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茅于轼先生究竟错在哪里？

2011-05-31 05:44:45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615760.html

茅于轼先生一向令世人敬重。做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经济学家，向来大胆敢言——但却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学术风范。也因此他的一番言论往往能超越左、右，甚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和价值观（曾被打成右派、宪章派）。2010年他曾有如下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承认中国确实已经崛起，“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

做为一名可归为自由派学者的茅于轼先生能如此客观评论和认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谓凤毛麟角。要知道此类学者往往对中国的成就或者否定（清华大学的秦晖），或者认为不值一提（如人民大学的张鸣），或者认为远比不上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如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至于吹毛求疵更是自由派学者的常态（恕不一一列举）。所以，茅于轼先生能跳出自由派立场而展现出的事实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随后就谈到了中国存在民怨的原因。他以更大的勇气否认了贫富差距和腐败这两大主因。对于贫富差距。他认为：“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并以香港这样一个最可比的华人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区为例：“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中国大陆的）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而且还进一步论证“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香港，整个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基尼系数都远远高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仅比中国略低，也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尽管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不用费力就能看到的现实，但却都被自由派群体刻意忽略——这也是茅于轼先生的可贵之处。

在谈到腐败时，他再度表现了他的学术严谨与客观：“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

以上数据，我本人的文章都多次引用，但从一位被认为是自由派学者的口中说出，还真的是开天劈地。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结论是中国缺乏正义，政府不讲理才是中国产生民怨的根源。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个看法，但他这个结论也是建立在诸多事实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是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二是超越左与右的敢言。

然而，进入2011年，茅于轼先生接连发表两篇堪称石破天惊的文章。一是在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下水的一刻，他公开反对。反对的理由也颇为奇特：他是纳税人，有权力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国建航母会引发军事竞赛。

这一观点发表后，可以想像引发的海啸般的反对。因为这一次，茅于轼先生违背了他一向坚守的客观、理性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谁都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更别说我们的近邻印度以及小小的泰国。所以说，如果就算是引发军备竞赛的话，也不是中国引发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由于没有制海权，才屡遭列强欺凌、瓜分。就是现在，一峡之隔的台湾还没有统一，广大的南海主权还屡被侵害，在东海还和日本存在领土争端，美国更经常派航母到中国近海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中国拥有航母，都是天经地义，“天赋国权”，根本不应指责。如果非要指责的话，就是拥有的太晚了！

当然这篇文章中，最匪夷所思的还是他的“以纳税人为由来反对”之理论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经济学家的身份，这个理由不仅仅是荒唐而且简直是超越常识了。也难怪引发外界对其学识和学养的强烈质疑之声。

众所周知，纳税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享受由此带来的权益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提供国家安全（想想中华民国时期是什么状态），警察提供社会秩序，学校、医院提供教育和医疗产品诸如此类。当然，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可议范畴。比如中国过去零至三岁才享受免费体检，但从今年起提升为零至六岁。也应该客观承认，每个国家如何决策、支配税收形式并不同，也都有问题存在。仅以美国为例，尽管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减少各项开支，包括福利。但就是不能减少军事开支。而中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一直偏低，也同样需要改善。但不管在哪个国家，从来没有茅于轼先生以单独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反对。茅于轼先生应该明白，经济手段和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可操作性。他的提议显然不在此类。简单的讲，谁都无法知道中国建航母的钱是来自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海外华人，也是法国的纳税人，是否也茅于轼先生一样的理由反对法国武力介入利比亚？（毕竟此举加大了法国的安全风险和难民涌入）。

而最引发中国社会争议的还是茅于轼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如果说关于航母的观点仅仅是违反常识、无视国际现实的话，这一篇文章则是“三宗罪”：违背历史事实、全盘否定、人身攻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功过皆有的历史性人物，有争议和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中国1840年在西方的武力下被迫打开国门，自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历史任务。晚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试图回应历史，但均告失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看，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的继承者则在后三十年日益接近完成了现代化。客观说来，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都可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行列。除了这些“大历史”、“大伟业”，这里还可以举几个具体的数据。1949年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中国人均寿命35岁，文盲率8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65岁，已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文盲率更降至20%以下。尽管刚刚经历文革，但中国仍然领先于印度。虽然在六十年代饥荒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但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的人口仍然突破了七亿！要知道，自清朝巅峰时期突破四亿人口之后，一直到中华民国结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奇高的死亡率（饥荒、战乱、外敌入侵、农业生产率的停滞），都再也未能突破这个极限。这些历史数据，做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不应该不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经历过中华民国的老人都会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以至崇拜。

且不说今日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广泛存在，就是在西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都视毛泽东为英雄与楷模。尼克松图书馆耸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奥巴马政府成员视察学校也以毛泽东为榜样鼓励学生。当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的几名随员竟然缺席重要的国事活动而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美国世纪拳王泰森，居然把毛泽东的头像刺于肩膀，以示给他力量。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彼利埃在商业中心建世纪广场，并竖立15位“伟人雕像”。这其中不仅包括戴高乐、丘吉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还有中国的毛泽东！这些青铜雕像高3.3米，重量在850公斤到1吨之间，每尊造价约20万欧元。事实上，在今日西方，只有四位中国人真正得到西方社会上下的广泛承认，他们是：孔子、孙子、毛泽东、达赖（茅于轼认为斯大林要好于毛泽东，但在自由派视为榜样的西方，斯大林是和希特勒并列的）。

然而，在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中，却以建国后毛泽东的失误、过错为由，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人身攻击（包括指江青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说毛泽东的支持者是狐群狗党），连私生活也不放过，甚至指毛泽东为权力而完全疯狂、没有起码的人性、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心理非常阴暗、人民公敌、是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这种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生活上搞臭、精神上打倒（当然已经无法做到肉体上消灭再踏上一万只脚了）完全是文革的翻版。茅于轼先生用他竭力否定之人的方式来否定对方，真是历史的讽刺。

不过从茅于轼先生的历史反讽，确也令我们反思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应该说，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正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共同为建国后的现代化探索付出代价。且不说哪个时代的人物，就是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的今天，茅于轼先生还不是仍然有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吗？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美国国父华盛顿为例，他带领美国获得独立，并在担任两任总统之后坚决退隐（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儿子做继承人，所以改变了美国历史），堪称完美。然而，华盛顿却是黑奴制的拥护者，而且他自己也是黑奴主。但在他哪个时代都是合法、合宪、合理的存在，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全面否定华盛顿，将他与罪恶的黑奴制和黑奴主划上等号（林肯：如果奴隶制无罪，这个世界上就再无罪恶了），这是尊重历史吗？

至到现在，世人也无法猜透一位以学术严谨、理性客观著称、颇有声望的民间经济学家何以突然变成这样既不尊重基本事实，更像文革大字报类型的文章的作者。但是所有对之表示敬意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茅于轼先生，请回归您曾经拥有的理性、客观吧。要知道，一切违反常识、违背历史真实的声音都不会走的很远。

茅于轼先生其他观点：

“中国人，既然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愁没有粮食吃，而是吃得太多，需要减肥了。而且中国从1999到2003连续五年因为粮食吃不完，放在仓库里要变陈化粮（已经变了不少），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要赔钱？因为世界市场上粮食也是太多，价钱比国内还低。全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粮食危机。”

“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

“水和石油稀缺的程度在上升，价格在上涨。这用不着着急。如果稀缺而不涨价这才要着急。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稀缺又不想让它涨价。结果肯定是供不应求，市场上买不着，当然出现危机。如果让它自由涨价，就会有替代办法出现。比如用风能发电，用电作动力开汽车。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块石油。现在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石油价格还不够高，替代不合算。事实上替代的办法多不胜数，我们可以用酒精开汽车，也可以种菜子油转变成柴油来开汽车。用注入高压高温蒸气的办法提高油田的采收率（现在的采收率一般只有35%左右），还有注入二氧化碳、注入氮气等等办法。总之有几千种办法解决石油不足的问题。只要石油价格涨得够高，这些办法都能够起作用。”

“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的；其次这和本人的职业利益有关，粮食专家强调粮食有危机，自己可以得到重用。”

2009年5月21日在云南开远答听众问：“水果可以替代一部分粮食，大家多吃一点水果就能减少对粮食的需求，所以水果和粮食之间也存在着替代关系。这就使得耕地面积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弹性。我们可以选择多吃水果，进口粮食，多施肥多灌溉等等各种方式来代替耕地。所以耕地面积和粮食安全之间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比例关系，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

2009年，针对担心中国粮食如果依靠外国进口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茅于轼非常有信心的指出经济学理论可以实现效能最大化。提出如下观点：“有人担心把性命攸关的粮食供应交托给进口，非常不保险。万一人家不卖了，岂不是出大问题。其实市场买卖是非常安全的。如果没有外来的干扰，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停止交易。相反，倒是争着要把买卖做成，唯恐被别人把生意抢走了。”

2009年3月7日，茅于轼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题为《几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的演讲，在接受采访时主张要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必须向民众开放垄断行业；主张中国的房地产的土地和资金全部市场化；由于经济适用房败坏社会风气，主张建只设公共厕所的廉租房。

2010年，针对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实施升值压力，茅于轼指出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理想化的最优汇率。“最妙的是，这样的汇率不但对我方是最优，同时对对方也是最优。”“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不存在损人利己的汇率，也不存在损己利人的汇率。汇率只有两种，即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认为对方迫使我们调整汇率是出于对方的利益考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利于对方必定同样不利于我方。我们也不可能制定一个使对方受损自己得益的汇率”。

【古风按：茅于轼任理事长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http://baike.baidu.com/view/1851306.htm），却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大力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 “卡内基基金会”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据更加详细的调查研究（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6/232505.html），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天则经济研究所得到资助就包括福特、CATO Institute、企业基金会（AEI）、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当斯密社Adam Smith Institute、开放基金会（索罗斯的那个）、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直接或间接）。这些“资主”大部分都是右翼社团或者特殊使命社团，他们也许不会有明确的指令，但一定会通过有选择的交流和有目的的探讨来推销对他们有利的理论。至少他们要对得起基金会的股东。

其实，谁获得了谁的资助并不一定表明谁的政治立场就如何如何，关键是看其兜售的是不是毒药。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好好看看最近的几部记录片，就知道美国（西方）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到底都干的是些什么实货：

John Pilger in conversation with Julian Assange from John Pilger on Vimeo.

John Pilger defends WikiLeaks & Julian Assange from John Pilger on Vimeo.

第二个记录片：

The Joy of Stats（点击左边链接）

http://www.gapminder.org/videos/the-joy-of-stats/

（特别观看15:20—17:00）

Hans Rosling教授如是说：
人权（民主）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不是发展的手段。

很多人（其实就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杀手们）故意地给发展中国家兜售“民主人权的罂粟花药方”，一直把“目标”跟“手段”的概念偷换，其险恶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发展状态，好让西方长久地占据着人类社会的顶端。大家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再被西方的“罂粟花革命”给忽悠了。

宋鲁郑：中国崛起是威胁吗?

2011-05-18 00:38:02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407762.html 

中国人均GDP仅仅跨过四千美元门槛，就已经呈现令世人惊惧的一幕：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第一大出口国（其中高科技出口力压美国、德国和日本，高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世界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发明专利申请居世界第二位、股市市值全球第二（2004年还不到前十）、亿万富翁榜世界第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美国以外的国家突破100人，中国以115名创造人类新的纪录）。钢产量突破六亿吨，超过全球十大产钢国的总和（欧盟27国产量总和为1.7亿吨），是美国和日本的五倍，是不折不扣的巨无霸（欧盟的前身就是1951年成立的煤钢共同体）。而且中国已有210项工业产品位居世界第一——美国110年以来制造业第一次被中国超越。不仅如此，在全球十大银行排名中，以极大的优势占据前三——更令人惊鄂的是中国的银行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总额竟然超过世界银行！（2009年至2010年度，中国至少提供了1100亿美元，世界银行2008年至2010年合计刚突破1000亿美元）。全球十大港口排名，中国占据六席，而且中国的上海还占据第一的宝座。中国不仅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七年第一，2010年更变身为世界第一大造船大国。现在是信息时代，中国的手机（8亿）和互联网用户（4.5亿）也同样是全球第一！ 

然而，中国的崛起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今日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艺术品拍卖市场，以占全球33%的比例力压美国的30%。中国从2007年的第三到2010年的第一，仅用了三年时间！至于北京奥运会，中国力压美国跃居全球金牌榜首位——这也是美国自冷战后第一次退居次席。 

就在全球普遍预测最多二十年、最少十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国第一大经济体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最新预测：2016年中国就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老大！ 

所以面对中国三十年的成就，我是不赞同秦晓先生如下的观点：“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文见《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且不说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是否是截然对立，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实践。就目前来看，西方发生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中国出力救助，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它们的国债，以支撑度过危机。是不是秦先生有“宁要普世价值的经济危机，也不要中国模式的成功呢？”其次，普世价值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何以去意识形态的结果要回归普世价值呢？面对一个古老文明创造的如此辉煌，统治世界五百年的西方感到威胁和惊恐是再自然不过的——尽管中国的崛起摆脱了西方自己崛起必导致战争的旧有模式。 

从政治上，中国采用西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模式成功崛起，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众所周知，政治就怕有可替代性。当年苏联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核武器、太空竞争，而是它一度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模式并成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效仿的榜样。简单来讲，就是颠覆了西方的话语权。 

经济上，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在技术上的垄断，它们再也无法籍此获得超额的利润。而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也打破了西方在全球资源上的定价权。商业活动不外“买和卖”，中国正是在这两方面全球挑战了西方的垄断。 

这里有必要举一个美国军方的例子。美国空军最近以不可思议的理由，放弃了阿拉斯加艾尔森空军基地一项军事房舍的国内采购招标。理由竟然是找不到能够提供厕纸支架、螺钉、浴室灯具等最基本用具的美国供应商。因为根据广泛的市场研究和对国内制造业的彻底调查，确定这些产品几乎只在中国生产。美国制造业协会在其网站上贴文说：“美国有许多仰赖外国采购的令人不安例子，从普通的工具机到到夜视镜等重要的高科技设备，不一而足。但虽然全美国的浴室灯具和毛巾杆现在都要依赖进口，怎么也没想到连军队也会妥协到这种地步。”有谁能看好一个没有制造业只有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国家呢？ 

从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角度来看，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BBC全球进行的调查表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日益感到不安和担忧，特别是七大工业化国家。如果和五年前举行的调查进行对比，这种不安更为明显：在法国，从31%增加到53%；在加拿大，从37%增加到55%；在德国，从44%增加到53%；在意大利，从47%增加到57%；在美国，从45%增加到54%，均过半数。但如果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看，中国不仅不是威胁，反而是前所未有的极期宝贵的机遇。 

南方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资源性国家。过去西方垄断买方市场，制定有利于自己的价格体系。现在由于中国新买家的出现，西方一人独断的时代终结。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中国这个新买家的出现无疑提高了他们的要价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提高了它们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美国由于经济危机而进口大减之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沙特第一大采购国。 

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大都经受过西方的殖民，其殖民地型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而不合理，制造业几乎是空白。即使国家赢得独立，也依然无法摆脱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西方由此可以垄断工业产品的定价权。现在中国的崛起，则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其实这一点上西方并非仅仅是受害者，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也令西方的通货膨胀降低。 

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最稀缺的往往是资金。而西方在提供资金方面条件极为苛刻，往往附加与投资项目本身无关的政治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一职始终由欧洲人担任，美国人则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比如国家首先要民主化，经济要市场化，要减少（本来就很少的）福利，紧缩开支。而这些条件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其造成的后果是沉重的债务、高的惊人的文盲率、国家动荡和混乱、人均寿命平均仅四十五岁。中国由于是采用的渐进式改革，而且也经受过西方的殖民危害，所以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可以感同身受，提供贷款时“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这也是为什么，BBC全球调查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相当乐见。特别是所有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力上升均持积极态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在积极看待中国军事力量壮大的少数国家之列。值的一提的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看法最为积极的两个国家都在非洲，分别是尼日利亚（82%）和肯尼亚（77%）。 

哪么从第三世界国家特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视野看，崛起的中国是怎样的历史性机遇呢？ 

一向把非洲视为自己后院的法国，出版了一本颇为引人注目的专论《中国的非洲》。这本书以法国人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几内亚一位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西方在几内亚开采了40年的铝土（注：几内亚铝土储量世界第一），但几内亚连一个子也没赚到。西方只开采，却以几内亚无电为由拒绝建设精炼厂。尽管几内亚境内河流众多，素有“西非水塔”的美誉。中国人是唯一提出一揽子计划的国家，也就是提供全套的工程：即一座铝矿、一个水坝、一座水利发电站、一条铁路和一家炼铝厂，而这一切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工程完工后则以生产出的铝来偿还。在这样庞大的工程中，几内亚不仅没花一分钱，还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就业，而且增加了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但当向西方提出同样的条件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千篇一律：我们的工作是炼铝，不是修水坝。 

当然中国在非洲的成功不仅仅是有宏观上正确的战略，还中国人天生般的勤劳和吃苦能力。摩洛哥一位部长顾问曾这样解释中国的报价总是最低：“中国人从不开空调车，中国的负责人与西方人不一样，从不住希尔顿酒店，而是与工人们一起住在工地”。刚果人则这样赞美中国：“宁愿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也不愿意让法国人来进行殖民统治，法国人对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贡献，别说修路、建厂了，他们什么都没做过。相当初，来到他们国土的如果是中国人，那么现在，眼前的这片海滩上将盖满摩天大楼。”

其实对中国类似的赞美实在太多了：“它（中国）可以用一周的时间就把上万名工人投放到无论哪个国家的任何工地上，并且可以用创纪录的低价格和短工期完成项目；它可以在国内开发一些能够完全满足非洲需要又简单实用的技术；它可以长期不断地发表‘不干涉内政、不与人权和良政挂钩’的言论；尤其是，它可以承受风险，并且能长期坚守诺言”。 

甚至当面对西方指责中国是为了能源的时候，非洲人这样回答：“中国人是为了石油而来，但你们又为何而来？你们法国人、美国人？你们声称是来给我们讲道德、讲政治透明的，但这40年来。你们在榨取我们的石油，贿赂所有人，你们让战争继续！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整天跟我们讲‘家庭价值观’，但他们一到罗安达，就什么都不说了，直接去找妓女。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很谦逊，守纪律，尊重别人。一旦他们碰一个安哥拉妇女，他们就会被遣送回国。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做的”。 

也难怪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2006年当面向胡锦涛主席这样讲：“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世界，一旦如此，我们会紧紧跟随你们。当你们上了月球，我们也不愿被扔下，我们愿同你们在一起。” 

不过，西方出于利益冲突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但何以不少中国自由派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呢？这里面又以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最为闻名。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模式是对一百多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全球文明秩序的威胁。我本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想用民族大义来诘责，只是想从学术的角度来质问：难道秦晖先生真的不知道西方并不能代表全球的文明以及秩序？他真的不知道中国的模式造福了如此之多的国家——特别是亟待发展的贫穷国家？他真的不知道中国模式得到了世界上如此之多国家的真心拥护？他真的不知道从现在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未来以中国为核心、带动第三世界发展的文明秩序将远远超过今日之西方？ 

【古风按：关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中国现在的官方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3岁（http://www.gapminder.org/world）。就有人说这只是能够统计到的人口的寿命，还有很多很多夭折的人口，中国故意没有统计。其实，只要我们有一点数学的基础，再加上人口寿命统计的知识（http://view.news.qq.com/zt2010/lifetime/index.htm），就很容易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中国的人口总数不到13.4亿（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08），其中的误差（重报和漏报）远远低于5%，更加重要的是重报率（人口高估度）远高于漏报率（人口的低估度小于0.2%）。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最极端的假设：人口漏报了5%，而且这些漏报的人口的寿命都为零。这样，我们就能大致估算出中国的人均寿命不会低于70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如果把中国跟其他所有的西方国家比较（http://www.gapminder.org/world），就会发现：从1949年以来，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情况之下，中国人平均都比西方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活得久。这个事实说明的什么不是不言自明了吗？结论：如果要对社会发泄不满，首先要把真实的数据拿在手里，通过仔细的考察后，再发飙不迟啊。】

刘仰：内忧外患之辨

2011-05-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17imr.html 

本人注：这是一家杂志约我写的文章，结果被领导毙了。贴在这里吧。 

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各种矛盾，矛盾的严重程度会因解读者的不同而不同。一个政府的能力及其前途也取决于它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方法。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各种各样的矛盾的确存在。不同的人，对于中国社会当前矛盾的解读以及得出的结论很不相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解读。当今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大致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套用以前的说法，称之为“内忧外患”也未尚不可，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或者说轻重缓急？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当今中国没有外患，只有内忧。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中国自身内部造成的，与外部没有关系。甚至，中国与外部若有不协调或冲突，也完全是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为了强化这一观点，或者把这种观点固定为永恒的真理，持这一极端观点的人，还有一个经常使用的附带理论：中国人素质很差，因为中国文化从来就恶，所以内部也搞不好，外部也处不好，一切问题的原因都来自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和人种。 

我非常反对这一观点，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一观点在当今中国很有市场，而且它的声音非常强大。几乎面对当今中国的所有问题，这个观点和声音都会以领导舆论的姿态抢先站出来定调。对此我想说，首先，我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内忧”，当今中国确实有独特的“内忧”；其次，当今中国的“内忧”没有严重到被上述极端观点无限夸大的地步；第三，中国的“内忧”是如何产生的，也需具体分析；第四，我认为，当今中国的“外患”相当严重。 

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外患，有一些是一目了然的。例如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布局，几乎在各个方向都存在；陆地之外，东部海域也同样。去年态势相当严重的黄海危机，最近不过是因为中东、北非地区的形势钳制了美国的精力，加上日本地震海啸，美日联手也暂时有了难度，从而得以稍稍缓解而已。但丝毫不能排除美国、日本等一旦腾出手，还会在这里制造新的摩擦。当然，如果有人认为美国在中国周围的战略布局都是善意，或者说即便美国防范中国，也是因为中国太坏，对此，我们已经无需驳斥，只能认为那是不同立场的结果。因为，这种观点就是维护美国利益的论调。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我们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要想调和，很难。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外患，除政治军事领域外，经济领域也很明显，如人民币汇率、对外贸易遭遇不公正待遇问题等。而且，我认为中国相当一部分“内忧”，其实是来自“外患”。例如，中国国内当前压力较大的“内忧”之一是通货膨胀。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外部的“输入型通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也表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很大的资本流入压力，导致高通胀的风险增加。就事论事地说，各个国家“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未必相同，中国所面对的“输入型通胀”压力究竟有多大，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的一部分“内忧”实际上来自“外患”，可以称为“输入型内忧”。 

像通胀压力这种“输入型内忧”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动态形式，中国还有一些“内忧”不如通胀压力那么明显地与国外具有即时互动感，但本质上也是“输入型内忧”。例如，中国民众普遍反映强烈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照搬照抄美国的做法，在中国水土不服所造成的“输入型内忧”。住房问题很明显。当年，中国受美国住房金融化的影响，把它当成彻底解决住房问题的灵丹妙药，结果，美国自己也出问题了。中国当前的住房问题，只不过是因为社会现实与美国不同，问题的形态也有不同而已。比方说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得多，土地资源比美国稀缺得多。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否定房地产市场化改善中国人住房条件的成绩，但是，把美国的住房金融化当成最主要的方式，确实是造成中国社会住房这一内忧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例如教育。有人会说，美国的教育很好，教育市场化到了中国，就被中国人自己搞坏了。它的通用形式是：外国的好东西到了中国就变坏，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人坏、中国制度坏。因此，这种观点还是以否认“外患”存在为根本。对此我想说，首先，美国的教育之类，是否真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好，完全值得怀疑。实际上，美国自身对他们教育制度的弊病也有很多批评，并提出了变革的构想；其次，退一步说，就算美国的教育制度完美无缺，简单照搬到中国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批评中国现实，还是应该反思这种简单照搬的做法？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面对中国的现实，就好比医生治病，不了解清楚病症病因，简单开一付进口药，以为就能药到病除，能否算一个负责任的医生？ 

我毫不否认中国有自身的“内忧”，但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内忧”与“外患”相比，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同立场的人，结论完全不同。现在人们一般都说中美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也有共同利益。那么，在中美矛盾冲突的时候，双方都反思自己的内部问题，是一种合理的状态。而事实上，美国常常是把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归到中国头上。中国国内替美国帮腔的人，也鹦鹉学舌地重复着美国的指责。说白了，他们就是为了与美国利益保持一致，才会因为维护美国利益的需要，而夸大中国的内忧，以淡化中国所有的外患。这就好比有些美国人不认为中国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反而认为中国给低收入人群加工资，加剧了全球通胀的风险。与此同时，国内一些爱美精里应外合，把中国增加低收入者工资的措施，强化为一个巨大的“内忧”。 

中国社会的确存在不少内部问题，但真正来自“内忧”的危害，并不像爱美精们描述的那么危如累卵。相反，当今中国面临公开的、隐形的“外患”却相当严重。我们经常看到的现实是，当中国国内的制度措施朝着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时，爱美精们必定会跳出来说：由于中国的劣根性，事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所以，当今中国的很多“内忧”，不光只是“输入型内忧”，而且还是“输入夸大型内忧”。最为严重的是，淡化粉饰“外患”、推动“输入型内忧”、把“输入型内忧”歪曲成“绝对内忧”，夸大中国社会不真实“内忧”的势力，在当今中国国内很强大。在我看来，这才是当今中国真正的严重“内忧”之一。

【古风按：对于外患，我们不要过多地责难，还是要维持个平常心好些。因为外患从来就不会消失，只会有轻重之别。而外患要起什么大的作用，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执政者们能否把国内的内忧处理得当。因此，与其把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解除外患上面去，大家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更好地解决国内的社会矛盾。对骂、扣帽子等都非解决之道，只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的裂痕。如果当权者能够多为中下层人民服务，我们的内忧就会基本上解除，那么再多的外患也是无用功啊。】

郑必坚：再论“中国和平崛起”

北京日报 2011-05-15

（作者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650592.html 

“中国和平崛起”是对我党和平发展思想的新阐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但是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进一步增长，国际社会又出现了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因此，有必要深入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本质。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舆论出现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认为“和平崛起”根本靠不住，甚至断言中国将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走过的老路。我以为，如果这些怀疑和猜测形成舆论的主流甚至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判断，那么就不仅将使中国的发展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阻力日益加大。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思考和阐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已多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 

从2004年起，我联系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明确提出要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共同体。2005年6月，我又进一步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那时我指出：这件事儿来自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方利益的深度捆绑而产生的需求；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来自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还来自各方之间的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以为，这四个来自是符合实际的。 

当前，如何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地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会合点，实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我认为，首先是基于中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重点，是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同时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转型。现在的发展阶段过去了一半，总体说来，我国在量的增长方面干得不错，但是质的提升却不尽如人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挑战，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包括投资和消费、引进来和走出去、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等方面不平衡的挑战，有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就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有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有社会治理相对滞后和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我认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而来的就是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由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转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到文明复兴。 

■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愿景，既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也基于世界的大势 

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遇。说到这里，我愿意强调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愿景，是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做不起人均消费一年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中国在人均年消费石油1.5桶的情况下，还在强调“十二五”期间，也就是到2016年把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16%。又比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在近代历史上以6000多万人口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站在自己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庞大的农村人口的转移问题。又比如，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绝不做“苏联梦”，我们只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市场，而不输出革命。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世界形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实基础，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更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同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走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大势将会怎样？这里我提出以下九点：第一，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合作和竞争更加明显，20国集团峰会表明了各大国必须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博得优势。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显著。以前不久举行的金砖五国三亚会议的成果为标志，进一步展示了新兴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的自觉和难以阻挡的势头。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结构的大变革，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日益崭露锋芒。第五，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仍然没有根本消除，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因素，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气候、资源、粮食、金融等全球新安全的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问题更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六，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又将决定各大国相对地位的进一步变化。第七，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或者地缘政治冲突，以至传统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对此不必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第八，无论世界格局怎样变化，人类仍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处在主权国家的历史阶段。这里，我要特别引用金砖五国三亚宣言里的一句话：“我们主张应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第九，纵观天下大势，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仍然存在机遇和挑战相交织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中国继续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和平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而绝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突发事件就轻易动摇。 

■建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具体化的一个重要趋向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我认为，具体化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全方位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国内发展需要这种趋向，世界大势也需要这种趋向，我们期望这样的趋向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得共识。

当前，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地构建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方针，特别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已经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胡锦涛主席今年1月对美国成功进行了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核心就是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其中明确提到共同利益和双方根本利益的就有八处之多，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胡锦涛主席在前不久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演讲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步伐，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还有，温家宝总理去年10月在亚洲博鳌论坛的开幕词中明确强调：“亚欧成员国应当真正成为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2008年以来，中国同世界各国尤其是20国集团成员的国家和经济体，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就是特定条件下的各方利益的最大会合点。现在，中国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又需要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变化和各自国内的结构调整，这应当成为各方利益的新的会合点。这方面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大动向，就是中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互补和相互依存，正在由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拓展，国际投资、合作进一步加强。 

由此可见，共同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同世界的利益会合点较之以前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中国同世界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条件，是更加充分了，而不是更为欠缺了。 

那么，在我国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全方位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进程中，我们企业怎样作为？毫无疑问，这里需要的是在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大方向、大题目之下，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具体化。就中国企业来说，当前形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进一步走出去。我国对外开放将由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所说：未来五年，中国将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国内各类企业，有序到国外投资，积极开展有利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的项目合作。这种建立在利益共同体概念基础上的走出去战略，根本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以殖民方式掠夺资源的做法，它的重大和长远意义，必将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世界变化进程当中，中国同美国、欧洲、日本之间，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是未来十年，促进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大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以扩大和深化利益会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新观念，更加自觉地寻找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以实现互利共赢，各得其所。比如说，中美之间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将使中美两国经济获得新的巨大动力，在两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中美关系获得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会合点。比如说，现在欧洲国家都把就业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为此需要投资，而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优势，发展中欧多方面合作的时机很好。中国城市化进程尤其需要欧洲的智慧和经验。又比如说，日本震后的重建问题，势必出现众多方面的新情况、新需要，这本身就会带来重大新机遇。当然，除了美欧日，还有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那是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就国内发展而言，从广度和深度上，结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也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议题。 

■解决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全部努力的基本支点在哪里？我认为，仍然应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继续解放和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我们党已经形成了指导全国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我们党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党又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党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讲生产力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我们党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在讲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同重视发展生产力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人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最革命性的因素，“以人为本”是重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重视发展生产力又是“以人为本”的必然选择。没有通过改革开放而来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一切无从谈起。实际上，即使在阶级斗争非常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他在党的七大上明确地提出：“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和帮助的大小，是鉴别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和它的实践在中国人民当中所表现的作用和好坏、大小的根本标准。”这个道理，我们今后都不能忘记。 

当前，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矛盾、问题，无疑是众多的，概括来说主要有五条：一是资源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四是国际压力的挑战；五是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应对这五大挑战的根本一手是什么？仍然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讲得好：“马克思最重视生产力。”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力又不是一般的生产力，它具有什么特点呢？概括言之，我认为是三点：一是创新活力，二是创业活力，三是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和活力。在这三条基础上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生产力具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必须是也只能是绿色的，可持续的，因而是文明的和“以人为本”的。 

■“中国和平崛起”所坚持的三大重要战略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中国只能和平崛起，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和平，最重要的是坚持三大战略：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古风按：未来五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期。如果这一步走得稳当，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就大功告成，以后30多年的发展就会一马平川了。在如今这个关键点，中国的确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为我所用。同时，国人也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险恶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沦为西方资本的反华炮灰。John Perkins有三本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杀手”的书，很值得大家好好阅读：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2004)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452287081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mpire: Economic Hit Men, Jackals, and the Truth about Corporate Corruption (2007)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B002GJU468 

Hoodwinked: An Economic Hit Man Reveals Why the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Imploded--and What We Need to Do to Remake Them (2009)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307589927 

看完这三本书后，大家就有了真正读懂新闻的智慧了，同时也就会明白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天真，而是充满了邪恶的暗流。中国的发展模式的确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只有中国成功，这个世界才有救！】

刘仰：从教育看美国竞争力

2009-03-0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di83.html 

当前，美国的军费约占全世界每年军费开支的一半，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与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加起来差不多。美国没有遭到多大的军事威胁，供养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究竟是为了什么？本文不说美国的军费问题，只是从美国军费占世界一半，说说美国的大学教育。美国的大学数量也极多，差不多也占到全世界大学数量的一半。 

美国大学数量的统计，有的说是3600多所，有的说是4000所，数量的差异可能是因为有很多野鸡大学，有人照样统计进去，有人不好意思算进去。光是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就有130所大学，比全中国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还多，全世界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的全部大学数量超过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教育的发达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好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教育发达的好处很可能即将属于过去。 

教育就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的方向，决定了一个国家实力发展的方向。在美国众多的优势中，美国的科学技术实力往往被人称道。连奥巴马在给美国人打气的时候也说，美国的科技实力还是一流的，还是有竞争力的。奥巴马这个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是，很可能美国的科技实力在未来将难以延续。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为例，40%的工作人员已经超过50岁；小于30岁的人只有4%；超过60岁与小于30岁的人数比例为3:1。这个数字只说明一个问题，美国的顶尖科技人才已开始严重老龄化，后继无人的现象正日益严重。 

美国每年还是培养了大量的硕士、博士，只是由于发展方向的偏离，后继无人的现象明显集中于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比方说，目前美国18-24岁的年青人，接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数，已经落到世界的第17位。而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这个排名是世界第3。有数据统计，到2010年，美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学领域，有三分之二的教师将退休。在美国8年级以下教学中，只有40%左右的学生，他们的数学老师是数学专业毕业的，而这个数字的全球平均数是77%。 

美国的自然科学教育正日薄西山，从教师到学生都呈现衰落的趋势。那么，美国全世界最为发达的教育体系，培养的都是什么人？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选择律师专业的年轻人在数量上开始超过想成为工程师的人。1985年，美国一个7岁的孩子写了一篇作文，《我长大了做什么》，这篇作文写道：“我想当一名投资银行家。如果你手上有1万只股票，我就来帮你卖掉它们。我可以赚好多钱，我会非常、非常地喜欢我的工作，我会帮助别人，我会成为百万富翁，我会买一所大房子。这会让我快乐。”这位美国小学生的作文，几乎成为此后几十年间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但也只有一半真实。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读于商学院想获得MBA的年轻人的数量，以压倒性优势超过了想当工程师和律师的人数总和。美国社会也开始了一个以金融膨胀为主要增长点的社会发展阶段。上面那个写作文的7岁美国孩子，到2005年的时候，应该是27岁。到2009年，而立之年的他，很可能已经成为了“百万负翁”，并且买了一个大房子，成为次级贷款的一员。如今正等待着奥巴马总统的救助。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然科学的人才，需要工程师，而美国近几十年来，自上而下地涌入发财最快的金融领域，我们这里不去讨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只看看结果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巨大泡沫。最近人们讨论从美国传染到中国的企业高管的高额年薪，其实，这就是几代美国人流行MBA的原因和结果。如今，美国金融泡沫破了，大量的MBA“人才”成为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也成为个人发展前途障碍。前不久，一位失业了的华尔街精英说，华尔街人士如今如同老鼠过街，他宁愿向别人承认自己是色情小说家，也不愿承认是金融家。因为，别人至少还能知道色情小说家具体是干什么的。 

人才培养的断层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改变它，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便美国从今天开始努力改变它们的教育发展方向，其后果至少也要20年或30年以后才能看到。但是，当今美国总统救助美国的计划，也没有注重这方面问题。奥巴马本人也是学法律出身，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律师超过工程师那个主要变化时代的产物。此后，号称“股神”的巴菲特曾经还是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因此，奥巴马会如何对待美国的教育，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美国有什么办法弥补它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才匮乏的局面？引进外国人才是美国的一个常用办法。但是，这有两个问题。一是911以后，美国对外国留学生不信任，生怕他们成为恐怖分子；二是，外国留学生对美国的忠诚度也被怀疑，美国核心技术领域能否让外国留学生大批进入，也是美国非常头痛的事情。在某些人指责中国爱国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美国的爱国主义也是很厉害的。 

中国的教育还不够发达，很多指标与世界水平还有距离，因此，中国的教育事业应该受到重视，应该大力发展。但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同样不应该学美国，以数量取胜，毕业生的人海战术并不能代表教育的真实水平。如今，中国的很多硕士与美国的硕士差不多，没多少实际本事。在学校迅速扩建、学生猛烈扩招的形势下，中国高等教育教师队伍滥竽充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各种MBA课程，以为这就是跟上国际先进水平，结果，培养出来的很多都是只会打字、只会写空洞策划案的半废之物。 

教育是要耗费社会财富的，中国现在还不算很富裕，有限的财富在教育上应该分配到社会发展更急需的领域。像美国一样把教育搞成虚胖，以数量取胜，质量堪忧，发展方向严重倾斜而不平衡，这不应该是中国教育的未来。前几天有一个跟贴问我，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说实话，我认为没有办法。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都是这个局面，毕业等于失业。甚至很多中国大学生如今也像某些美国大学生一样，刚毕业就欠下一屁股债。模仿照搬美国的高等教育，这种情况只能越来越严重。

高自亮：中国航天技术令世界震惊

2011-03-27

http://blog.china.com.cn/gzl_21/art/5841869.html 

西方航天战略家预言：“在21世纪，一个国家对航天能力的依赖，可以和上世纪一个国家对于电力和石油的依赖相比拟。”太空将成为愈来愈重要的关系国家利益的新疆域。 

身为美国航天领军人物的美宇航局局长米切尔·格里芬，日前在洛杉矶发表长篇讲话，全方位解读“神七”和中国的“载人航天探索精神”。并号召美国最高决策层和航天人士重塑美国航天无可挑战的霸主地位。 

“尼克松缺乏太空眼光”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格里芬在加州洛杉矶空军基地发表长篇演讲，全方位解读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精髓”和航天探索精神，检讨当今美国航天探索方面的不足。 

“保证未来50年方向不偏，是我们航天发展的关键！”格里芬感慨地说：“我不是为了向国会讨钱而来，预算并非宇航局未来50年最大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坚定不移地朝既定航天探索目标走，而不能偏离。” 

格里芬痛心地说，美国航天人怎么也想不到，在“阿波罗11号”1969年成功登月后的3年半时间里，美国民选领导人逐渐降下了美国航天计划的大幕：“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后仅数周，美国政府就取消了“阿波罗20号”计划；几个月后，“阿波罗18号”和“阿波罗19号”也被先后取消，美国真正的航天计划就此烟消云散……美国宇航局因此被人斥为“目光短浅”。格里芬辩解说：“说实在的，所有上述决策都不关美国宇航局的事，真正缺乏眼光的是我们的民选总统，是尼克松总统的战略失误，让我们失去了太空的眼光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目标，让我们退回到低轨道太空探索时代。” 

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宇航局经费骤减，航天探索能力狂跌——从占联邦总预算的4.2%降到0.6%；“土星V”号火箭研发流产；“阿波罗”新一代飞船中途而废…… 

理工人才大幅缩水不敌中国 

“失去太空就是失去未来！”格里芬说：“这并非我危言耸听——50年前，我们的国家克服太空探索刚刚起步的巨大困难，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并因此在基础科学、制造技术、工程技术和数学领域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占美国总人口不到4%的科学与技术精英，担负了美国绝大多数的发明创造重担，解决现实问题，并且探索地球和宇宙的秘密。” 

格里芬接着说：“随着老一代美国航天人的离开，如制造航天飞机、哈勃太空望远镜、国际空间站和火星探测器科学家们的退休，美国宇航局去哪里找替代人才呢？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可能会失去整个未来！” 

格里芬端出了一组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提供的令人震惊的数据：与1957年人类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旅伴号”相比，如今美国颁发的物理学士学位数字，只相当于当年的一半！工程学士学位的数量在过去20年间也跌了20%，并且其中还有许多学位是外国留学生取得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学成后返回祖国。2004年，中国的工程学士毕业生有50万，印度有20万，而美国只有7万人！2006年，只有15%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获得了工程或者自然科学学位，而韩国是38%，法国是47%，新加坡是67%。过去10年间，在美国大学获得工程硕士学位的美国人减少了34%，三分之二的工程硕士学位被外国留学生获取。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公共学校学生对数学和科技的兴趣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甚至不及阿塞拜疆、拉脱维亚和中国的澳门。 

如果不能扭转这一颓势的话，那么美国的科技水平将被其他国家全面赶超，其不利影响远不只在太空探索领域，而是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全球市场竞争能力。 

“这种情况不是一夜间发生的，也不可能在一夜间解决。我们之所以严重短缺科技人才，就是因为我们缺失了像航天工程那样培育基础科学的平台。”格里芬强调。 

“我被北京奥运会的信条打动了” 

要想扭转美国太空探索的这一颓势该怎么办呢？

格里芬说：“我曾被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运动员们的信条打动了，‘奥运会重在参与而非一定要赢’，这如同我的生活信条一样——重在奋斗而非必胜。这真是太正确了。下个月，我们的‘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即将升空，执行对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维修任务。虽然我们得面对诸多风险，但关键在于我们得有奥运会打拼的精神。事实上，我们的一名宇航员将会把北京奥运会纪念品带上太空，与他一起执行这次风险不小的任务——一年前，即将搭乘‘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执行任务的宇航员麦克·马西米洛问他13岁的儿子丹尼尔：他想让老爸带点什么纪念品上太空呢？正在练习游泳的丹尼尔扫了一眼卧室墙上挂的菲尔普斯的大头照说，‘能不能来一顶那个游泳天才的泳帽呀？’马西米洛想方设法与菲尔普斯取得联系，没想到这个游泳天才一口答应，并且把在鸟巢里创造世界游泳纪录的一顶泳帽签名后交给马西米洛，托他带上太空，并在返回地球后交给一所中学作为纪念。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至少能让美国青少年关注我们的太空探索5分钟吧。” 

格里芬非常感慨地说：“美国应该从北京2008奥运会学点东西。在精彩绝伦的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们欢庆自己的航天计划和对太空的未来探索，如在‘鸟巢’四周打出太阳系的图像，然后是航天员在黄色的太阳背景下跳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据报道花了3亿美元，堪比美国的‘阿波罗11号’登月工程。然而，这一目的就是要向世界宣布，中国正步向超级大国之列。” 

格里芬透露，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有一份最新报告称，几年前中国启动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中国的科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这份报告明确表示，要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20年要在科技方面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五大专利国之一。 

中国重金打造航天事业，因为中国决策者和民众都理解其价值。航天事业是发明创造和民族国家自尊的驱动器，是人类目光投向更远星空的基础平台。在未来5～8年内，中国还将发射100多颗各种型号的先进卫星，所以任何读过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人都不会怀疑，中国将孕育成千上万的高新技术。 

“中国神舟比俄罗斯飞船强大” 

格里芬还说，中国的载人飞船吸纳了俄罗斯飞船的一些设计，但两者之间“除了外形相似外几乎完全不同”，用格里芬的话来说是，“中国神舟远比俄罗斯飞船更强大”。 

格里芬表示：“中国进行首次航天员离舱太空活动，还发射轨道舱，最终建立自己的空间站——虽说比我们的简单而且更初级，但未来几年肯定能提高很多。事实上，中国官方已经宣布登月计划，但他们靠‘神舟’飞船和‘长征五号’火箭就能实现登月梦想，因为‘长征五号’堪比当今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先进火箭。两年前，我参观过中国的航天基地和设施，与他们的工程人员深入交谈，我因此毫无疑问，他们会在2013年左右让‘长征五号’火箭投入使用。我也参观过印度的航天设施，同样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格里芬最后表示，他发表如此的长篇演讲，并非要强调与中国或者印度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新太空竞争”，而是尊重这些国家为发展太空能力而进行的努力，同时关心美国的太空探索。 

【古风按：据本人自己的观察，教育的成功率其实连10%都不到（http://jr2020.blogspot.com/2011/05/universities-overcrowded-with-semi.html）。所谓“成功”就是学生成人后能够有独立求知的精神并对社会真正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不仅仅是赚大钱、得高分和获高学位。一个人是否成功跟IQ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并不是IQ越高，成功的机会就越高。实际研究表明（http://www.amazon.com/Outliers-Story-Success-Malcolm-Gladwell/dp/0316017930）：IQ 75分，能够小学毕业并进入初中学习；IQ 105分，能够高中毕业并进入大学学习；IQ 115分，能够大学毕业并取得较好的成绩读研究生；IQ高于115分，个人成就与IQ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性了，却跟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学习态度息息相关了（http://www.amazon.com/Talent-Overrated-Separates-World-Class-Performers/dp/1591842948，http://www.amazon.com/Talent-Code-Greatness-Born-Grown/dp/055380684X）。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世界的IQ分布图有所了解（http://en.wikipedia.org/wiki/IQ_and_Global_Inequality），就会发现：非洲基本上都不到80分，阿拉伯（伊斯兰教区）和印度的人口平均IQ只有85分左右，墨西哥及南美大部IQ徘徊于90分而已，西方白人世界（除日本外）都在100分上下，而在中国文化区内却生活着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群（人口平均IQ都高于105分）！这说明：未来的高科技竞争（其实也就是人才竞争）只会在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之间进行（两者人口总体相近），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有着先天的巨大IQ优势。相比之下，同属“金砖五国”的印度、巴西、南非其实没有什么持续的竞争力；唯一有点希望的是俄国，可是也由于其人口的萎缩而缺乏后劲。同时，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每年向西方国家输出这么多“高分”人才，而遗留下来的“中低分”人才还是能够把中国发展得这么快、如此好：因为中国大学生的平均IQ其实都远高于115分，即使那些更高分的都流失了，中国还是有足够数量的人才来完成自我完善与发展。请您记住：能够读到这个按语的IQ肯定都在115分之上，那么您这一生的成就就只由您的努力程度和学习态度决定了。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各位仁君，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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