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 词人 于右任】

 

1906年， 于右任在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开国元老。

于右任早年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世凯。

他的旧体诗词 苍凉慷慨，他的书法 驰誉华夏。有“当代草圣”之称。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两年后（1926）国民党全国二大又在广州召开，于 毛 继续各任前职。 当时国民党执行部在上海，于右任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工作往来接触。

于 长 毛 14岁。

1927年 4-12之后， 国共开战，阔别近20年后，于 毛 在重庆又重逢。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参与国共谈判，

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

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

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见面了。

多年之后又相逢，大家都十分欣慰。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漫谈起诗文来了。
    不知如何，于右任竟知道毛泽东曾作有《沁园春雪》一词（一说是从柳亚子那里见读到 -- 雪词 是 1945-10-14才发表的），于是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因读过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所赋《越调 天净沙 谒成陵》一词，并熟悉此词，

于是笑答：“若何‘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意之深也。”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可见 于老对自己的此词 也颇为自珍

书赠 不止一人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

“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
    “好。”屈武一口应诺。
     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他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据说（？）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润之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仍极感兴趣。

如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86岁。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中山先生與部分臨時政府成員合影。

左起呂志伊、于右任、居正、王寵惠、孫中山、黃鐘瑛、蔡元培、海軍代表、馬君武、王鴻猷。

 

 

 

蒋中正  于右任

 

老年于右任与在台湾的家人在一起

 

被挟持去台湾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仍留任监察院院长。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军官坚持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右任把衣服穿好，就强使他上车驰往机场。

　　于右任十分不想走，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蒋介石，不想去当随葬品。他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于前几日去了成都。为此，于右任十分后悔，他对随行人员说：“我要是早来几天，就见到夫人了。”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想让她们返回重庆，但没有成功。

　　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乘飞机离开成都飞返台湾。

这一走，他就再没有机会回大陆。在台湾继续做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直到去世。

　　这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长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他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曾说：“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这些话中，可以想见他当“监察院长”的心绪。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俞之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俞鸿钧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的总裁公馆，公馆里一应开支（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基本没有业务，还雇用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后，向俞提出质问，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处境颇为狼狈。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蒋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他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寄情于诗词、书法，日读《四朝学案》，既不打老虎，也不拍苍蝇，每日到“监察院”去的例行公事是批阅文件。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

 

被尊为“一代草圣”。20世纪20年代，书坛有“北于南郑”的美称，“南郑”指郑孝胥。

于右任还为 在重庆发行的中共《新华日报》题过报头。

　　台湾有人评论于右任的字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话。”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他自己曾说：“写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我觉得每个字都有它的神妙之处，但是，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它字体，便失去了那种豪迈奔放的逸趣。”

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家广告公司，挂出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右任认出那字不是他写的，让店家摘下，为他重新题写了一副。店家送来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坚拒不收，于公馆的工作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还要靠厨师张罗，以至身死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盼魂归大陆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和儿媳又远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性格开朗，两人虽然离多聚少，然伉俪情深。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1958年两人金婚纪念日前夕，于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于右任被挟迫去台后，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与于夫人取得联系，曾汇寄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1961年是于夫人80大寿，这年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对于右任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

　　事后，屈武致信于右任，连同祝寿照都托人带给他。为躲过国民党当局的书信检查，信中把周总理改成‘濂溪先生’（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的别号，周恩来在重庆时，党外友人常以此相称）。

于右任一看就明白了，他非常激动，特托吴季玉捎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

　　1962年元月，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开国纪念会后，回首民国创建50年来的前尘往事，不禁黯然神伤。他自知来日无多，遂在日记中写下了后事安排：

“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叶落归根，于右任的拳拳故国之情，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晨光曦微中写下了凄怆动人的哀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 手迹(依次3-1-2 小节)

 

　　这首带有遗嘱性质的绝命辞，很快就蜚声海内外，让人摧肝裂肺，不忍卒读。此后，于右任又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医院，享年86岁。

　　临终前，气若游丝的老人伸出了三根手指。陪侍者们猜测：要交代三件后事？先生摇头；三民主义？先生摇头；三公子于中令？先生还是摇头。直到他去世后，有人才恍然大悟：先生那三根手指，指的是故土三原县！

 

 

 

望乡词 （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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