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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2010-5-14:张云逸与粟裕遭遇的两点相似之处

(2010-05-14 07:25:25) 下一个
转贴:张云逸与粟裕遭遇的两点相似之处

张雄文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hw0z.html

 


    与军史上的粟裕曾经遭到淡化一样,同为大将的张云逸也可谓同病相怜,他们的功绩被转移的对象也基本一样。


    1943年11月新四军黄花塘事件后,代军长陈毅被毛泽东以参加七大的名义调往延安(实际两年后才召开),同时任命副军长张云逸为代理军长。《陈毅年谱》记载:(1943年)11月25日,陈毅赴延安后,由张云逸代理军长职。


    这一职务,张云逸一直担任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但他后来仅为大将军衔,这段历史便因给“元帅”让路讳莫如深而鲜为人知。囿于宣传的缘故,提到新四军军长,如雷贯耳的只有叶挺和陈毅。


    这与解放战争中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的遭遇如出一辙。


    他们还有一个遭遇,都与电影有关。


    张云逸是1929年12月百色起义的实际主要领导人之一,后在1931年3月率起义余部转战万里进入湘赣苏区,随后张本人带一个连前往拜见毛泽东。


    但1988年拍摄的《百色起义》当然不会为区区一个坐冷板凳的大将树碑立传,主角另有其人。


    历史中1929年12月11日的百色起义,邓小平并不在百色,红七军领导人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是由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宣布的。


    但影片中的百色起义已经面目全非。不用说后来名不见经传的陈豪人,张云逸也只能靠边站,宣布起义的竟然是一个不在场的人。


    这与粟裕在电影《淮海战役》中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附一位作者的文章:电影《百色起义》对历史的胡编滥造

 

   《百色起义》获1990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奖、获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剪接提名奖、第一届中国电影节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90年优秀影片奖、首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摄制组奖等多项大奖。


    该影片却至少有如下史实上的错误:


    一、周恩来给邓小平提鞋。


    影片中文字注释说,1929年6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常委,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其实,这时候的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处长,手下统共不超过八个人(因为大革命高潮的时候陈独秀想在五大搞八大秘书,但无疾而终,中央秘书处只是一个空牌子),而周恩来,则是自中共六大起就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很快又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统筹中央日常和军事事务。可谓失之一字,误之千里。
   

    二、邓小平到广西的时间

 

    影片中说,邓小平到广西南宁的时间,是1929年7月。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都在上海呢。这个根据来自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曰至七月五曰,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

 

    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

 

    南宁兵变的时间,是10月12号,情况发生变化的时间,是10月1日。往前推一个月,就是9月1日了。

 

    这和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贺昌夫人的回忆录,基本吻合。贺夫人的回忆说,邓在去广西途中曾在香港贺昌家吃饭,饭后一起赴广西参加广西第一届党代会。现在知道,广西党代会召开的时间,是1929年9月中旬。


    三、邓小平三见俞作柏李明瑞


    影片中说,邓小平在广西南宁的时候,曾经至少三次面见俞作柏和李明瑞,宣传革命主张,面陈利害。还以有妇之夫,和俞作柏的女儿一起打得火热。其实这是最靠不住的。因为别说俞作柏,就连李明瑞,也是1929年11月中下旬邓小平到从百色到上海汇报途中经过龙州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


    中共中央给广西的指示,都是通过先期而至的另外一位中央代表兼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的单线联系,才上传下达的。


    四、关于红七军红八军军长的任命


    影片中说,邓小平建议任命红七军红八军军长和总指挥。其实在百色起义前,中央只是任命广西红七军的建制,军长是李明瑞。成立红八军,是广西前委的随机应变和临时动议。这在广西前委书记陈导民(即陈豪人)于百色起义后给中央的书面报告里面,写的清清楚楚。


    建议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也和邓小平没有什么关系。具体可见中央特科交通员龚饮冰193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面只字未提,邓小平接下来做的补充报告,也只字未提。


    五、邓小平宣布并参加百色起义


    影片的结尾,说邓小平宣布并亲自参加了百色起义,并公然于1929年12月12日站在平马庆祝百色起义胜利的主席台上。影片结尾,是在起义发生后,邓小平经龙州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这一点上胡编滥造实在出格。连树碑立传的《我的父亲XXX》也不得不说,在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发生的时候,邓小平他人还待在广西。


    六、所谓实事求是


    影片中至少两次,借演员卢奇的话,说邓小平实事求是。其实这句话,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的概念,和1929年的邓小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奇怪的是,这样的胡说八道,说的人振振有辞,恬不知耻,冒天下之大不韪。听的人也心安理得,欣然而受之。


    国内外这么多搞历史和搞电影的,除了人民大学的杨教授在哈佛大学做论文时调侃过一次之外,竟然全体失聪,视而不见。


    更奇怪的是,这样的影片,竟然还可以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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