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公元二零零五年，在六十年以前，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了，到现在六十年了，日本人最不要脸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它到今天不会，也不肯痛痛快快地认错，向我们道歉，向我们忏悔，或者自己做一个像样的反省。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都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德国人肯反省，西德的总理勃兰特到了犹太人的被害地区，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杀掉了六百万的犹太人，到了这些令人伤心的地区，西德总理勃兰特下跪，请注意啊，他是私生子，他本人也被希特勒纳粹他们迫害，可是他当了德国的领袖以后，他 代表他的国家向犹太人表示忏悔，日本人到今天都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反对日本人，是必然的。
日本人可恶，可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我们要追查出来，就是它为什么这么神气？为什么做了坏事还这么拽？不无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追查起来，和中国的统治者，国民党的蒋介石这帮人有关系。来举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有一百多万军队，他们的军队里面的军头，叫做冈村宁次，他就是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是他，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了，在中国战区投降，就是由他出面向中国投降。这个就是投降的降书，大家看，这降书就是由他来签字，大家注意了，这些人都受过一些中国的影响，你看他的毛笔字啊，签名啊，还是有那么个架势的。
授降的人呢，中国方面就是蒋介石的陆军总司令，叫做何应钦，在签降的那一天呢，有照片拍出来，大家看，递降书的时候，这是何应钦，日本人来递降书。大家请开始注意这个照片，这个投降者的腰板比较直，这个受降者，所谓胜利者的腰，反倒弯了有三十度。大家再看一遍，这两个人弯腰的程度不一样，怎么你打赢了战的人的腰弯得比这个打败了的还多呢？大家再看这一张，这一张更清楚了，这是何应钦，这是日本人，弯腰弯得更多了，很显然，上了当，或者没注意到，你不该弯腰弯成这样子。请看国民党刊物里面的，官方的刊物的这个说明，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就这个照片。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个错误，只有我李敖看得出来，我写文章揭发过，这个人哪，根本不是冈村宁次，他不是冈村宁次嘛！那么他是谁？大家再看，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刊物说，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递降书，又是这个照片，大家看得更清楚了，他的腰板很直，何应钦的腰弯得更厉害了，看到没有，这角度不同。大家看，当时这个受降的时候，胜利者跟失败者是面对面坐着，这边，中间坐着受降席，是何应钦，对面坐的就是冈村宁次，他是日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他旁边坐的是派遣军总参谋长，叫做小林浅三郎。
各位请注意，历史学家李敖告诉大家，这个递降书的人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叫做小林浅三郎，冈村宁次在哪儿呢？冈村宁次大模大样坐在何应钦的对面，他让在他旁边的参谋长过来递降书，他老太爷坐在那里，投降的头子不站起来递降书，可以神气到这个样子啊！蒋介石派出来的何应钦，可以让对方投降的司令官坐在那里，不递降书，请问日本人怎么会看得起你们？在举办这个仪式以前，国民党先要跟日本人谈细节，冈村宁次派他的副参谋长坐镇，参谋长是小林浅三郎，他的副参谋长是今井武夫，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先到芷江来谈判。这就是今井武夫，带来两个少校，到了芷江来谈判，我把这个资料都查出来了，根据什么？根据今井武夫这个少将后来的回忆录，我都把它查出来了。今井武夫说，他到了芷江来谈判的时候，根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是萧毅肃中将来接见他，他是少将，由萧毅肃中将接见他，萧毅肃中将向他表明了身份、姓名和介绍左右同僚以后，要求我—就是今井武夫出示冈村大将的委任状，这你的身份我也要确定，我的身份告诉你了，你的身份也要告诉我，我，就今井武夫说明，还没有接到我们日本本部大本营的命令，不能算是正式代表—你看到没有他厉不厉害，刁不刁—此行只是为了投降前的联络，所以没有委任状—人来了，没有委任状，你要查我身份，查不出来，你要我提供，没有，你要不要我，我在这，蒋介石接受这种局面，好，不追究了。
看到没有，我李敖写文章说，这个不带委任状的家伙，神气的还不只此。我们再看他说的，国民党这边给他的备忘录，这个今井武夫拒绝接受，你看到没有—我拒绝接受备忘录，何应钦上将以宽容的胸襟撤回了备忘录—给你备忘录给你带回去，我拒收，投降的人拒收，何应钦看他不收，不收就不给了，就这样子。蒋介石手下的这个人，当然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对一个战败的日本的少将，都这样子“以宽容的胸襟”，全不计较，不递委任状也不接受备忘录，蒋介石这个手下全部接受。我们再看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他在芷江呆了三天，碰到一个妙的事情，先接洽，后来在南京签降，到南京签降时候，他看到，怎么这么面熟呢？原来九月间他看到了有人到南京，一个已经是少将级的军参谋副长，就副参谋长，一个呢就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看到这么两个人面熟，开始还吓了一跳，为什么面熟呢？因为这俩官都很大，一个是上校，一个是副参谋长，可是，当时在芷江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两个人也不是副参谋长，也不是上校，他们在芷江的时候，是为了适合他们的临时任务，所以才特地带着低级的阶章。至少都是上校了，戴的是尉官或者士官的这个官阶的，为什么？要跟日本人接洽，又不能够找那些低层的人，他们不了解情况，就把他们这些上校级的人化装成尉级军官，校级军官化装成尉级军官，来照顾今井武夫。所以到了南京以后，今井武夫就看到他们，说你们怎么升官升得这么快，怎么两个月不见，三个月不见，升官这么快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在芷江三天跟今井武夫谈了判，今井武夫又拒绝接受递出委任状，拒绝接受备忘录，还要跟他们纠缠半天，最后怎么样，大家还抱在一起哭，看到没有—这些人竟和我们互相拥抱而哭，随着又很高兴地谈话—像什么话？！你们是战胜者，是中国人的将军们，日本人来投降，日本人在中国抱你们中国女人，抱得不够吗？结果来投降的时候，谈判的时候，还抱着日本人哭，你说蒋介石手下这些混蛋可不可恶？这就是国民党干的事情。
为什么我李敖看不起国民党，恨国民党？你们都以为说蒋介石关了我，我恨，把我看得太小了，这些记录都被我们查出来了。我们再看，然后蒋介石派人到南京来正式签降，接受了，这些大员下了飞机，叫日本军人来，大家举行这个投降仪式了，飞机到了，冈村宁次没有出现，没有来接—你们来了，我理都不理，不接，来迎接他们的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一张名片，日本人拿了名片看，这是我们总司令来欢迎你们，晚饭是今井武夫请的，冈村宁次等大员全都不来，什么叫大员啊？冈村宁次或者参谋长都不来，由这个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跟国民党这些中将上将来见面，然后谈判，谈判最后说，冈村宁次总要过来看我们，国民党这边就答应日本人，看到没用，我们指示陈倬对日方说，冈村宁次大将来的时候，国民党这个大将们到室外去欢迎他，并且叫卫兵向日本的冈村宁次敬礼，那冈村宁次就答应来了。冈村宁次然后说，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来，国民党的大将说，我们不能去到你们家去，后来日本人就吓唬国民党，说我们冈村宁次大将要自杀，要切腹，打败了他不要活，那国民党吓死了，就派人去看他，最后给冈村宁次看什么？看投降的文件—你向我投降，我怎么给你看文件呢，你签字就好了，国民党你看没有，冈村宁次在投降前，早就看到了降书的内容，在国民党的大员冷欣将军回忆，他说曾于签字的前夕，九月八号晚间，秘密先给冈村宁次将军以阅读的机会，随即收回，并且约定一不许抄录，二不准提修改意见，三不得于签字以前宣扬，换句话说啊，等于给你打Pass，给你小抄，告诉你你要签字的内容，先给你看过，表示友好。
这还不够，看到没有，按说投降，日本人降将要把武器交出来，象征性的武器交出来，那什么东西啊？军刀，日本人的武士刀要交出来。问题来了，看到没有，有人说按照投降惯例，投降代表需要交出武士刀，结果蒋介石的手下怎么办？当然是蒋介石同意的方法，偷着把打Pass给冈村宁次，你带刀来就要交，当场献出刀来给我们，如果刀不在身上，就算了。所以何应钦跟冈村宁次，在日本签降以后十一年—看到没有，在一九五六年的日本《文艺春秋》四月号，有国民党的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的会见—就在投降十一年以后，在日本有这样的谈话，冈村宁次说，签字前的九月七号，您，就是何应钦，您的参谋到我宿舍来，秘密告诉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刀来，但必须在礼堂内缴纳一把刀，呈交给何应钦先生，否则呢就不带刀，不带也可以，问我选择，你要带刀来，你就要交出来，你不带刀，我们也不追究，所以何应钦说，你们没带刀来，当然就没带来，所以冈村宁次说，没有带刀。然后按照规矩，你向我投降，你向我敬礼，而我呢，我不要回礼，大模大样坐在这里，享受一个战胜者的一个快乐。可是冈村宁次回忆，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而由小林参谋总长呈现给您的时候，您却站起来给他回礼。看到没有，这个照片拍出来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看到没有，他站起来给他回礼，还接受这个降书，他可以不站起来，他站起来了，结果这个腰出了问题，看到没有，腰板太弯了，尤其远看，这个接受投降的何应钦将军，腰比他还弯，丢人丢死了！看到没有，丢人丢死了！这就是笑话出来了。
这就是我李敖根据这个照片，再根据日本鬼子今井武夫的回忆录，再根据日本人的《文艺春秋》这个杂志，追寻当年日本人所谓这个投降典礼的真相，我们全部都查出来了。国民党这样子低三下四，对日本人这个恐惧，给日本人偷偷打小抄，跟日本人私下拥抱，这个日本鬼子怎么会看得起你啊！后来冈村宁次无罪给放回到日本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抗议之下，放到日本去，蒋介石后来跑到台湾来，请冈村宁次到台湾，要求冈村宁次给他组织一个日本人的训练团，来训练蒋介石的这些无能的将军们，冈村宁次答应了，就组织了一个团，叫做白团，白颜色的白，白团，一直给蒋介石作秘密的训练。直到最后被美国人发现，美国人抗议，美国人说，你蒋介石就要靠着我美国人，跟这些日本人扯在一起干什么，就强制蒋介石把这个白团撤销了。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故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对日本人这些降将低三下四的事情，被我李敖完整地揭发出来，所以当我今天说，你们这些人的低三下四，引起日本人看不起，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这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干的事。
李敖的文章中，我本人最喜欢这一篇。
文中说的两个陈少校（不是士官或尉官，李敖的记忆有误）。一个是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少将陈应庄（一作陈祖贻），湖南长沙人，留日学生，在北京做过记者，后来任长沙绥靖公署新闻处处长，１９４９年８月４日随程潜陈明任在长沙起义，留在了大陆。一个是陆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陈昭凯，福建福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来去了台湾，任国民党特务学校校长，官拜中将，著《日本政界人物录》等书。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专设一题，名为《胜败双方的友情》，其中说他们一行在芷江停留期间，始终由接待的两名将校陪同，“大家围一圆桌而坐，虽然是农村饭菜，每餐都准备了丰富伙食，尽量饱餐。”
这两名将校，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何应钦的心腹。今井说：“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所谓任务特殊，今井一语道破：就是为了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
今井武夫说：这次会谈中特别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冷欣副参谋长发言的内容。冷欣为亲自进驻南京，而要求日本军用书面保证安全。他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领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未免有些滑稽之感。他认为：“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上取胜，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今井还说：“中国方面向日本军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军械军需品、设备及财产的接收问题显得特别关心，再三强调要妥善接收，坚决要求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特别是与冷欣中将的协议，几乎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在中国军进驻以后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明。大小纠纷多半都是围绕着接收武器和金银财宝而产生的。也就是：对没有接收权限的部队向日军强迫接收，如加以拒绝，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正式办理接收的人，在公开接收之外，又要求表册以外可作黑市买卖的物品；或者为了看中拥有财宝的人，即使毫无关系，也当作战犯加以逮捕；而确实获得不法财宝的人却能免除汉奸罪不予逮捕。因此，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就垂危了。”
这话出自一名战犯之口，一方面流露出他们不承认战败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争的事实，国民党对投降者的“友善”，是与他们贪敛的欲望相一致的。
关于何应钦，今井武夫称何应钦到芷江，是对日本投降代表“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加以慰问”。后来，冈村宁次在回忆9月9日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心态时，有一句令人惊讶的话：“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摘自《扫描多色的八一五(7)》
这两名将校，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何应钦的心腹。今井说：“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所谓任务特殊，今井一语道破：就是为了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
摘自《扫描多色的八一五(7)》
文中说的两个陈少校（不是士官或尉官，李敖的记忆有误）。一个是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少将陈应庄（一作陈祖贻），湖南长沙人，留日学生，在北京做过记者，后来任长沙绥靖公署新闻处处长，１９４９年８月４日随程潜陈明任在长沙起义，留在了大陆。一个是陆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陈昭凯，福建福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来去了台湾，任国民党特务学校校长，官拜中将，著《日本政界人物录》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