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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产生《东方红》的文化渊源

(2016-07-08 04:40:13) 下一个

天热心燥,看不进去正经书,随便上网一溜达,真个奇文满世界。其中一篇报告了他根据唐人《续玄怪录》所作的关于延安宝塔的来历以及老毛写《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原因的研究成果。作者洋洋得意,仿佛搞出了重大发现。殊不知,不讲学术研究规则,把志怪小说当史实,不懂佛教经典教义,心理阴暗,只会八卦的戏说写家,用俄们陕北话说:年轻人破柴胡抡哩。

我没有兴趣关照谬论。《续玄怪录》所载“延州妇人”一事,一些中外学者已经做过细致研究,不过,似乎还少有人从古代陕北地区的文化心理特点的角度探讨,所以也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

陕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仍,人民饱受生死煎熬之苦。先秦时,这里在戎狄、晋、赵、魏、秦手里几经易主,战争规模之大,今人绝对难以想象。比如,公元前331年,秦魏雕阴之战(今绥德一带),光魏国就损失8万人。城门失火,作为池鱼的平民百姓能免于殃及之灾吗?秦汉以后,这里依然是草原民族南下劫掠,中央王朝北上抵御的重要通道。在连年不休的征伐互搏中,许多北方民族都曾在这里迁徙、定居、排斥、融合,包括羌、猃狁、戎狄、胡、匈奴、鲜卑、党项、契丹、女真、吐蕃、蒙、回等,甚至西域、天竺等地的传教者也络绎于途,史不绝书,至今还可以在富县和子长等地的石窟与佛教建筑中看到他们的形象。而北方民族从中原和南方抢掠来的人口也在陕北被集中安置,如南北朝时,大夏赫连勃勃曾建“吴儿堡”。战乱加重了徭役赋税,加深了贫穷,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于陕北,不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天生反骨,喜欢铤而走险,相反,他们的忍受力举世罕见,血管里流淌的是“宁走十里远,不走一步险”的温吞血。另外,这里始终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清末回回之乱的血腥遗迹,直到五十年前,依然有迹可寻,让北京知青们深感惊诧。

陕北人在天灾人祸以及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等多重压迫下,想在荒原野沟中寻找桃花源而不可得,深感“马瘦毛长屁股深,穷人说话没人听”,所以他们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宗教上。

清末大学士王培巡视三边,发现陕北受儒学影响甚微,是“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化外之地。但是他也忽略了历史上佛道等宗教对陕北的渗透。如果真在陕北住过几年,而不是轻松旅游一圈,你会切实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宗教气氛。

几千年来,陕北也确实成为适合各种宗教蓬勃生长的沃土。陕北一些龙山文化遗址中,有聚落中日常居住小房围绕公共集会大房的现象(类似仰韶文化),而大房的白石灰地面中央有明显具备宗教祭祀特征的图案(有人认为是后世“中霤”祭祀的原型)。四千年前的石峁古城,石墙内有规律地放置玉器,墙体绘有色彩斑斓的壁画和人头像雕刻,应该也是具有宗教祈福含义。壁画内容有待拼接修复(粗看似乎接近美洲金字塔壁画),暂时无法解读,但人头像雕刻则可能是城市的保护神。陕北人的保护神之一是黄帝,陵墓在此。人文初祖乘龙升天,连自家小猫小狗都捎上的传说,让人羡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被沾光提携交好运,恐怕是人们都愿常作的春秋大梦。汉代祭祀黄帝的祠在陕北不止一个,多达四所。祭祀的目的,当然是媚神,希望得到庇佑。古代,南方的巫比较有名,其实陕北的巫也不含糊。汉武帝生病,遍请四方巫医无效,还是听人推荐,用了上郡(即今陕北一带)的巫,才痊愈。司马迁说,这位神汉讲的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武帝偏偏特信,一听就龙颜大悦。他把上郡巫藏在深宫,作为御用专属,秘而不宣。若不是太史公揭露,后世不会知道陕北还曾经有过这等宝贝。佛教在陕北兴盛于唐代,大盛于宋代,现存石窟多为宋人开凿。唐宋以降,佛、道及各种民间淫祀在陕北相当发达,香火极盛。尤其是佛、道,成为周边地区的朝拜中心。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陕北产生了“延州妇人”的传说。由唐人李复言收录在《续玄怪录》中(该书已亡,残存《太平广记》)。

 

“昔延州有婦女,白晳,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呢薦枕,一無所卻。數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釀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狥焉,此即鏁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啟以驗之。眾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鏁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

这个传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延州(西魏置,隋改延安,唐又称延州,辖今延安地区部分县)乱搞的女人,其原型应是在唐中期安史之乱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陕北女子。乱世佳人,怎样生活?曾经居住在陕北的杜甫知道,我们也不难想象。没有生产和生活资料,没有亲戚帮助,孤苦伶仃,除了出卖自己,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和遮风挡雨的地方,她还能干什么?或许她可以凭借容貌给财主做小,但她却选择了我的身体我作主,不依附任何人的艰难道路。二、当地民众对女子抱有相当纠结的看法,既可怜她,又鄙视她,还玩弄欺负她。一边从她身上获取快感,一边把她视为可耻的“人尽夫”的“淫纵女子”。这是世俗虚伪道德的写照。以上两点,是乱世中常见的现象,应是真实的故事。三、胡僧的出现,给故事安装上了一个神圣的光环,延州女子原来是“大圣”的“锁骨菩萨”,她不仅骨骼如勾结锁状,异于常人,而且思想境界更让人叹为观止。不是百姓要可怜她,而是她在怜悯众生,对众人一视同仁,用大慈悲心,乐于施舍,对尘世的欲望,并不看得那么猥琐下流肮脏。这一节,应该不是华夏传统的思想习俗,而是受外来思想影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能忽悠。

一些学者研究,大约从唐玄宗到武宗会昌毁佛,是中土密宗的极盛期。西方高僧相继来华,译出大量密教经典。密宗不禁男女交合,认为性交是修行成佛的方便途径,是圣僧普度众生的方法之一,喇嘛教的欢喜佛就是出于这一观念。密宗的佛母、明妃等女性传教引路者,是从印度教对女神的崇拜转变而来,并不掺杂丝毫淫思邪念。从延州妇人传说中可以看出密宗流行的情况。同时,她具有“锁骨”的特征,也是佛经中描述的佛祖三十二相之一(《長阿含經》卷第一:“太子三十二相……八者鈎鎖骨。骨節相鈎,猶如鎖連。”)。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证明妇人与众不同,是菩萨降临,度化凡人的。愚蠢猥琐的芸芸众生看不透菩萨的圣洁本意,一旦点醒,才能更真切地体会肉眼凡胎跟“大圣”的天差地别。

由于密宗的观念跟华夏本土传统与宋儒理学有相当距离,所以以后便被改造为广为人知的“以欲止欲”的“马郎妇”和“鱼篮观音”的故事,进一步淡化了“淫邪”成分。

就像人们看《红楼梦》,有人看出了淫邪,有人看出了宫廷内斗,有人看出了阶级斗争。我从这个传说中看到的是古代陕北人渴望救苦救难的菩萨出世,带给人们快乐,哪怕是短暂的也好。

类似的观念还可以从唐代产生的关于“肤施”的传说中看到。肤施是陕北自战国以来就有的地名,具体何处,没有定论,但最早在现陕北榆林地区内,应无异议。其名含义,有人说肤即大,施即移,定名肤施为纪念迁移。我则觉得有点牵强,可能是当地土著戎狄语的音译。延安在战国秦汉时称高奴,隋朝大业三年(607年)才在延安置肤施县,属延安郡。从唐以来,把佛经中关于尸毗王割身饲鹰救鸽的故事搬到了延安,用来解释肤施的含义,并煞有介事地伪造了尸毗岩、尸毗墓。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已经揭穿,因为有肤施名时,佛教还没传入,而且尸毗王墓被宋代鄜延守将发掘,地表的唐碑,已经字迹漫漶,难以辨认。墓内除了金银玉器,骨骼稍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与佛教有关。用尸毗王故事阐释肤施,仍是身处苦难的陕北人渴望救世主,大救星的反映。

《东方红》的创作经过,大致是沿用了黄土高原民歌《芝麻油》的曲调,38年被诗人安波填了新词,改为《骑白马》的抗日歌曲。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又改编创作了最初的《东方红》。佳县贴近黄河,土地贫瘠,在陕北都不算好地方。县城建在一道狭窄的石梁上,名“佳”,实穷苦。这是缺啥便吆喝啥的典型例子。穷山恶水也能出形胜地,当地的香炉峰自是一绝,而道教的白云观更是遐迩闻名。每年三月三、四月初一至初八、九月九都有大型庙会,是秦、晋、蒙、宁、甘等地进行朝拜和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道教和佛教一样,也都有救苦救难的内容,对劳苦大众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佳县农民不可能全然无动于衷。据李有源的孙子介绍,当年李有源还受到佳县县委门口挂的横幅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启发,很快唱出了成名曲。他孙子没有说的,则是陕北人世代遗传的浓厚宗教感情和渴望救星的情结。想想插队时,劳作一天,僵卧土炕上,听着夜来风雨声,看着窗户上透明塑料布粘附的吹落花瓣,也会自然幻想,有朝一日,某人会拿着盖有大红章的纸片,宣布调我去某大城市的重要单位(梦止于此,当个啥头儿就不敢想了)。霎时,云开雾散,东方红,太阳升。

这件事不好笑,也不奇怪,尽管它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思想格格不入,但确是土生土长、根深叶茂、千年不衰的期盼。就是这一小小的期盼,变幻出多少啼笑皆非、阴晴不定、难辨莫测的诡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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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回复 悄悄话 有点道理
焦大 回复 悄悄话 这和印度悲苦之地产生佛教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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