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马岁月 （4）

四

 

 

春季这个学期开始了，我终于要上学了。分不清是向往，还是畏惧。

 

新生的登记注册都集中到偌大的体育馆里去进行，每个学院占据着几张桌子，桌子前面都是长龙阵一样的新生。只有东亚系是个例外，那里门可罗雀。我挪到桌前，两个漂亮的女秘书热情地打了招呼，看到她们涂得血红的嘴唇和入时的穿戴，我不由自主地生出几分窘迫，跟她们交流就不免平白多了几分紧张。她们倒也不倨傲，反复耐心地为我解释种种事项和程序。填了表，办了学生证，然后，就去注册。我需要注册三门课才能保持全时学生的身份。三门课中其中一门是英文写作，都是因为入学英语摸底考试考差了，所以被要求修这门课。另外两门我斟酌了半天，想选“中国现代文学”，又觉得有点哄鬼过三十夜的意味。明摆着，那不是知难而上，而是讨便宜，说不定讲授这门课的教授还没有我知道得多呢。考虑再三，还是投机意识占了上风。我敲定了这门课，还安慰自己，也许人家西方看中国当代文学会别具一格的。剩下最后一门，自然不能再蒙混，就选了“东亚法律”。

 

回来，金羽问都选了那几门课，我就照实说了，她说：“学费只能免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自己出。所以，如果学不到东西，不仅浪费了时间，而且也要浪费金钱。不过，话又说回来，本来到东亚系就是权宜之计，最终总是要转系的。”她当初在音乐学院，后来转到了教育学院，打的算盘就是以后毕业了好找工作。她又说道：“现在电脑最吃香，干脆你以后也转学电脑算了。不然学图书馆也成。”我说：“看吧，也许去学精算。牟居槐现在正学精算，他说以后最靠得住的还是精算，学电脑有个两千年的问题，现在很多公司都雇佣了很多员工专攻这个问题，两千年一过，信息行业肯定要缩水。” 牟居槐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高材生，在国内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到了美国，当大家不分青红皂白往电脑行业里跳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从自己的本行里跳了出来。金羽听了，马上就兴奋地说：“对啊，人家牟居槐是科班，还改成了精算，说不定人家真是有远见卓识呢。你就去读精算吧，这边只要进了数学系，肯定就有全额奖学金。你的数学又还好，去读精算应该可以对付。”我得意地笑笑，说：“就是，就是，当年我高考的数学成绩可是九十分，微积分的习题也解了好几百道呢。”

 

这边开始上了学，那边我也转了餐馆。新餐馆叫紫禁城，很威风气派的名字。我到的前一两天，餐馆还没有正式开业。老板娘小眼阔嘴，却打扮得很光鲜。她跟先生也从台湾来，先生还得了个语言博士学位，却没有进入学术圈，而是一头钻进了厨房，成为了一个三流厨师。他见着我，照例叫郑先生。当初陈老板夫妇一声“郑先生”，曾经让我起难堪无比，觉得如此尊号给了一个洗碗工，简直是一种糟踏，一种尖酸刻薄。现在，我已经把先生这个称谓不当一回事，知道先生跟阿猫阿狗本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博士姓黄，我当然不能叫他黄博士，也不能叫他黄师傅，我也回敬他一个“黄先生”，老板娘当然就是“黄太太”。

 

黄太太分配我打扫厨房。厨房里哪里都是油垢，灶台上釉了一层厚厚的油腻，抽油烟机那一带是重灾区，手一抹，就觉得不好，把手指往眼前一看，恶心就涌了上来。地下有一层黑忽忽的塑胶地毯，象油毛毡一样，肮脏而破损。外面已经装饰一新的饭厅跟厨房简直是两重天，我惊叹表里之间的反差居然会到这种地步。我的顶头上司是黄太太。我以为她会叫我先清除厨房里的油腻，不料她叫我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灭蟑螂。在梨园那里，我就见识了蟑螂，知道美国蟑螂跟中国蟑螂不同，美国蟑螂个小，中国蟑螂个大，正好与两地的人种尺寸倒了过来。陈太太就说过，中餐馆的天敌是蟑螂，万一客人在饭碗里发现了蟑螂，那可能要起官司，而这种事故的确也发生过。所以，我并不奇怪蟑螂跟中餐馆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不过，我却从来没有过跟蟑螂作战的经验。我先问黄太太：“蟑螂在哪里？”她夸张地说：“here, everywhere，到处都是了。”说罢，她蹲下去，把那地毯揭开了一角，要我凑近去看。我就沿着她蓬松的发际，看了过去。不看而已，一看毛骨悚然，地毯下面的蟑螂一团一团，见了光，就四处乱窜，多得可以以黄太太的头发计。

 

黄太太把一瓶打蟑螂的药水交给我，让我按上面的说明兑成溶液，然后在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喷洒，还特别交待要把那地毯揭开，往下面至少以两倍的数量喷洒。布置完，黄先生夫妇和两个女儿就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去了。我仔细研究了使用说明，把那瓶药水全部倒进了一个打药的大罐子里，然后按比例加了水。之后，就照着电影上那些喷洒农药的人的样子，四处喷洒起来。我没有戴口罩，就使劲憋着，却也闻不到气味。不过，不到五分钟，我就感到胸闷头晕了。我赶快跑到外面，狠狠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在墙角那里休息了约莫十分钟，寻思得找一个口罩，不然，我可能就会跟蟑螂同归于尽。哪里找口罩去？我忽然记起隔着大约两个街区，就有个药店，于是赶快走到那里去买了口罩。回来，戴上口罩后，这才觉得安全了。于是，我提起喷头，仿佛拿起火焰喷射器一样，对着厨房作地毯式的喷洒。一边喷，一边就联想起了日寇七三一部队的恐怖，又记起以前到音乐学院玩时的趣事。那帮音乐才子们总爱模仿当时正流行的一个杀虫剂广告，合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不一会，我就把那罐药溶液喷洒殆尽。照着使用说明，我把杀虫现场也就是厨房封闭。然后，就到前面饭厅里休息去了。那时就想，还是这个餐馆好，工作氛围宽松和谐。老板把工程交待给我，也不在一旁监控，就一家甩手去享受艺术去了，到底是博士，不小鸡肚肠。

 

等了约莫一小时，我去打扫战场，差点没有晕过去，一脚下去，就得践踏在几十个蟑螂的尸体之上，所谓尸横遍野也无非如此了。一时对美国蟑螂的旺盛炽热的繁殖能力惊叹不已。又想如果蟑螂有灵，那么它们肯定会为这场战争而震惊，从而把它作为世界大战记载到它们的史书上去。我拿着撮箕，一撮撮搬运着蟑螂的尸体到垃圾桶里。蟑螂的恶臭浑厚无比，我不得不掩住鼻子；端着那一撮箕蟑螂犹如抱着一个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我的手止不住颤抖，快步走到垃圾桶那里，急不可耐地倾倒。撮着，走着，来回竟然有八次之多。

 

吃晚饭的时候，黄老板一家才回来。黄太太问我，做得怎样。我两手一摊，夸张地笑道：“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到过这样多的蟑螂。死蟑螂全都在垃圾桶里了。”说话间，我指了指那个垃圾桶，很希望她真的走到那里去检阅一下，以便知道今天我的劳动多么富有成果。她果真就走过去了，伸长脖子看了一眼。我以为她会惊叫一声，然后逃走。不料她把头从垃圾桶那里掉过来，看着我，以一副曾经沧海的口吻说道：“不算多啊。”我反问她道：“还不算多？！”她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的确不算多。你都不能想象餐馆的蟑螂好多算多。” “好多算多”－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就象一颗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一样有趣。我在心里玩味着这个命题。正这样走神着，却听她说道：“喂，郑先生，你可以回去了，明天什么时候来？”我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我在这里呆的时间对于她来说，都是等于金钱的，她是让我回家了。我说，我吃了中午饭就可以来。

 

我是在紫禁城清洗厨房的油腻时，知道世界上有SOS这种神奇的清洁剂的。紫禁城的厨房实在太肮脏，油腻又厚实又混沌，我在灶台上，灶台上的管道上以及灶台上方的油烟机上，用一般的洗涤剂清洗了好久，双手机械地来回大力摩擦，汗水顺着眼睛鼻子流下来，却不敢用手去揩一揩，我的手比挖煤烧炭的还黑还脏，更要命的是，我的臂膀和腰都酸痛得几乎要断掉，最终却证明那是一场徒劳。无论如何，那些油腻就象人身上的顽癣无药可除，变换着图案在原来的地方附着。正沮丧的当儿，黄太太来视察，我哭丧着脸对她说：“怎么办啊，这些油腻就是清除不掉。”她对灶台扫了一眼，说：“应该用SOS，我看看还有没有。”她在角落里找了一下，找出几个来。SOS看起来象鸭蛋大小，用钢丝跟固体洗涤剂缠结一起。我手里握着一个SOS，然后在原来肮脏的地方一擦，果然有些药到病除的功效。看到油腻终于在消逝，那些肮脏的地方终于显现出锃亮的本色，我的心里也开始亮堂起来。

 

紫禁城开张了。那天的食客格外多，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优惠券。四块九毛九的正价打八折，然后可以在五道菜里选择三个，另外还可以在两个包子或者两个饺子之间选择一样。食客男男女女都有，很多是一家人一起来的，多是胖得不可救药的胖子。队伍从餐厅里的柜台一直逶迤到了外面街上。黄老板一刻不停地在灶台边忙着，豆大的汗珠在额头上淤积，然后不可遏止地掉下，有时是掉到了地下，有时却去向不明。一旁做抓码的老武急促地答着“好、来了”，应着黄老板召唤，到了后来，我发现黄老板拿锅的那只手都颤抖了。一次，手里的炒锅还掉在了盘子上，盘子立刻被碰到了地下，砰的一声，应声而碎，清脆得象清晨湖畔的枪声。

 

我当然不能闲庭信步。外面叫吉姆的墨西哥壮汉神色严峻，一盆又一盆的脏盘子走马灯一样，被他双手抬到怀里，络绎进到厨房里来。我头也不抬地闷声洗着，洗碗机的门被我合上，又拉起；拉起，又合上。炒菜的气味、洗涤剂的气味和纷杂的人声混在一起，厨房俨然战场一般。我真想偷懒，但这时却真像是骑在了虎背上。洗碗注定属于我的，提供足够的盘子成了我的责任。黄老板一阵又一阵地喊：“没有盘子了，郑先生！”喊得我心上直打鼓，手下就越发加紧，急急忙忙地把一迭迭小山一样的青花盘子给他输送过去。

 

这样挥汗如雨地干了一个星期，紫禁城的食客才渐渐淡了下来，原来优惠促销只管一个星期。食客是清淡了下来，黄老板夫妇的脾气却开始高涨。

 

有一天，吉姆大着肚子的太太来找他，吉姆就跟她在厨房跟餐厅之间的隔间里说了一会儿话。黄太太脸就长了，对吉姆声色俱厉地吼道：“上班时间，一律不准会客。”吉姆的脸立时成了猪肝色，他太太吐了吐舌头，赶快就逃走了。老武一贯对老板的吩咐言听计从，现在也惹得老板发脾气。不知为了什么，老板对他怒吼道：“快点啊，怎么这样笨手笨脚的。”我当然也不能幸免。一次，看到外面生意不忙，我的节奏就慢了下来，甚至还到饮料台那里去装了一杯可乐，和缓地喝了起来。黄太太就对我眼睛一横，高着嗓门嘲讽道：“嘿，居然站在那里偷懒呢。这碟子一堆一堆的，你应该把它们都放到柜子里去啊。怎么眼睛里就看不到活呢？！”

 

食客少了，原料开始积压下来，剖好的鸡没有来得及做成将军鸡、宫保鸡和甜酸鸡之类，就变味了。打开冰箱的时候，我闻到了异味，把装鸡的盆子端出来，征求黄老板的意见，说道：“鸡都臭了，看来只好都倒掉了。”不想，他回头瞪了我一眼，提高嗓门道：“你有多少可以倒的。留着，我有用。”后来，他就把这些鸡块放在水管下，用水冲了好久。然后，加上料酒、酱油、姜和花椒之类的调料，再放在油锅里炸到金黄，又拿出去卖了。

 

眼看着紫禁城门庭冷落下来，连我都开始为黄老板担心了，怕生意难以为继，我不能再干下去。不过，这个时候，更让我忧虑的不是餐馆，而是学业。

 

原来以为，学的那两门课肯定不在话下，特别是那门中国现代文学。然而，到了教室，听到金发碧眼的老师明明讲着中国的文学，却不知她在讲着什么。每每讲到精彩处，全班一阵会心大笑，我却莫名其妙，不知从何笑起，那情景让我想起了一个猴子呆到了一群人中间。大家争着举手发言，一旦逮着说话的机会，滔滔如大江东去，居然不输台上的老师，只有我一直静默。那时就突然有了奇怪的念头，觉得周围的人冲口而出的话应该是中国话。如果大家都说中国话，那该有多好！我在心里兀自感叹着。正当这种奇谈怪论在心里活跃的时候，台上的老师却纤手往我的方向一指，我不由自主地调脸看了看后面，后面没有人了，我就是最后一排。“What do you think?”我明白她是让我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了，却张口结舌不知从哪里开张，比紫禁城的开张还难开张。她也还宽厚，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在嘴角那里稍稍忽闪了一下，就消逝了。她识破了我的苦衷，马上自己换了话题说了起来。

 

回到家来，金羽问起课上得怎样，我没好气地说：“还能怎样？简直听不懂蕃话鸟语。”她安慰道：“刚来都一样了，我当初也听不懂的。喔，对了，我们教育学院今年刚来了一个女生，在国内还是高校教英文的呢，也是听不懂课，一跟人说起，还可怜兮兮地流泪。要不然，你去买一个小录音机，把课堂上老师讲的录下来，回到家反复听。”她这样一番开导，我心里好受了些。然而到了教室，那种沐猴而冠的心情又复辟了。这样一来，我开始畏惧课堂，每次一离开课堂，想到下次课还有些遥远，我心里就有了宽余感，浑身轻快无比；当下次课要来临的时候，一朵乌云也在我心灵的天空里飘浮而来，让我阴郁不堪。

 

厌学症一旦染上，对学堂之外的百味人生都充满了向往和欣赏。比如，校园里露天布道的那个牧师就让我羡慕。他老是在巴伦太大楼前的草坪上布道，那里紧傍乔丹河，风光既秀丽，又是交通枢纽。他头顶垒球帽，戴着墨镜，手执《圣经》，以来回奔跑、手舞足蹈、歇斯底里的呐喊进行着盖世一绝的布道。周遭或站或坐围着一群寻开心的学生，他们以尖刻的语言刺激该牧师的神经，引得他疯狂地回应。学生来了去了，但总有一群学生围着他，听他布道，跟他打嘴战。战斗的间隙，他就弯下腰拿起杯子，呷几口咖啡，长了精神，然后又开始奔跑着，丢出一串串对魔鬼、同性恋的诅咒，慷慨激昂地跟周围的人辩论。他也许没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他却过着酣畅痛快的日子。他让我感到一种宣泄的快意，一种对循规蹈矩的生活反抗的精神。

 

这个牧师叫迈克。他60年代在印第安那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随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但不出一学期，他声言他生性不适合再做这类反《圣经》教义的学问，遂断然辍学。后来，他在一中学谋得一数学教师的职位，但只教了一学期，由于强行在课堂上讲授《圣经》，被校方解雇。迈克不服，向法院控告校方，但不为法院所受理。从此以后，迈克便带着对魔鬼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的义愤以及教化众生的决心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他的人生实践让我看到了一种对教室的反叛和蔑视，一种背离了现代教育制度却仍然可以生存的途径。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也放弃学业，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去寻求另外一条生存之路呢？！

 

当然，眼下最稳妥最现实的还是洗碗，走向那条另类生存之路的初步是洗碗。我发现我对紫禁城滋生出了一种期待，我走到紫禁城去上班的时候，感觉居然是轻松的。相比之下，教室简直就象一个人间地狱，让我恐惧而难以挪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