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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去广西时间考并附周恩来的前任:师爷杨殷

(2005-12-31 11:51:44) 下一个

由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炳章(Benjamin Yang)先生写的《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1998)里面说,1929年9月,由于前军事部长杨殷的死亡,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部长,李立三成为总书记。大概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和李立三就指派龚饮冰和邓小平两人到广西去,龚饮冰是中央和广西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邓小平是派驻广西工作的中央代表。杨翰章的著作中说邓小平和龚饮冰是10月中旬到达广西南宁,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平息了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叛乱,理由是史料的记载中,邓小平在广西的时间,是10月30号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

杨先生在他以英文出版的书(另外有日文版和韩文版)中说,邓小平在其晚年有一可笑的弱点,就是习惯于夸大他年轻时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在百色起义前后,就是一贯的正确,一贯的作用巨大。例如说自己去广西之前就是中央秘书长,例如说自己在1929年7月份就到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了广西全省的农运和兵运,例如说自己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和前委书记,例如说自己一贯支持而不是打压李明瑞和雷经天,例如说是自己抵制而不是接受了立三路线,挽红七军红八军于即倒。其实,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杨先生认为邓小平的女儿和官方历史学家们一方面夸大邓小平在广西起义准备中的作用,譬如说邓在1929年6月份就到广西。另外一方面又推脱邓小平在红七军和红八军战斗失败中的作用,把这些错误都一股脑儿的推卸给李立三、邓岗、和叛徒龚楚。

对于杨先生的这些观点,笔者知道这是基于当时史料进行的比较合理的推测,但也不能完全的苟同。例如,关于邓小平被派到广西的时间,虽然从时间上说,笔者也不同意正史上说的邓小平到广西的时间是4月份(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6月份(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革命史略》)、7月份(陈欣德:《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邓小平的女儿邓毛毛(Deng Maomao)在写她爸爸的书中(My Father:Deng Xiaoping, 1995)所声称的7月-8月份,以及王家进更为具体的7月8号(《革命先驱贺昌》)。

这是因为,根据笔者自己掌握的材料,邓小平确实的担任过俞作柏广西政府的秘书职务,所以,他到广西的时间,应该是在俞李起兵反蒋之前,而不是之后。查广西党史办《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一文,知俞李通电反蒋的时间,是在10月1日。再查上海档案信息网,知道周恩来的前任杨殷,确实于1929年8月30日去世。所以按照官方宣传,如果邓小平是周恩来派遣去广西的,那么他被派往广西的时间,应该是在1929年的9月份。

笔者查邓毛毛英文版《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记载,邓毛毛说她后来采访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贺昌的老婆黄慕兰(音译)。黄说邓小平到广西的途中,曾经过香港,并和贺昌聂荣臻一起吃过饭。后来贺昌到广西参加广西党代会并发表讲话(注:也有人认为,是贺昌先去的广西,当时的中共广西特委归广东省委管辖),会后贺昌很快从广西回香港,黄说邓小平也在这个会上讲了话。

可是查广西方面的史料(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民主革命时期南宁党史概况》),知广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的时间是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广西特委委员和各地代表共19人出席大会,并只说贺昌在会上做了详细的政治报告,没有邓小平什么事。其中有一篇文章中说9月中旬,邓小平与广东省委代表贺昌还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贯彻“六大”路线和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总结广西党的斗争经验,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

奇怪的是在那么重要的会议上,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为什么没有作报告?另外中央刚刚派了代表来,为什么广东省委书记又要一起跟过来?还有既然邓小平很早就到了广西,中央的会议精神为什么到九月份才传达?所以邓小平女儿的话未必可信。即便是这个采访可信,那么邓小平到广西的时间,应该也是在9月上旬,而不是从七月到八月份。

另外黄慕兰本人发表的回忆录,黄说邓小平到广西的时间是1929年11月份(“192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红七军、红八军开创革命根据地,他取道香港去南宁时,我们夫妇和聂荣臻夫妇同他有过好几次愉快的会面。”)。所以如果邓毛毛的这个采访不可信,那么邓小平到香港的时间,应该是在贺昌从广西回来之后,也就是说是9月的中下旬。

那么王家进的7月8日说是否可信呢?看一看王家进的原文是怎么说:“1929年7月8日,邓小平来到香港。他是受中共中央派遣途径香港前往广西去开展革命活动的。……他到香港后,即与贺昌、聂荣臻取得了联系。在贺昌的安排下,邓小平先住在香港的一家旅店里。一天傍晚,邓小平还来到贺昌、聂荣臻住的公寓里,共同研究了广西党的工作,贺昌、聂荣臻还在他们的住处招待了邓小平。”这个出处,显然的来自于邓毛毛的采访。而且王文接着说:“数日后,贺昌和邓小平去了广西南宁市,找到了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广西特委召开了会议,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的党组织都派了代表,贺昌也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

邓小平在香港,肯定不会待两个月吧?

查60年代的〈邓小平自述〉,邓小平自己说他在南宁大概待了一个月,然后才举行南宁兵变。“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现在知道,南宁兵变的时间是1929年的10月12日-15日(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邓小平与南宁兵变》,2005)。假如此一说法可信,那么邓小平到南宁的时间,应该是1929年9月中旬。在《邓小平革命生涯的第一度辉煌》一文中,也有邓小平到广西的时间为9月初的说法。在邓毛毛另外一本书中,也说:“大约在9月间,父亲和龚饮冰到达南宁”。

在邓小平的自述中,他说是在“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显然,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记忆有错误。所以他的所谓的“七八月份”应该是八九月份的误记。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邓小平很早就认为百色起义的日子是11月7号,而不是后来认定的12月11号。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1-1949)》上面说:1929年9月27日(农历8月25日)时,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等通电宣布独立。此时共产党重要人物龚楚、张云逸、徐冠英、邓小平及作柏弟作豫均在广西活动。

综上所属,邓小平被派往广西的时间,既不是党史和邓女儿所声称的7月份,也不是杨先生推断的10月中旬,而应该是在1929年9月中下旬的某一天。

2005年12月31日。

附:“师爷”入党----记杨殷

杨殷(1892-192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4年,在上海根据革命党指示投弹炸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曾率团来上海支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罢工斗争。广州起义时,任西路军作战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代主席。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常委。1928年秋,到上海任中央军事部部长。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被捕。30日,被秘密杀害于龙华。

1922年,南方广州,一天大雨滂沱,西江关盐务稽核处走进两位避雨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的早期成员。当他俩走进稽核处高级职员----师爷的办公室时,眼前见到一位富态十足的人,约摸三十来岁,穿着长袍,胸前垂着一根金表链,圆圆的脸留着两撇浓浓的胡子,双眼微微闭着,脑袋正一歪一倒地打着瞌睡,脚边跌落着一本没有看完的书,此情此景,真令人忍俊不禁。其中一个年轻人出于好奇,俯身拾起那本书,想知道这位养尊处优的师爷在看什么书。当他随手翻过几页后,却显出十分惊讶的脸色,原来,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当时传到中国还不久,而整篇地翻译成中文的本子,由于印刷出版及发行范围的局限,市面上流通数量更少,所以一般市民是不容易读到的。可是这位师爷怎么会得到这本书的呢,这两位共产党员纳闷之际,那位师爷也醒了,见来了客人,忙招呼坐下。经过一番寒暄,才知道,这位师爷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所要联系的对象——杨殷,而且与其中一位还带些亲戚关系呢。

  杨殷素来仗义好客,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两位就是自己盼望的共产党组织的成员,照例是热情接待,见他们对那本书感兴趣,便指着书,津津有味地说,这本书写得挺好,写书的人,一个姓马,一个姓恩,他们在书中说将来的社会,不能有压迫、剥削。我劝你们俩年纪轻也好好读读,中国将来也得走这条路。这两位地下党员当然也懂得《共产党宣言》中的道理,但见杨殷介绍得如此诚恳,如此认真,也不忍打断他的话,只是点头表示赞同。杨殷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还特地叫人把《共产党宣言》送到他们手里。

  这位热心介绍宣传《共产党宣言》的师爷,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来历。早年,他就是个著名的反清反袁斗士。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所篡夺,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压迫,杨殷目睹此情此景,心痛欲碎,决心投入反袁斗争。1914年,他从香港来到上海,由国民党党员转为中华革命党党员。这位温文尔雅的师爷当年还是上海一次刺杀活动中的主角。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心腹,专事镇压革命,杀戮革命党人的勾当,一身血债。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北火车站遭到暗杀,他就是幕后指使人之一。匿居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多次聚会,决定以牙还牙,铲除这个民愤极大的罪魁祸首。杨殷血气方刚,决心牺牲自己,为民除害。他在革命党同志的安排下,探悉了郑汝成出巡的规律,一天他化了装,腰间揣着炸弹,预先在郑汝成经常出没的地段埋伏着。当郑汝成骑着高头大马,在卫兵的簇拥下穿过马路时,杨殷果敢地向他掷出炸弹,霎时一声巨响,尘土飞扬,把个老奸巨滑的郑汝成炸了个人仰马翻。趁着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杨殷从容撤退。惊慌万恐的军警挨家挨户搜捕可疑人员,杨殷这时已在附近的一间理发店里坐定,镇静地让理发师傅为他剪发修面。这次勇敢的冒险,为他赢得了声誉,而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没能当场把郑汝成炸死,太便宜了这个老贼。当然,郑汝成最终没能逃脱革命党人的制裁,1915年11月10日,在外白渡桥附近被杨殷的革命同志所击毙。

杨殷“师爷”的“桂冠”,是在1917年的护法运动中开始被人戴上的。那年9月,孙中山由上海到广州,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独裁,树起了护法旗帜,召开国民非常会议,成立护法政府,被推选为海陆军大元帅。杨殷是孙中山信得过的人物,应邀到大元帅府参军处工作,同时兼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在青少年时代,杨殷曾在澳门拜过少林拳师,学过几套拳术。他忠于职守,常随孙中山、宋庆龄出入,成功地保卫了他们的安全。在参军处,杨殷还多次直接向孙中山献计献策,建议发展革命军队,加强警卫力量,防止反革命的突然袭击,他的意见得到孙中山的赞许。由于他的足智多谋和保卫大元帅府的功绩,革命党人和市民群众尊称他为大元帅府军机处“师爷”。护法运动失败后,杨殷去码头送别孙中山,自己留在广州,坚持革命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南方的传播,使他得到了极大的启示,看到了新的希望,经历过一系列斗争实践锻炼的杨殷,这时已认定和决心走新的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成立后,杨殷设法通过亲戚与党组织联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党组织对杨殷的历史和特殊身份经过了解和研究,决定派人联系,对他进行考察教育。杨殷那天雨后在盐务稽核处遇到的两位年轻人,就是党组织派出的。

1923年春,杨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那两位最初与他联系的青年共产党员。入党后的杨殷,为了专心致志为党工作,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盐务稽核处“师爷”的职务。那时,杨殷不仅薪水高,而且家里也很富,有楼房、地产。因此,党内有的同志见到他,就会戏谑地说,瞧,我们把卢俊义拉来了。卢俊义是小说《水浒传》里的大财主,最后逼上梁山,反对官府。杨殷家财富有,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为了帮助党解决活动经费的困难,就把家里的几幢楼房和故乡的田产都卖了,还把已故妻子留给他的纪念品及珠宝、首饰都一齐捐给了组织,作为革命经费。他还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出色才干,在省港海员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继续担任“师爷”一类的重要职务,如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广州革命政府公安局顾问,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顾问等,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小辰摘自《上海革命烈士风范》  作者王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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