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郎随笔选1

槟郎随笔选
（到2013年底）
　占领虚无的诗学
　　
　　１
　　人认识自己之前，他自己便已作为一种实在状态存在着。人的认识哲学便是关于自己的实在状态，关于世界的实在状态的理解，以求的客观的生存与主观的“解魔化”。我们承认实践的历史需要认识的历史来达到认识的目标，但我们更关心关于人的共时性的域限清晰。诚然，我们唯愿以共时性涵蕴历时性，力求一个明确的世界图景。
　　２
　　作为社会性的人类终于在达尔文之后渐渐看到人的生物性存在；也终于在希伯莱——基督教宗教塌倒的狂喜之后惊愕人类失去了那神秘的星空。那曾经激动先祖人的蓝色交响音符却在我们心灵深处诱引着我们的困惑。于是，拥有了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人们忽然发现一片虚无的阴云正朝着绿色的峡谷飞来，转眼摧毁着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启明星的消失再次成为实实在在的问题，世界在一次面临全面虚无的危机。
　　３
　　“动物只要求它生存的东西，相反，人则要求超越着一个”。在人的生物性社会性的需要外，人还实实在在地需要神圣性的东西。这是人的心灵无限扩展的需要，是终极关怀，价值显示，是人更科学地人性地审视人的生物性社会性的拥有，使人成为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状态。
　　　　生物性社会性构成了人的此岸性，神圣性是人的彼岸性。此岸是经验的，有限的、相对的；彼岸是超验的，无限的，永恒的。人只能生活在此岸的土地上，望河彼兴叹而无可奈何。但彼岸神圣性的存在是与人非常相关的，我们只能在此岸等待，寻找那彼岸之光对此岸的投射。那光却是闪烁不定的，飘摇的，倏忽的，斑斑点点的。我们靠我们心灵深处的眼睛去发现它，并用彼岸的启示审视我们此岸大地上的拥有。
　　４
　　消除虚无的迷雾，占领虚无，把没有变成有，用尖利的解剖刀破开那引诱着我们困惑的心灵深处的干硬的没有记忆的岩层。由此开拓自己的征途，重估一切而不消解一切，重建一切的基础而不独揽一切。
　　是为序。１９８９年作。
　　
　

 
一封家书

　　
　　亲爱的：
　　 你好！
　　　　
　　 今天晚上，天灰蒙蒙的，飘着细雨。我们俩呆在家里，并没有说话。你看着电视，我在学习打电脑。
　　 我的眼睛从屏幕移开，红肿着，疲倦的，深情地，注视着你……
　　 亲爱的, 我的上帝, 我的恩人, 我爱你, 感激你，永远报答你。
　　 你知道吗，是你给了我一个家，赐给了一个温馨的窝。
　　 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曾流浪在天涯……。但这一切都结束了，自从你进了我的世界。
　　　　　　　　　　　　
　　　　　　　　　　　　秦淮女郎
　　　　　　　　　
　　　　　　　　　千年来的胭脂色褪尽
　　　　　　　　　河水诉说着古老的艳情
　　　　　　　　　颓废的残柳摇曳新绿
　　　　　　　　　红墙绿瓦执著不朽的余韵
　　
　　　　　　　　　长发婆娑娇羞若惊鸿
　　　　　　　　　眼如泮池秋水深沉又清新
　　　　　　　　　夫子捋髭须挪步欣赏
　　　　　　　　　女郎是秦淮河的现代佳景
　　
　　　　　　　　　踯躅人世漂泊到六朝旧京
　　 　　　　　　流不去大江的是相伴的双影
　　　　　　　　　从此后庭花间有烟月人家
　　　　　　　　　秦淮女郎，我诗意的栖居城。
　　
　　　 亲爱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我们的爱情永新！我们的爱情永久！我们的爱情永远甜美、灿烂！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只有平凡人生的我，功名富贵视若浮云，唯求一个“情”字，不学太上之忘；“情”不行
，乘桴浮于海。亲爱的，你给了我最大的、无价的礼物，这里面蕴涵了全部的人生和意义，我又有何求？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生愁谢如枯兰。而我，今人到中年，阴霾散去转晴天，我当三十沐春风！亲爱的，你给予了我最宝贵的，最无价的―
―情爱。
　　 而今，我有了三口之家，美丽、温柔、贤惠的妻子和英俊、可爱的孩子和知足常乐的我共同组成了一个朴素的家，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平凡的家，一个温馨的家。
　　　
　　　　　　　　　　　　　
　　                      致爱妻
　　　　　　　　　　
　　　　　　　　　　　秦淮河畔初相见，
　　　　　　　　　　　夫子庙前结佳缘。
　　　　　　　　　　　正值金陵春好景，
　　　　　　　　　　　喜成连理乐甜甜。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人世无常，《圣经》云：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伸出我的双手，我能握着什么呢？那窗前的明月分明从张若虚的春夜江花中来的，给我带来启示，人生短暂而明月长久，明月长久而爱情永恒。我真的相信，伸出的手不会空空地收回，它抓住了比一己生命长久的东西。
　　　　爱情是神圣的，爱情是不朽的。爱情使卑微的生命充满意义，爱情使渺小的个体超越自身，与另一个个体结为一体,成为大生命。
　　
　　 永远快乐！
　　 你的
　　 2000、7、

 

死生人世从此通脱

死生人世从此通脱（一）
99、12、8
昨天上午上三节课，课后去系里，填好了“申请住房调查表”。去宿舍，准备下午的三节课。
这时，BP机响了，电话中三弟说父亲病危，我愣住了，实在不愿相信！赶回系里，说明情况，柳秘书叫我立即回家去，借我公款500元，胡老师
也给我300元，说不用还了，我说一定还。
坐19路车去下关，坐上了十二点开出的南京至巢湖的汽车，一路浮想联翩，车到巢湖市半汤镇让我下来，打的到家已经下午三点了。
进家门，坐着几个同村的和远方的亲戚。两个板凳架着一个床，父亲躺在上面，身上蒙着绸布，头上戴着帽子，脸蒙着黄草纸。父亲终于去了
，我没能在他垂危时赶上最后一眼，现在，他双眼永远闭上了。
三弟说，父亲昨天晚上突然病恶化起来，他和哥守了夜，今天上午一直作垂死抗争，嘴里发出听不懂的声音，在十二点左右停止呼吸，离开人
世。家里人赶忙给他换衣服，村里人也帮了忙。
三弟说，你不要烦神，父亲什么都交待好了，我们和村里人已安排好，后天火化。
下午给在南陵的娟打电话，她要我代她叩头，代她父母包钱，她有身孕数月，她们不能来巢湖了。后岳父又打来电话，要我代他们按乡俗行情
。
晚村里人帮忙守夜，他们打牌。我到凌晨五点，被替换上床睡觉。
父亲，你不是说等我到元旦，乃至寒假回来吗？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早啊？我也知道你得了可怕的癌症，加上母亲九八年四月初突然辞世，你活
着一直痛苦着。现在，痛苦与你的生命都去了，你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看父母的床，上周两次回来相见的谈话情景宛然在眼前！你不要我常回
家，你说家里事已与我无关。我并不需要什么遗产，我只想你多多活，坚持到元旦，下个世纪的第一年的开端，或者第一个春节，但你现在就
走了。
下午，挂挽帐，我主动来做，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
劳心苦劳力苦苦尽人安
为病人为亲人人去芳留
毛笔书法写得不好，但对联编得很满意，这是对父亲一生的一个儿子的总结和评价。
问三弟，得知上周四我写给父亲的信还没有到。这是我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了，而父亲没能收到就离世了！这封信里我是多么的乐观啊，坚
信父亲用过我专门在南京买的价钱昂贵的治疗癌症的药后能过过春节，但现实怎么这么残酷。弟说父亲已吃了一盒药，如早点吃，或许能帮他
多活一段时间。这可能是安慰我的话， 癌症的晚期还没有特效药可用，能买到的药作用恐怕也在安慰人心吧。我和当医生一辈子的父亲何尝不
知，前不久，父亲对已买了药回来的我非常生气，说白花钱，让他心不安。
两年间，父母双亡，转眼，家园依旧，我已没有父母的家了，我成了我兄、弟之家的客人了！
99、12、9
睡不着，迷迷糊糊睡到七点多，便起床了。上午与妹婿去半汤镇上租碗碟、酒杯，回来，已来和陆续来亲眷和村里邻亲。中午和晚上很多人来
家里，开了五桌酒席。
晚，第二个守灵夜，我坚持到早上五点才去睡。
99、12、10
早上早起，今天父亲遗体火化。
租了几部车子，殡仪馆也来了专用车。 按乡俗，用殡仪馆提供的专用担架，担着裹着被单的父亲，绕村一周再上车。一路，村人家家在“丧路
”上烧一小堆草火，由抬遗体担架的人踢散，是为照亮宗族之村到祖坟的路。我们家人也按规矩，兄捧着遗像，我和三弟各一边扶着担架走。
转完绕村一圈的“丧路”，到了村头路口，父亲遗体连担架被送进殡仪馆专用车的车洞里。我捧着遗像站在第一辆卡车的上面，遗像树立在驾
驶室天篷上。后面的车子载有亲戚和村人同去。一路炮竹声声，车队去殡仪馆。
告别厅里的父亲经过化妆，样子已与活着时有很大差异了。哀乐声里，同来的人你们最后一次瞻仰遗容，我们作子女的披白布，跪在门边。告
别仪式结束，等着，终于兄捧着骨灰盒出来了，父亲已随高高树立的大烟囱的烟雾到天国去了，遗体已成了一小把灰，被放在那么小的木盒子
里。人的结局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回来，车到村后的西山脚下，步行上山。母亲坟边已挖了一个大坑，村里的壮丁都来帮着造坟了。骨灰盒放进一个坛子里，口用水泥封结实，
泥土堆起来了，与母亲的坟合成了一个大坟，上面安放两个坟头。母亲去世时，坟地是父亲请自选的，郁郁苍翠的松树林里，阳坡面向原野，
视野开阔。父亲当时已癌症患者多年，他也是为自己做准备啊，父母一辈子恩爱，相继离世，只隔一年多时间，死后也永远在一起。
我代表自己、我的妻子、以及尚未出世被父母看到的孩子，给父母跪着，磕头。父母在一起了，愿你们地下安息，愿你们的灵魂在天堂相聚，
保佑儿孙。
回到村里，晚上开了八桌，亲友、村人很多。父亲是中国乡村的小知识分子，是乡村医生，一辈子为村人看病，风里来雨里去，父亲的病何尝
不与他工作劳累有关。村人不会忘了父亲出诊的身影。
晚与兄睡在父亲去世的屋子里，两个人聊到夜里两点多钟。我们谈到了为父母的坟树碑的事，想等我们兄弟的孩子都生下来之后办，到时碑上
可多刻些晚辈的名字。
99、12、11
今天主要在家里陪伴亲戚和村人，陪他们聊天。我虽然出生和从小生长在这个村里，但后来一直在外读书，现在又在南京这样的大都市工作，
他们对我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好奇。
有空，便在下午备课，为星期一的课作准备。
很疲劳，晚早早便睡了。
99、12、12
上午，七点钟便起了床。今天是复山的日子。
三兄弟在家接“纸钱”，也就是村人每户送来十元钱，算买纸钱，这是故乡的风俗，也是红白大事村人互相帮助的方式。
九点多钟，吃饭，十一点半开始复山。绕村子“丧路”一圈，上了山，村里许多人，大都是女眷也跟着，我们作子女的披孝，其他人男的白毛
巾搭肩上，女的扎头上。
到新坟地，我们兄弟三个“孝男”跪在坟前，女亲趴在坟上哭，村人劝着。放炮竹，摆飨食，烧纸钱。我们跪在路上，送村人先下山，表示感
谢意。又给附近的爷爷奶奶坟上烧了纸钱，便下山了。
整个丧事到此便全部结束了，父亲也就永远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计划好冬至还要回家上坟。坐车到巢湖到南京的公路，便搭上去南京的长途公共汽车，归我的新家乡了。故乡巢湖青山上的双头坟将牵连我的
一生。
下午五点多钟，我回到租房住的南京安德门，用IC卡给南陵的娟打电话，他母亲接的，我又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我的爱人娟住院了，与她肚
里的孩子有关。我很担心！老天啊，失去父母之后，娟和她肚里的孩子是我仅有的最亲的亲人了，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才好啊！老天啊，愿你保
佑娟母子平安。我决定明天就去南陵。
在安德门的房子里整理从巢湖家里带回的东西，其中有我从1995年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起至今的写给父亲的几十封信，决定好好保存，做个纪
念。而父亲没收到便去世的我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我离开巢湖前到了，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烧给了他。
晚早早睡，明天早起。恨不得立即到南陵娟的身边，在医院里看到她母子平安。好好地等我去吧。刚去世的父亲呵，请你保佑她们母子。

死生人世从此通脱（二）（随笔）
槟郎
1
昨天刚刚从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回到南京，回宿舍路上给远在老家的爱人打电话，却是岳母接的，说她住院了，与肚子里的孩子有关。我听了
，非常震惊。昨晚决定好了明天去看妻，今天便按计划行事。
上午去购物。中午十二点多，朋友小广来送我，一点左右，去坐长途公共汽车，告辞他，我上了车。
汽车在皖江大地上往南行驶，于下午三点半左右到达车站。下了车便打电话，岳父告诉我妻在医院。也不回岳父家，坐三轮车直奔医院，找到
妻所在的病房，扑了进去。
原来是妻怀的胎儿羊水膜破裂，而胎儿发育刚七个月时间。妻开始决定看能不能保胎，这样小孩的成活率大一些。这两天打针，防止孕妇发炎
，妻躺着休息，让胎儿尽可能在母体中多待一些时日。这时医生建议尽快生下来，说时间长了会对大人和小孩都不好，妻开始决定只要能保住
孩子自己宁愿冒险，而医生说保下去小孩也有危险，没有办法只有让这个小生命提早来到这个世界。至于早产儿能否成活，医生说只有生下来
后才能知道。真想不到我们的第一胎就这么不顺利，相当初去医院检查，一得知怀孕，妻自己生病药都不敢吃，后来又反应的很厉害吃不下东
西受了很多苦，不想这本来要在明年三月初出来的龙年仔偏要在兔年跑出来，这要冒多大的险啊。
妻很难过，这几日都是以泪洗面，我在她面前便不好难过了。刚办完父亲丧事的我已经麻木地承受任何打击了，但老天啊，愿你保佑母亲平安
的同时，能让这个不足月的孩子在仓促中出世，能够健康正常的成活。
回岳父家吃了晚饭，我来到医院陪妻子。，说说安慰的话。夜里醒来几次帮她倒水等，我在医院服伺妻子的第一个夜晚便过去了。
妻周五夜里发现羊水流淌了一些开始，周六上午找医生开始住院治疗，当时我在老家巢湖办父亲丧事，妻不让她家里人打电话告诉我，她怕我
伤心，想过几天看看情况在告诉我。而妻独自承担这个重压。要不是昨天我回南京后打了电话，妻没有接电话，我还蒙在鼓里，我要好好照看
她，安慰她。
2
今天除了回岳父家吃饭外，整天呆在医院妻的身边，照顾她。
她心里不好受，我当然也如此，特别想到我兄弟几个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上的不顺，但我们终应当宽心，这个孩子如命强，提前三个月来到人
世也能活下来，我们当不弃他，抚养成人。
同病房里除一个怀孕只四个月引产的病人外，都是足月来医院生孩子，并且碰巧都是生的男孩，每一家都欢天喜地的。我们的情况太特殊了。
夜很深了，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这几天妻每天都要打许多次针，主要是青霉素防孕妇感染和其它的一些针。后来我们听了医生的话决定明天提早让孩子出世。
3
早上让妻尽可能多吃些早饭，医生说今天上午要吊催产素。
九点多钟，我将妻送进产室，家人不能进去陪伴，我便出来了。后来旁边的医生让岳母进去了，现在医生在给妻吊水，生的时间不能确定，只
有慢慢地等待。岳母回家取暖水袋、婴儿的衣服去了。
二姐带来的书上说，不足28周的早产儿成活率是很低的，但又能如何呢？羊水膜破的这么早，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今天孩子将从妈妈温暖的子
宫出来，不足月便承受外在世界的考验。孩子啊，怪谁呢？只能靠你自己了。
快十一点了，产房中没有动静，还在吊水，我心里七上八下地等待。
现在已晚上五点了，妻一直躺在产室吊催产素，由岳母陪着。医生不让我呆在里面，因为我是男的，我在住院房里休息、等着。中午她吃面条
， 二姐在产室一口一口喂的。
到晚上八点多一点，第一瓶水才吊完（一共吊了近十一个小时），医生说回房休息，明天再吊，催产素看样子起作用不大。扶妻到住院房床上
，二姐喂饭给她吃。因为怕万一夜里生，岳母晚上也留在住院房里，与妻睡一个床上。妻上半夜感到肚子阵阵发痛，下半夜渐渐睡着了。
我坐凳子上睡了一会，夜里一点钟醒来再也睡不着，便看英语书，记日记。同房里一个孕妇从下午来住院一直喊“妈哟，我痛死了，我不生了
”。“静静的产院”不安静，孕妇们在这里忍受着痛苦， 而孩子将在那溅满血迹的产房接生台上降临人间。这几天的医院妇产科，我第一次有
这样奇特的经历。
4
早上八点多钟，本住院房有一个孕妇生了，就是昨晚疼痛的叫个不停的，是个女婴，重七斤二两。这是第二批产妇了。
早上岳父送早饭来，我喂妻吃了。九点钟，送她到产室，今天接着吊第二瓶水，主要由二姐和岳母在那里照看她。现在十点钟了，妻已越来越
疼痛得厉害，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生。医生说，今天不会生的，明天接着吊水。我希望孩子今天能出来，这样妻能少受些痛苦。我呆在住院房
里，只能干着急，强迫自己看书。
中午去岳父家吃了中饭，回到医院。产室换了一位值班医生，她不让家人留产室陪孕妇。我到街上转，买了一本《郁达夫小说全编》，回来躺
在床上看，渐渐睡着了，岳母和二姐都回家去了。
迷迷糊糊睡到两点多一点，被一个护士喊醒，说孩子生了，手忙脚乱地找了衣被让她拿走，我追到产室门口。医生不让我进去，我便跑到外面
给岳父家打了一个电话。医生出来问家人来了没有，我说快来了。这个医生便放我进去，边说是男孩，1400克 ，二点十分生下的。她叫我用氧
气管对着襁褓裹着的宝宝的鼻子。宝宝很小，皮肤发红，象个小玩偶。瞥一眼产台，妻躺在上面。 二姐来了，医生便赶我出去了。
整个下午便为母子忙碌，买东西，打开水，装了七八个暖水袋。医生说，小孩生命力强，一生下来，不用拍，自己就哭了起来，现在最要紧的
是孩子要放置在二十六度左右的环境里，此外，只要能吃就好。可怜这提前三个月来到人世的孩子，一定能平安、正常，长大成人。
晚上，二姐留到十点多才走，岳母和妻都睡了。我值班，看护宝宝，记日记，读《郁达夫小说全编》。夜晚十点和两点，给宝宝喂了两次糖开
水，小嘴会动了，吃了一些。
今天上苍赐我和妻爱情上的礼物，早来命强的宝宝，我第一天开始作爸爸。
愿我父母在天之灵保佑这这孩子平安、正常、健康长大成人！

 

想念儿子

　　
　　读鲁迅全集书信卷，正看着北京的鲁迅想念上海的儿子，我的心突然飘荡起来了。心云飘过大海，客旅韩国大田的我思念在祖国南京的儿
子。
　　父母生育了我们，我们生育了下一代，人类就这样繁衍，中华民族就这样日益繁荣了五千年。这是自然的造化，这是人之为人的种的特性
。我很高兴，我将生命延续，因为我已有了儿子。
　　父母有了儿子，还想抱孙子，儿子便有了这个义务。但儿子的儿子来到人世，父母只能在黄泉得安慰。那次回老家，站在父母的遗像前，
坟前，我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有了孙子了，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他健康成长吧。
　　儿子，爸爸不在你的身边，你会奇怪怎么几个月来都不见了一个叫爸爸的那个人吗？此刻，夜深人静，你酣睡在妈妈的身边，小脚是否又
伸出被子？而爸爸正在另一个国家，一个人呆在单人宿舍里，看书，想念你。三岁的你可能还不懂得爸爸为什么离开你，爸爸是出差了，听从
公家的安排，出到了外国。 爸爸想念你，并盼着早一点回国探亲，与妈妈和你团聚。爸爸将带你来爸爸现在工作的国家游玩。
　　儿子，你可知道你的淘气？爸爸妈妈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便急着要来人世。那时，奶奶已逝，爷爷刚去世几天，爸爸刚回老家奔了父
丧，又赶到另一个地方迎接你的出世。你太性急了，在妈妈的肚子里呆了近七个月，便跑出来了。你知道你刚出生的时候有多么小？二斤八两
！外公，外婆，还有爸爸妈妈两方面的亲人和医生都为你担心。原来你的命这样顽强，你茁壮成长起来，现在有二十八斤了。了不起，我的淘
气命强的儿子！
　　儿子，你现在还那样淘气吗？吃饭不好好吃，边吃边玩，有时一顿饭要吃到四个小时的时间，外婆端着个碗反复地哄你，你才吃得快些。
你一呆在家里就不愿意，嚷着要出门找姐姐。和小伙伴们玩起来，你就不想回家。淘气的儿子，做错事受批评，脾气真不小，躺到地上不起来
，你是跟谁学的？爸爸说你跟妈妈学的，妈妈说这是跟爸爸的遗传，这可是我们家的疑案。
　　那次，我和妈妈带你去散步，经过一家牛奶店，你突然蹲在店门口不起来，意思是要我们买牛奶给你吃，我和妈妈继续望前走，你在后面
叫，跑过来，拉着我们的手，使劲把我们往回拽。傻孩子，家里不是还有牛奶吗？妈妈拗不过你，给你买了一瓶，你这才高兴地散步。
　　妈妈来信说，有次吃饭的时候，外婆用了大碗，你突然不愿意了，要抢外婆的碗，不让她用。你说，这是爸爸的碗。你真是个淘气的聪明
孩子。看墙上的照片，你说这个人是爸爸，他回来带我们到外国去玩。
　　以前爸爸在家学习，你在身边玩耍，却抢起爸爸的书来，不给还不行，爸爸只好折衷了，送给你另一本书。但你很快用笔在书上画起来。
书画脏了，爸爸却发现了家里有了一个小画家，不过，你的画太抽象，爸爸看不懂，可能只有外国的毕加索能懂。爸爸正在打电脑，突然，电
脑坏了，原来是你这小东西在地上玩，悄悄地按了开关。你会自己开电视了，自己开着看，成了一个电视迷，外婆怕伤你的眼睛，将插头拔掉
了，我们全家便都看不成电视了。
　　淘气的儿子，你知道你的名字的来历吗？外公最有取名权，他给你取名叫留洋，希望你长大出国留学，学好本领建设我们的国家。妈妈有
家族主义思想，要让你的名字中有她的姓，于是，你的名字便叫刘洋，爸爸的姓当然放在最前面，于是你的全名便叫了李刘洋。但我们很少喊
你这个大名，这个名字看样子到上幼儿园的时候才能用上了。外婆叫你宝宝，或者洋洋，妈妈叫你毛毛，而爸爸总爱直接叫你——儿子。
　　聪明的儿子，淘气的儿子，你已经三岁了，明年送你上幼儿园，那时你的生活将有另一番新奇的世界。而现在，妈妈和外婆带着你，你要
听她们的话。爸爸在异国的今夜，想念你，并诉诸笔端，你长大以后，就能读懂。
　　儿子，愿你永远快乐，茁壮成长！
　　2002-10-9，韩国大田，夜两点。

漫读鲁迅先生的情书
　　
　　1、特别的情书
　　
　　　研读鲁迅，近期专读他与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感想有一些，随手记在书边的空白页，现在整理出来，因为不成体系，故名“漫
谈”。我的读本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鲁迅全集》（11）。
　　
　　　《两地书》“因地而分为三集”，这三地分别为北京、厦门——广州、北平——上海，三地通信时间分别为1925年3月——7月、1926年9
月——1927年1月、1929年5——6月。通信的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不在一地，或在一地而不能经常见面，或经常见面而须以书信为交往的补充。第
三种情况大都是恋爱中的男女热恋中所为，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一些情书，如柔石小说《 二月》中的人物陶岚给萧涧秋的倾诉心曲的信件。鲁
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后两地两人不在一地，属于通信的正常情况。仅第一地，情况较特殊，两人都在一地（北京），且可以见面，鲁迅经常到
女师大讲课，许广平作为学生在学校里、课堂上是可以与“鲁迅师”见面的，他们这时的通信可以说是第二种，即不能经常见面。但也可以算
作第三种，这时期正是他们由普通的师生关系到亲密的师生关系，再到男女友情关系直至发生恋情。书信正是这一时期两人关系发展的产物，
更是两人的这种关系发展的重要促成因素。
　　《两地书》的三地三个阶段正好体现两人的恋爱关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两人由普通师生关系发展确立恋情，是爱情的初发阶段。第
二阶段两人已经在明确的爱情关系下交往，这必然的结局就是确定婚姻关系，走到一起来共同生活。第三个阶段是结婚之后了，是丈夫与妻子
在分别后的互相联系。《两地书》是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产物和见证，他们人生的恋爱婚姻家庭的三个阶段都通过书信这种文字部分地保留了
下来，成为后人了解两人的这种关系，特别是研究民族伟人鲁迅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
　　“相识初谈人生，恋爱时谈感情，结婚后谈生活”，这句老话用在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上也是不错的，三个阶段大体上两人书信交
往所谈的正是这三个方面。当然，人生、恋爱、生活是紧密联系的，这里是说三个方面在三个时期有所侧重而已。据说，《两地书》的出版引
起一些人的嘲笑，既是恋爱男女的通信，可谓之“情书”，但又不像寻常男女恋爱时的明显的谈情说爱，与他们心中的“情书”不相符。鲁迅
自己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其实，鲁
迅和许广平的通信，也可以说是“情书”吧，诚然与一般男女的情书不一样，这也是两人有与一般男女不一样的情况，因而显出不一样的特点
，但作为“情书”来看，基本的因素都是具备的。
　　鲁迅与许广平从1925年3月开始通信，可以看作他们恋爱的起点。当时，鲁迅已经45岁，且已婚，妻子就与鲁迅生活在一起，而许广平还是
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两人还是师生关系，这就不能不决定在北京的交往一开始立足在两代人间、师生间的性质上。到第二阶段，及厦门——广
州期间，两人虽然已倾心相爱，但已婚男子所遭受的社会舆论的压力，鲁迅自己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他们的交往仍然带着苦涩和沉重。但鲁迅
终于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在奔赴广州和许广平见面前喊出了“我可以爱！”将他们的恋爱阶段推向高潮。在《两地书》第三集中，两人的
书信中，是已婚男女的互相关怀和思念，是关于家事的商量，与普通的“情书”相近了，显得琐屑、温馨、朴实。
　　
　　2、头两封书信与鲁迅思想
　　
　　《两地书》的前两集是两个人人生经历的一段纪录，这一阶段对两人来说都是重要的阶段。对许广平来说，由大学到毕业工作和确定自己
的人生伴侣。对于鲁迅来说，终于从“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中走出，争取到个人正常的合理的幸福。而对于伟人鲁迅来说，得到的不只是恋人
，而且是同志和助手。这一阶段也是鲁迅创作的高峰期，杂文集多部外，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等大部分
也创作在这时候。这时候也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相对于早期的社会启蒙激情和后期的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这
一时期最鲜明地体现了鲁迅精神的独特性、深刻性，这就是书信中提到的“绝望的抗战”，体现在《野草》和《写在〈坟〉的后面》里面，在
《两地书》中也得到了体现。
　　“相识初谈人生”，鲁迅和许广平师生间正是由谈人生开始他们的通信交往的。正如《关雎》由于是开篇 而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一
样，鲁迅与许广平交往时的头几封信也显得很重要了。鲁迅第一封信是回答许广平要他在人生上“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说自己也不
清楚，但讲到了“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鲁迅说走人生的长途易遇两大难关，遇“歧途”，他绝不学墨子痛哭而返：
　　
　　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
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
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这一段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鲁迅如此选择的不合常理和独特性，更在于它是鲁迅著名的“过客”论的补充和发展，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
。鲁迅广为人知的《过客》一篇作于1925年3月2日，而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第一封信写于同年3月11日，即9天之后。从内容上看，《过客》偏
重往前走决不回头的决心，这封信正承接上面内容而来，是往前走走不下去怎么办的设想。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完整理解鲁迅的“
过客”的含义。在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还提到了鲁迅的著名的“壕堑战”策略，“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的“反抗绝望”思想的零星表
达。
　　对于研究鲁迅中期思想的人来说，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二封信中，恰好表达了他们对鲁迅的难以表述的深刻复杂的思想的认识，这就是：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
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绝望的抗战”这一最简洁地表现鲁迅中期思想的词语就出现在这里。应该说这个命题是鲁迅对于自己整个中期思想的一个概括。包括他
重新选择启蒙主义，都具有“绝望的抗战”的性质。问题是，在早期的启蒙主义写作中，为了那个虚妄的希望，他还无法正向面对自己的绝望
。而现在，他已从承受绝望走向了承担绝望。承受只是被动接受，承担却是主动迎接，鲁迅象《过客》中的过客成了家园的反叛者，命运的逃
亡者和死亡的进击者。面对的虚妄感，阻止鲁迅到退回传统人格的力量，正是他在绝望中确立起来的内在信心和为传统人格所不敢正视的个体
生命意志。鲁迅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真正的叛徒：他以对于绝望的承担与抗争，论证了生命意志及其现代人格形式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立存在
极其可能性，伟大而且悲哀。（参看徐麟《鲁迅的生命意志及其人格形式》）
　　
　　3、官场、学院到民间
　　
　　《两地书》时期，这是鲁迅人生经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鲁迅没有走上科举之路，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以及他要寻找“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上了洋学堂，“将灵魂卖给了洋鬼子”，官费出国留学，弃医从文，他开始了自学和从事新文艺运动。回国后，他到杭州、绍兴等
地师范学校教书，成为学院派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老乡蔡元培的举荐，他成为北洋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员。
　　当鲁迅和许广平通信的时候，鲁迅的职务仍是衙门里的官员，他在女师大只不过是兼职，所谓外聘教师。与许广平的亲密交往以及介入了
当时“女师大风潮”，他得罪了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的上司章士钊，被章士钊一度开除。鲁迅为此和章士钊打起了官司，官职丢而复得
。在通信的第一阶段，即北京时期，鲁迅算得上是官场知识分子，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从《两地书》的第二阶段起，鲁迅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脱离了官场。当时的自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学校，特别是高校，是非官场性的，胡
适说他二十年不参政，只当教授。当今天我们来看，高校仍在“体制”之内，是因为高校仍是官办的，党委领导的与实行与衙门相似的管理制
度。鲁迅离开了官场政府的教育部，到厦门大学教书，这是民办的高校。后来他又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教书，还当起了主任。但这时期，鲁迅在
个人职业的前途上开始了新的思考。在犹豫和矛盾中，他在教书和创作间徘徊。许多信上都又表现。最典型的是1926年11月1日的信：
　　
　　但我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
　　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
　　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后来鲁迅到了广州，仍然是教书。但由于他和顾颉刚的太深的矛盾，所谓“鼻来我走”，他辞职了。到上海后，鲁迅开始了他的最后十年
的战斗生涯，他基本上不再教书，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以写作为生的知识分子。
　　鲁迅到上海后，与许广平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组成了一个家，很快有了一个孩子。鲁迅生活的维持资本上靠着写作、翻译和编刊物，虽
然有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北新书局一度被封，鲁迅版费大减，生活很快出现困难，但鲁迅最后十年基本上以这种职业方式生活了下来。
　　在上海，鲁迅基本上谢绝了教书的邀请。1929年，鲁迅到北平探亲，与许广平开始《两地书》中的第三集的通信。北方又有许多高校请他
教书，他都坚决回绝了。在5月23日信中，鲁迅说：“很有基础相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鲁迅的北上甚至得到了几个教
授的猜忌和谣言，他在5月3日信中说“这一定是极为教授所流布，实不过怕我去抢饭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三年了，并没有饿死，何至于忽而去
抢饭碗呢，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实在比我小气。”
　　鲁迅离开科举到洋学堂，是他反传统知识分子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而他从官场知识分子到纯学院知识分子，再到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人
生职业道路的选择，为传统向现代文明过渡的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真正的民间，非官场、非学院的民间，在那里，鲁迅获
得了官场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所缺乏的眼界和思想，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4、战斗的杂文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奠基人，《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白话小说，《阿Q正传》被有些评论家赞为20世纪
中国文学唯一得到世界声誉的作品。但鲁迅的写作中，小说和散文这一类被看成狭义“创作”的作品所占的比例很小，他更多的是所谓的“杂
文”。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有人对鲁迅的杂文多产不满，善意或恶意地劝告。但鲁迅既没有放弃创作，杂文也越写越多。
　　探讨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个冒风险的话题。我们可以说，鲁迅是为创“精神界之战士”，或启蒙而创作的，为人生的救国救民志向，“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抱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当他感到杂文更适合作为战斗的武器的时候，他就毫不迟疑地拿起它。我们也可以说
，鲁迅是爱发议论的人，一议论便成了杂文。实际上，三十年代，鲁迅仍有小说集《故事新编》，他的杂文集里也有许多抒情记人的纯文学性
散文，如《夜颂》、《为了忘却的纪念》，但他没有了厚实的小说，应该与他后期生活面的受束缚有关。作为当局的通缉对象，蜗居“且介亭
”限制了他的创作素材。
　　实际上，鲁迅是自觉地献身于杂文的创作的。《两地书》中，特别是第一集中反映了鲁迅对这一选择的思考。杂文创作的意义、杂文写作
的经验谈，文学在改良社会方面的无力等，都在他给许广平的书信中被谈及。
　　在北京两人通信的时候，鲁迅正编辑着《莽原》，他不只一次向许广平谈到他对来稿的不满：“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
，诗。”在他的影响下，许广平写投老师的也多是杂文。在1925年4月28日的信中，鲁迅谈到了杂文创作的意义：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
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所以，鲁迅说以后要多做“报章文字”，以韧的精神“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而杂文可正对“论敌”
之要害，可“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鲁迅当然重视起杂文来。
　　在《两地书》中，鲁迅也谈到杂文写作的一些招术。如在1925年4月14日的信中，鲁迅说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
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他谈到好议论的《莽原》要注意的：“浅显则味道不觉得隽永，含蓄则观众不易于了解领略”。在白色恐怖的中国
，战斗的杂文要打“壕堑战”，“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鲁迅的杂文集议论
性、形象性、情感性于一身，立论新奇，驳论鞭挞入里，剖析细腻深刻，是杂文这一文体的集大成者和高峰。
　　对于鲁迅，文学的使命是改良社会，它的性质是战斗的。文学毕竟是文学，它对社会的功用是有限的。鲁迅有句名言：一首诗吓不走孙传
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鲁迅在《两地书》中向许广平发感慨：“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
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但是，鲁迅最可贵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坚信政治变革并不能取代思想启蒙，尽管后者的任务是艰难的、
长期的。
　　抱着“绝望的抗战”的精神，鲁迅说：“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他既然早已否定了毁坏“铁屋子”的
无希望，他就要问“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战斗的武器多是杂文，现在流行的社会文化评论的随笔文体正是这传统的继续。
　　2002/3/8 

 

在我们的时代里认识耶稣

　　　　　
　　　　　　　　耶稣降临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信仰，普遍道德沦丧，人对人像狼的时代。那个时代如同罗得生活的所多马城，耶和华在毁灭它
时说，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为这五十个义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稣平凡地生活到三十岁之后，他开始传道，他开始走向各各他的十字架。他传道后的第一句话便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
悔改！此后他一直在会堂、街道、旷野上教训人，也给人治病，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嫉恨和迫害他的势力也开始猖獗。
　　　　　　　　耶稣在传什么样的道？人们看到他举起的旗帜上赫然写着：真理、道路、生命。耶稣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
藏的事发明出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爱你的神就是你要有崇高的信仰。这信仰远远超越一切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欲望之上。不要把你的生物性的需要当作最高的
目标，也不要把社会性的价值，如阶级、民族、国家的荣誉，如个人的功名利禄追求当作神圣的价值，因为它们都是此岸性的存在，相对性，
不完善性，短暂性，而彼岸的神圣性才是绝对、完美、永恒。
　　　　　　　　人啦，你只有爱人如己，才能去除自身的私欲，人对人像狼的社会才能转化为人对人像羊的社会。你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
代，你们都有罪，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彼此消耗而灭亡，你们若不培植爱心，断不能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天国不会降临到你们中间。
　　　　　　　　耶稣是什么人？他是基督，即受膏者。古代犹太社会里只有三种人能受膏，即先知、祭司和君王。耶稣什么也不是，但他一
身具有三种人的特性，他是先知，为世人指明道路；他是祭司，为罪人解脱罪恶和诅咒；他是君王，要除灭恶魔的作为。在耶稣身上可以看到
人类的良知对真理的追求，对善美的热爱，对假恶丑的憎恨。
　　　　　　　　耶稣是报喜的喜鹊，他告诉人们喜讯：天国近了；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在人世的出现见证了：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说，我们藉耶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
丰富的恩典。
　　　　　　　　耶稣更是报凶的乌鸦，他警醒世人：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祸了！因为恶念、凶杀、奸淫
、苟合、偷盗、妄证、谤言污秽着人；因为公义、怜悯、信实的事行不了，这世界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
切的污秽。
　　　　　　　　耶稣是个破坏者。他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来叫人与父亲、女儿与母亲、媳妇与婆婆生疏，人
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他叫凡有的还要使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
有的也要夺过来；叫有权柄的失位，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
　　　　　　　　耶稣又是个建设者，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他告诉人们：要爱你们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有人打
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耶稣说，你们若不自己谦卑象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耶稣是谦逊的人，他传真理叫人得自由，他却将自己的功绩归于万能的父。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父啊，我
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劝告世人：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
服伺，乃是要服伺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耶稣并且是为真理而献身的人。他知道，从他传道的那天起，犹大之吻便等待着他，他将被定死罪，受戏弄、鞭打，并且钉
上十字架。他有过动摇，但为了真理，为了作世人的赎价，为了唤醒人的沉睡了的良知，他依然走向各各他。为了真理为什么要遭如此迫害？
耶稣在十字架上问世人，但他为世人求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传了三年的道，便被这世界容不得，在三十三岁便英才早逝了。反思耶稣的死不仅想到一段对话，当彼拉多审判耶稣时
问他，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来到世间是为真理作见证的； 而彼拉多却如此反映：真理是什么呢？是呵，不知
道真理为何物的时代里不需要耶稣。
　　　　　　　　但耶稣正是冲着这世界的不知真理情形来了。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
得以自由；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因真理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真理就是一条新训示：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相爱。
　　　　　　耶稣是怎样爱世人的呢？他给门徒洗脚时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
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约翰说，耶稣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他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
在他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爱就永生。
　　　　　　　　罪恶的世界里，罪人不能审判罪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真理。在耶稣看来，世人不能夸耀他的名声、地位、财富，因为他
曾说过：税吏和娼妓倒比那些大人君子先进神的国。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惩罚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妇人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
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那些人便灰溜溜地走了，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理认识耶稣，我们就不能将耶稣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隔离，我们就不能否定耶稣会复活在我们中间而不
去辨识他。诗人绿原在《重读〈圣经〉》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今天，耶稣不只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玛丽亚•玛格达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绝不会想到自尽。
　　　　　　　　重新认识耶稣，是把耶稣当作人，把耶稣的“父”当作人类的神圣崇高永恒绝对的价值理想，把“天国”当作人类的精神家
园、诗意的栖居地。重新认识耶稣，是我们必须面对耶稣宣扬的真理，耶稣的活生生的全部人格，和他对话。谁能保证我们时代里的耶稣不同
样地有各各他的十字架在等待他？但我们或者可以乐观地确认，我们不会像彼拉多那样傻问真理是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的病

读书《李敖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1724。
李敖有一篇文章《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知识分子 + 威权者 = 成则为王 / 败则为
寇。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这一病态的原因可有五点：
一、拙于谋生。今日知识分子不再可仗有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
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李敖在《前程》（p1509）一文中为自己会挣钱得意：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
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
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
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
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家伙而已。
二、急于用世。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这就是“怀才
不遇”、“不甘寂寞”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
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
三、昧于尽忠。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至不辩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昧“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
。
四、淆于真知。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大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作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
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报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
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的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撩乱，再
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时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杂脍，惹得中国群众
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
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
五、疏于自身。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救国救民”“以天下为
己任”有其限度，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度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
李敖说以上知识分子的五种病，立论都从起码着眼，从低调着眼，并不以高调苛求。
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威权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大陆“文革”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学术的自律性更是热门
的话题。台湾的李敖这方面的思想值得重视，应当看成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共同财富。
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问题。他们已从传统的“士”中分化出来，主要从事社会的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这是他们的职业，以此作为谋生
的手段，也是“用己所长”贡献社会，追求理想的起点和方式。对于李敖来说，写书发表文章的版费、稿费是作为职业写作者自然的收入，演
讲作报告是附带而来的外块；而自办刊物、开书店则算“下海”了，尚是文化的海；至于投资证券市场，只能理解成超越文人，亦文亦商了。
李敖50多岁时戏剧性地被聘请为东吴大学兼职教授，这便有了教育界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收入------教书的薪水，但讲台站得不长久。
“君子固穷”（君子能够安守贫穷），君子应当能够使自己不穷，但君子殚心竭虑的最不可能是钱。
（2000/8/2）

 

话说中华门

中华门，又叫中华门城堡，是古城南京著名的旅 游景点。它位于南京城南。站在城堡上‘可以俯视汤汤不息的泰淮河、车水马龙的长干桥；放目远眺，南
方那一抹葱笼的绿色，就是雨花台；田首北望，高楼林立、绿树掩映的便是繁华的南京市区，中华路、中山南路、中央路贯穿了整个市区，如同一条长长的玉
带，将中华门与十数里外遥遥相望的中央们连结起来。
中华门是明朝初期建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从1366年就开始营建它的新皇朝的都城，那时南京叫应天 府。为了修筑城墙，花了21年的时间，前后从全国各地征调了29万户工匠，还到处拉赞助。据说，南京城墙三分之一的费用是当时浙江吴兴的富商沈万三出资的。当时应天府城有城门13座，其中长干桥边的门叫聚宝门，1931年才改成中华门。
中华门之所以称为城堡，是因为它不只是一道城墙一道门，而是四道城墙四道门，加上两边墙，呈方形的一个大城堡。每两道墙之间的空地叫瓮城，一共有三个瓮城。瓮城里有石级和砖道通城楼上，两侧砖铺的斜坡道炮车和马都能上去。最南一道城墙上下，建有二十七个藏兵洞，每个洞窟能藏兵一百多人，所有洞窟加起来就能屯兵三千多人，有此重兵可驻守，加之城高墙厚，面对敌人侵犯可以说是固若金汤、高枕无忧了。不只这些，四道城门也有讲究，每座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里面一道是木质外包铁皮的两扇大门，外面的则是由城头上操纵的千斤闸。若敌军闯入瓮城，四通门紧闭，伏兵骤起，真如瓮中捉鳖。中华门城堡的城墙与当时同建的其他城墙一样，基座用花岗岩和石灰石砌成，上面砌大砖，砖缝里充灌桐油、粳米或高粱汁、石灰的混合浆，非常牢固，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岿如磐石。城堡门槛高达二尺多，长两丈，色黑，据说是外国人赠送的子午石。时至今日已被旅人的步履踏得锃亮。
游人登上中华门城楼，看到的只是一片大土场，原有的木结构敌楼早已毁于战火，荡然无存，不知什么时候能重新仿建。想明初盛世，站此城楼瞭望，长干桥上人马熙熙攘攘，桥下秦淮河碧波荡漾，正前远方雨花台上苍松翠柏，郁郁青青．确有龙虎踞之威势。然而这设计精巧、构造恢宏的程堡并没有将战火挡在城外。在那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 日军凭着占有绝对优势的火力，从中华门突进当时中国的首都。看着城墙上累累的弹痕，回想中国军人浴血顶火的身姿，怎能不令人扼腕。
关于中华门城堡的建造，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建这个门时有一件怪事，砖垛塌下去成一个大窟窿。多能工巧匠想尽办法也不能填补上这个窟窿，想是有妖精作怪。军师刘伯温帮朱元璋想了一个办法，借用捐资修墙的沈万三世家收藏的聚宝盆放进洞中，聚宝盆化成神镇住妖怪，这样城堡终于建成，所以叫聚宝门。朱元埠犯难了，当初借聚宝念时说好五更天归还，聚宝盆进了洞出不来了，拿什么还沈万三?如何才能保住天子的威信?朱元张只有下令不打五更天，这就是南京不打五更时的传说由来。但朱元球仍怕理亏，索性找个借口将沈万三打成重罪，发配边疆去了。

张爱玲创作秋季的一朵奇葩
——读《五四遗事》

　　1957年，侨居美国的张爱玲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后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杰作《五四遗事》。 这篇小说将张爱玲小说中常见的没落世家深宅中“古墓的清凉”推成幕后的模糊的布景，变成了古铜炉中飘出的暗幽地进入全场氤氲的氛围。“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的张爱玲又一次将她的慈悲目光投注到有着四角天空的高墙古宅之外的另一批普通人。并且，唯一一次地聚焦于五四风气笼罩下的知识青年的社会人生悲剧和心灵流程。饱读现代主潮文学作品的读者极易感到这篇小说的题材的亲切；唯美主义的读者欢喜作者对五四精神的独特理解。《五四遗事》中，张爱玲的趋于平淡的厚实的叙事，她的目空一切又博爱广施纠结出的满蕴着悲悯，微带着讽刺的一贯风格，她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合炼出的特别的气氛，别致的意象和语言风格都使这篇作品成为她的创作秋季的“小阳春”世界的一朵奇葩。
《五四遗事》小说的英文本有一个副标题，译过来是“一篇恋爱初来中国时代的短篇故事”，与“五四遗事”大标题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这篇小说是写五四时代风尚延续下的青年的爱情，这种爱情还洋气未脱，不能根扎普遍的中国土壤。而曾有的小说副题“罗文涛三美团圆”是补充说：这种爱情与中土特别环境碰撞的结果是欲新还旧的怪胎，是接近于古代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喜剧。
故事主要是围绕罗和密斯范的爱情婚姻关系展开的，这种关系的反复变化影响了罗和范每人所牵连的其他婚姻关系。他们俩人都是受五四精神陶冶过的知识青年，喜欢月下朗读雪莱的诗，有着追求新生活的浪漫情怀。虽然他俩与两个朋友永远是四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两个人在一起”，但对于得风气之先的他们来说，是足够培养出新式爱情来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然而，毕竟旧时代的阴影不仅存在于被他们忽视的周围，而且就在他俩中一人的身上，因为差不多还没有听到“恋爱”这一个名词时，罗早已结婚生子。文化意识的激进是容易的，对既定社会现实的破坏则困难又冒险。于是，作者详尽地写出了罗的离婚之难，范的等待之不易。困难更来自他们自己，五四精神培养出时代巨人，但在布尔乔亚式青年身上收获的更多是肤浅的稚气的梦想，他们俩人各自的弱点使这困难处境奇相环生：罗与妻子离婚了，密斯范却与别人订婚了，对方是个卑琐的当铺老板，于是罗一赌气又与一个女子结婚了，范阴差阳错未结成婚，与当铺老板断绝了关系，退守对罗的旧情。夜游西湖邂逅后，罗旧情难忘，又离了婚，至此，罗和范一对恋人历经磨难终于结合在一起了。该欢呼新青年胜利万岁了，然而不，张爱玲特别要揭示他们婚后生活的面纱，理想的新女性成了一个平庸的懒婆娘，新青年与老社会妥协了，罗与先后结婚的三个妻子大团圆。
主潮文学作品中的反抗旧式婚姻的新时代青年，如《虹》中的梅女士，又个性解放走向了阶级解放的道路，《海滨故人》中露沙对旧式婚姻反抗而逃遁异乡。张爱玲有着庐隐的对命运无常、人生悲剧的感受，但她执著“此世”而不像庐隐的“出世”，他以洞悟一切的理性的冷静、客观，超然对待一切，层层揭示人性的本真面目。张爱玲说她反对“新文艺腔”，自然与茅盾差异千里，密斯范与梅女士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张爱玲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有着独特的反思，对罗与范的由新派青年的“恋爱”到落后于时代的婚姻怪胎的揭示，提供了时代大潮波谷一侧的特别景观，与主潮文学的波峰景观有着一样的现实性。张爱玲对社会普通人物的命运不是怨怼，不是鞭挞，也不是主义的救赎；是普通的、平凡的人生悲喜剧的无情的展示，又是有着如十字架上的耶稣有着佛的大慈大悲，说：主啊，饶恕他们，他们作的，自己不知道。无情中展示人生本相，带着讽刺，更饱含理解的同情。
《五四遗事》故事的发生地西湖的美景包庇了现代恋爱的萌芽，但它也积淀了旧时代的泥沙，前台的五四气象遮拦不了陈旧的家族势力的深宅中透出的霉味的烟雾，淡淡地弥漫的仍是保守的落后的腐朽气。这与张爱玲其它小说有着一致性。罗的乡下的家离杭州西湖并不遥远，却是一个迥异的世界，是“以教书为借口，借以可以住在杭州”的罗不能摆脱的世界，这里有族长和宗祠，能使离婚交涉长达六年，也能给他送来两个已离异的妻子，完成名义上一夫一妻社会里三美团圆的仪式。这是五四时代的真实的现实，与五四现代意识并存者。西湖边那盖满了蔷薇花的小白房子旧式新与旧冲突的畸形产物，三个女人与佣仆、孩子、奶妈围绕着罗重构了古宅高墙那一面的景观。
小说中的人物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作者张爱玲本人的经历。张爱玲的第一个丈夫胡兰成与张爱玲婚后又与两个女子同居，张爱玲一度表现出超然和容忍，这与张爱玲初恋时“欲仙欲死”的体验有关，也与她的悲剧人生观有关，更与时代提供的现实性有关。张爱玲与她笔下的罗的沦为三妻之一的密斯范，与白流苏（《倾城之恋》）们有着人生遭遇上的雷同：中国妇女在男性中心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窘境。这时张爱玲对五四后现实的体认和叹惋，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看得透它，却摆不脱它。《五四遗事》的大团圆结局是对五四幼稚气的一个否定，是对黑暗势力的揭露，更是对女性命运的哀悼。爱好雪莱诗歌的新女性密斯范婚后很快地坐上了亲戚的麻将桌，曾对发式与服装有过缜密的研究，婚后变得衣着邋遢，头发凌乱，声称如丈夫有二心就自杀，也终于无奈地出面招待分不清楚是自己丈夫妻妾的情敌。罗被许多男人羡慕“稀有的艳福”，它自己想“诉苦”，读者更看到三位女性的悲剧。张爱玲为女性，为自己在现代文学史上谱写下一曲哀歌。
在张爱玲离开大陆前夕，她有一次参加旅行社的观光团实地游玩了杭州西湖，《五四遗事》以西湖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自然被作者写的逼真动人，如临其境。夏志清先生说张爱玲“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0页），在这篇后期的“平淡”之作中她并不着意如此，而是追求着拟话本的风格，但作者凝练的描绘中，内涵深蕴的意象如沙滩拾贝，并大都与西湖背景本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游湖的女人即使穿的是最新式的服装，映在那胡光山色上，也有一种时空不协调的突兀之感，仿佛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是点明女主人公范与时代现实的不协调？“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却仿佛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是点明了小说中的新女性也与传统社会背叛的女性——妓女有着一样的悲剧？妓女的从良大多数都是作妾，新女性密斯范不也是多妻的罗的妾吗？这两处描绘都联系到女性，既反映了作为作者性别主体的女性话语的表述，又表现作者更加关心女性的命运。“偶尔听见那湖水啯的一响，仿佛嘴里含着一块糖”，这是用味觉来表述听觉感受的通感修辞手法，别致而含蓄，指出了同游夜湖的甜蜜，也将会在情节的发展中，罗范命运令人惊异地发生变故。最后，在那关起门来可以打一桌麻将的湖边的“盖满了蔷薇花的小白房子里”，主人公满足于自己曾反对的归宿了，“蔷薇花”和“白房子”的意象是寓意着普通平凡的生命与他们的屈居其中的环境？蔷薇花在风中摇摆，给人一种无奈的美感。
张爱玲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和香港大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着广泛的涉猎，她的小说都有着现代色彩。幼小时传统文化为内容家学的熏陶，终身对古代文学的痴迷的喜好，使她的小说又有着传统文学的底蕴，这篇小说很容易看到传统的章回白话小说的影响。人到中年的作者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变故已经结束铅华，激情趋于平淡，《传奇》时期的浓丽转为后期创作的描摹生活的真切质朴。三者的结合是这篇小说的风格有异与她的其它作品。比较《金锁记》的奇谲，它显得素净；相对《倾城之恋》的曲折铺叙，它显得舒缓简略，尽管男主人公的三次结婚都可以大作文章，作者却只点到为止。平淡意味着创作激情的消退，也意味着作者艺术上雕琢的加强。《五四遗事》重视叙事，多用白描，对人物内心活动几乎不作细腻的分析，这对趋近传统章回小说、拟话本的风格。罗二婚后与密斯范在西湖再次相遇，是情节大转机的关键，应该有千种风情展现，但作者并未泼墨。作者写道：“他的眼睛遇到她的眼睛，眼光微微颤动了一下，望到别处去了”，“微微颤动”一下便略去了男主人公的千般哀怨，万般愧疚，有着画龙点睛的神韵。“三美团圆”经过了现代意识的处理，有着悲剧和讽刺的内涵，也透出了传统喜剧的趣味，是古典团圆“情结”的现代延伸。作者采用全知视角，在一种超然的叙事姿态中完成了传统与现代、喜剧与悲剧的滴水不漏 的融合，取得了巨大的张力和敦厚蕴藉的效果。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高峰是她的《传奇》时期，之后，在五十年代前期，使他创作力逐渐衰退是的一个“小阳春”。经历了春夏的旺盛，张爱玲的创作秋季成就就相对小了，但也写出了一些作品，还有如《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五四遗事》便是其中较突出的一篇。在《五四遗事》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趋于平淡”的风格的变化，而且可以看到张爱玲后期创作加重了文化思潮的反思力度。《五四遗事》对张爱玲是重要的，对读者是有意义的。

回接与重建

一
立足2000年的今天回顾，首先想到一百年前的这时候，想到那时的中国与世界，不禁真正地感到隔世的沧桑。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是民族危亡、王纲解纽的时代，民族文化的传统正处于如磐风雨的冲击中。一方面是文化传统的精神家园塌圮的大厦遮不住风雨，尽管尽情地依恋，却掩遮 不了身体的簌簌发抖；一方面是游学外洋的热浪，将西方文化零售或批发地贩往国土，假洋鬼子与新颖又更多浅薄的舶来主义引起阵阵喧哗和骚动。文化确立的现实土壤正在进行着巨大的裂变，政统衰败；经济由农业向现代工商业过渡，处于生生死死的分娩阵痛中。对于老大帝国来说，惰性太强了，来不及调整方向就面临触礁的危险；文化也不例外，它比政治经济还具有更大的惯性，因此不可避免地摔在礁石上，撞得个粉身碎骨。
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变从13世纪算起，到18世纪最终完成，经历了约五、六百年，它的经济转型、政体变革、文化更新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长期积累的过程。单就文化上来讲，西方文明的雄厚基础，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一支（基督教）结合而成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主干一直没有变，尽管在发展着的现实要求下不断地发展，它一直是今天与传统对话的过程，是对经典不断阐释而获得新的意义的过程。新的意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的终结，正如新绿的枝叶不是否定了根基和树干，恰恰相反，是依附得更强了。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它就没有如此的幸运，它的命运悲惨得多。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封闭已久的大门，中国的一切都开始了非自然的被强迫发展的过程。自然的历史中断了，正如树被吹折树干一样，从此枝叶要想成长成活就要插枝，新的历史与传统有了巨大的堑沟。救亡压倒了一切，为了救民族于殆亡，必须在延续传统和保国保种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主干最终被新文化建设策略放弃了。西学东渐，一浪高于一浪的反传统反国粹反复古反保守的浪潮将传统文化的磐石冲刷待尽，，散落成流沙，上面稀疏地插着从西方文化大树上采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或绿或黄的枝叶。
20世纪正是从这流沙上的绿洲开始的，文化上的改弦易帜并没有很快地带来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现代经济的发展繁荣。前半个世纪是在民族救亡的抗战和政体文化之争的内战的炮火中度过的，所谓的民国政体一次次地蜕变走样最终走向了腐朽和崩溃。后半个世纪呢？一开始就获得了民族独立的尊严，在头30年里民族工业也打下了基础，但这是在一种近乎与世界隔绝的环境中缓慢取得的。八十年代初对外开放，睁眼看世界，又一次让人们象上个世纪末那样惊呼：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由于解放了思想，把握了机遇，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气候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民族危亡威胁的梦魇终于恍若隔世，离我们而去了。那么文化上又如何呢？我们没有那么乐观，甚至又出现了这样的论调：保国保种的目标终于达到了，但为此牺牲掉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新的尴尬。如果说，20世纪我们引进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传统文化散落成流沙的文化土壤上有我们多多少少吸收了传统营养的新文化，那么世纪末，我们的传统文化将真正可能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新文化将可能失去我们的民族性。
在上个世纪末大肆引进西方文化大树上的新鲜绿叶，排斥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树干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国保种，那时还没有“文化殖民”的警觉。在这个世纪末，我们终于保了国保了种，“文化殖民”的警报偏又在此时拉响了，我们忽然发觉了自己处境的另一种尴尬，流沙上稀疏布置的西方文化大树上采来的枝叶枯死了一批又换了一批，永远不去的是虚无主义。我们是这样不停地插上然后死去再换插上去，还是将西方文化的整个大树连同根基全盘移植过来呢？前者不能令人满意，后者做不到。加上世界上西方的主流文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摧残之风更加猛烈，我们甚至都不能相信，这流沙，毕竟是自己传统文化的碎片，它也能否保住。重建中华巨型文化的呼声响起来了，这巨型文化起码包括三个方面的素质：一，它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时代的文化可以在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在对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必有的经典的不断阐释中获得源泉和生命活力。二，它有顽强生存的能力，能抵挡得住主流的西方文化的“殖民”和摧毁；民族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而有活力的文化，而不是人像过去的人，文化却完全与传统陌生，无法嫁接上去，无法与传统文化对话和在阐释中发展。三，它虽然一时不能向西方文化那样成为世界的主导文化，但它可以成为它的有独立个性的兄弟，而不是养子或继子，它可以参与世界上各类文化的平等交流，为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促进、繁荣作贡献。
面对这呼声，我们的起步较晚，步履艰难，我们毕竟在流沙般的文化上生活了一个世纪，我们都习惯了。再说，重建中华巨型文化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又是多么的艰难。

二
90年代，中国的文化界有着特别的景观。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把中国文化带进了困难的境地。这并不是说改革和开放不好，而是由此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而这观念的变化使我们较长时期习惯生活于其中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文化，在社会发展转型中暴露它的全部的缺点。
一，这种文化由于它的生长在流沙上的特性，一转型则表现为彻底地抛弃过去以求再一次换插西方文化大树上新采撷来的嫩枝绿叶，象过去常做的那样。在全部抛弃和全部换新之间，民族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出现了一次大滑坡，虚无主义和物质崇拜得以流行，道德沦丧，世风日下。
二，当下文化的土壤的流沙性得以彻底暴露，民族文化如何发展并能够解决新问题，如何改良自身的土壤质量使民族文化有来自传统的源头活水的问题更醒目地提升到人们眼前。
三，20世纪我们的文化只有流沙上的枝叶，因此不呈系统性，不能覆盖精神领域的所有空间，因而它实质上不是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亚文化。如价值观上来讲，我们的文化空间就没有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的划分和相互作用，就没有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价值理念和工具理性的对立统一，也没有一个可以供不断追求、供反省、质疑、批判而又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和唯相对主义的彼岸境界。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政治上走向强盛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在西方文化上采摘来的枝叶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民族自尊心的恢复又要求中国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为世界做贡献。中国不只是要做政治经济大国，还要做文化大国。这是理想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与实存的文化的特性有着尖锐的冲突。这冲突便是90年代文化界的众多表演的根本背景，是世纪末的文化磁场，一切形形色色的文化上的表现都可以在这磁场上得以说明。
90年代文化的表层比较活跃，主要是两股思潮的论争，这使后半个世纪基本上一统的文化界出现了分裂。这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争，前者表现为提倡人文精神，提倡道德理想主义；后者表现为解构主义和多元至上主义。1994年起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连这场争论的发起者总结时也说论战双方没有胜负。我此文中不想对这些论争文章展开论述，只想分析它们的性质。我认为，理想主义者更多地面向建设方面，他们对世纪文化的流沙特性和在市场经济确立后暴露出的缺点非常不满，寻找积极解决的方式。当理想主义者们提出要寻找“失落了”的人文精神，他们的本意应该是寻求将世纪末的文化、价值观重新接回自己的作为源头活水的传统文化母体上，重建中国的巨型文化，使当下的文化有个更可靠的根基和主干，人文精神正是在这上面得到确立和张扬。而现实主义者更多地面向守成方面。过去由于没有完整的文化精神空间，人们将文化的枝叶当作文化的全部，将只具有相对性的价值当作绝对价值来崇信，结果造成了罢黜百枝只尊一叶的局面，造成文化的政治本位化，使万马齐喑，使文化怀疑主义盛行。新时期以来，市场化的经济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有增强，文化环境也更加宽松，现实主义者便更加珍惜爱护。如果说理想主义者向未来看，那么现实主义者更多向后看，提防现实环境的恶化、倒退。他们一看到提倡人文精神，便警觉着又是象过去一样搞“文化霸权”，一看到“终极关怀”“绝对价值”的言论便联想到过去的将相对价值绝对化造成的苦果。理想主义者针对由于文化自身的薄弱造成的市场经济与道德低落伴行的情形，提倡道德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者马上想到过去的清教徒式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中国的累贫积弱，因而强烈反对。我认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正是在世纪末的文化磁场中相伴而生的，它们的分歧是由于一个向前看，一个向后看；一个争取更大的建设，一个坚持对已有成果的守成，因而争论是难免的，但都有现实的合理性。我们既要做理想主义者又要做现实主义者，因此双方完全可以向对方靠拢，言归于好，共同地守成并且建设，为重建中国的巨型文化做出贡献。
表面的争论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学术上的默默的奋斗，这是些不喜欢喜怒形于色的人，潜心地为世纪末的文化转型做着更踏实的事业。我认为这事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导文化体系，面对中国现实的新问题，它必须发展，并与中国的现实取得更大的结合。二，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和阐释。没有经典文本的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化，只是舶来品，对经典的工作对21世纪文化的重新回接传统母体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前提和基础。三是学统的建立。默默耕耘的学者们清除意识形态化造成的败枝，以他们的学术成果延续着文化的命脉——学统，使知识分子能有自己真正所属的岗位，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尽管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上三个方面在这世纪末20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必将为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振兴和巨型化做出更踏实的贡献。我感到很大不足的是我们的道统（价值观）上还没有多大起色，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还从根本上困惑着每个人。

三
2000年回顾过去，正视当下之后，我们还要放眼未来，即面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建设我们的新文化。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全面复兴并为世界文化做出大贡献的世纪，这是个美好的理想，我们当为此而努力。
我认为，中华独特文化在21世纪的振兴的关键，既是在将已有的20世纪新文化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再继续发展，又是在将世纪文化的新质真正地接回五千年的泱泱文化传统的母体上。后一点现在尤其要强调。一旦回接成功，21世纪的中华文化必然会成为巨型文化，具有上文所说的巨型文化的三个方面素质。在这一回接、对话和阐释之后，我们必有自己的道统、学统，必有我们的当下文化的繁枝茂叶在有着深度和广度空间的根基和主干上摇曳生姿；我们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文化流沙土质会得到真正改造。在文化传统的母体上，我们的中华文化将完全获得新生、力量、气度，也一定能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不朽之地，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的特征及意义生成
——重读李昂的《杀夫》

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杀夫》在80年代初一发表便获得好评，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可喜的收获。有人说：“这篇作品整体
表现上实在很完整，很震撼我，是非常杰出的作品。”①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重读李昂的这部《杀夫》，是从两个意义上来讲的：实际
地再认真阅读一番这部作品，是其基本义；另一意义上的重读就是重评了。尝试换一种角度对《杀夫》进行分析，是本论文的目的。
作品是有机整体的语言符码系统。语言符码可以划分为能指和所指。前者指语言形象，后者指语言形象所内含的意义。重读《杀夫》就是将整
部《杀夫》当作一个由语言形象和意义构成的语言符码系统，或本文。
《杀夫》的语言形象系统是一百多页的书本纸张上排列的七万多字的文字（包括标点符号）组成的，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引子和正文。② 引子
指开头的《几则新闻》，正文是标明为10节的文字，两部分各自相对完整，又互相联系，共同组成《杀夫》的整个本文。阅读这部小说，首先
是要接触它的语言形象。如果一个不识汉字的人用眼睛从头到尾看一遍，他完成了整部作品语言形象系统的“视看”，他仍然接触不了作品的
意义系统，即他还不能算得上“阅读”这部小说。
语言符码有能指和所指构成，眼睛接触的是能指的语言形象。所指的出现必须是接触到能指时，阅读主体的脑海里能够产生意指作用，从而生
成和感受所指的意义。意指作用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由能指联想生成所指的过程。阅读《杀夫》的过程是通过视看这部作品的语言形象系统
（能指系统）而产生意指作用，生成出它的所指系统，即作品的意义系统的过程。《杀夫》的语言形象系统可以分为引子和正文两个小系统，
本文的探讨便从这里开始。
引子是《几则新闻》，由两则新闻组成。第一则是陈林市杀夫案还未经判决时写的，交待了案件有关人的情况及杀夫案发，女犯人对问“何以
杀夫”的回答，对此案及女当事人的社会舆论等情况；文中最后写道“还待当局严加办理此案，以息舆论，以匡社会正气”。第二则新闻从内
容上看，已经判决，杀害自己丈夫的陈林市被游街，后被送进死牢；此篇最后两段是新闻作者议论：游街示众的意义是妇辈引以为戒，勿谈女
权，挽救千年妇德。
对这两则新闻内容的事实性叙述，意指作用是明了的，我们接受作品就接受了作者叙述的事实。但到了“应该怎样评价”的层面，读者就有自
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李昂笔下的《几则新闻》的拟作者不等于作者本人，那么拟作者是什么人呢？拟作者叙述事实时的评价态度如何呢
？我们可以集中在文中一些典型的评价词语来分析。《几则新闻》中有一组词“妇权（妇女平权）”和“妇德”。这两个词的语言形象相似，
第一个字都是“妇”，“权”偏重于权力，“德”偏重于义务，权力和义务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俗话说，有什么权力就有什么义务，是互补的
关系，一般意义上构不成对抗。在《几则新闻》中，这两个词构成了对抗关系，这就要从意指作用的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不构成对抗的是直接
层面上，构成对抗的是含蓄层面上。在后一层面上，“妇权”的所指是近代以来反封建妇德，主张女子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的思想；“妇德”
的所指是封建礼教的妇女观，女子比男子低贱，依附男子等，是由传统社会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妇权”与“妇德”的对抗，不是能指即
语言形象上的对抗，也不是直接意指层面上的所指即意义的对抗，而是关于女子的封建性要求与现代平等主张之间的对抗。两则新闻的拟作者
维护妇德，反对妇权，则表明他（她）是个有封建思想的文人。
正文的语言形象系统分为10节，小说里由阿拉伯数字标明。每一节的所指和意义就是每一节的段落大意（这里从略，不赘述），合在一起是一
个妻子杀死亲夫的故事，这是直接意指层面上的。但作者李昂仅仅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吗？或读者就以知晓直接意指层面上的所指和意义为满足
吗？文学本质上是含蓄意指实践，把《杀夫》当作文学作品，我们就要挖掘含蓄意指层面上的所指和意义。
能指和所指的意指作用是永恒地开放着的，未有终结，因而文学作品能被无数个人无数个时代无数次地评说。这部小说的意指作用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意指实践只是无数个中的一个，本论文对《杀夫》正文的含蓄意指层面的探讨也不另外。既然这样，每个人的探讨终究带有个人的特
色，我这里尝试从几个人物角色入手，揭示笔者能发掘出的意义。
这部小说的正文里有五个主要人物角色：叔叔、母亲、陈林市、陈江水、阿罔官。先从直接意指层面上说。叔叔是林市的父亲的弟弟，小说中
，他在林市的父亲死后霸占了林市家的房产，造成林市和母亲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当林市的母亲与一个穿军服的男子交媾事被发现后，他和
族人严惩了母亲。他将林市收养，强迫她干尽苦活，不给吃饱。他又为贪财和扔掉包袱，将林市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没有人愿意嫁女儿给他
的杀猪匠陈江水，使林市婚后饱尝不幸，最终导致杀夫悲剧的发生。母亲，是陈林市的母亲，她在饥俄难耐时为了一块白饭团默许了军服男子
的人身侮辱，受到了族人的严厉惩罚，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女人。她的悲剧给林市心灵中带来了创伤。陈江水是陈林市的丈夫，对林市没有情
爱，只有兽性的强暴，精神的折磨，并用饥饿迫害她，终导致被精神失常的妻子杀死、尸解。阿罔官是陈林市家的邻居老太婆，她与男人私通
，却满口妇德；她曾是林市出嫁后，除丈夫外仅有的一个较多接触的人物，也是林市与女人社会交往的窗口。她的许多迷信观念和是非颠倒的
议论带给林市精神的折磨。她经常偷看陈江水强暴林市，因而她第一个发现杀夫案，并立即报了警。她在小说结尾时评价林市不守妇德，是坏
女人。陈林市是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她在无知、愚昧的混沌中生长，饱经苦难。父亲死后，她与母亲被叔叔撵出了家屋，在街头忍饥受寒。母
亲的悲剧伤害了她少女的心灵，被叔叔收养后，当作牲口使唤，吃不上一顿饱饭。被嫁给大她二十多岁的屠夫陈江水后，经受肉体和精神上长
期折磨，后来发疯，在幻觉中将丈夫杀死、尸解。案发后，她判了死刑，还游街示众。从本文的直接意指层面上来说，小说揭示了特定社会环
境下的林市母女，特别是林市的悲剧，揭示了社会道德、法律的不公正。
从含蓄意指层面上说，以上五个角色能指的所指意义又可认为分别如下。叔叔代表了封建家族势力，陈江水代表了封建男权主义。阿罔官代表
了自身遭受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觉悟，并且参与维护这种势力的形象，她又代表了广泛的社会舆论。母亲和林市则是以上三种势力的牺牲品。
林市不同于母亲的是她受的压迫更沉重，更具典型性，并且她以生命作代价反抗了这个封建社会，尽管这是非常被动的，是她精神失常和幻觉
状态下的行为。
将引子和正文结合起来看，引子可代表着比阿罔官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实质上与阿罔官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属于普通民众，前
者属于文人，因而影响更大。可以说，从含蓄意指层面上理解，小说《杀夫》的意义在揭示了封建家族势力和男权主义对妇女的压迫和妇女本
能的反抗。这是所指作用无穷序列中的一种对这部本文的语言形象在意指实践上生成的意义。为了说明意指实践的无限开放性，这里再对第六
节本文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会是另一番样子。第六节写陈江水在妓女金花的屋里与金花在一起的情形，联系全篇，可以以这一节为中心，将
小说演绎成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故事。
对于陈江水来说，陈林市不是“女人”，金花才是“女人”，林市是陈江水满足性欲和虐待癖的“女性具”，没有生命，没有个性，不需要尊
重，不需要感情交流。而金花作为陈江水的女人，陈江水便会尊重她，照顾她，把她当作有生命有感情的女人。在小说第六节中，我们看到陈
江水作为“男人”的人格丰富性，他能将心比心地与金花相互安慰，他能够向金花诉说自己童年的不幸与骄傲，体现出一个男人在自己倾心相
爱的女人面前的全部柔情。在林市面前的陈江水只有男性具，在陈江水面前的林市只有女性具；而在金花面前的陈江水成了“男人”，在陈江
水面前的金花是“女人”。女人与女性具之间的差别，对于陈江水来说，就是金花与陈林市间的差别。我们认识和评价陈江水，不能只凭在其
中一个女人面前的陈江水形象，否则“偏信则暗”。完整的陈江水应是两个女人面前的两个陈江水的合并，即，既是男人又是男性具。这样，
可以对《杀夫》得出不同于反封建主题的另一个主题，，便是关于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哲学高度的思考：男人与女人有两对关系，男人与女人的
关系和男性具与女性具的关系。当男人与女人关系发生时，是正常的人的关系；当男性具与女性具发生关系时，是非正常的兽性关系；而当男
（女）人与女（男）性具结成关系时，悲剧就会发生，这悲剧对于男女双方都是如此。《杀夫》中的陈江水只把林市当作女性具，林市却要把
陈江水当作男人，因而发生了悲剧，这是两性间的悲剧。
本文的开放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语言符码系统的能指即语言形象的所指意义在意指作用上可以无穷地阐释下去，这一点上文已经结合
《杀夫》做了分析。另一个含义指本文与其它本文的互本文性，每一个本文在本质上都与其他本文有联系，相互关联，可以相互阐释。本文的
互本文性可以体现在具体本文与具体本文之间的互本文，也可是具体本文与语境（文化本文、历史本文）的互本文性。对《杀夫》的具体本文
来讲，可以探讨它与它所依据改写的《詹周氏杀夫》具体本文间的互本文性，它与时代文化（语境）的互本文性。
《杀夫》是对《詹周氏杀夫》③ 的改写，这一点作者李昂自己有交待。李昂在一篇文章里坦言，④ 她在美国的白先勇先生家中看到陈定山著
《春申旧闻》一书，翻读了里面的一篇《詹周氏杀夫》社会新闻后，她便产生了想以此改写成一篇小说的念头。初次写作不成功，她只好辍笔
。后来她找到新小说的主题也就是写成“女性主义”小说。因为对发生詹周氏杀夫案的敌伪时期上海风土人情不熟悉，李昂将故事发生地移到
她所熟悉的故乡台湾鹿港。在确定了主题和故事新地点后很快找到了灵感，洋洋洒洒将两千多字的《詹周氏杀夫》社会新闻改写成了长达七万
字的中篇小说《杀夫》，获得了成功。
《杀夫》以《詹周氏杀夫》为互本文，读者可以发现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杀夫事件的情节框架。丈夫是杀猪匠，妻子将好喝酒好虐待自己的丈夫
杀死尸解，被判刑示众，两篇都是一样的。另一个重要相同之处就是《杀夫》的引子部分《几则新闻》显然按照《詹周氏杀夫》写的，两者里
面涉及的“社会舆论”几乎一个样子。两文有不一样之处是当然的，体裁不同，发生地不同，涉及人物多少不同，但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不同。
一是小说详写了女主人公被虐待的过程，增加了母亲、叔叔、阿罔官等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这方面的重大改写将一则缺少社会背景的杀夫案新
闻故事变成了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小说，因而获得了普遍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封建社会的非人道的、野蛮的精神氛围与女性在家族制度和男权
制度压迫下的痛苦呻吟和悲剧。
二是两个本文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差异。《詹周氏杀夫》一文的作者让人觉得是四十年代上海毫无社会责任感和人道心肠的小报记者，专以猎奇
社会怪闻为能事。在这篇社会新闻里看不到作者对不幸女子的同情。以猎奇的口气谈完“这确是敌伪时期的一桩荒唐奇闻”，作者发出的感慨
竟是因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临，詹周氏竟逃出法网而没有抵命”。李昂的《杀夫》用近乎客观的态度来铺叙小说本文，但通过作者巧妙的设计
，开头的《几则新闻》与后面的正文构成了强烈的反讽。通过对陈林市悲惨人生命运的淋漓尽致的表述和对陈江水性格的剖析，对周围人低劣
精神境界的揭示，作品深沉而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倾向：为女性的不幸命运鸣冤，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男权主义发出猛烈的抨击，体现了作
者的人道关怀和女性现代意识的觉悟。
说《杀夫》本文与时代文化互本文，是说本文都有自己身处其中的语境，大的语境一般指文化，也是一种本文，可称之为文化本文，具体本文
与文化语境的关系也是一种互本文关系。《杀夫》本文的出现脱离不开文化本文，文化本文又以《杀夫》本文为自己的一部分，参与文化内部
多种本文的叠合、渗透、对抗、冲突。《杀夫》本文的意义的凸现有赖时代文化的特点。正因为时代文化中已有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因素，生
活于时代文化中的李昂才可能会有反封建意识和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编织出能显示反封建意义的语言符码系统。也正因为时代文化中
仍有封建性的因素，《杀夫》的反封建的女性主义主题才显示其时代的意义，被人们阅读、欣赏。如果时代文化中已没有封建性的因素，也就
不会存在反封建的时代要求，有人提出来，也没有时代的意义，必然不被人们看重。
本文和文化本文都是社会物质形式（即社会、历史）的本文移置，本文中可见社会与历史的结构。《杀夫》本文透露出封建性社会物质形式的
存在和作者为代表的反封建知识分子社会诉求之间的对抗，这种社会历史的结构在此小说中被移置。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矛盾存在，本文中才会
移置了这种存在的矛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杀夫》的语言符码系统中，引子《几则新闻》与正文部分有两处矛盾的地方，这可以称为“本文的裂缝”。《几则新
闻》中写林市对问“何以杀夫”的回答，有两处与正文部分不符：一处是林市在回答时脑子非常地清醒，一处是林市言“天亮俟丈夫熟睡后”
将他杀害。而正文部分，林市杀夫前已经精神失常了，杀害陈江水的时间不是天亮而是深夜。考察这两处裂缝出现的原因，不能单就《杀夫》
本文来看，如将之与互本文的《詹周氏杀夫》联系起来寻找，答案会发现。《几则新闻》中与正文部分矛盾的地方，与《詹周氏杀夫》的本文
并不矛盾。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小说中引子部分《几则新闻》是依据社会新闻《詹周氏杀夫》而写的，而不是依据正文而写的。作者可能先依
据《詹周氏杀夫》写好了小说的引子部分，再依据《詹周氏杀夫》改写成了小说的正文部分。前者照实写，后者有改动，所以不一致。当引子
《几则新闻》和正文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杀夫》的语言符码系统时，这两处的裂缝便出现了。这是作者的疏忽？
重读《杀夫》，就是将《杀夫》作品当作本文来研读，揭示语言符码的特征和意义的生成。将《杀夫》当作开放的本文，揭示其语言形象和意
义的关系，其与《詹周氏杀夫》的互本文关联；揭示《杀夫》本文与时代文化及社会物质形式的关系。最后指出《杀夫》本文中的“裂缝”即
本文中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这种重读只是一种尝试。
注释：
本论文引注皆出于一书《杀夫 鹿城故事》（李昂），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2月版。下面各注只注明书中各篇篇名和页数。
① 司马中原语。《至少看过这本书——再版序》，第2页。
② 《杀夫》，开始于第67页。
③ 《詹周氏杀夫》，第191—192页。
④ 《写在书前》，第1—5页。

小人物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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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金《寒夜》的解读

摘要：《寒夜》是巴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反映小人物悲剧的优秀长篇小说，通过对一个家庭主要人物的刻画，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后期的黑
暗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同情和思考，既体现了普遍的人性意义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通过对《寒夜》的
各样的解读作选择性的回顾，重读性地理解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的地位、人物形象塑造上和思想、艺术上的成就。
关键词：巴金，《寒夜》，小人物，人性意义，民族特色
一
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代表之一，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筚路褴褛，将中国现代文学由涓涓细流发展到大河奔
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巴金从世纪初的“五四”落潮最黑暗的时刻走上文坛，为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作呼求，向黑暗的社会现实一次次地发出
控诉的吼声。而今，2001年对上个世纪作回顾，清晰可见巴金的生命已整个地融入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个世纪的全过程。巴金是以自己的生命和
文学作社会抗争的作家，他身上体现出的生命与文学进程相重合的现象，“本身就赋予了巴金一生以特殊的意义，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
种象征，一种标志，一个时代的伟大代表。”
但是，也应看到，有人高度评价巴金的生命抗争时却在贬低他的文学意义。有人认为，“像本世纪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巴金也一直站在表达
社会理想、宣泄社会情愫的立场上写作，而且，巴金以其热情天真的气质，有时将小说写成了童话。到他被剥夺创作权力的那一天为止，他一
直没有写出一部自成世界、耐品耐读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与文学还隔着一层什么。” 事实绝非如此，巴金诚然写了一些激情有余，凝练不
足的作品，但巴金更创作出了许多文学精品。实际上，以《家》为代表的《激流三部曲》和以《寒夜》为代表的《人间三部曲》将历史与现实
交织，创造了不朽的巴金文学世界，意蕴深厚，缺少的只是挖掘和发现。新的世纪必将对巴金有重新的重大发现。
笔者在这篇论文里通过对《寒夜》的众多、各样的解读作回顾，重读性地理解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的地位、人物形象塑造上和思想、艺术
上的成就。《寒夜》创作于1944年到1946年，着重反映抗战后期大后方的社会黑暗和下层人民的苦难。这又是通过一个家庭的崩溃来表现的，
塑造了几个有丰富内涵的人物形象，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有人所说“巴金前次所写的长篇小说，除《激流三部曲》、特别是其中的《
家》以外，虽然各有千秋，但就思想艺术成就而言，似均未能达到《寒夜》的水平。”
《寒夜》是巴金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是与《家》双峰并峙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名品。海外对《寒夜》的评价也很高。在西方享有盛誉的夏志
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评价“《寒夜》是牢牢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创作。读者在目击男主角一步步走向身心交瘁的境地时，简直不忍卒读。
因为和一般中国家庭生活太过逼肖，所有柔和、伤痛的场面，遂具备了动人的力量。凭着这本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
。又由于他仅仅致力于表现他所了解的真相、并无意于追索更具野心的哲理，他因而成功地使他的小说增添了一层象征的意义。故事中三个人
物的命运，不但是中国最失败、最绝望的黑暗时期内的一则寓言，同时也是描写平常人在行‘仁爱之路’时，所要面对的无法克服的困难。道
德剧《秋》是巴金所写的表达愤怒的最好的小说，《寒夜》则是他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因为爱能够超越愤怒，代表了较为广泛的了解，《寒夜
》的成功，因此更见高超，更见成熟。”
日本学者山口守也高度评价《寒夜》的“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不是一般的家庭生活中的倾轧或三角关系，而是对当时都是善良人的家
庭也不得不破裂的社会状况的揭露和控诉，并从这揭示出人与人的联系这一突出普遍的问题”，“正因为小说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
厚、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才得以超越时代地来深入思考人与人的联系”。
总之，《寒夜》是巴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反映小人物悲剧的优秀长篇小说，通过对一个家庭主要人物的刻画，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后期的黑
暗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同情和思考，既体现了普遍的人性意义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
《寒夜》没有很强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主要靠成功地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来展开篇幅的。这是抗战后期大后方一个普通的家庭，30多岁的年
轻夫妻，他们的孩子，以及男方的母亲。这是一些最普通的小人物，他们挣扎在社会战乱、贫穷和被压迫的黑暗社会之中，他们自己便也会互
相伤害着。终于这个家庭崩溃了。这是一部反映小人物生活和命运的苦难的悲剧，体现了普遍的人性意义。
这一普通家庭的男主人公，也是小人物悲剧的集中代表人物便是汪文宣形象，他似乎象果戈理《外套》中的巴什马奇金和契诃夫的《一个官员
的死》中的契尔维亚科夫，也在被有婚外情的妻子抛弃上象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 虽然他和前两个人物在身份地位，悲
惨死去的命运及懦弱的性格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两个俄国沙皇时代的小公务员一直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没有
丝毫的认识，到死心中都没有不平。而生活在我国四十年代的汪文宣已经有了明显的反抗意识”。 同样，妻子曾树生跟情人的出走与安娜的情
况相反，汪文宣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导致他的死亡。
我们更应该将汪文宣形象与巴金过去作品中的人物作比较。臧连明将他与《激流三部曲》中的觉新相比，认为，“觉新对那个大家庭始终抱有
幻想，有留念”，而汪文宣“对当时社会并不抱任何幻想，他想反抗，但没有力量，为了求得一点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不得不奉行不抵抗。”
所以，“觉新的懦弱使人看到了封建家长制对一代知识青年的毒害，汪文宣的懦弱则使人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以及它必然崩溃的命运。
” 其实，巴金在此前已经塑造过很多这种怯懦和犹豫一类的人物形象，除《激流三部曲》里的高觉新、陈剑云外，还有如《爱情的三部曲》中
的周如水、《憩园》中的杨老三等。汪文宣和他们相似但绝不全同。“周如水的犹豫伴有一种基于良心谴责的较深的内疚；高觉新在封建礼教
面前忍辱妥协，他的怯懦包含着健忘中苟且偷生和隐蔽的自私心理。文宣则不同，他的怯懦与犹豫，更多地表露了他那善良忠厚的心地。一颗
无私心灵的破碎，是更可以激起人们的巨大同情心” 杨老三作为大家庭的败家子受到侮辱，汪文宣却是时代精神培养的知识青年。应该来说在
性情和品德上看，汪文宣与陈剑云最有共同之处，都是爱得专一与热忱的情种，性格懦弱，却为人热情，富有牺牲精神。
“巴金的最大成就在于，他能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巴金在塑造汪文宣这个人物形象
时，紧紧抓住了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是他原先性格中美好的东西，另一是他现在的性格的变异特征。” 惨淡的现实和曾有的美好的强烈反差
是汪文宣的纵向背景，有才华的唐柏青和老实诚恳的钟又安的惨死与周主任的冷酷、陈经理的优越的反差则构成了这个形象的横向背景，这有
历史和现实跨度的背景使人们不忍指责汪文宣的个人缺点和责任。汪文宣是小人物的典型，懦弱、犹豫，又善良、富有牺牲精神，委曲求全。
让人怜爱与同情。
家庭的女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是另一个小人物。她的婚外情和离家出走使她的形象更复杂些。有人将曾树生与两个外国文学形象作了
比较，“树生与安娜•卡列尼娜都有充沛的精力和热情，都为自身的幸福而尽力去追求。但是树生却不象安娜•卡列尼娜当得不到渴望的爱情
，感到一切全完了，便投身在火车下面。树生与包法利夫人都不能忍受枯燥平淡的家庭生活，沾染了贪图舒适享乐的习气。他们的丈夫都是庸
碌无能的人。但是树生却不象包法利夫人那样纵情无度，饱受颠连，以至走投无路，继而服毒。树生最后给文宣的长信，娜拉最后对海尔茂的
谈话，可以说是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宣言”，“曾树生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在她的心灵深处，东方妇女的道德观念并没有泯
灭。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妇女形象，在‘五四’以来的文学画廊里，可说是仅见的。因此它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但也有人认为“曾树生既谈
不到是一个什么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也谈不到受什么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失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的问题。她是一个受屈辱、但又孤
立无援的软弱的知识妇女。为了求生存，她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后者的说法更实际些，曾树生跟汪文宣一样懦弱动摇，善良，忠于爱情
，只不过她想过“更好的生活”，因而有个人主义的举动，新世纪初的人们对这一点将会更加宽容和理解。但汪文宣决不是海尔茂，婆媳矛盾
中受害更大的往往是残年老人，因而她的回来比出走更有积极意义。她终于兑现了归来的诺言，又不得不再度回去陈经理的身边，说明她无法
摆脱小人物的善良又懦弱无力的命运。
对《寒夜》里的女主人公曾树生，巴金的评价是比较低的，甚至预言她的结局是“以银行经理的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陈经理不会长久
守在她的身边” 。但我们从小说中的曾树生身上看到汪文宣所没有的闪光点。四十年代的批评家已看到这一点，“在汪文宣身上我们体验了失
望，曾树生却给人带来一丝温暖和活下去的勇气。……树生追求的不是豪华的物质生活而在精神的幸福，自由，所以她并没有同上司陈经理结
婚，到书的最末一个字，这事情也没有决定。无疑的，树生走到了岔路口，从她的个性来看，她会考虑出一条合理的前程来。” 随着社会自由
度的增大，个人选择的可能性的增多，社会道德对个人追求幸福的正当权利的尊重，曾树生形象的评价上人们越来越有不同于过去的理解。
汪母形象则是恶婆婆与好妈妈（奶奶）的统一体。在汪母的灵魂深处还残存一些封建旧礼教旧观念，她对儿子的爱也被人认为有病态成分，加
上贫穷单调的长期生活的折磨，它与儿媳发生了莫名的又无法排解的矛盾。但与儿子孙子的关系上，又显示她小人物的善良和爱心。她比两个
年轻人更具有的品质是坚韧，一个家庭破亡了，女走男死，是她处理好善后事宜，是她将孤儿带走抚养。她的坚韧与我们民族在持久抗战中表
现的坚韧是一致的，因而在这一点上可成为鲁迅所说的“脊梁”式的人物。 “从汪母与媳妇的关系看，显示了她道德的恶，她是卑下的；从她
与儿孙的关系看，则显示了她道德的善，她又是高尚的。汪母就是这样一个高尚和卑下、伟大与渺小两种品格奇妙融合一起的老年妇女形象。
” 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体现出人性的复杂性。而新的世纪里，正象人们会更加宽容曾树生的出走一样，也会逐渐将社会普遍存在的婆媳矛盾问题
中的残年老人看作受害更重的一方，多加同情。
三
《寒夜》在主题上，有对抗战后期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的强烈批判。巴金本人后来也从这方面谈的较多。正如巴金所说：“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
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是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而对黑暗现实社会的批判主题是通过小人物的
悲剧命运表现的，“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 。过去，人们对《寒夜》这方面的
主题发掘较多，也逐渐注意发现主题的其他方面。
首先，《寒夜》真实反映了抗战后期的中国社会世相。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为打通从华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也为实现其对国民党的
“以战迫和”的战略目的，继攻占长沙之后，又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桂林和柳州。一时贵阳告急，重庆惊恐，民间传说国民党政府已准备迁
都兰州。相应的，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和有后台的“半官半商”的单位也纷纷作迁往兰州的打算。当时的重庆一方面那些发“国难财”的高官富
贾和战时出现的“新贵”阶层灯红酒绿，狂歌乱舞，寻欢作乐；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困苦不堪的生活。许多人甚至贫病
交加而死，其中便有像汪文宣的模特儿，吐尽血痰而死的作家王鲁彦、缪崇群和作者的老友范予等人，巴金说“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样惨死的
朋友和亲戚” 。一九四五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但老百姓在吃够了战场上一连串的“惨败”而带来的苦头之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兴奋，又遭
受着国民党政府的“惨胜”的灾难。在一片“国府还都”声中，达官贵人飞回东部大城市，刚发完“国难财”，又接收大员什么都要，“五子
登科”。但来自下江的广大劳动人民和下层知识分子，把东西都快卖尽吃光了，也迟迟回不了老家。
正如四十年代的一篇谈《寒夜》的文章所说，“假如我们的良心并未泯灭，理智还有点清醒，就不会用空洞渺茫的什么光明春天之类的东西来
自欺欺人。现实生活里交织着太多的痛苦和血泪，每一瞬间我们都可以听到绝望的哀号，会看到无数的人在生活的煎熬中倒下去。难道这世界
就没有欢笑吗？有的，在高楼大厦里，在豪华的宴会上你可以找到欢笑——无耻的，荒唐的，淫荡的欢笑——，可是，隐匿在欢笑的后面，在
欢笑着的脚底下又尽是绝望的哀号和倒下去的人类。悲剧吗？是的，我们这个国度就只有这些永远演不完的悲剧。” 巴金的《寒夜》真实地反
映了历史的生活，抨击了当时统治者的腐败，揭示了下层人民的苦难，让人们看到“胜利”所掩盖不了的民族苦难史。
逐渐地，人们不满足于只是强调《寒夜》的社会政治批判主题。应该看到汪文宣一家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人生的社会价值的现
代知识分子精神上遭受创伤、肉体上被残酷压迫的悲剧。虽然他们本身的弱点是一个因素，但归根结蒂还是社会黑暗导致的悲剧。一切不幸、
贫穷、失业、疾病都与那样一个外敌入侵和内部黑暗统治的社会紧密相关。《寒夜》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强烈的社会控诉力量。“但如果作
更深入的体味，会发现巴金这部现实感很强的小说中又蕴含有对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如其中对婆媳之间无休止‘战争’的描写，
就发觉到心理方面的深层原因，自然也牵涉到对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的人性困境的探讨。” 婆媳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就要在婆媳个
人的原因之外，正视社会的现存家庭结构，所谓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社会家庭结构里必含与人性相冲突的东西。这也说明新世纪初，随着社
会的发展转型，只有夫妻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的增多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从《寒夜》与巴金之前作品的比较来探讨这部小说的主题，也是一条可行的路。有人说“《寒夜》就其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深刻性言，是这一作
品群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原因在于《寒夜》表现的既不是充实的生命——如杨木华；也不是腐朽的生命——如杨老三；也不是一般的萎顿生命
——如田惠世、万昭华，而是曾经有过丰富、充实生活的萎顿生命。将这样的生命放在突出地位尽情表现，在巴金的中长篇小说里，《寒夜》
是唯一的一部。如果联系巴金过去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汪文宣、曾树生的悲剧，看作是脱离了封建旧家庭，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找到正确
革命道路的觉慧、觉民、琴们的悲剧。” 这样，我们发现巴金小说创作前后期在主题上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巴金不但揭示了被封建旧家庭毁灭
的和出走反抗的青年身上体现的反封建反暴政的主题，也在已走出旧家庭的青年身上发掘个性解放的无力的主题，向新时代新社会的黑暗发出
强烈的控诉。
《寒夜》是反映小人物的悲剧，巴金在这部作品中显示的强烈的平民意识使这部作品堪称为平民的史诗。“脱除了一切俗套和公式，以清新的
目光，写具体的生命，写善恶蒙孽、 爱恨交织、 哀欢流转的人性。巴金在《寒夜》中表现了卓绝的才能，和庄严的艺术精神。……这里没有
伟大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出众的佳人，但是却有五亿平民的眼泪和呼声，这不是英雄的史诗，而是平民的史诗，是真正的史诗。” 巴金身上最
可贵的品德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民间性的自觉和强烈的平民关怀的人文精神。90年代以来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学极尽媚俗之能
事，参与着以形而下物质夸耀为本质特征的“成功人士”的社会明星神话的编造，却对弱势人群的苦难不顾、甚至厌恶。这是对五四精神的背
叛，巴金的意义在这里应针锋相对地得到鲜明的张扬。
最后，将《寒夜》与巴金曾经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结合起来，小说的主题又突出表现了巴金的日常伦理理想：捍卫小人物的尊严，为此拒
斥一切社会罪恶。“但只有很过时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才是一个永远与财富、权力和国家机器无关，永远与受到侮辱和受到损害的人们守候
在一起，永远与个性主义的孤魂野鬼纠缠在一起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
行动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地发挥着作用。巴
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
伦理理想的轨迹。” 从无政府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到直截了当地肯定充分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意识的巨大变化，新的世纪
巴金研究一定会在更加自由的环境中出现新的高潮。
四
《寒夜》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艺术成就上的顶峰之作。突出表现在严谨的现实主义描绘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有人谈到，“《寒夜》这部饱含沉郁情愫的作品，艺术表现洗练隽永，民族色彩尤为鲜明。冰心在谈到巴金作品时说：‘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笔
下的人物，都完全是中国的。’（《他还在不停地写作》）《寒夜》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深具中国民族
的特色，因而，有着动人心弦的力量。这部作品，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代表巴金创作最高成就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寒夜》对重庆
街头社会风俗画的展示，对家庭中的婆媳夫的矛盾的揭示都体现了典型的民族特征，另外，有情节组织和安排上的讲究，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传
统，而注意细腻地描绘人物具体感觉影响和某一环境下的独特的心理感受，避免对人物心理状态作静止的抽象的叙述，尽可能结合各种动作比
较简洁地写出，是这部小说突出使用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心理描写手法。
有人将《家》和《寒夜》作比较，对后者评价更高，“《家》对社会现实的控诉，总的说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和具体情节的铺排自然实现的
。欠缺的是，作者过多的让人物对旧家庭制度作直接的抨击，缺乏提炼，给人直露的感觉。《寒夜》对社会现实的控诉，却是寄寓在整个艺术
的画面里。” 这些都是切中肯綮之谈。
海外的学者也对《寒夜》的艺术成就作很高评价，纳森•K•茅的《寒夜》英译本《序》中说，“它证明了巴金的艺术上前所未有的成熟。此外
，这部小说着重描写了长期的战争所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局面。通过黑暗、寂寞的夜晚和变换季节的形象化描写，渲染了面临毁灭时所特有的气
氛；通过景象的描绘，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对话，展现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通过角色的独白，揭示了主要人物的心灵世界
。所有这些手法的使用都有助于抑制小说过于激烈，而使读者加深对于处在战争最黑暗时期的现代中国家庭成员状况的认识。”这是从《寒夜
》中的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上揭示它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其实，无论从选题立意和结构布局上，到叙述描写以至语言运用上，《寒夜》都取
得了很高的成就。
纳森•K•茅特别提到小说中第23章（曾树生启程去兰州）和第30章（汪母在文宣病床前守夜）的两个场面。前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
忘，最哀婉动人的篇章之一”；后一个“对一个母亲关心儿子是表现出已带着占有欲的爱和对她又加深彻底绝望程度上所起作用的描绘也是生
动的”。 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文本有如此高的熟悉程度是非常难得的，也说明了《寒夜》的艺术成就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很大的影响。经过
80年代的对西方文学思潮的盲从、模仿到90年代对本土性的重视，非西方“现代派”的嫡系的巴金《寒夜》实际上吸收了西方文学技法，又表
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其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新世纪仍会显示出无穷的魅力。

 

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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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平凡的一生与十亿中国农民一样，默默地生存，默默地死亡，不足为外人道。但在异国他乡
，每当思念祖国的时候，我都怀念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因为我的双亲才来到人世，才糊里糊涂，没办任何手续，就成了中国人。我是因为我
的父亲和母亲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对于我来说，中国是我的永远的祖国，就是因为我的双亲已经在那片土地上生生死死。现在，我在异
国他乡，还经常眺望祖国的方向，仿佛看到故乡青山上的父母的双头坟茔。
　　父母都是中国东部省份安徽的巢湖地方人，作为长江中下游平原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用它的湖水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华夏子民，但这
是怎样的土地啊，厚重的泥土托起的生命是那样的艰难，沉重。巢湖来源的传说，就说这地方富人为富不仁，穷人善良而穷困，只有老天有眼
，它为了惩罚坏人，发大洪水淹没了富人的庄园，便成了一片水泽的巢湖。
　　父亲1940年，出生在巢湖的一个靠山的小村庄。他的父母是不识字的农民，在穷困生活中却生育了六个儿女。父亲排行老三，是全家六口
人中唯一读过书的，那要托中国共产党的福，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的日子好过一些。我的祖父祖母在我父亲十几岁的时候便相继过世了，留下
了六个儿女。老大是女的，早早嫁人谋生去了，老二就是我的大伯，后来倒插门到别人家了，我到七八岁时才知道他是我父亲的亲哥哥。最小
的妹妹在五六岁时因为没饭吃被邻县的一户人家领养走了，到我七八岁时才与我家恢复了联系，我突然多了一个亲戚。
　　父亲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但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回家务农，与几个弟妹相依为命。父亲由于识字，被土改干部看中，经常参加新
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些工作。后来，组织派他到邻乡去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就告别出生的小山村了。父亲后来的职务是火头军
司令，就是一个公办食堂的堂长。食堂设在一个水圩区的小村庄里，有一户人家的一个女孩，因为家庭贫困，找人帮忙，来食堂打杂，做烧火
等杂事。我当然后来才听说这些事，这个女孩和我的父亲相爱了，她就是我的母亲，不识字，小父亲三岁，从此陪伴了我父亲一生。我无法用
小说家的笔法来铺叙他们恋爱时的动人故事，我在最近的一首古体诗里用了这样的诗句：“紫红年代合破被，饿殍村庄育瘦孩”。我后来看到
父母结婚时的小小的黑白照片，的确可说是“郎才女貌”。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好了，党的工作转移到城市去，我父亲便继续回出生的村中当农民，这次他带回了我的母亲。农村缺医少药，毛主席说
华陀也不是大学生，要在农民中培养自己的医生，“把合作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父亲又被组织派出去培训学医。二十多岁的父亲
从此药箱背了一辈子。我是1968年出生的，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父亲经常不定期地参加医疗培训，这时候便不在家，我记得八岁时患牙痛病，
痛得叫父亲，可他出远门培训去了，不在家。
　　父亲在大队合作医疗室行医，母亲在生产队当社员。生活并不好过，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在那个年代中，有三个在很小的时候就相继由于
营养不良，夭折了。那是我的三个姐姐，我一点不知道她们的样子，但我一想到她们就心酸。我的三个姐姐，在我的记忆里，你们全都是美丽
的，如花朵一般在故乡的田野上开放。活下来三个孩子全都是男孩，母亲说自己怎么没福气有女儿，到七十年代中期，日子好过了，母亲到底
抱养了一个女孩，这便是我现在的妹妹。
　　故乡人所说的“粮食艰巨”的日子如是所闻。家家的余粮被政府搜去，家家的铁锅被打碎造铁。大队和村干部在各村巡视，看到哪家的烟
囱冒烟，哪家便被搜走粮食和铁锅。大家都到共产主义的大集体食堂吃饭，吃不了的喂猪，或者干脆倒到田里作肥料。但共产主义的梦没做多
长时间，饥荒来了，公粮照样越交越多，田里的庄稼越来越少，食堂终于办不下去了，政府号召人民自救，于是死人的事便天天出现， 饿殍遍
野。现在村里60年左右出世的人极少，就是那时候的出生成活率接近于零了。村里有一户人家全家饿死，只剩一个小孩，侥幸活下来。叔叔告
诉我，那时他两腿浮肿，一按一个陷窝，几天不能还原。我出生晚，侥幸活到现在，还能坐在异国的办公室里写文章，想起来正是奇迹！
　　到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农村孩子读书迟，我到虚岁八岁才上学。记得是母亲用她穿破衣服的布为我做的第一个书包，到我三
年级可用钢笔了，父亲在合作医疗室边上的大队代销店为我买了我此生的第一个钢笔，新农村牌。课本上有一课“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是
个女医生，但除了性别，这篇文章像写我父亲的，故乡里我喊父亲“阿爷”，父亲正是赤脚医生。我小时候写作文《我的父亲》之类，便写父
亲为病人看病的故事。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医生，许多很远地方的病人都慕名前来，这时候大队合作医疗室便像旅馆一样热闹。我和弟弟在
幼儿时，母亲忙着生产队劳动，我们便在医疗室呆着，那里是我儿时的乐园。
　　农村医生很辛苦，随叫随到，不分白天和黑夜。父亲经常在家吃饭的时候，病人来便碗一丢，去医疗室去了。夜里正睡得香，有人打门，
急病喊出诊，父亲便被子一掀，披上衣服便钻到风雪中去了。父亲后来死于癌症，我总认为与他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系。父亲虚岁六十岁便被
恶病夺取了生命，死前几年被癌症折磨得痛苦，都是因为他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治好了病人，一生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自己却被他热爱的
事业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我逐渐在这贫穷的农村长大。每次放学回家，书包一丢，便去乡野上放鹅，放牛，或为生产队捡稻穗。乡村四月闲人少，我十岁左右就利
用星期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了，虽然工分很低，我却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小社员”。到80年，我去很远的镇上读中学，便越来越脱离乡村生
活了，那时候，农村正在变革，先分田到组，后又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兄长没考上大学，去乡办企业工作去了，父亲的集体
医疗室也解散了，便回家开了一个家庭诊所。父亲看病之余，便帮母亲忙田里活。父亲常常是放下药箱下田，从田里上来两腿泥就背起药箱。
　　我在1986年考上了大学，只是家乡的一个师专，父亲亲自陪我去报到。我的考上大学，是当时家乡最轰动的事，家乡在文革期间没有被推
荐一个子弟上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也没有考上的，我的考上师专是小山村的“破天荒”了。那个暑假，我照样在田里劳动，村人频繁地对
我说，都是公家人了，还干咱们农民的活啊？有一位长辈对我说：孩子，种田这碗饭不好吃啊，你总算把大锹把子扔了。母亲忙着为我准备行
李，高兴中的父亲亲自挑着我的行李与我走在乡村通往我去就读学校的路上，我自己却晃荡着空手。父亲对我说，我们家几代人就出了你一个
公家人，你得去给爷爷奶奶的坟上多叩几个头。
　　我成了公家人了，越来越疏远我的亲爱的乡村了。师专毕业，我到县城的一个大工厂教书，后来考上了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父母
一辈子也没来过离巢湖并不远的南京。1998年3月，母亲来南京看望我了，没想到那次成了最后一面，也是她唯一一次到除家乡县城外的城市。
回家没多久，她就第二次脑网膜出血，去世才五十六岁。母亲在十几年前犯过一次中风，治好了，没想到又重犯了，倒是突然死去，一点痛苦
也没有。只是母亲的突然过世使得父亲的晚年更加凄惨。父亲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就患了癌症，到合肥做手术又活了下来，并坚持行医，但随着
病情的二次严重，他越来越需要母亲照顾了。母亲去世后，父亲为她和自己亲自选了墓地，一年后，父亲便过世了。
　　母亲去世时，我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到我再工作，成家时，双亲中只有父亲祝福我了。父亲的病已经很严重，但还是到南京来参加我的婚
礼，但他只能呆在我的房间里，去中山植物园摄像，在夫子庙请客，他都没有参加。99年12月，父亲去世，我赶回家参加葬礼，我的心都碎了
。母亲死得毫无痛苦，作为医生的父亲却被癌症折磨了四年多才死去。他的死对于他自己无疑是痛苦的解脱。只是我都没有亲自给父母“送终
”，也就是临死时没在他们的身边。只是，我后来有了儿子，我又考上了博士，父母再也看不到了。当我被单位派到海外工作时，我已经没有
父母可以辞行。
　　我现在在海外，常常想起的便是故乡青山的双头坟，那是父亲亲自选定地址安葬母亲的地方，也是他为自己准备好的归宿。我想，我以后
也会死去，如果能安葬在父母的身边，永远陪伴着父亲母亲，那是我最大的心愿。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农民，我是我父母
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农民的儿子。我不管此生身在天涯海角，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我远远是祖国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的大地之子。
　　谨以此文悼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得到慰安！
　　2002-11-09

 

老产业工人阶级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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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异国他乡，思念着的祖国无比的美丽。我写下了很多爱国主义的诗文，倾诉我对她的相思，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当今天，我
在网上读到转载于论坛，原发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贫穷的中国》（记者：张立勤）时，我突然热血沸腾起来。祖国，我在你的怀抱
时，我为自己的贫穷诅咒过你，为像我父母一样的中国农村的贫瘠抱怨过你。现在，我再次为中国一个曾经伟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的贫困而阵颤
，我要大声诅咒这个老产业工人阶级的没落。
　　 记者张立勤的长篇纪实报告《贫穷的中国》，通过对中国三大重工业城市沈阳，武汉，广州的产业工人阶级的贫困现况的报道，向我们揭
示了这个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现行宪法中也说他们是领导阶级的中国老产业工人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在官僚阶级和富人阶级
压迫下的他们的贫困，无奈，无力抗争。“贫困，像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
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
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
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这是这篇报告的引言，由此揭开了掩藏于谎言底下的产业工人的真实命运。沈阳：工人村成了“度假村”，这里的工人失业，无活可干，
因而穷人们过着“度假”的生活。“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打短工
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51岁的王亚君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46岁的卢凌敏19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
237元的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李素萍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40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
，5角钱1瓶，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沈阳全市累计下岗职
工达到6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39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45%。”
　　 其次看武汉情况。“据说武汉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号，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的、凋敝的国有经济，和大
批行走在贫困边缘的下岗失业群体。” 刘凡生领不到执照，只能无证驾驶三轮车挣钱谋生，他都近六十岁了，警察却扣收了他的车子。陈玉萍
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七个月前，他的男人因为贫困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73岁的彭
启忠交不起儿子们上大学的高昂的学费和入学赞助费。服装摊贩陈荣珍从夜幕刚刚降临摆到晚上11时多，她只赚了2元钱。……“来自2000年武
汉年鉴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武汉市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人员呈逐年上升态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1999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1万人
，比上年增长了3.1%；登记失业率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该市集体企业经济效益连年下滑的态势远远超过国有
企业。就工业总产值来说，1999年国有经济比1998年增长了2.3%，集体经济则下降了7.2%。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状况也远比国有企业要严重得
多。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5.3%，集体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则下降了14%。”
　　 最后来看南方的广州。“据说广州的外来常住人口总数约在180万左右，大多栖息于139个租金便宜的‘城中村’里。他们大都来自外省的
乡村，干的是城里人最不屑的‘贱活儿’，且经过城市生活艰难、屈辱的打磨，他们坚韧地沉淀在城市的最底层。” 送煤气罐的人谢宏生空荡
荡的屋子里除了两张大床、一张小餐桌，别无一物，电风扇是屋里唯一的电器。杨正瑞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公司规定迟到10分钟扣100元。郑宣
斌在广州一家清洁公司做卫生，他的家里，用不规则的木头支起的上下铺低矮、阴暗，颜色发暗的蚊帐、被子很苟且地置于一边，他仅仅因为
没有及时更换暂住证，被警察抓了去，关了整整三天三夜，还加倍罚款。……
　　 中国产业工人在一个自己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国家的贫困状况是惊人的，上面只是三个城市的一般情况，而这三个城市都立名在中国富裕的
城市名单之中。那些中小城市的产业工人的状况可想而知了。关键是，为什么情况是这样？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沈阳的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诉说。然而这个城市也有另一种地方，“在市中
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对于下岗后
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报之一笑，“认为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才能办得到”。记者在沈阳采访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
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当他们想起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马向东今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第二天就飞到澳门一掷万
金的往事时，强烈的被剥夺感油然而生”。
　　 记者在武汉采访的日子里，有关部门远甚于沈阳的缄默是他始料未及的，从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到市一级的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对于我所
做的话题采访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十分谨慎甚至冷漠、回避的态度。广州，对于外来户，暂住证每三个月要更换一次，办一次要交60元，一年下
来就是240元。一家小两口，光暂住证就要破费480元。
　　 中国产业工人的贫困的原因再明白不过了，这是一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在“与民争利”的官僚阶级和与腐败权力勾结而迅速
成为阔人的富人阶级的共同压迫下，这个一度成为新中国的幸运儿的阶级彻底陷入了贫困，也和贫穷的农民阶级一样遭受着社会的冷眼。关键
是这个阶级已经无力挽救自己的命运，他们早已失去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因而，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在社会
阶层分化和各阶级“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中国现在的财富和地位的竞技场中，这个没落阶级只能是任人宰割的命运。
　　 “辉煌与梦想”，对这个老产业工人阶级还有什么？辉煌早已时过境迁不复存在了，一个通过抗争而似乎一度实现的梦想也刹那间成为泡
影。但我想，“也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这个同时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的老产业工人阶级的没落，一个新的，充满着战斗力，不任人宰
割的新的产业工人阶级必将起来。
　　 2002-12-

鲁迅来到了网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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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活着的时候，还没有网络这个东西，因此，鲁迅到网络论坛来做网虾，肯定只能是一种假定。不过，咱们大多数当代人来网络就是图
个消遣的目的，只管自家玩的高兴，就不妨冒着“不敬”的罪名拿他老人家“开涮”一下。如得罪了那位与鲁迅沾亲带故的网友仁兄，先赔礼
道歉了。
　　首先假定鲁迅在一个有报刊杂志，又有网络论坛的时代，他会不会到网络论坛来发贴？肯定会。鲁迅是一个满怀着启蒙主义理想的作家，
而网络也是启蒙家的一个重要广场，他不会放过到这里来启蒙大众。再说，鲁迅特别关心青年，而网络上百分之七十的虾子都是青年，网络青
年是鲁迅关怀的对象，何况极有可能崇拜大作家鲁迅的网虾主动三请四邀鲁迅先生到论坛来“指导青年”呢。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鲁迅被
网站邀请到论坛来当斑竹，这样就不愁论坛没有人气了。
　　再次假定鲁迅是大网虾还是小网虾？有人会说，这还有疑问？那么大的作家肯是大虾了。我看不一定，就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相比
，他的创作的数量并不很多，他老人家创作和翻译数量大致各占一半，但翻译在网络上只能算“转贴”，而这方面肯定有人比他凶猛得多。就
创作来说，现在有些很年轻的网虾网络文字的数量就已经超过鲁迅一生的文章数目了。这也可理解，鲁迅毛笔写文章，而现在网虾电脑打字，
鲁迅引用别人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而用上电脑只要复制一下便可。不过，我们既然假定他是鲁迅，就应该假定他为大虾吧。
　　来到论坛，鲁迅先生发贴大作文章了，奇怪，鲁迅睁大了眼睛。原来，电脑屏幕上显示，“您的大作须经审查后才能发表”。鲁迅不由得
叫道：仰东恕杀，这玩意儿我见怪不怪了，咱大中华民国时书报检查不就是这玩艺儿吗？对付这个，鲁迅是老手了，“准风月谈”？书报检查
制度那么严，他还不是照样发表了许多文章！
　　于是，鲁迅坐在电脑边，抽烟，吃鱼肝油，等着自己的贴子在论坛出现。这有两种可能了。一是，始终不出现，肯定没通过审查了，枪毙
了，仰东恕杀。他老人家笔头快，很快能另写一篇，继续到论坛来碰运气。我们就假定他终于发出来了吧，实际上我倒担心他老人家像投枪匕
首的文字十有八九发不出来，于是，跟贴终于一个一个出现了。说好的有，商榷的有，当然砸板砖的也有。老人家不生气，但要揣谋骂他的是
不是同一战线的左翼战友。
　　这就要说到网名来了。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是笔名最多的作家之一，他到网络上来发文字，肯定笔名众多，网络行话就是，“马甲”多
，当然骂他的人里也有马甲。鲁迅喜欢揭穿别人的马甲，别人也喜欢揭穿鲁迅的马甲，于是，鲁迅的马甲一个一个地换，别人一个一个地猜破
，这游戏将会没完没了。
　　关键的问题是，鲁迅不放弃网络论坛上的宣讲“广场”，是为了启蒙大众，但他可能要失望。我前面说过，咱们到论坛来是图乐的，他一
本正经，网虾们肯定以挑逗他开心，他老人家时间长了，就会被耍得动了肝火，说出有损正人君子形象的话来。于是，政治无错，骂人无理，
斑竹封你的ID，于是，鲁迅被驱除出论坛。
　　这么快就将鲁迅赶出了论坛，我这篇文章还怎么继续往下写？得了，就假定他被网站聘为斑竹吧，他老人家作了一生的报刊编辑，当斑竹
最内行了。仔细一想，不行。当斑竹要政治正确，他老人家怕做不到。当斑竹要没有思想倾向性，他老人家倾向性太强，也不行，这样的人当
斑竹，论坛里的自由主义者的贴子不给他删完才怪，他可是铁杆的左派。就是哪个网站放手支持他去干，左翼青年都来捧场，什么互联网出版
规定一颁布，这论坛还是被封了。
　　鲁迅不由得感慨，仰东恕杀，我不宜生活在网络时代，我还是回到我的民国时代去吧。他老人家一跳进时空隧道，我就不能再假定他来网
络论坛了，这篇文章就只好“仰东恕杀”了。
　　2002-11-25

 

鲁迅“我要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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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如此的标题，是因为鲁迅先生写过这样的文章，我正在学习，便写这篇体会文章，想请网友指正。我们来看鲁迅为什么要骗人，怎样
骗人，骗人了没有。
　　一想到鲁迅先生的《我要骗人》写于他去世前半年，就让人感慨，即使从悟到骗人的必要的那时候开始骗人，他老人家也几乎没有多少再
活下去“骗人”的时间了。鲁迅此文是为日本的刊物《改造》写的，原稿也是日文，所以，他此文的读者对象首先是日本人。不过，二个月后
，他又亲自将此文翻译成汉文在国内发表，读者当然也包括了中国人。
　　这篇文章条理不清，思路混乱，这在鲁迅的文章中是少有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一面写着漫无条理的文章，一面又觉得对不起热心的读者
了。”推测原因，一是当时鲁迅的身体很不好，重病缠身，这影响他的写作思维。二是，国事多难，内部不争气，外敌有压境，这篇文章恰好
又是送到“外敌”国家发表的。
　　鲁迅的杂文不是纯粹的议论文，形象性与议论性结合，杂叙杂议。我们来看他骗人的故事。第一件事，日本兵在上海被杀，侵略者蠢蠢欲
动，靠近日本势力范围的上海居民纷纷搬家，抢先逃难。但民国政府禁止了国民的搬迁行为，采用了“拼死命”的殴打的措施。中国，日本的
报纸议论这件事，都说搬家的居民是“愚民”，他们的搬家行为“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鲁迅也住在危险地带，但他没有搬家，
因为他认为“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哪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
　　实际上，鲁迅很快就想到搬家了，他都确定好搬到法租界去，临死前两天，他还抱病筹划这事，只是他死得太突然了，搬家的时间都没有
。这里，鲁迅的所谓骗人，是自己骗自己，哪里都一样危险，这样就为自己“懒惰”找托词。自己也是人，骗自己也是骗人。这件事里还有，
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在骗中国老百姓。
　　鲁迅所以要骗人，当然与社会，国家，别人骗他有关，他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如此叙事后的议论，“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
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原来，鲁
迅要骗人是对他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表示愤慨，“权力者”压迫人民出“血”，欺骗人民的谎言却似乎使他们变“干净”了。“上行下效”，“
民以吏为师”，作为一介平民的鲁迅先生为什么不也骗人呢？让人伤悲的是，这个故事，其实鲁迅只是在骗自己。
　　第二个骗人故事，鲁迅先生说他去看电影，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向他募集水灾的捐款，鲁迅给了她一元钱，女孩子便高兴地说他是“好
人”。这个故事里也有“骗”吗？有，民国政府骗了女孩子，鲁迅骗了自己。他骗自己，是因为他“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
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至于民国政府骗人，是因为“但我
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
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
。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
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鲁迅的骗人仍是骗自己，原因就是他太清楚了民国政府在骗人。
　　鲁迅的第三个骗人故事是说他母亲问他天国是否真有，他骗她说“真有”，但他又想去信解释了，这骗人便不算骗了。第四个骗人故事说
，他看到贫苦的肩贩卖馄饨，没有生意，很同情，便与妻子买了两碗，“算是给他赚一点钱”。这后一个含有骗人的成分，是因为，他同情穷
人，无力帮助他，但又表现出一点帮助的样子，“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因而使不公正的世界长久地存在下去。
　　看到这里，我们明白了，鲁迅哪里是在骗人，他是以知识分子的“与穷人站在一边”的人文关怀精神愤慨着民国政府的腐败。如果说他骗
人，他只是在骗自己，为无力解救劳苦大众，启蒙理想得不到实现的现实中自己的无力谴责自己，麻痹自己。
　　正如文章题目，鲁迅只是“要”骗人，并不真做了我们一般人理解的骗人的事。他喊出“我要骗人”，是愤世激俗，喊出对民国社会的抗
议。果然，当日本改造社让他为日本人写文章，无可回避地要谈1936年的中日关系时，他说出来的只能是实话，他还不会骗人：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 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
，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
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但此文中还有骗，外国骗中国，中国政府骗中国人民，这两个骗里都有火药味，就是中国统治者在外国的武力下妥协，却将武力用来对付
人民：谁爱国反帝，谁就是“共产党”，犯“卖国罪”要武力解决了。但是，“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喊着要
骗人却不会骗人的鲁迅，英勇地揭示着中外的统治者含着血腥骗人的真相。
　　
　　我想我不会像鲁迅，也要喊出“我要骗人”。因为，希望中的中国一切会“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不同于鲁迅时代，民主，人道的
中国社会就在眼前。
　　2002-11-27

 

读关天网友攻心翻兄《农民负担面面观》
　　
　　作为中国农民的儿子，虽然通过读书进了城，成为了“公家人”，但我的贫瘠的故乡依然梦绕心尖，即使我现在置身海外也不另外。我曾
写过不少诗文献给我的亲爱的乡村，我谈自己在贫穷的农村是如何成长的，谈到我的三个姐姐在紫红的年代夭折，谈到我的父母平凡的苦累的
一生，但并不只是如此。我写过《农民问题的政治选择》，被多家网站转载。就是在最近的“向祖国倾诉”文中，在富裕的异国，我也说到“
为故乡贫瘠的泥土扼腕”。
　　今天，我又一次来到关天茶舍，偶然发现一个陌生网友的名字，他发表的贴子点击数很少，跟贴也可怜，但文章的题目抓住了我，《农民
负担面面观》，还是系列。我急忙点击开来看，作者是个农村基层工作的干部，这更吸引我了，便将这系列五篇文章都复制下来，转贴到我个
人的小论坛里。为了对作者表示鼓励，我跟了一个贴：说我非常关注他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是最宝贵的关于中国乡村新世纪初情况的
资料。还未尽心，我又给他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关注他的文章，他并不孤单。
　　攻心翻兄的《农民负担面面观》，作为文章并不很好，结构和表述都可以再提高，但文章更注重内容，这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口气看完
，便决定写篇短文推荐一下。这组文章使我坚信了一个结论：中国乡村的贫穷责任在政府，如果乡村发生骚乱，政府遭到冲击是活该。但谁也
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我们的自称代表人民的政府拿出实际行动来，深化真正的改革，让农民首先是站起来，接着是富起来。无农不稳
，乱始于农。
　　请看攻心翻兄文章的几个片断：
　　
　　《工人日报》 1997 年 12 月 17 日发表专文评述中国的历史官民之比为 ：汉代１比 7945 ，唐代１比 3927 ，清代１比 911 ；到 1991 
年我国官民比例达到１比 30 。关于中国政府资金的最新分析表明：到 1998 年初，这一比例已变为１比 24 ，其背景性对比是 50 年代的１
比 6000 。中国历史上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最反对的“十羊九牧”现象与现化政治中的官场病─帕金森定律，在现代中国社会表现得相当严重。
另外，全国共有四百万个自然村、七十万个行政村约有村组级“干部”两千万人。仅此两项的工资每年就需要两千亿元。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
中，70-80%是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也就是说，这两千个亿其中至少有一千五百亿元是由农民负担的。……
　　如果按此计算，全镇用在村级干部的工资每年在850000元左右，也就是说，镇村两级干部开支每年在二百万元左右；按此推算，全市（县
）镇村两级干部每年工资开支在3800万元以上。全国每年当在760个亿左右。加上百分之五的出入，在八百个亿左右。以上农民负担可用一个字
概括：“牧”。不是牧羊而是“牧民”的“牧”所得。……
　　然而，上述分析只是凸现在表面上的可计量的东西，它仅只是组成农民负担这座冰山的一角，隐藏在“水”下的不可计量的部分才是农民
负担这座冰山的主体。又因为它是隐性的不可计量的，所以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乡镇政府做为一级政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谓的
七所八站，7所包括财政、税务、公安（法院、检察院）、工商、交通、卫生（含检疫）和粮管所等被农民称为“7顶8顶大盖帽”的权利部门。
8站包括农技、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兽医）、食品、渔业（水产）等兼有行政性和经营性的上级政府下设部门。它们是国家政权直
接延伸到农村里的直属单位，其职能是在各自分门别类的权限内收取巧立名目的钱款，它们在编制上直接接受县（市）所属单位领导，但在本
镇又要接受党委领导，所以称为“双管单位”，这些双管单位事实上是国家政权延伸到乡镇一级的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其主要功能就是以权
牟利或以罚养人。农民普遍流传的“一税轻，二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就是针对它们说的。……
　　
　　都是枯燥的统计数字，我就不多引用了，原文链接附文后。这些数字，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吸血虫，在拼命吮吸乡村贫穷土地上的仅有的
一点血浆，直到大地崩陷，大家一起完蛋才罢休。这样的基础政权没有人来推翻他，中国的老百姓太能奴隶般地忍耐了。
　　我当然寄希望于我们的党，对中国乡村的政府失望，我只能寄希望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后三个字，文章便在国内的
一些论坛发不出去，但我仍然要用）”，再次在农村掀起一场“土地革命”，打碎旧的乡村官僚机器，发动人民重建乡村红色政权，让人民翻
身，推翻旧的乡村官僚主义大山。人民将更加热爱是他们第二次获得新生的党。
　　上面说的可能是气话，但没有“出格”，我从来只做“准风月谈”文章。冷静地想来，还是我那篇《农民问题的政治选择》中的老看法，
乡村土地上的大众自己不能起来做主人，便永远只能忍受官僚主义大山的压迫，乡村便永远贫困。自己家的东西自己爱惜，无条件地由别人来
处理，只会糟蹋尽。怎样做主人？还政于民，人民做主，实现真正的乡村民主。

2002-11-28
闲话网络论坛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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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网络论坛，这里不能再老调重谈了。想办法谈个新的内容出来还真不容易，就从最近的个人感受说起吧。
　　老实说，这两天我在干什么？我在到处寻找深水坛子。我本来以某个论坛为家，现在也没有想到离开，但不少网友说那个在逐渐冷清，我
也有这个感觉。于是，便想，别处难道就没有这样的深水坛子吗？我的一个好友被一些论坛赶走了，在网络上还是照样混的有滋有味，这说明
网络乾坤大，并不只是三家村的店，别处也有好风光。还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找到几个好坛子，其中一个在我发贴后半小时便将我一
篇短文《读关天网友攻心翻兄〈农民问题面面观〉》固顶了，那个斑竹老杨同志还根据我文后附的地址，将攻心翻兄的系列文章都转过去了。
　　我不是在怂恿大家都在网络上到处找深水坛子，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投宿，但有一个稳定的家更好。这不，我还是回到我的“家”论坛来了
。正好看到斑竹兄发贴出来好消息：此论坛取消临时审查了。我却因为找坛子而没有贴子在这好时候发一下，于是赶写这篇。斑竹的贴子不能
回复，就在这文里表示庆贺。解放思想，便有活力，此论坛仍大有希望成为中文的思想论坛第一档次的招牌。
　　我一年多的网络活动，混过的坛子不小二十多个，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家论坛，与它有一种割不舍的情愿。我也不知为什么，但想出挂一漏
万的几个方面：这是我进过的第一个深水坛子；我在这里不间断地呆了大半年了，可以说我呆时间最长的坛子。就想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这
也足够了。
　　应该说，论坛对我这样的多数网迷来说，是网络上最有意思的地方。而网站提供论坛，也是为网友做了好事。但是，论坛需要管理，管理
和被管理便可能会出现矛盾。应该来说，论坛的人气与论坛的管理者有关，但这不是全部。对于中国这个由旧传统和新传统向更现代的文明过
渡，转型的国家来说，论坛管理实际上是在网友的自发的自由倾向与社会的法规及其他规范约束间两头受罪，两端间走平衡。
　　我想到民国初期的开茶馆，提供了人们休息和谈天，交流信息的好地方。但茶馆老板头上有巡警来管理，他非得在墙上贴许多个“莫谈国
事”的条幅不可。茶客谈的尽兴，当然忘了顾忌，这是老板就要提醒了，指指墙上的字幅，茶客知趣便煞住，换个轻松的话题谈了，不知趣也
只有撵走，毁了小生意保了大生意。
　　现在的网络论坛也是一个这样的茶馆，只不过条幅上的字已改称“禁止谈论敏感政治问题”，上个世纪初与这个世纪初毕竟有了这点大区
别，是可喜的。对于我们不喜欢谈政治话题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我受到的校园文化熏陶是：风声雨声麻将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关
我屁事。但有人关心政治怎么办呢？如果是“反动”的家伙，如卖国之类，我没有话说。如果只是善意的兴趣，那就没有什么，说过头就收，
知道哪儿不能说便不再说。
　　拉拉杂杂地乱写，想字数一够就收笔，但关于网络论坛还可谈一点出来。根据我大半年的经历，一般论坛的斑竹基本上都很好，只是论坛
的管理员领会红头文件精神常常出错，便也有好人受冤枉。特别是一些实行了贴前审稿制后，这出错就更增加了，就大伤了一些网络大虾的心
。我有个初步印象，就是网络论坛的管理员最为难，为什么？领会文件精神难，于是，打个比方说，文件左，他更左，文件右，他更右，这样
才能自己放心不出事，但这就容易斗争扩大化。他们管得多，恰恰就容易出事。说出这样的话，赶忙为自己留后路，我的话不适用于现在和以
后的与我有关的论坛的管理员。
　　我对网络论坛风云的深入了解是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我在许多网站，论坛上辛辛苦苦建立的个人文集和资料库一个个突然灰飞烟灭，想
起来就让人痛心，但又无可奈何。深感网络有情人有情，“官法如炉”最绝情。我吸取教训后，就便聪明了，一般只挑选服务器在海外的，或
网站有大背景，大后台的网络论坛栖身，才稍感安全，“盛世易言，危邦不居”，可是中国古哲人的金玉良言啊。
　　字数差不多够了，我的“闲话”便结束了。
　　2002/11/29

 
学鲁迅读史

　　我曾在致王怡兄的一首古体诗中写道：“人间何所道，弱肉强食行。世人好中庸，战士张灵明。道学明礼义，杂感察人心。立人而人国，
大众最关情。”当今的自由派中，我想我是尊敬宪政派的，但我在这首诗中微微地批评了他们，正如庄子所云：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
知人心。而我敬爱的鲁迅先生，不谈民主宪政可能是他的不足，但他的文章是何等地察明了中国的历史和人性的被虚词所掩盖的本来面目。
　　古今读史家，我推鲁迅为第一奇人也。他总能进入历史的幽微处，看清世道人心。这与他不只是读正史更爱读野史，与他的小说家读史的
眼光，与他的“不惮以最坏的角度推测中国人”的致思取向有关。但这正为他的批判国民性，填平几千年的中国的“瞒和骗”的大泽，致力于
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思想革命”提供了历史的深度。我想，除掉为帝王将相撰写家谱的所谓历史学家外，我们都应该先读读鲁迅，然后再学
习点历史，必大有好处。
　　下面我从鲁迅的读史文章中读两则历史，跟着这位伟人一道进入它们，借鲁迅的思想光辉或者更能看得清历史幽微处的真相。
　　关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事件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冯起炎是山西省的一个生员，当乾隆皇帝爷，使人想
到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郑少秋先生，到河北易县去上他老子的坟时，他怀抱着可藏之名山的自己的大文章，希望亲献皇帝爷圣目，但他还没
看到浩浩荡荡的行列中皇帝爷时，就被以“形迹可疑”抓起来了。从冯生员身上当然搜不到凶器，但他的大文章却成了罪状，“混讲经书”。
他的大著后面还有一段呈词：大意是望“皇恩浩荡”的皇帝爷能帮个忙，促成他娶到两个女子。但这得到的罪名是：“呈尾措辞，尤属狂妄”
。按说这倒是一个情种书生，可成文坛佳话。但结果怎么样？贬为奴隶，刺字发配边疆。
　　我们只能说这个皇帝不通人情，这个书生也太迂。但鲁迅却看到了统治者与草民之间的的横沟。鲁迅说这惨案的来由就是两个字“隔膜”
：统治者是主子，草民是奴才，虽然统治者也说什么“爱民如子”，但真相信起来就上了当了。统治者自有自己的“儿子”在，他哪里要草民
作“儿子”，他只需要奴才罢了。所谓“越俎代疱”，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再一件史事是明朝的，朱元璋太子死后，传位给孙子允文，但他的叔叔朱棣谋反篡权，然后大开杀戒，成为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之一。我
们马上想到电视剧里“小丸子”的故事，那里面的朱棣漂亮又温情。但实际上，许多忠于允文的大臣被残酷杀害，剥皮油炸，惨相目不忍睹。
这些人有景清，黄子澄，铁铉等。并且他们的妻女都被送去当官妓，强迫她们到兵营被男人反复强暴，生下杂种照样为奴为妓。以至鲁迅考证
出大明的辉煌历史“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但作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不说了，一滴血迹也看不到。就是野史，也充满了瞒
和骗。明代的《震泽纪文》一书说铁铉“有二女，如教坊数月，终不受辱。有铉同官至，二女为诗以献。文皇说：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
适士人”。你看，朱棣的仁慈形象出现了，赦免了她们，还让他们嫁给了士人，更重要的是“终不受辱”。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据鲁迅
考证，被认为是铉之二女做的诗是诗人范昌期作的，那这铁铉家悲剧的喜剧收尾与“皇恩浩荡”一起都是值得怀疑的了。
　　鲁迅到底查到了“仁慈”的朱棣的君臣原文纪录：“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
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这就是那些大臣们的
妻女的真正的结局。而鲁迅最后又考证出一本历史书上的这样一句话“铁二子，无女。”
　　鲁迅感慨地说：“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因献
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社会心理是瞒和骗，是自欺和欺人。
　　真实的历史决不能被谎言所掩盖，鲁迅的锐利的眼睛洞透了历史的幽微处：“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
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毒楚，也都身受过，每一考察，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但有人对鲁迅不满了，你不够性灵，
你不能欣赏闲适，你太不为尊者讳，你缺少“礼义”，你头脑有病，你是个偏执狂，你是个好发牢骚的糟老头子。
　　但我爱鲁迅，因为他揭露假面，露出麒麟下的马脚，虽然让统治者，做惯了奴才而不敢正视自己命运的人们恼羞成怒，但确实对我们的国
家和人民是有益的。只有抛弃瞒和骗，我们正视真实，我们才能痛改前非，我们才能进步。
　　我爱鲁迅，我爱读鲁迅的读史文章。
　　2002-11-12 

 

鲁迅和“准风月谈”
　　
　　鲁迅很少给日报投稿，但后来，他给《申报》上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了很长时间。这与“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有关。而鲁迅在这栏目
上的文章后来收集为两本书：《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
　　黎烈文从1932年12月起接任“自由谈”的编辑。他托熟人郁达夫向鲁迅约稿。鲁迅早就与创造社有过冲突，他虽然在郁达夫身上看不到一
般创造社成员常有的可厌的“创造脸”，两人的友情也很好，但他答应了郁达夫的转请后，并没有认真对待。后来，鲁迅听说一个传闻，说黎
烈文为了编辑工作，老婆生孩子都没顾上到医院照顾她。老婆在医院死了，黎烈文很伤心，每日让孩子看妈妈的遗照。这些，黎烈文写进一篇
文章《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中。这个故事感动了鲁迅，他便开始给“自由谈”投稿了。
　　正如鲁迅后来所说，他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仁杂志，“自由”当然更不过是一句反话，他投稿是为了与郁达夫的交情，以及对黎烈文热
情工作的支持。每月八，九篇地投稿，五个月下来，便成了一本薄书《伪自由书》。
　　到了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对文字出版的控制更加严重了，迫于政府的压力，黎烈文在5月25日的“自由谈”上发表启事：说“这年头，
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鲁迅本来就见其假自由，见怪不怪，民国的
什么怪现状能出乎他的预料？谈风月就谈风月吧，鲁迅什么样的文章也能写，只是风月话题里藏根针刺就是鲁迅自己的事了。这就成了鲁迅的
又一本书《准风月谈》。
　　鲁迅的十几本散文集，要算《准风月谈》最朦胧含蓄的了，了解创作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原因。但鲁迅有更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政府压制言
论自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宁可冤枉一千，不可使一篇可疑之文漏网，黎烈文以为“多谈风月”，就能平安无事，是不准确理解那样的民
国政府的。鲁迅的文章才能虽然高妙，但“民心似铁，官法如炉”，虽变换着不同的笔名，但被删除全文或文中部分内容的事屡见不鲜。政府
也感到这样删改文章太麻烦了，索性关闭刊物和书店，一打一大片，既省事，又有杀伤力，更能显示民国政府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在这种情况
下，虽然由于《申报》后台硬，朝中有人，但黎烈文终究在1934年5月被迫辞职了。
　　《准风月谈》要算是鲁迅批评时政内容最少的杂文集，但鲁迅又会谈论什么样的风月？这更能显示他与其他作家的性质区别吧。比如，周
作人躲在象牙塔里谈《喝茶》，说什么与两三朋友坐在户牖下，半杯清茶，无聊谈话，“可抵半世的沉闷”。鲁迅显然与周作人两种风格，他
的文章都是“战斗”的，虽然环境恶劣，但风月题下仍藏着战斗的锋芒。鲁迅也《喝茶》，但认为这只是战士的休息，为的是积蓄力量。有闲
阶级的喝茶因为有闲便装雅起来，但过分的“雅”脱离了生命的自然性，也“是进化中的病态”。
　　不能谈时政，鲁迅就谈文化，借文化，鲁迅在《准风月谈》中猛烈地批评了一些文化人的丑陋表现。鲁迅说自己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
，砭锢弊常取类型”，他在这本杂文集子中就取了不少丑陋文人的类型，如“二丑”，“捐班”，“登龙”，“商定”文豪等。
　　《准风月谈》中最优秀的文章无疑是《二丑艺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借家乡戏中的一种角色概括了文坛上一种丑陋文人的类型：“依
靠的是权门，凌篾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了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但“二丑”究竟
是知识分子的类型，“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
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只要社会存在阔人和穷人，“二丑”就源源不绝。鲁迅的照妖镜照得见千秋万代的丑角，只要这种子绵延不绝。
　　这个杂文集里的《夜颂》，《秋夜记游》，是《野草》的余续，继承了《野草》的含蓄，深沉的韧的战斗的特色，是优美，含义丰厚的散
文诗。有机会，鲁迅也写时评的战斗杂文，虽然这冒很大的风险。《准风月谈》里的《华德焚书异同论》等文章，就抨击民国政府学习希特勒
，在中国实现法西斯统治的罪行。
　　2002-11-07

 鲁迅和左派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启蒙精神高涨，九十年代就是自由主义一枝独秀。但在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统天下被打破，新左派在崛起。而二十世纪
中国的“民族魂”，中国的左翼作家，思想家鲁迅也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被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和诠说。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在文革梦魇中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喊出了“回归五四”的口号，实际上是回到文革前对五四的看法上来，个性解
放和思想自由被理解为五四的精神特征，而鲁迅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那个时代对五四的研究要算鲁迅研究的成果最大。
　　鲁迅在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言说中，是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和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王富仁先生的博士论文可
以看作这股思潮的代表，他对鲁迅的看法正如他博士论文的题目：鲁迅是中国反封建的一面镜子。
　　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开拓者的社会文化研究思路被突破，大量的西方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被学者仿效。虽然他们没有否
定王富仁的鲁迅的左翼的反封建思想家及战士形象，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这种形象。
　　三个学者可以称为这新方法研究鲁迅的代表。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深入鲁迅内心世界，汪晖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角度透视鲁迅，
而王晓明的《鲁迅传》借鲁迅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于是，在他们的言说中，鲁迅成了心理变态者，一个整天生活在孤独，苦闷中的好发牢骚的
糟老头子。年轻学者吴俊的鲁迅的心理特征研究更是将这个结论推向极端。
　　于是，左翼的反封建的思想家和战士鲁迅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变成了佛罗伊德的精神病学研究的极好对象。九十年代，随着自由
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泛滥，鲁迅研究又从变态心理学角度转到了社会学角度。
　　鲁迅是左翼的思想家，与自由主义的崇拜者胡适在二三十年代可为水火难融，这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难题。但任何阐释都是洞见和盲见的
合成，在他们的言说中，鲁迅居然也成了自由主义者。这以和我平辈的学者们为主了，可以陈思和先生的高足郜元宝，我的同龄人校友葛宏兵
为代表。他们先在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中发现矛盾，将鲁迅脱离左派，然后，在鲁迅也热爱自由的品行中进行加工，终于也将鲁迅加入了中国自
由主义大家庭的谱系。
　　显然，史实是无可辩驳的，有一些学者起来反驳自由主义化鲁迅。王彬彬较早地撰文反驳，我写于九十年代后期，发表于《文艺报》2000
年9月，当作纪念鲁迅诞生120周年纪念文的《超主义的鲁迅》也反驳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谬论。我这篇文章被编辑改了题目，内容也有删节，
后完整地发在关天。
　　在新世纪之后，自由主义者改变了策略，自由主义化鲁迅不成，便将鲁迅压下去，抬胡适贬鲁迅，这以我的朋友邵建先生为代表。他的《
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可谓经典范本。他在文中反思了自由主义化鲁迅的荒谬，进而认为鲁迅虽伟大但不适合现在了，现在更应该高
度学习胡适。
　　在新世纪之后，左派重新崛起，打破了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鲁迅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毕竟，鲁迅是左派，这是怎么说也否定不了
的史实。关于这方面，由于海外搜集材料难的限制，我简单谈一下。我不久前在关天上首发的《鲁迅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但还鲁迅左翼
的本来面目，而且梳理了鲁迅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这是对左派鲁迅研究的深化和新开拓。
　　现在的左派很多，有崇拜毛泽东的左派，可称为毛左派。也有寄希望于核心的左派，可为核心左派。我自称“民间左派”，实际上也可叫
鲁左派，就是学习，发扬左翼鲁迅的思想和战斗精神。区别于解放后的一般的鲁迅言说，我强调鲁迅的“民间”特征。这一派以鲁迅为尊师，
以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评论为武器，致力于“思想革命”。
　　我也学自由主义者，简单整理一下本派谱系，鲁迅为源头，胡风在其中，槟郎在其后。
　　2002 ，10，26

 
“自由神”与“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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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十年代，在大陆发行的华文文学中，有一部分以华人在美国的生活为题材，作者都有在美国的经历，但不只是留学，带有自叙传的一
些特点，这部分文学作品一般被称为“留学生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里都有一个“美国”形象，不但是题材内容，也是建构主题的重要因素。
分开来看，八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与九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这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变化
有着内在的关联。
　　 八十年代兴起的的留学生文学以小说为主要体裁，查建英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之
后刘索拉、友友、严歌苓、虹影、刘西鸿等的的创作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潮流。当然，留学生文学也有反映地区的不同，查建英、严歌苓以美
国为背景，虹影则居住英国、友友居住德国、刘西鸿居住法国，但无疑，美国题材占最大的比例。如果说这些以女性为主的创作群体的作品被
作为狭义的即文学性的作品来阅读，以中短篇为主，那么九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则以长篇的纪实文学为主，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和亲历性。
九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作者身份也更复杂些，留学、探亲、访问、经商、旅游而进入美国的都有，可能“留学生”曾是中国人进入美国国门允
许拥有的唯一合法身份，“留学生文学”仍被在九十年代使用。除纪实性外，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成为九十年代盛行的“大众文化”的一部
分，在社会上被广泛阅读，产生很大影响。而八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则作为纯文学，在文学圈子里被阅读，社会上没什么反响。九十年代反响
最大的留学生文学作品无疑是两部长篇制作，即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似的畅销作品还有陈燕妮的《
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唐颖的《美国来的妻子》，乃至钱宁的《留学美国》等。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跨出国门去美国，更多的是冲着美国提供的“事业”发展机会，这“事业”的含义是广泛的，国内考不上大学，则到美
国获求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内的技术、知识落后，因而在美国学习，以赶上世界水平，中国国内复杂的社会关系造成了个人的不自由，而美国
则提供了个人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更是把“美国梦”具体而单一化为对金钱等物质财富的追逐，在这里，金钱成为“拼杀
”美国是否成功或有否意义的越来越单一化的标准。
　　 依青、式昭的中篇小说《在自由神耸立的地方》的篇名本身可能具有体现八十年代精神的意义。小说里的人物林稚对自由神的理解无疑经
历了变化。小时候林稚在爸爸收藏的漫画中，发现其中一张上面画着自由女神的头像：“她的一只眼里是一个长着大鼻子的美国佬，记不得手
里挥舞着大棒还是颗炸弹，另一只眼里却滴下一颗巨大的泪珠。这幅画吸引了我，我曾天真地问爸爸：‘这个阿姨为什么哭了？’爸爸说：‘
她是自由女神，可她看不到自由。’”这是以前中国人对美国的典型看法，但到了八十年代，这一看法被人们放弃了。对于林稚，“当飞机就
要在纽约降落时，不知为什么，这滴泪的自由女神画像又浮现在脑际。我迫切地希望看看真正的自由女神，用她那坦荡庄严的神态，来驱赶脑
中纠缠不清的影像，还她以真面目。”这真面目在八十年代被认为是“自由”。正如林稚在飞机上回答同伴的问话时说的“我在这里只是个待
业青年，只能在街道缝纫组接些零活。可美国呢，住小木屋的林肯可以当上大总统。在那片自由的国土，任何人都有机会，有前途！”。
　　 八十年代以美国为题材的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是严歌苓。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些平凡的小人物，来美国的动机似乎不带很强
的功利性，因为作者几乎将这一个问题忽视。这些与作者相似的女性大都是学艺术的，学习、交往、以及个人的情感世界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内
容，她们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这与六十年代台湾的留学生文学很相近，严歌苓容易使人联想到聂华苓，不只是两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一
样，取材和主题都有相近之处：留学生生活和中美文化差异。但两人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聂华苓激越，严歌苓平和，聂华苓经历了大陆逃亡
台湾放逐美国的转折，背后的母土是异己的，而严歌苓则不存在这样的经历和感受。移植进异域的美国肯定会带来语言、思想、情感等的陌生
和碰撞，这是一般移民共有的经历体验，但种种遭遇传达出的文化心态又有不同。严歌苓等八十年代作家对中国移民况味的美国抒写，在类乎
前辈感受经历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体现了留学生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的最新的，也是最有高度的成就。
　　 我认为短篇小说《浑雪》是作者的一篇优秀作品，这篇小说主要写大陆女留学生与学校外聘老师、不得志的小作家帕切克的交往。如果当
作寓言来理解的话，中国女学生对应着外国男教师，强势与弱势两方非常明显。帕切克心高气傲，看不起我这个外国学生，说我修不下来他的
课。我自然不服，刻苦用功，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帕切克终于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这正如弱国在强国的威逼下最好的出路就是不断强大起来，
让强国在乎你。当然，交往中的磕磕碰碰仍不会少，相互失约，帕切克以分数相威胁，要求以个别辅导课作弥补。“已不仅仅是师生间的恩怨
”。帕切克的创作不被人欣赏，我却理解了它们。似乎双方越来越接近，但终有所隔，原来帕切克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我们之间那种“无属性
的爱”也不能保持下去。这正如我们冷静思考下的中美关系，自恋的美国与他恋的中国之间没有共度的蜜月。
　　 中国女性与美国男性对应的中美关系的寓言式结构在留学生文学中频繁出现，这与这一类文学作者大都是女性作家有关系，当然也与美国
比中国富强、美强中弱的对比有关系。这种对应的中美关系里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变量，就是美国男性往往是一个同性恋者，《浑雪》如此，
台湾留美作家陈若曦的长篇小说《纸婚》也是如此。这是对男女关系的一种补充，尽管双方摩擦中又相互吸引，男欢女爱似乎可能但终难落实
。这障碍就是男方的同性恋。在这种中美关系的寓言式结构中，美国形象便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形象，这形象的塑造可以释解双方巨大差异的紧
张和作为弱势方与强者的亲近的终无可能的自我安慰性说明。
　　 严歌苓更为人称道的是她的另一篇小说《少女小渔》，曾被作者自称是一则“弱者”的宣言。少女小渔接受了男友江伟的安排，通过与一
个美籍意大利人糟老头假结婚来美国，小渔的生存境遇较《扶桑》中的扶桑有了很大改善，但为了办理居留身份而采取的一个残酷而又勉强为
之的办法就使得小渔沦落尴尬的境地。“弱者”小渔有着象扶桑一样的秉性：对江伟近乎母性的宽容与关爱，对多少有些无赖的意大利老人也
善良而温厚。小鱼以人性美的关爱使糟老头重新做人，追求体面， 而这样也使得小鱼对假结婚的不好行为作了赎救，人格得到了升华。在共同
的人性面的交往上实现了平等和共同提高。“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而不是江伟所不得不认同的那种实利主义的处世
方式）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取材美国的留学生文学的另一个代表是查建英。她的《丛林下的冰河》和《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受人关注。如果说严歌苓作品中人物
的中美关系有着冲突更有着和谐的交流，那么，查建英的作品里冲突要大于和谐，这可能是查建英本人终于回到国内的原因。《丛林下的冰河
》中女留学生我来美国的动机是“我来，就是为了找找看”但正如另一个印度留学生告诉她的：“看看嘛不妨事，找是决找不到的。找到的已
经不是你要找的了。”她难忘在祖国时与D的恋情，这也是她与美国男友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让主人公回到国内去西北找D，尽管听说D已
经出车祸葬身冰河底下了。“因为D不是别的，而正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是我自身的某种理想与精神”。母土是流浪异乡人的牵绊，在母土上
丢失的在异乡也找不回来。《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则讲述了伍珍在国内的坎坷压抑的生活使她来到美国，但美国并不是天堂。尽管都是以
留学生、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在处理中美文化差异时更加成熟，因而处境要好些，而查建英作品中的人物心里的失落感很强
烈，他们有着精神的困惑和痛苦，这可能与查建英代表了八十年代前期，开放之初出国人员的精神特点。
　　 周励的长篇纪实文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篇名上无疑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的精神痕迹。如果说“自由神”是八十年代
的美国形象的象征，那么，“曼哈顿”就是九十年代留学生文学中美国的代表。“自由神”指代的美国既有物质上的富裕，但无疑也有着精神
上的丰富内涵，但“曼哈顿”只单一地指向了物质的富足，少了精神上的含蕴。于是，曼哈顿大街上的“美国梦”只剩下缺少了精神境界的物
质追求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八九十年代留学生文学中不多的实现了“美国梦”的人物之一，她炫耀的成功当然是物质性的：“在短短
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我在曼哈顿中央公
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于是，仅凭着这物质上的成功，她便可以嘲笑当着工人的“纯一色的美国白种
年轻姑娘”了。
　　 当然，“自由神”和“曼哈顿”都是完整的美国的部分，它是政治、军事上的强国，经济上的富国，它是制度上最讲究法制、最保护个人
自由的地方。这一切也成就它作为一个最有事业机会和创业冒险的地方。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摆脱了封建似的专制，但物质生活还很不富裕，个
人发展的空间还不够大，打开国门，“美国梦”便成为耀眼的风景。跨进美国的人们无疑充当了“美国梦”的发言人，他们急于告诉国内“一
个真美国”是什么。这样说者和听者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语境，这便与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文化心理发生了关联。
　　 八十年代，中国走出“中世纪”，社会各方面都进行着变革，而文化观念的变革无疑是最活跃的部分，此时中国人对中美文化观念的差异
更感兴趣，留学生文学迎合国人的需求，将他们在美国的遭遇表达为中美文化的冲突。这样，八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在事件和文化主题之
间建立的空间无疑更加广阔，指向文化的事件也多样化，意指意义的连接也含混、不明确和含义丰富。八十年代末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全面建
立，意识形态在新的合法化实践成功确立以后加紧了文化意识领域的控制，但又刺激物质欲望，以单一的物质现代化为号召，九十年代的社会
关注热点便和“美国梦”一样趋向于单纯的物质化了。
　　 但正如有人指出，“也应注意，文化民族主义可以同国籍脱钩，亦即同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认同脱钩。一个入了美国籍的成年中国人
在政治上可能效忠美国。但在此后几十年内仍然会认同中国文化，而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将此认同传给子孙。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移民
公民在认同上可能是精神分的。……移民公民身上发生的那种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冲突，完全可能给该公民造成无根感，即一种在精神上无
家可归，漂泊游荡的感觉”(阮炜《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7页)人生意义的寻觅不受地域的限制，但“美国梦”的寻觅更容易破灭，移民在美国收获的更多是迷惘和失落。体现八十年代兴起
的留学生文学精神的文本更有精神的诉求，也更有文化意义。

冯至和他的《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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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伍子胥》是冯至的一篇杰出的中篇小说创作。这篇小说揭示的是一个一个复仇的抉择在一系列的情境中经受考验，不断进行
矫正性选择的主题。古人伍子胥被冯至描绘成阐释“选择”哲学命题的“存在主义”式的英雄。由这篇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
，但又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甚至保有浪漫主义因素。
　　关键词：冯至，伍子胥，选择，存在主义
　　
　　 《伍子胥》：中篇历史小说，作者冯至，创作于1942年冬到943年春。最初几章曾在桂林1943年的《明日文艺》上发表，1946年9月由巴金
收入“文学丛刊”第八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另见《冯至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至，住在昆明城郊的乡间农舍里，课余过着宁静的书斋生活。抗战爆发以来在从沿海到内地的颠沛流离
之后，终于安定下来了，但一路上自己祖国大地上的痛苦、呻吟，深深刺激了他，早已走学者之路的冯至，情不自禁地又一次燃起了创作的激
情。1941年，他写就了著名的诗集《十四行集》；1942年又开始写作《伍子胥》，实现多年前的夙愿。
　　 冯至告诉我们他的审美观：正如物体的抛落，这中间有刹那的停留与陨落，人生正是“这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 因为一段美的生
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1] 冯至将这样的思
想用来指导创作，出现在他笔下和读者眼前的古代历史人物伍子胥的形象便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父兄被杀，自己也被迫流浪
，胸怀复仇大愿，一路漂泊，遇到许多人事，对他的复仇有不同的影响，引起他不同的感觉和体验。这是一个复仇的抉择在一些列的情境中经
受考验，不断进行矫正性选择的主题。古人伍子胥被冯至描绘成阐释“选择”哲学命题的“存在主义”式的英雄。
　　“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
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2] 苦难本身固然令一般人同情，但这显然不是作者冯至的兴趣
所在。所谓“最有意义的一段”“美的生活”，在我们看来，绝不是可怜的流浪者的感受，倒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兴趣。
　　这部小说共分九章，开始的第一章“城父”，作者便为主人公设置了一个大的存在主义的“抉择”的境遇：父亲被囚，楚王设下圈套，兄
弟俩是去还是不去？哥哥主动选择去死，为了可见到父亲，更为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目的：作为一个大的力量，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弟弟伍子
胥的肩上，加强伍子胥“生存下来并且复仇”的抉择的分量。“存在先于本质”，经过这样的存在抉择，一个本质为“复仇者”的形象便诞生
了。这正象一个注定被抛落的物体，作者首先得完成抛出手心的工作。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存在主义式的美学关注是接下来的“这停留与陨
落结成的连锁”。主人公伍子胥的身影被按时间顺序置放在八个场景之中，这正好构成了文章的后面八章。而存在主义式的英雄形象正是必须
在这一次又一次选择的情境中逐步完成。
　　“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
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3] 出逃途中的
伍子胥经过的八个情境是这八章的标题。一次情境是一次对自己当初抉择的重新审视，是一次面临着选择，以及品味这其中的感觉和体验。这
样他便投入存在主义的审美视野，成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在“林泽”，他遇到过着隐居生活的楚狂夫妇，这里使他空虚，因为与
他仇恨的本质相排斥；在这里他又巧遇旧友申包胥，与楚狂正相反的人，在另一意义上也正与伍子胥自己相反，两人都求用于世，但而今一个
要找楚王报仇，另一个志在为楚国服务。
　　存在主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更强调它们的不和谐，正如萨特所说“他人的存在就是我的原罪”，或“他人就是地狱”。 在楚国追捕
他的阴影之外，伍子胥身处的大多数的情境也都是异己的。在“洧滨”，父亲的同案、出逃郑国的公子建打破了他投奔来的梦想，这人不思报
仇，反而参与了晋国危害收留他的郑国的阴谋。伍子胥便又在“宛丘”出现了，这仍然是一个“地狱”，卑鄙的陈国人要把他出卖给驻扎在此
地的楚军。伍子胥来到了“昭关”，关外便没有了追捕，他可以获得自由，但这不是存在主义理解的经过选择的自由。
　　 伍子胥在磨难中发白了的头发帮了他的忙，他侥幸地出了关，并且被一个好心的渔夫送过了江。但伍子胥仍没有获得与外在世界的和谐，
他的已有抉择成就了他的一种本质，就必然排斥了其它本质。于是，在“江上”，品行高洁的渔夫与伍子胥发生了矛盾，这是他流亡以来所遇
到的唯一的恩人，他要送自己的佩剑报答他，但渔夫平淡中拒绝了。小说中，作者发出了这样的的感慨：“这两个人的世界不同，心境更不同
。”
　　 伍子胥与昭关外的新世界仍是一种不自由的关系。在“溧水”边，美丽又多情的少女不能挡住他既定的步伐。在“延陵”，对他过去一直
敬慕的大贤人季札有了拜访的机会，但伍子胥感到运命把他们分开了，如果没有楚王的残暴，没有逃难和复仇之心，他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季
札，但现实的境遇和抉择使一切全变了，他只能过其门而不入。“吴市”上遭遇侠士专诸，感到专诸象是都市里的楚狂；而旧友陈音到越国去
了，无缘相见；他在小说中最后的出场是扮作一个吹箫的畸人以引起吴王的注意，为他的复仇大业继续努力。伍子胥的“一段美的生活”，在
作者冯至看来，正是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由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而这可以看成是存在主义观的另
一种表达。
　　 中国古人伍子胥成了萨特笔下的存在主义者的兄弟，这自然与西方的文艺、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有关，也与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背
景密切联系；两者最终结合于作者冯至身上，他才是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伍子胥的实际创造者。而冯至自己在这一创作中又何尝不显示出由“停
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
　　 写作《伍子胥》是冯至十几年前就有的夙愿，但那时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我青年时就在脑里萦回着，什么江上
的渔夫呀，水边的浣衣少女呀，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人神往。我早有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叙事诗或小说的愿望”。[4] 照这样写来的话，只会是
浪漫主义作品，伍子胥便会是浪漫王国的骑士。但没有写成。那时的冯至还浸在沉钟社浪漫主义的余续里。
　　 冯至的人生轨迹的“抛掷”在1930年有了变化，曾被鲁迅赞誉为“二十年代杰出的抒情诗人”，如今决定了要走学者道路，到德国留学去
了。那么，他四十年代的重新创作也象他自己所说的“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不管怎样，这次选择与后来《伍子胥》的创作有
内在的联系。冯至正是在德国留学、走学者之路时由浪漫主义者逐渐转变为现代主义者。
　　 冯至说他留学期间，“在这几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的诗歌和梵高
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5]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早在国内他就读了卞之琳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
歌》，并且想仿照来写伍子胥逃难故事。但浪漫主义余续里的冯至误读了里尔克这位带有存在主义味的象征主义诗人[6]。后来作者自己承认：
“但那时的想象力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衣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
那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他们把住。”[7] 留学以
后，冯至才获得了转变，而这要到他四十年代初在重新创作中体现出来。
　　在四十年代，“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冯至重新的创作终于开出了花朵。这个时期受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影响的他，从沿
海流亡到内地，一路上与民族同遭阵痛，不会感到“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四十年代初的中国与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正被法西
斯强国欺凌，知识分子在民族血与火的罹难中面临着存在主义的境遇的选择。[8] 理论一旦与现实发生了共鸣，发出的灵光是巨大的，这就是
冯至四十年代又重新创作并取得重大成绩的主要原因！屡次愿望都没有成功的《伍子胥》的写就正是这次爆发的重要收获之一。
　　往日的浪漫已经难再，时代赐给了新的因素，而今的《伍子胥》“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
。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往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作者自己也与伍子胥一道发生变化，“伍子胥在我的意向中渐渐
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
般。”[9]
　　 于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伍子胥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人物，在存在主义式的境遇里演绎着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主题。伍子胥是由“种
种利害关系、兴趣和未来计划组成的，这就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者想要研究的东西，因为他们主张那些东西是真正基本的人类生活结构”。[10] 
死亡是人生的最大生存困境，是存在主义最感兴趣的问题，冯至也不例外。当别人问他吴市以后的伍子胥是否还继续写下去？他显然对复仇结
局失去了兴趣，他回答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11]
　　 正如里尔克的散文诗被一种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冯至也在《伍子胥》中重视现代主义的心理气氛的渲染，用一个个散文诗的片断来表现一
个流亡者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境遇中的感觉和体验。小说中的《延陵》一章用优美、流畅的散文诗的语言尽情描绘了大贤人季札领地的富庶、人
民的安居乐业和和平宁静生活；接着便转到了伍子胥的选择境遇：是否去拜访季札？带着心理分析手法、又有着浓郁的抒情的笔触强化了作者
心中的伍子胥的的形象。从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过去的浪漫主义者冯至的印痕，他十几年前关于伍子胥流亡途中故事的浪漫遐想固执地显露
了自己。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何其美丽；而朴实的兵士、做好事不求报答的渔夫、施舍米饭的浣衣少女，何其美妙！我们
甚至误认为伍子胥的逃难是一种浪漫的享受了。这说明冯至不可能成为萨特那样的存在主义者，他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甚至保有浪漫主
义因素，这就是冯至创作道路上的“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吧。
　　《十四行集》和《伍子胥》是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重大收获，反映了他的创作已由早期的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对冯至来说，这
是一个递进式发展，四十年代才代表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伍子胥》的出现也标志小说家冯至诞生了。二十年代他也写过小说，但几乎
没有影响，《伍子胥》之后的小说家冯至还为我们奉献了又一部叙事性力作《杜甫传》。冯至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倾向是对二十年代浪漫主义
小说的继承和发展，“符合了现代世界严肃小说的诗化以及散文化（不重情节）这样的创作潮流。”[12]
　　
　　注释：
　　[1] [2][7] [9][11]《<伍子胥>后记》，《冯至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见《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7页。
　　[4] 《诗文自选琐记》，《冯至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页。
　　[6]如[美]w考夫曼编著的《存在主义》里就专有一章里尔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8]四十年代的文学中反映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王德威评论道：“但由路翎写来，我们却发现蒋纯祖
成为挣扎在人与我、家与国、左与右、情与欲的价值纠缠间，一个困兽犹斗的荒谬英雄。圣战的号召，爱国的奉献，团体的纪律不过权为刺激
蒋纯祖做出存在主义式行动的外在诱因。”见王德威《小说中国》，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79页。
　　[10]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6页。
　　[12] 卞之琳《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2 期。

 

超“主义”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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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文革”的梦魇在70年代末醒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各方面开始发生变化。自然，回归“五四”成了响亮的口号，人们向往着“五四
”文化的自由、多元的共生局面，重又提倡着“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毕竟时势皆移，但历史结构有时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说，“五四
”时代的启蒙主义运动由于社会政治原因遭到挫折而停顿，但已有的惯势施放出普罗主义和左翼文化运动；那么，80年代的辉煌同样是短暂的
，回归“五四”的新启蒙主义在8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次大蜕变。今天我们看清了，相对于30年代成为主潮的左翼文化运动，90年代是自由主义
独霸天下。当然，30年代主潮之外还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90年代作为主潮的自由主义之外的思潮也有，这就是世纪末形成阵势并引起强
烈论争的新左派，又称社会民主主义，还有新权威主义等。既然自由主义者在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思想论坛上独领风骚，那么，编纂自由主义
的家谱、确立自己的谱系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很遗憾的是，鲁迅，20世纪唯一一个被称为“民族魂”的人，中国新文化传统的“旗帜”，
似乎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并不能因此而影响一部分人的热情，在他们的考证下，鲁迅逐渐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正像有人所
说，“把鲁迅说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内里的思维方式与当初把鲁迅说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这说明我们的确‘没有进步’”(王彬彬
《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鲁迅研究月刊》2000、11)。因此，如果不是单纯地为编家谱，行其私事，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20世纪的
中国学术思想梳理，鲁迅何必一定是个自由主义者？
　　 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人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首先要搞清的问题，即所谓正名。胡适先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有疑
问，但对历史有常识的人不可能认为鲁迅和他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巨人之外还同属一个非马克思主义、非无政府主义、非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
思想派别。当然，我们更应该从90年代以来的语境里来了解自由主义，这里包括两个问题：最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概念，和现实语境下的自
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文本中来了解自由主义，可能更显得公正。他们有的人说“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
位”，由此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上提倡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反对政府滥用权力；文
化上提倡多元化和众说平等……总之，“是否真正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流派的根本分歧”(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
国》，《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有的人更加清晰地揭示了“自由主义者”对知识分
子群体命名的出现要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有关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发表，指那些当时对中共新政权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对国民党旧政权
又彻底绝望、一相情愿地认同欧美社会制度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20、30年代只是结社、办报，40年代一度组成政党参与了权力游戏，他们的
活动主要局限在思想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受到相继掌权后的国共两党的排斥和美国政府的轻视(郜元宝《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杭
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5)。
　　 以上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虽然简单，但代表了90年代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要领。历史上的鲁迅的思想里有这样的自由主义信仰吗
？历史上的鲁迅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吗？“个人自由”如果指自我追求一种自由的理想、自由的境界，不但鲁迅不会反对，几乎所有的人都会
赞同。但“个人自由”不但指向自我，还普遍地指向一切社会人，并且还要指涉现实，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看法一致的，因为社会并没有先设
“众生平等”、起点一致、公平公正。社会给鲁迅的自由是去当铺卖家产，作为一个大户人家衰落见证的败家子的自由，给鲁迅笔下的闰土的
自由是被官绅兵匪欺压得象一个木偶的自由。并不是这样的自由不好，而是太理想化，太脱离现实。在这样的不平等社会，自由比公正、平等
、民主显得奢侈。鲁迅终于喊出了要为第四阶级(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而不是一切人服务，如果要他相信私有财产是神圣的，那就
等于教无产阶级你们的“无”财产状况是不应改变的，因为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剥削也是神圣的，他无疑是在自打嘴巴。鲁迅没有清晰地提
出政权建设的主张，这倒容易辨识出鲁迅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大都有政治主张的。鲁迅生活在中华民国，但显然只是作
为一个事实，心理上并不接受，“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
的奴隶了”(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虽然说寄希望于新兴无产者的将来(鲁迅《二心集•序言》)，对未来的政治制度，确信“无阶
级社会一定会出现”(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仍没有具体设想。至于说提倡多样化，法律之下所有的思想都是自由而平等的
，鲁迅肯定向往这样的社会，因为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是一个被政府通缉逮捕的对象，随时有生命的危险，也就因为写写文章。但事实胜于
雄辩，历史上的鲁迅宣称在自己将死的留言里对于自己论战的对头们“也一个不宽恕”(鲁迅《附集•死》)，也就铁了心不做一个“宽容”的
自由主义者。鲁迅没有活到40年代末美国的白皮书命名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即使到时候，鲁迅可能也被排除，因为他是左
翼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不只是一个自
由主义，并且历史成就为主潮的是左翼文化运动而不是自由主义，当时作为一个左翼人士更容易得到广大中小知识分子的敬仰，更显得荣耀，
当然也更有被政府镇压的生命危险。
　　 把鲁迅说成是自由主义者，无疑与说此话的当下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语境有内在关联。80年代末苏东巨变和天安门事件，知识分子的回
归“五四”的启蒙主义批判激情受挫，知识界与政治拉开了距离，不少人走向了纯学术的道路，但也有一部分人与政府合作，1992年后继续推
行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路线，这部分人便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最终使中国成为象西方国家，主要指英美国家那样的现代文明社会。于是
，80年代启蒙主义受挫后惯势施放出的自由主义一跃成为知识界的主导思想潮流。回过头来看，80年代后期以来，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学术思
想，而且成了价值判断，凡是我们需要肯定的东西都是自由主义，凡是我们肯定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成了理想的、未来的、
完美的所指，一种乌托邦标签。于是，思想文化史的重写热热闹闹，乌云散去发现只是倒了个身。过去，凡沾上了“左”字的都是好的，现在
凡沾了“左”的都是被鄙视的，凡沾上“自由”的便是好的，自由主义运动取代过去的左翼思想成了一个事物是否“好”的标准。对鲁迅的自
由主义化处理经历了三个过程，首先是将鲁迅从左翼文化运动中剔出。大量关于鲁迅作为左联的“旗帜”与左联的实际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特
别是与周扬的矛盾成了热门话题，于是，鲁迅从左翼运动的“战士”变成了“同路人”，甚至异己分子，“鲁迅如果再活几十年命运将会怎样
”这样的假问题也被人所热衷。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鲁迅在自由主义的时代可以与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先驱们一道享受祭拜。自由主义者一开
始对鲁迅的改写重在鲁迅与左翼运动的分歧、矛盾，然后重在鲁迅的品格上的一些特征，如酷爱“心灵自由”，具有自由思想，捍卫独立人格
（书呆子陈寅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等，这便是第二个过程。那么现在，这一条路线的终点、第三个过程便是将鲁迅打扮成
自由主义者了。很遗憾的是，前两步都没有怎么离谱，最后一步则是“真理过一步便不是真理”了。
　　 90年代盛行的自由主义决不是教皇的圣谕，不容反诘，我们一样可以对之进行意识形态分析，而不只是仅仅关注抽象和理想的形态。90年
代后期，出现了质疑自由主义的声音，引起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有人反思说，“我觉得现在关于自由主义的严肃探讨不多，关于社会主
义的认真研究几乎完全阙如，在这样的条件下似乎很难在理论上确定他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什么。有些理论家所发表的宏伟宣言中包含着
对于中国历史，包括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宪政的历史的惊人的无知”(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
思想界的分化》)。著名学者甘阳先生曾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开始质疑“自由主义”了，“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
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则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
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
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
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持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
者的权利”(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这里，我不纠缠于自由主义与
新左派之间的具体论战观点，只是由此可看出，自由主义者对鲁迅的自由主义化会导致鲁迅研究被思想派别利用的危险。鲁迅被人利用，身前
死后都存在，但任何不是学理的探讨而是贴标签的行为都会导致鲁迅研究走上歧路。“文革”时神话鲁迅，然后以鲁迅为大棒乱打人是一个带
血的教训。
　　 如果鲁迅被有的人成功地打扮成自由主义者，那么，鲁迅就会像自由主义者一样面临甘阳等人的质疑，鲁迅就被无缘无故地卷入现今的两
派论争的漩涡。有人说，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老左派的原教旨主义等各种思潮，“自由主义对
民主、自由与启蒙的追求，新权威主义者对发展过程中的秩序稳定的守护，新左派对下层民众中失利者的利益保护与社会公平的期待，均有其
现实存在的理由”，但他又细分下来，有了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务实的政治家和学者官员、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左翼、
新左派、国家主义者、老左派，以及海外留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等等(萧公秦《激进的民族主义与世纪之交的思想分化》，《知识分子立场：民
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如果每一派都把鲁迅划进自己派别的话，鲁迅可就被“九马分尸”了。
　　 尽管鲁迅生前相信过进化论，有过启蒙主义的信念，还“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但根本上，鲁迅可能不是任
何一个主义者，更可能鲁迅是一个“反主义者”或“超主义者”，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就在于对任何一种现成的‘主义’都持怀疑态度，为我
所用，更有超越。 更重要的，鲁迅是个历史人物，他是后来者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资源。如果硬要将鲁迅归入90年代以来中国当下形形色色思想
派别任何一个的话，凭着鲁迅有过左联的经历，并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后期重要的指导思想，他不大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更应该归划到带“左
”的派别中去。

 我猪肉不吃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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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直生活在养猪大国的我，又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自然养着猪，放学回来放猪，三顿饭前喂猪，平时还经常下河打猪草，我
可谓生活在“与猪共舞”的乡土中国。当然，我不是在这里“攀登高峰望故乡”，我想说的是我过去一直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经常的肉食离
不开猪肉，何况过去我们中国尽管火红却又极度贫穷，除了猪肉外，并没有什么肉食可磨牙齿呀。
　　
　　后来考上大学进了城，又赶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肉食的品种增多了，发现很多宴席都把猪肉赶开了。大街上到处都
是烤全羊、酸菜鱼、烧鸡公、肯塔基（鸡）等菜店，猪肉像中国古老的黄土地一样土，自然被发疯地洋化的“更年期”的中国的厨房冷落了。
我是城里的乡下人，养猪的事不再有了，但爱吃“国（荤）菜”的习惯一直未变，正如我的肠胃和我的国籍不知什么时候就莫名其妙属于“中
国”了，简直整个没商量。好在学生食堂、单位食堂都平民化，我能吃到猪肉。我在城里也只是住在贫民区，不知道究竟占多大比例的中国城
市小巷人家就在单位围墙外，那里有与小巷有一样特色的卤菜店，可以很便宜地就买到卤猪头肉，嚼一块满嘴香软，一天的生活都充实、有劲
头。
　　
　　结婚之后，老婆是从小城里长大的，发现饮食上差异很大，叫我大诧异。她从小就不爱吃猪肉，并且为谁好就坚强地不让谁吃猪肉，城里
像她这样的人还相当多。我由此甚至以一个农村人的偏狭想到，农村人穷得连猪肉都难吃到的时候，我少年正发育身体的时候，一个星期能有
两餐吃到肉（当然只是猪肉）就难得了，城里人猪肉都吃厌了吗？他们吃什么荤菜呢？我不要扯远了，回到话题上，就是结婚后，从此“想说
爱你（猪肉）不容易”了。
　　
　　老婆掌管厨房大权，在我的反复抗议下，只得妥协，只是一个星期买两次猪肉专门烧给我吃。我说起了玩笑话：过去穷没钱吃不到，现在
生活好了有钱老婆不让吃。
　　
　　家庭矛盾只能和气地商量解决，为了多吃点猪肉，我以读博士之才与她说理，我为什么可以每周吃比两顿更多的猪肉，但我总是失败，为
什么？我是铜牙铁齿的纪晓岚，我也失败，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因为事实总是站在她那一边，凭此她可以做到“马太效应”：没有的，连
他仅有的也要夺走。
　　
　　这老婆凭此可以不让我吃猪肉，胜于雄辩的事实什么呢？就是咱们不争气的中国人将自己家的荤菜国菜给糟踏了！他们当然并不是就特别
照顾洋荤菜，中国的洋快餐店没有猪肉，并且也基本上不在中国采买。
　　
　　报纸上，大众口头传媒上关于猪肉注水了，死猪肉了，病猪肉了，垃圾猪了的传闻被证实的的还少吗？不只是猪肉，什么有毒大米，工业
油炸油食，医死人的假药，不胜枚举。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唯利是图，失去礼义廉耻，道德败坏，狂妄歹毒。后人记我们现在的历史的道德
水准的时候，可能是中华民族“古国古”的历史中最腐败的时期了。还是回到猪肉上面来，老婆不让我吃猪肉绝对有理，也百分之二百是为自
己的老公好！我为什么因为一个土造的中国胃吃猪肉，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呢？
　　
　　今天，老婆回家来，带回一份报纸，扔给我看。莫非又是事实胜于雄辩的事实吗？一看果然，第八版头条大标题：“八大部门为何管不好
猪肉质量”，上面有导言：
　　
　　目前北京市市场上百分之二十三的猪肉和猪肝制品含有“瘦肉精”。在前不久召开的北京市政协九届五次全会上，一位委员质疑：一头猪
从养殖到“走上”百姓餐桌，要经过动植物检疫、质检、卫生、工商等多道关口，为什么就换不回一个猪肉“ 安全”？
　　
　　罢！罢！罢！这则报道的正文我不想看了。对这个时代有着太多太多失望的我还有必要在添加一点心灵的沉重吗？我们的肉体和心灵在病
猪肉、毒大米、假药等等等的抚养下已经够沉重的了。我过去单对奸商们痛恨，而现在我们的地方行政尤其让我失望和痛心，“民以吏为师”
，有我们这样的“八大部门”，我猪肉不吃也罢！
　　
　　我爱我的猪肉，我现在只好不吃它了。但想到不光猪肉，几乎所有吃的都与奸商和“八大部门”有关，我该绝食吧？
　　
　　2002/2/22

 

 

 

我为什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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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在《关于保卫个人网站和质疑〈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的公开信》上签字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的成员。我此生誓与实际政治保持距离，但作为中国的知识
分子，大学教师和文学工作者，我无条件支持“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在政治文化观上，我是一个新左派，关注下层劳苦大众的权益和命运
。在民族观上，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中华民族的命运是我最关心的。在文学观上，我是鲁迅先生的崇拜者，我喜爱并以之为榜样的是三十年
代以鲁迅和胡风为代表的“红色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战斗的现实主义，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富强是它的旗帜。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分别于2001年12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第20次署务会和2002年6月27日信息产业部第10次部务会审议通过
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令(第17号)，以下简称《规定》）。按照这个《规定》的规定，自2002
年8月1日起，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对互联网出版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享有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
我认为，这部法规的施行，已经构成对这一权利的严重侵犯。
　　陈永苗和杜导斌（黄喝楼主）先后发表《保卫个人网站》和对此规定的《抗议书》，并呼吁征集公开的签名支持，我毅然在上面签了本名
和常用笔名，决不后悔。
　　我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说：“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尽管这种美丝毫不是女性的美），要想保
护它，必须喜爱它，我感到我真正喜爱的东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我感到需要它，没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满。”而网络自它诞生那天的本质
就是自由发展和资源共享。黄鹤楼主和王怡、陈永苗等兄都是我在网上有幸结识的朋友，但我的签字是为了民族大义和社会正义，我为列名于
第一批签名者自豪，决不后悔。我为之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没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满”的“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我永远和人民
站在一边， 而“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要使报刊
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力而丧失掉”
。伟大的恩格斯先生响应马克思先生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他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
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持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我为两位导师的话而激动。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爱舆论自由和为人民谋福利而奋斗过的。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社论：打碎法西斯式的出版法：
　　
　　 　　国民党当局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地发生，互相竞赛似地，北平一下子封掉了七十七家报纸、杂志、通讯社，上海也就查禁了
《文汇周报》《新华周刊》《消息半周刊》《群众杂志》，其他如《文萃》《周报》《民主》《昌言》《人民世纪》等刊物据说也被上海市警
察局认为有违反出版法之处，准备查封。
　　　　这些事情，在人民眼中是非法的、违法的、因为言论出版自由为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之一部分，并且政府当局在政治协商
会议中又曾当众宣布，愿给与确保，但是在倒行逆施者嘴里，他们的行为却又是有“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所谓出版法。我们试来追究一
下他们的这点根据。
　　　　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後，於民国十九年公布了箝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法；二十六年公布了条文更加严密的修正出版法。这个所谓“
法”，经过了中国人民的批准没有呢？没有！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同意这些嘴上的封条、身上的锁链！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反对这些非法的“法”
。抗战以前，中国文化界曾与这些枷锁作过斗争。抗战当中，中国文化界的这种争自由的斗争就更加广泛、更加尖锐。国民党的遗臭万年的检
查制度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被打碎的。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前夕，重庆的文化界又正式对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废止出版法”的要求，这种
要求完全是合理的、必要的。现代民主国家象英美都根本没有专为箝制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出版法这样的东西。而在出版法中，采取报纸期
刊不仅必须申请登记，而且必须获得批准始得发行所谓特许制度的，更只有法西斯国家始有此恶例。在中国，也仅仅窃国大盗袁世凯曾经在民
国三年颁布过与这相类似报纸条例，而这个条例随着袁世凯的垮台而被废止了。所以文化界的这种要求为当时代表人民方面的各政协代表所采
纳和支持、结果，和其他许多人民自由权利一起，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了这样一条：“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与以修正或废止之．”而国民党当局在一月二十八日的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把出版法及施行细则列入应修正法规之列。
　　　　仅仅承认应修正，诚然是不够的、不彻底的，但是也总算承认了这个出版法及其施行细则已经很不适宜於今天了，谁知道五个月过去
了，正如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许多决议没有为政府所实行一样，这个出版法及其施行细则也不但没有修正，反而冠冕堂皇地又用来作箝制言论
出版自由的武器了．似乎今天，又是法西斯的野蛮办法公共合法的时候了，又是报纸或期刊不经过登记核准就不能发行，同一报纸或期刊另在
他地出版出发行就得重新登记，这一些毫无道理的条文又拿出来作为压迫言论、摧残文化的“根据”的时候了。这里是假借“法令”之名封闭
查禁，那里是用暴徒的面貌打书店、抢报纸。这里是军警特务大肆没收书刊，那里是特检人员又公开在邮局里活动。这真不知置政协决议中所
说的思想、言论、出版、通信自由於何地？再加上“警管制”的硬要实行。暴行打风的到处皆是，以致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先生等和新闻记者
们都被打得头破血流，这些以及还有许多许多，合起来大概就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在六月二十一日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中所说的“保
障人权办法，政府已付实施，仍不断加强”吧！这样实施下去，这样加强下去，也永远不能使中国人民屈服，相反地，将会换来更大的不满，
更大的反对。
　　　　中国人民知道他们要走的路，他们将再接再厉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各种神圣权利而斗争。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他们将象打碎过去
的检查制度一样打碎这种法西斯式的出版法及其他各种限制。
　　
　　我为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为人民服务和为舆论自由而奋斗的事迹而感动。我想，我所签名的“关于保卫个人网站和质疑《互联网出版暂行条
例》的公开信”的精神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打碎法西斯式的出版法”的共产党人是保持一致的。虽然时代不同，过去还没有互联网，但“
出版自由”的精神遗产一样适合互联网。
　　少年老成的知名法律学者王怡在《三种自由的混淆：<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批评》中说：“继2000年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和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以来，当局不断加强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和控制，而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在今年6月
24日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则通过对于‘互联网出版’这一横空出世的概念肆无忌惮的扩大解
释，使包括个人和非经营性的一切网络言论及其传播都可能需要对言论者进行事先的主体‘审查’和批准，从而使刚刚生长起来的网络空间面
临大棒下的危机。8月1日该条例实施后，大量非经营性的个人网站、企业宣传网站、学术网站、网络刊物和群发邮件，包括BBS和留言板等诸种
言论表达和传播的形式都存在着被一部行政管制下的恶法所扼杀的危险。”我想只要人民的真实的声音起来，并且本着在现行法律内依法解决
此事，我们的英明的政府会给于一个圆满的回应的。
　　自从省吃俭用节省微薄工资买了电脑， 安装了电话，我一直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拨号上网方式“资源共享”互联网络。网络已经成为我生存
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网络首先出现在美国，是因为，“英特网诞生和发展的一个制度性条件：权力和利益的分享”。前苏联在冷战时期
是美国的平等对手，但因为没有这个制度性条件，尽管其它方面，如原子弹、宇宙飞船、登月等方面打个平手，网络却只有美国能产生出来。
“美国人的概念是，如果你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得到的成果应该让纳税人分享”，万维网的浏览器软件，第一个重要的是“马赛克”，
是伊利诺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中心的科学家编写的，由于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而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这样的软件是美国所有人
都可以免费取得。比尔•盖兹可以用自己的windows盈利，因为没有用纳税人的钱，而网络的发展却是用纳税人的钱，让纳税人共享的。因为共
享，就使英特网“没有中心，没有层次”也没有哪个部门来“加强管理”。而网络发展的“第二个条件，那就是自由经济制度下的竞争”，“
是自由经济的竞争把商家逼上了英特网，纷纷向公众提供网上服务，这才造就了如今英特网上极其丰富的超出以往想象的数据资料库，自由竞
争也是的平民百姓上网的代价迅速下降，这也使得美国的角角落落里都有了英特网。中国有“中国特色”，网络到了中国，“橘生淮南则为枳
”，失去了“美国性”，获得了世界性，在中国又世界的先进文明与中国的落后文明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特别的现象：我所浏览资料的许多网
站、论坛纷纷关闭，尚存的网络论坛上的妙文纷纷被删，网络应该能提供、谋福中国人民的共享资源变得少而又少，中国人为什么这样不幸生
于网络时代而遭这般结果。
　　就我个人来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Frongtpage做的个人主页上传到sohu免费个人主页上，这次新《规定》“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个
人主页打不开了。我所签名反对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已实际给我造成了损失，这是我不能心服口服的损失。作为网虫，我也订了许
多电子报，并且自己办了一份《槟榔园文学书院报》，订户已达一万多，但是，为什么中国网虫这么不幸？办电子报的网站“魅力北京”  
http://bj.mail163.com ）被遮蔽了，订办的电子报损失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文化人，我是多么地痛苦。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希望中国的网络能健康地大发展，我希望网民的网上合法权益能得到尊重。中国啊，中国，
想说爱你不容易，但我永远祝福你。
　　2002-7-27

 

其生亦短，其死亦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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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卓跃飞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作为一个平民，他辛辛苦苦地工作，养活家庭，服务人民。当社会压迫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他没
有苟且偷生，而是毅然选择了死，与压迫者同归于尽！
这是什么精神？中国人民是不怕死的人民，外驱鞑虏，内抗强暴，惊天地，泣鬼神!正是中国人民有着这样的优秀品质，虽遭几千年愚民专制，
特别是近两百年来的国弱民苦，遭无数次的内忧外患，依然不被灭亡，还在步履维艰地在世界强国之林中踉跄而行。
但是，死亡毕竟是不能称道的事。对于死者，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留给活人的却是不堪回首的一幕，让悲哀的民众的伤口上再次被撒盐，
以显得这非人间越像个人间。但死者的妻儿正遭逢着失夫失父的悲痛！
平民卓跃飞同志，中国湖南省益阳市甘家伦村人。1971年生，2002年3月7日10点50分去世，享年31岁。其生亦短，正说明其所生之世亦艰，而
其死亦伟大！
卓跃飞同志生前是一名为人民服务的个体中巴客运车司机。从1998年与妻子买了车之后，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在甘家伦村到益阳市区桥
北的15路线，招手停车，随时上车，方便人民，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然而，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是平民随时都被压迫而无力呻吟的社会，软弱的国民只能祈求命运的冥冥之中的保佑，要么就把自己送给权贵者当
奴才以乞求平安。所谓“苛政猛于虎也”的铁一般的事实正如15路中巴车的车主算的一笔帐：
卓跃飞的车每个月按照规定只能跑22天，每个月的毛收入才4000元左右，扣去1100元的汽油费，还要扣1760元的“规费”的话，他就只剩下
1140元，而这个车还要交十几项杂费，比如终点占道费、卫生费、停车费、过桥费、车权使用费、客运费、物价调节金等。真的交下来，“没
几个钱剩的”。
于是，卓跃飞的车被“苛政”强行扣押，于是，平民的家庭生活更加困难。而欠“苛政”的钱在增加。“卓跃飞这次要拿回北扣的车，要交
10560元（含滞纳金）。”于是，老实的平民卓跃飞只好天天到“苛政”来“上班”了，但“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无钱的平民是讨
不回自己的车的，徒遭冷遇、白眼。
实际上，专制社会里的老百姓也是能活下来的，只要安心当奴才，只要“变通”的跟统治者一样得聪明狡猾，会欺骗，会钻营。因此，就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像卓跃飞处境一样糟。如记者在乘坐15路个体中巴车时发现：“其实不少车主也没有交‘二所’的规费，照样开。”一位女车主
说：“我们车队里有人有关系，不交或者少交规费也没有问题。”“杨家坳的司机证实：他交的规费很少，每个月也就1000元，但不开票，也
不查。”
为什么卓跃飞就被“苛政”缠上了呢？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有共同之处，就是“老实”。所谓“老实人好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实
质更在于：老实人不会参与权贵者的“统治游戏”，因而最为统治者所恨。他们也是显示统治者“文功武治”最容易失败的试验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无数次追讨被扣汽车失败后，面对冷漠，他用一种特殊方式作了了断。”2002年3月7日上午，卓跃飞乘
人不备，携带汽油钻进“苛政”领导的豪华轿车里，遍撒汽油，当领导走近车子，他点火烧车自焚……
鲁迅说，战士死亡之后身边总有苍蝇在嘲笑他，因为不愿做“苛政”下的顺民而死的卓跃飞也不例外。扣押卓跃飞车子的单位有官员说：“为
这点矛盾，怎么会闹那么大事情？”问得是否故作天真了？故事里不是有皇帝听说人民饿殍遍野的时候，天真地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吃肉呢”
吗？还有，我们的自由主义者是否来质问我们的战士了：“为什么不寻求法律解决呢？”但是，鲁迅又说了：“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
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平民卓跃飞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其生亦短，正说明其所生之世亦艰，而其死亦伟大！平民卓跃飞同志永垂不朽！
2002/3/30 

 

  学习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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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声先生是一位普通的生活在郑州的工人，却自学成才，不为名利，走上了思想探索的艰难历程。对于他来说，这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
刻苦血学习，读了大量的思想史方面的书，并且以自己和我们祖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和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为资源，思考着人性问题，人类文
明问题，20世纪的教训和21世纪的展望等，
有着一定的深广度，在学术界正在产生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为更多的人知晓。殷先生的思考和文字必将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
的财富。
殷先生已经逝世了，大量的遗稿经夫人刘真女士的整理，陆续问世，中国哲学网的站长亿鹰先生在自己的著名学术网站上专为殷先生作了个人
文集，据我所知，这是最全的殷先生文集之一，殷先生的文稿还在继续整理。
殷先生一进入我的视野，我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我简单谈谈我向殷先生学习的三点：首先，这证明了一句古老但又未为人所重的话，即“真
人在民间”。殷先生处在下层民间，以天下为己任，匹夫未敢忘忧国，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终于大有收获，这反映的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
有立足民间的“民魂”精神，“礼失而求诸野”，“民魂”们尽管不被官府和学院所重视，但他们对我们民族历史的价值是巨大的。二是，殷
先生身上有我们民族在二十世纪最宝贵的性格，就是追求民主、科学，人道，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天下为公精神。早在毛时代，他就开始了
思想探索，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他威武不能屈。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官府和学院的知识分子纷纷大下海
，精神大逃亡。作为一介平民的殷先生却逆时代潮流而动，他的思想探索进入黄金时期。三是，就殷先生文章和思想来讲，就我所读的一些，
殷先生的思想是丰富的，如果硬要归纳成要点来的话，可说为继承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为二十世纪中国总结民主科学的遗产，反省和批判
激进的革命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后果，以世界的眼光思考和建议一个新的世纪蓝图。我的看法可能不全面，有待对殷先生的继续认识。
我这里要提到殷先生的夫人刘真女士，她是殷先生生活和思想两方面的伴侣，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殷先生的文字是他们两人共同思想。特别
是殷先生去世，大量文稿未整理问世的情况下，刘真女士担起了为亡夫实现他的理想的使命，表现出最可贵的品质，最坚强的性格。
我以这期电子报为殷先生的专刊，选载殷先生的文章和家人的有关殷先生的文字，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殷先生的影响尽微薄之力，并且写下不成
熟的看法，表达对殷先生的敬意，作为跋。
2002、2、22 

 

 
鲁迅与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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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1932年2月16日的日记是这样记的（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5页）：
　　
　　十六日 晴。 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
《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 与以一元。
　　
　　这则日记在一些大陆新派“反鲁”人士的眼里也能读出鲁迅的可“非议”之处。在被某些大陆人士称为“五四的祖奶奶”的移居台湾的苏
雪林女士的眼里， 正好可以借题发挥了。 1988年，这位以终生铁杆反鲁而著名的女作家在《香港月刊》上发表文章《大陆刮起反鲁风》。文
中写道：
　　
　　据最近的太阳报，有李石城所撰《鲁迅召妓引起轰动》一文，言有人在鲁迅日记发现一则小记事“某月某日，召妓发泄”，有个读者便惊
叫起来，说道：“鲁迅原来是这样下流！看他外表像孔老二，居然也搞起玩妓女的事”。又有一个读者说：“鲁迅不是一个完人，因为他生活
作风不正派。”
　　
　　早年苏雪林主要还是从社会政治影响上攻击鲁迅，如她在1936年11月12日写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说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
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 而50年后虽反鲁之心
未改， 但只能根据小道消息含沙射影地来攻击了，倒似乎不再直接相骂， 而是借别人之口来“涂污”，更显起手段高明。但香港与大陆一样
，有反鲁势力，更有“卫鲁”人士。1989年李允经发表在《明报》上的《为鲁迅一辩》便是对苏雪林等反鲁风发起反击的一个例子。
　　李允经批驳李石城和苏雪林等利用对鲁迅日记的歪曲理解来攻击鲁迅的“居心叵测”：
　　
　　鲁迅日记中是否有过关于他和妓女的交往记载呢？有的。1932年2月16日，记有“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 与以一元”，这原来是
对于妓女的同情，可是一到李石城、苏雪林笔下，便被篡改为“召妓发泄”。莫非除此而外，李、苏等人还会在鲁迅日记中别有“发现”吗？
当然绝不可能。那么为什么要篡改呢？这除了粗心、无知而外，就只能是居心叵测，恶意中伤了。
　　同年，鲁迅还作有《所闻》一诗。诗中写道：“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伺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那时，适值上
海“一• 二八”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一些亲人死于战乱，骤然沦为孤儿的少女，不免落入酒肆，卖唱为生。在这种情况下，
鲁迅邀来一谈，“与以一元”，这难道就是嫖妓吗？ 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只要同妓女见过面，硕果花的男人就都成了嫖客了吗？遗憾的是，
这种荒唐的逻辑，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想李石城也未必就不曾与妓女见过面，说过话，久居台湾的苏雪林女士也未必就没有同嫖客见过面，说
过话，但我是决不会因此就断言他们是嫖客或妓女的。
　　
　　实际上早在李石城、苏雪林之前，有个署名梅子的文章就把鲁迅与妓女扯在一起，并且造谣耸听，用词极端粗鄙：
　　
　　……那时的鲁迅，是住在日本鬼子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楼上，在北四川路上可以看到的是白俄舞女的裸体跳舞，也可以看到“老伧”
“瘪三”们在低低叫唤“阿要买春药”，在这样色情环境享受下的鲁迅，摇起笔杆，写几篇给黑暗的杂文，当然不是难事。如果说鲁迅的杂文
好在泼辣俏皮，那么较之北四川路上“老伧”“瘪三”“娘姨”“大姐”们的当街大骂，打情骂俏，就要相形见拙，差写得多而且远了！
　　
　　之所以抄在这里，是让人们更真切地感到所谓“反鲁”人士的货色，也可感到历史之反复，很多文字之无聊，更有卑劣的文字像苍蝇一样
在活着的人的头上“嗡嗡”得不够，还阻挠人们对逝去了的伟人的学习和敬意。
　　其实，五四一代启蒙者认真思考过妇女问题,探讨过妇女解放的种种方式。鲁迅的叙事作品中几乎没有妓女的形象，这与鲁迅与这一种人缺
少往来有关，可见鲁迅的私人生活几乎不存在这方面的“把柄”。五四作家中与鲁迅这种生活相反的应该说是郁达夫了，但人们用“是真名士
自风流”看他的生活和他作品中“嫖妓”的内容，反不以为怪。
　　鲁迅的小说《肥皂》中有一个少女形象，这是一个因极端贫困而在街头乞讨的女子，鲁迅对她真挚地寄予了同情。这篇小说更是揭露男人
对女性的阴暗、 肮脏、猥亵心理，可以说是对与妓女有关的“嫖男”心理的研究和批判。
　　鲁迅在杂文中对社会上存在的妓女现象给予了关注，这隶属于他的关于女性解放的思考，他的重点放在对造成妓女现象的社会制度和男性
霸权上，并且指出妇女解放的最实在的方式是争取到经济权。在《关于女人》中，鲁迅指出：
　　
　　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
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
　　
　　因此，消除妇女的痛苦在女子自己“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社会上种种“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
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彩绘消失呢叹息和苦痛”。（《关于妇女解放》）。 在鲁迅著名的演讲《 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更是向男人们提
出了促进妇女解放的希望：平和的方法就是“家庭革命”：“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
权”。
　　梅子、李石城、苏雪林之流“反鲁”人士在“鲁迅与妓女”的问题上无事生非、造谣中伤，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心理的阴暗，对社会底层
受侮辱的女性，也对民族的伟人鲁迅。不过，鲁迅早已对他死后可能遭遇的这种情况画了像：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
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战士和苍蝇》）
　　
　　当然，鲁迅是有缺点的战士，而对方虽是完全，苍蝇只是苍蝇。
　　200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