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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第三部份“我必定事奉耶和华”一、天 津

(2009-09-29 10:53:13) 下一个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结束了在远东圣书学院的为期三年半的学习,来到了天津圣会所事奉。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圣会所是由宋尚节博士在天津创立的布道团演变而来的。布道团先由张周新和陈善理夫妻负责,后来张陈二人把家产卖掉,开办了圣会所,并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与张周新在布道团中认识,后来张周新就邀请袁相忱来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从北京来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传福音,带领聚会,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时,袁相忱有机会常去阿珍家里,但当时因天津太乱,阿珍的父母就让阿珍和两个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里,那里很安全,日本兵不会进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却没有看到过阿珍,只听阿珍的妈妈讲,阿珍现在也信耶稣了,每天都在家里读圣经,脾气性格也有很大改变,不像以前那样爱生气了。她还想去读神学,只是神学院只招走读的,而阿珍的妈妈又不放心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时局实在太乱了,所以就没让她读。相忱听后很高兴,这也算是他所结的一个果子,他没想到阿珍真的信了,并且信得这么好,就很为阿珍高兴。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里,阿珍的母亲告诉相忱,有人给阿珍介绍对象,对方是一个银行行长的儿子,可是阿珍一听人家不信耶稣,就一口回绝了,连面都不肯见,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气。后来阿珍就乾脆对家人明说:“圣经上说,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我信了,就要找个信的对象,以后你们就别给我瞎张罗了。”阿珍的妈妈说:“你看看,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会。外面那么不安全,并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个性很强,她说要找个信的,别人再劝也没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稣的,认识的人多,看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基督徒给阿珍介绍一个。” 袁相忱点头答应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处,就立即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说:“阿珍的妈妈让我给阿珍物色一个对象,我挺喜欢她的,如果父母也觉得合适,就请父亲写封信给阿珍的父母,向他们提亲。”袁禹庭接到儿子的这封信,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儿子最近几年来最让他们满意的一个举动。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时正患重病,但一听袁禹庭念完了这封信,就高兴得合不拢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当时是无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写了信,就应该有点把握。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兴,病就好了,并且可以下床走动了,於是全家人就合计该怎么给梁家写求婚信。最后还是由袁禹庭亲自执笔,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长信给阿珍的父亲,大意是:“得知令爱阿珍也信了耶稣,并且说非基督便不嫁,我们很为她高兴。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稣的,如您不嫌弃,就恳请向令嫒提提这件事,看看他们两个的想法。我们也知道,按理说我家阿邦无论从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与令嫒商量一下此事,我们将感激不尽。”

  这是一封近乎恳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亲收到信后很为难了一阵子,他知道阿邦是个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为人正派,可是要成为他女婿的话,又似乎太穷了,恐怕女儿将来要跟著他受苦。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这封信给女儿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态,并反复对阿珍说:“你自己可要考虑清楚了,阿邦虽然是个好孩子,但他家实在太穷了,房没一间,地没一亩,他自己又是一个传道人,也不可能赚大钱。你要考虑以后的生活问题,别急著答复,终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的结论是:“就冲著他是一个为主工作的传道人,我答应了。”於是袁相忱与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订了婚,并於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袁相忱与梁惠珍虽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没有介绍人,但严格地说并不是自由恋爱,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从未谈过恋爱。结婚前两天,梁惠珍由母亲和妹妹陪著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时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说结婚时下雨不是好兆头,并且下火车时因为拿的东西太多,结果就把伞放在火车上忘记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兴。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结婚这一天,却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与梁惠珍的婚礼在王府大街的大饭店举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马拉车,穿的却是西式的婚纱。袁家请了一百多个客人,其中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婚礼先由牧师证婚,之后又按中式规矩进餐,吃饭前,饭店先按中国的规矩给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面条,服务员给新郎新娘道喜,说:“新郎一碗长寿面,新娘一碗长寿面,长长久久到永远。 ”然后就把两碗面条摆在新郎新娘面前。袁相忱一听,就不高兴,说:“我是信耶稣的,不信这个。”边说边拿起自己的那碗面往地下一搁,然后又把梁惠珍面前的那碗面也往地下一搁。袁母的脸刷地一下就变了,可碍於新娘和客人的面,又不便发作,过了好久脸色才稍微缓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却丝毫不在意,又继续招呼大家吃饭。这段婚礼上的小插曲一直让梁惠珍记忆犹新,这是她第一次从近距离领略丈夫的风格。

  婚后,袁母曾对儿媳梁惠珍说,“阿邦脾气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肠子,你以后多担待他,别跟他计较。”梁惠珍却心里想,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气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继续事奉,梁惠珍也跟著他回到天津,暂居在娘家。约过了半个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迁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后面收拾好了一间小屋后,才把妻子从岳母家中接来。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经常会有日本兵进来,但多数的日本兵也只是进来看看而己,并不闹事。有一次,两个日本兵进来,把枪搁下,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了“战争罪恶”四个大字,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是基督徒,是被迫来服兵役的。看来普天下神的儿女都是痛恨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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