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诗话两则~~诗有别裁与钱锺书先生之谈艺录

 

夫诗有别裁（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宋）严羽《沧浪诗话》

严羽的这则诗话，是对诗的本质的精辟阐述，又是对诗人素质的严格要求，可谓经典论述，向来受到诗人推崇。学习古典诗词理论，应该从这里开始。

这则诗话的前半段说，做诗，需要特殊的才能，这与读不读书无关。诗歌自有特殊的情趣，这与逻辑思维无关。这就是说，从本质上讲，诗是情感的产物，不受常理的束缚。做诗，需要的是形象思维，不是跟人讲道理。形象思维，可能是天生的。孔子是圣人，但他不写诗。方苞是桐城派古文的领袖人物，他也不写诗。无论如何不能怀疑此二人不读书，但他们不善于形象思维，也就与诗无缘了。反过来说，一个不读书、或者读书甚少的人，只要他具备形象思维的能力，也可以无师自通，写出诗来。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他家乡有个做小买卖的人，不怎么识字。他的母亲死了，他就哭道：“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感动了好多人，这就是好诗啊。我刚收了一个学生，他的平仄粘对还没过关哩，可是劈头就是一首好诗：“祖业拆迁说换楼，牧羊老汉泪双流。平空夺我天和地，便是村官话也牛！”这都是直抒胸臆、形象鲜明、感人至深的好诗。可见，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有可能直悟诗理。

不过，这种无师自通，不能保证一辈子都能写出好诗来，因为他学养不足，没有后续力量，很可能才写出一二首便收场了。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叫《伤仲永》，讲的就是这个教训。因此，严羽在后半段又说，懂得形象思维的人，还应加强学习，弄清世间各种道理，他才能把诗艺发挥到极致。

       的确，诗讲形象思维，但也不能有悖于物理。李白诗：“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极度的夸张，可是它还是保留着雪花的某种形态，席毕竟是薄的，能飘的，还是像雪花，不过是面积格外大罢了。如果说燕山雪花大如砖，这就不通了，因为砖头与雪花毫无共同之处。所以鲁迅说李白的极度夸张，还是带着几分诚实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承接古代优良传统，才能获得种种有益的启示。如李白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何等傲岸。到了南宋，辛弃疾忽又进行一番刷新：“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你看这多么美妙！如果不读李白，就没有辛弃疾的好句。当然，历代诗人又总是在创新，但这种创新，一定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起跳的，绝不能平步青云。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学诗的人，首先要检查自己有无形象思维的能力，若只懂得讲大道理，一辈子都编不出一个故事，讲不出一则笑话，那最好是改学别样。若懂得形象思维，也不要沾沾自喜，一定要加强学习，把知识化为力量，努力超越前人。只有这样，传统诗词才能薪火承传，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腾伟明)




 

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和传统诗话的终结

 

       文史专家曹聚仁先生是一位著作等身、蜚声四海的大学者。他极为推重钱钟书先生, 曾说: “时人之中, 博古通今, 精究欧西文艺, 而能运化中国文艺……以钱钟书先生为最湛深。”关于《谈艺录》 ，他不仅说过: “胜利以后, 回到上海, 读了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 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而且在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曾大段引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亦曾对本书有过极高的评价, 他说: “《谈艺录》不是本花两三天功夫读完就算的书, 它是本供旧诗读者不时参阅的良伴。……无疑的, 它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 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诠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并预言: “十年、二十年之后, 中国诗学研究水准提高, 这本书当随着而变成研究生人手必备的批评宝典”。我认真读过《谈艺录》后, 以为曹、夏两位先生所言甚善。

      《谈艺录》所包容和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 如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 不一而足; 其方法则有溯源、比较、印象、指疵、分析、综合等等, 或兼综, 或条贯, 要在剖析缕分, 赏鉴论评。本书主题的随意性转换, 各条篇幅的长短自如, 表明其确属典型的“诗话”。繁富的书证不但显示了作者的博洽多闻, 且颇能见出其神思飞扬; 创词巧妙, 比喻传神, 实以涵虚, 更其尤为擅长。作者信笔而书, 不强说, 不蛮凑, 津津娓娓, 其魅力自能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任你如何自矜自负、自得自傲, 在排山倒海般涌来的书证面前, 也不能不颔首称是。作者依于仁, 游于艺, 情志通达, 意思萧散。书中凡所考论, 凡所评泊, 必先引导读者进入诗文之林, 只见一路奇葩异卉, 极尽赏心悦目之快, 直诱人沿曲径而渐通幽处; 面对榛芜弥望之境, 难免顿生疑无出路之叹, 此时突然峰回路转, 豁然开朗; 作者触景生情, 生发出一番抉妙剔尤之高论, 启人睿智, 发人灵慧, 终于使人赞叹有加, 餍足而息喙。

      《谈艺录》对传统诗话的继承和总结, 是多方面的。我读《谈艺录》的感受, 一如读其他诗话那样具体而微、口角亲切; 所不同之处在于本书所独具的行文之美、深刻的历史感和难能可贵的现代意识。观《谈艺录》之书, 知其于传统诗话颇多扬弃。其反复申说者, 大略言之, 可得如下数条: 

        一、关注本文。我们应当怎样读诗? 我们对于诗的意见是怎样产生的? 钱钟书先生认为: “读诗时神往心驰于文外言表, 则必恬吟密咏乎诗之文字语言。”欣赏如此, 品评更须如此。欲批评不抄瓜蔓、捕风影而紧贴原诗, 并无他法, 只有“取足于本篇”。不细读原文便轻率作出的批评有多种: 有的“只读论诗文之语, 而不读所论之诗文与夫论者自作之诗文。”有的“成见梗胸, 不肯读其全集, 而妄肆诋諆, 几有瞽者无与文章之叹。”有的“只看担上之花, 拾牙余之慧, 实未细读。”有的“不涵泳诗意, 却附会史事, 凿而转浅。”若读诗者勤于比勘诗话文评, 却惰于玩索作品本文, 其评鉴虽“有以言白黑”, 必“无以知白黑”。其人虽自以为有所谓“知解”, 实际则不过是佣耳赁目, 舌人传声而已。心地狭窄而偏执陋见, 目光短浅而任情放言, 迷蒙固执, 以偏概全, 真所谓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为遥远也。走马观花, 草草摭取, 人云亦云, 必致褊浅; 不解诗为何物, 穿凿索隐, 更其可笑。

        二、摒弃成见。禅宗、道家之有南北之宗, 文艺风格之有南北之异, 批评之有南北之见, 亦由来已久。《礼记》早就以“退敛”为南方的特征, 以“进取”为北方的特征。《世说新语》有所谓“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之论。《隋书》至谓: “南人约简, 得其精华；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有唐一代的诗文评中, 则明昭南北之号, 称说南宗、北宗。钱钟书先生在论及南北之见形成时指出: “虽在普天大一统之代, 此疆彼界之殊, 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 四始六义之评量, 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 亦风雅之相斫书矣。”此谓交通不达, 信息不畅, 自限复所以限人也。南方、北方因文化传统、社会风气、自然环境之不同, 造成文人性分之不同; 文人气质既然不同, 诗文风格当亦不同。批评中据实情而对作品有所轩轾, 自是理所当然, 无可厚非;倘若衡文过于绝对化、简单化、一律化,不做具体分析, 高下之见在心而上下其手任意, 则完全违背了批评之真精神。为文者自当引以为戒。

        三、区别人文。钱先生指出, “以文观人, 自古所难”。一者, 巨奸元凶可为伤时忧国语, 热中躁进者能作山林冰雪文, 此为言不由衷也；二者, 言或出于至诚, 行则牵于流俗而失初心, 世风如此, 谁其外之? 此为行不由衷也；三者, 诗文皆为写境、造境, 与作者安身立命之真境、实境, 大可不必且甚至根本无法一致也。因此, 既不宜观文以取人, 又不宜因人而废文。钱先生指出, 吾国论者言及“文如其人”, 辄引布丰“风格即人”一语比附, 而不知实出误会。何以谓此? 布丰“仅谓学问乃身外之物, 遣词成章, 炉锤各具, 则本诸其人。‘文如其人’, 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成文。若人之在文中, 不必肖其处世上、居众中也。”文章实不足以征人品, 于此哓哓不休者, 读之可以自得剖断也。

        四、并重文德。在中国诗文评传统中, 从孔门开始以至于后世, 都备极推重“文章博学”,然而同时, 增一分见不如增一分识, 识愈高则文愈淡, 也是常谈；为文而能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则可知其已渐入佳境也。诗识固然难得, 文德更足珍贵。岂不闻贵人“言金”, 贱士“文粪”,王充之所深慨者? 因此, 钱先生虽指出钟嵘于陶潜诗识之昧, 而盛称其不为势力转移, 未尝违心两舌。又如刘克庄、方回尊崇朱熹, 论诗时则不曲学苟同, 甚推梅尧臣, 钱先生评曰:“识力虽未高,文德可取也。”与此作为对照, 钱先生批评袁枚, 谓其非目无智珠,不识好丑者, 然其诗话“几乎逢诗辄赞。赞势要, 赞势要之母及姬妾, 赞打秋风时之东道主, 赞己之弟妹姻亲, 赞胜流名辈, 亦复赞后生新进与夫寒士穷儒。”有诗识而乏文德,“取舍标准,自不能高”,宜其百许年来，訾议不绝。

        五、兼赏众美。物无一量, 文无一式。诗人之经历、学养、心思、气质等等, 各不相同, 在创作时更有意求新求异, 诗作必然各有千秋。谈艺者岂能如刘勰所嘲: “会己则嗟讽, 异我则沮弃, 各执一隅之解, 欲拟万端之变”? 虽云萝卜白菜, 各有所好, 乃在情理之中；然而, 倘喜食萝卜便谓白菜有毒, 专好白菜即谓萝卜腐臭, 其失唯均。谈艺者襟抱阔大, 眼界开远, 不但能欣赏趣味相投之美, 还能领会风格别样之美, 甚至能够超越对美的某种固定模式的崇拜, 此之谓能兼赏众美。钱先生对虽赏心有契而不胶执固必, 能作平心之论者, 称为“具眼”,深表可许；而对挟恐见破之心而强说己长, 妄谈彼短者, 则不以为然, 颇有微词。

        六、了然流变。批评一事, 当然是就作品发议论, 因末而探本, 据事以说法, 然欲奏刀直中肯綮, 搔痒迳至患处, 而不徒作海行言语, 则须广取远绍, 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 由博而返约。钱先生论及以译汉诗得名之英人瓦利时即指出, 彼不知中国上下千载之风雅正变, 却兴到乱道, “妄欲别裁, 多暗中摸索语, 可入《群盲评古图》也。”观瓦利所推崇之诗, “犹分明漏泄”, 多为语意浅易、词气烦絮、便于解读者。世人忽于源流正变之研讨, 犹乎数典而忘其祖。《谈艺录》一书, 于诗歌体制之沿革递变颇有议论, 皆深有识于诗歌发生之源、演变之流。以是故, 其书凡论及具体之诗文人事时, 总以文学史、批评史作为大背景, 俾能予诗文以应有的地位和适当的评说。

        七、比较同异。比较之为术, 在中国古已有之, 只是于今为烈而已。钱先生家学渊源, 且博极群书, 故腹笥充盈； 为显真黜惑, 探究规律, 在本书中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 或对勘成书, 或对照作者, 或古今同时, 或楚越异域, 信手为之, 即成妙笔。如论陆游、杨万里诗风: “人所曾言, 我善言之, 放翁之与古为新也; 人所未言, 我能言之, 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 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 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 兔死鹘落, 鸢飞鱼跃, 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 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 眼明手捷, 踪矢蹑风, 此诚斋之所独也。”“诚斋肯说学晚唐, 放翁时时作乔作衙态, 此又二人心术口业之异也。”语不在多, 要在能把捉颊上三毛, 其风致神气便可跳出。

        八、博采二西。钱先生论云: “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因此, “凡所考论, 颇采二西之书, 以供三隅之反。”所谓“二西”, 据我领会, 常言西方必为其一, 另一西当指唐僧取经所赴之地。世界文学史表明, 中西文学常有奇缘佳会, 无论宏纲要旨抑或细微末节, 每有不约而同者。钱先生颇注意引进他山之玉与借用邻壁之光, 以阐明中国文学的实际问题。《谈艺录》在论述有关问题时, 曾引及古来西方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和文学界的大师, 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黑格尔, 直至歌德、尼采、海德格尔、英伽顿等500 多人的论著, 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既吸收其思想成果, 又不为其所囿。

        九、感悟相生。无论读诗评诗, 直觉的感悟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钱先生认为, “诗者, 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 诗得之为调为律; 文字有义, 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 为象为藻, 以怀心宣志者, 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 语有言表之余味, 则神韵盎然出焉。”倘不能感受诗情, 便不可能领悟诗道。敏而能感, 始能更进一阶, 由感而悟。悟又有解悟与证悟之别, “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者, 谓之“解悟”; “下学以臻上达”者, 谓之“证悟”。思学相须为用, 舍学而莫能成办。所谓感悟相生, 即指读诗有得之必由之道。自身的艺术感觉能力为理解和知解诗情、诗道奠定了基础, 而领悟诗思作意, 则又提高了读者的感受力, 使其憬悟达到新的层次。

        十、升华经验。西方诗歌界多有专以批评名家者, 其理论又偏重诗之评判, 因此, 批评家们对于构建理论体系怀有极大的热忱, 铺排演绎出了不少大部头的著作。中国以诗话为代表的诗歌理论与此大相径庭, 我们少有专门的批评家, 诗话大率是诗人之余事。因此, 诗话的作者常常只是从一己之创作经验出发, 随兴漫与, 赏鉴多、分析少, 诗法多、诗论少, 极难见到有系统的美学批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如钱先生所指出的: “盖作者以偏长而生偏向, 于是每‘轻所短’。”《谈艺录》的作者也是诗人, 但是, 由于钱先生把作诗以为余事, 而将论诗作为本份, 兼以其广博淹贯的中西文学与哲学修养这一特具条件, 使《谈艺录》成为一部迥异于以往诗话的诗话。

        在中国古代的诗文评中, 诗话占着显赫的地位, 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传统诗话也有其严重的缺陷, 历来纷纭无已, 至近、现代尤甚。清代文史巨擘章学诚就曾指出其弊, 其论略云: “论文考艺, 渊源流别, 不易知也; 好名之习, 作诗话以党同伐异, 则尽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学, 入趋风好名之习, 挟人尽可能之笔, 著唯意所欲之言, 可忧也, 可危也。”语极沉痛, 当是有感而发。《谈艺录》与旧诗话之最大区别, 就在于既能葆有传统诗话的优长, 又能于兼综百家之说、引进西方新论的基础上, 别具手眼, 创成一家之言。   (作者：陆文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