时，得到通知就得上街庆祝，印象特别深的是1969年，中共“九大闭幕”，好像是4月初，春寒料峭，半夜得到通知，当时我在读中学，半夜走到学校，老师带队，徒步走了大约5公里，来到本市最大的露天会场“中心广场”，举行几十万人的庆祝大会，然后还游行。还做了很多灯笼（外面红纸包裹，里面点蜡烛）折腾了一夜，筋疲力尽。老百姓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5）有一天，看到一张传单，红色的，特大喜讯，经过专家鉴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能活到150岁，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福！当时真相信了，现在看，就是他手下的人拍马屁忽悠他，投其所好，因为他就爱听唱赞歌。我在想，如果毛泽东早死10年，中国就没有文革大灾难，如果毛泽东早死20年，中国就没有反右，50万知识分子就会幸免于难，中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6）1976年大约9月10日，我在一个工厂做工，下午3点接到通知，收听重要广播，当喇叭里传来夏青那低沉，缓慢，悲伤的语调，我立刻意思到毛泽东死了，广播结束，许多人痛哭失声，如丧考妣，我心里感到震撼，一点悲伤感觉也没有，反而很振奋，觉得中国露出希望的曙光。
（7）我是1968年从小学直接进入中学，没有考试，因为文革完全打乱了以前的规矩，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毛就反对考试。中学4年，有一半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常常去工厂劳动，去农村干农活，当时我就很反感，心想一个学生不让读书，这不是不务正业吗？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方式，愚民的教育方式。毛泽东的逻辑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8）我的家乡有一个很大的科研单位『冶金部鞍山焦化耐火设计研究院』，那里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有一位工程师 是留美博士（姓徐），据说和李政道是同学，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有一次在批斗他时，他刚刚吃过饭，吃的是面片汤，由于要哈腰弓着身子接受斗争，所以一口面片涌上喉咙，被活活噎死。虽然文革结束给平反了，可是他家里人的悲愤与无奈跟谁诉说呢？
（9）1972年5月，毛泽东的狐朋狗友西哈努克一行来鞍山访问，为此，鞍山大动干戈，花了很多钱装修火车站，整个车站大楼里外用油漆粉刷一遍，西哈努克一行由徐向前陪同坐的是专列从沈阳来鞍山，鞍山全市动员几十万人夹道欢迎，那一次为西哈努克的访问，估计鞍山市花费几十万元，那时的几十万元等于现在的几千万不止。我清楚记得那时有几部纪录片记录西哈努克访问各地的情景，西哈努克访问南方，西哈努克访问西北，西哈努克访问东北...... 为了这个失意的流氓政客毛泽东不惜花费巨资，这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又一个罪行。
（10）文革之初，百姓文化生活极其匮乏，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几部没人看的作品。但上层生活并非这样，江青就可以看好莱坞的大片“出水芙蓉”，林彪可以看刚出品的“巴顿将军”，周恩来曾经让电影厂拍故事片，他说要不然，我都快成明星了，因为那时常常看到周恩来接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
（11）文革时期，辽宁的一把手是陈锡联，别看这个家伙长的肥头大耳，非常狡猾，善于观察政治风向，拍马屁有一套。那时，毛泽东把皇侄毛远新派到辽宁，陈锡联把毛远新捧为“太上皇”，陈锡联只是名义上的一把手，毛远新才是辽宁乃至东北的一把手。陈锡联为向上邀功，拿老百姓的生活遭殃，他给辽宁城镇居民定了个“ 三两油”即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食用油。当时其他省份都是“五两油”只有辽宁三两，根本不够，那时的百姓生活十分清苦。老百姓给陈锡联起个外号 “陈三两” ，后来陈一路高升到中央，毛泽东曾安排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打倒四人帮后，陈被邓小平拿下，虽然陈是邓的部下，但陈非邓小平派系的人，所以文革期间，陈造反把宋任穷打到，宋任穷是邓小平的铁杆心腹，随着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宋任穷也官复原职，得到重用。
受害者是不会忘记过去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又回到过去，流毒未肃清，这种隐患是存在的。
没有犯罪，也没有受害的，才是对过去最无所谓的。他们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
我也是那么预期的－－－我的预期后来被证明是1００％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