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今晨透露，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辞世，享年86岁。
对古文字、古代历史、古代文明的研究伴随李学勤一生。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等职务。李学勤夫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从来不买文物，家中没有一件古董。
李学勤1933年出生于北京，他从小爱读书，经常不吃早饭或者午饭，省吃俭用买书来读。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学时，李学勤就曾听人说，最难学的是甲骨文，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留心甲骨文，一有时间就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自学甲骨文。20世纪50年代，李学勤到清华大学读书，他的同学钱耕森等人曾应邀去他家玩，对其藏书之丰富印象深刻。钱耕森回忆道：“参观他的书房时，我们无不感到很惊奇！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学术名著。因此，它并不像一个中学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刚进大学的低年级的大学生的书房，倒像是一个研究生的书房，甚至倒像大学里一个年轻的老师的书房呢！”
李学勤原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他在甲骨文领域自学成才，以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论著目录》为线索，把其中提到的中外甲骨学论著全部阅读了一遍。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参与了《殷墟文字缀合》的编写。50年代后期，他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并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的指导下，不断培养自己研究和看待问题的理论高度。
到70年代，李学勤提出了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即把甲骨分类跟甲骨断代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这是甲骨断代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进展，由此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李学勤力图用“两系说”取代传统的分期断代法。在他提出新说后，甲骨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1992年，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围绕这个口号，他也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相关命题，使得“走出疑古”成为了一种思潮，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前，顾颉刚等“疑古派”对中国古典文献表示彻底质疑，他们把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中国五千年历史砍了一半。在李学勤看来，“疑古思潮”的先辈们对若干古书提出的怀疑有些不适当或者不必要，这样会造成一种偏向，导致很多古书研究中出现“冤假错案”。所以，他认为，“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也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之下，1996年，李学勤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将中国有据可依的历史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一直推到夏代初年。他还提出，过去，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因为西方国家的偏见而被贬低，“对那些被贬低的中国古代文明加以纠正，是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
2008年，散落于香港的战国时期珍贵竹简入藏清华大学，被称为“清华简”，它们的下葬时间是战国中晚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内容多为“经”“史”类典籍，因为“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备受瞩目。在李学勤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这2500多枚国宝中。从2010年开始，李学勤和他的团队以每年出版一辑的速度公布清华简的内容。在《走近清华简》一书中，他说：“清华简读起来太激动，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心脏会受不了。”这样通俗易懂的语言也让公众意识到了清华简的重要性。
李学勤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同辈学者，他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很喜欢用一句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指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
走出“疑古”时代：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
古代中国是一个最为扑朔迷离的历史学时代，头绪纷乱又支离破碎，本来不多的文献史料，在一些想象力丰富的文人那里羼入了神话的虚妄，在一些苛刻得有如酷吏的史家那里又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
按：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这两大发现至今已逾百年，甲骨学和敦煌学至今方兴未艾。海昏侯墓出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考古热至今热度犹在。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奇，地下究竟还藏着多少古代中国的奥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此文借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对古代文物文献的出土带给历史学乃至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加以了深度解析。
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
——读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文 | 葛兆光
当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学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的时候，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却在经历着一些不平常的变化。二十年来，考古发掘的和偶然出土的简帛文书实在不少，尽管公布得很慢，慢得让人着急，但仅仅这些陆续面世的部分，就已经足以使比较敏感的历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惊喜与困惑，也使已经成为“定论”的古史系统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瓦解与改写。五十年代的甘肃磨咀子之后，七十年代的马王堆、银雀山、睡虎地，八十年代的双古堆、八角廊、张家山、包山，据说九十年代又有荆门和连云港至今未发表的惊人发现，这些涉及先秦两汉诸子百家数术方技法律制度几乎无所不包的“简帛佚籍”，让我们不由暗自惊叹，地下到底还埋藏有多少古代中国的奥秘？
地下还有多少古代中国的奥秘？谁也不敢说。不过，就是近年来已经发表的简帛佚籍就已经足够历史学家琢磨一阵，本世纪初的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两大发现到现在已将近百年，甲骨学和敦煌学至今方兴未艾，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没有一个长时段的清理是不可能说清它的意义的，现在的我们只是从一道刚刚推开的门缝往里看，一片朦朦胧胧。李学勤先生这部书就仿佛是把这个幽深而广袤的古代世界大门的门缝再推开一些，让我们看得再清晰一些。于是，就在这一道还不算宽的缝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中国的一些原来面目，它并不像过去所说的那个样子，好像要丰满得多，复杂得多。
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为书名，大概是以简帛研究考据校订为“矢”而以学术史重写为“的”。这不是我的推测，因为在第一篇《通论》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明白，“我国的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是必须重写了”。
“重写”在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最早大概是重写文学史，然后是重写艺术史、哲学史、文化史……，不过，“重写”两个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人们对过去的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文化史感到不满，因为简单而武断的理论框架控制着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背景，使丰富的历史现象变成所谓规律公式的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可是，由于缺乏真正能够笼罩全局的新的思路，也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文献发现，于是步履维艰，勉强重写，重写的历史也常常只是旧的历史的排列组合，仿佛《西游记》里的孙行者，虽然改了名字叫做行者孙、者行孙、行孙者，翻来复去，依然在银角大王的一声唤中落入净瓶，至少在我有限的视野中，至今还没有看到特别成功的例子。可是，以简帛的考据释读为契机的“重写”却不同，它的背后是历史文献的发现，是历史事实的变更，是历史线索的重新梳理，于是“重写”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像世纪初的甲骨卜辞之于商周史、敦煌文书之于中世史一样。
古代中国是一个最为扑朔迷离的历史学时代，头绪纷乱又支离破碎，本来不多的文献史料，在一些想象力丰富的文人那里羼入了神话的虚妄，在一些苛刻得有如酷吏的史家那里又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信古者在“五帝”前面还加上“三皇”，全不顾太史公“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暗示，如唐代给司马迁补《三皇本纪》的司马贞；疑古者则截断众流，把《诗》以前的历史加上括号放在一边，也不管思想的历史有流也有源，如近代在北京大学讲哲学史的胡适。信古者那里好像文献史料一大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把历史学的史料库当成了杂货铺，疑古者那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作伪的嫌疑，小心翼翼地把古代中国的史料剔得只剩下几根骨架，好像在爱克斯光透视下的人体。近代以来，“信古”者渐少，而从乾嘉考据学那里承继下来的实证学风、从近代今文学家那里受到启发的怀疑主义，在近代科学思潮的挟裹下演出了历史学界最富于挑战性的“疑古”之风，于是，相当多的文献与旧事被摈弃在外，而剩下的史料在约化的理论背景下被编织成一条中国古代的线索。殷商信神尚鬼、周人崇天敬德、春秋礼崩乐坏、战国百家争鸣、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独尊儒术，仿佛已成公式，把绵绵的思想与文化的几百年历史简化成几页薄薄的教科书。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易》《诗》《书》《礼》《春秋》、诸子百家加上《史记》的古史系统，早已被古史辨以来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潮冲击得七零八落，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仿佛是一件并不结实的旧褂子，在过分追求干净的人手里被反复揉搓，洗去了污垢之后，褂子也已经褴褛破碎。像《文子》《鹖冠子》《尉缭子》《鬼谷子》一大批被称为伪书的文献被破字当头的怀疑主义一下子打入另册，更不要说《周礼》和《古文尚书》，看看张心澂的《伪书通考》开列的那一堆书名就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史学家仿佛一个过分严厉和挑剔的检察官拿着一个过细的筛子，历史文献稍有疑问就不能通过他的关卡，这种方式在精确中牺牲了想象，在小心中放弃了可能，因噎废食划地为牢，既拒绝了线索，也丧失了历史的丰富。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李学勤先生在我们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上作了一次半即兴的演说，这就是后来由李零等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期上的《走出疑古时代》。演说的内容比发表的要丰富得多，不过大概的意思就是结语中所说的：“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从弥漫的怀疑风气中走出来，对古老的说法多一些承认，给现存的文献多一些信任，重写古代中国的学术史，这似乎就是本书的意思。
走出“疑古”的时代，说来容易做来难。有人早就提出，历史学应该经历“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据说是冯友兰先生的发明。不过据我看，从“信古”时代到“疑古”时代，因为伴随了科学与实证的思潮，变化比较清晰与明显，但从“疑古”时代进到“释古”时代并不容易，因为释古必须有古可释。古史的文献资料摆在历史家面前，是信是疑总得有个态度，不可能半信半疑。在“信古”立场看来，所有可信之古史均在应释之列，这并不成问题，从“疑古”立场看来，所有古史之可信均在应审之列，解释只能解释那些通过审查的资料，这也不成问题。可是“释古”究竟应该解释哪些“古”，是把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一起解释，还是只根据那些筛选过的资料解释，实在还是一个问题。“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一样，后者是史料的甄别，前者是史料的使用。所以，“释古”与其说是一个必经阶段，还不如说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期待的一个理想结果。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的序言里也说“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疑古派）审查史料及（释古派）融会贯通两阶段”，换句话说释古派也是从怀疑开始的，如果没有可以真正成立的古代历史文献，释古派其实无古可释。真正能够使“释古”成为现实的，必须等待新的史料如这些过去埋藏在地下的文献的重新面世，这些不为世人所知已久的“秘籍”的出现，不由得人们不去重新理解古代中国的原来面目，不由得人们不去重新解释古代中国的知识世界，新资料对旧文献，出土的佚籍对现存的经典，于是“释古”成为可能而“重写”将成必然。
不过，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之前，其实要作很多基础的功夫。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在这本书中，李学勤先生尤为用力的是在实践他那次演讲中所提到的古籍“排队”，即“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学术史说起来首先是古人著述系列的历史陈述，写学术史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资料的长编，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之前一样，资料孰先孰后，却是关系到学术史脉络的关键所在。过去出土的如子弹库楚帛书、近年出土的如睡虎地秦简，银雀山、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帛书，就是重新建立文献系统的几个定点。按照李学勤先生的思路，这是一个可以分为三步的程序，首先是对出土简帛佚籍本身进行校勘、考证，确定其成书年代（而不是写定年代或入葬年代），然后将现存典籍与其比较，根据其文字、词汇、思想，参照有关记载，辨别它们的早晚前后，并对它们进行排队，最后才是依据这种次序清晰起来的文献系统，来阐述学术与思想的变化。
举一个例子。如《楚帛书与道家思想》中论证楚帛书的下限是公元前三百年，他把这一时间点置于《老子》到《淮南子》也就是战国到西汉的道家思想系统中。他发现，马王堆之《观》一章的神话系统中，与《老子》一样，没有包牺，而楚帛书《四时》一章亦同，可是《文子》则在神农与黄帝之间加上一个包牺，因此要晚于上述几种典籍。但七十年代定县汉墓曾出土《文子》，《文子》应早于《淮南子》，《〈鹖冠子〉与两种帛书》又根据马王堆帛书《称》与《道法》两章中一些段落与《鹖冠子》的承袭关系指出两种帛书应早于成书于秦始皇前的《鹖冠子》，因此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在同一节中又对马王堆《黄帝书》进一步加以讨论，他根据“五正”这一思想的痕迹，指出在马王堆《黄帝书》与子弹库楚帛书《天象》及《鹖冠子》之间有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对典籍加以系连，那么，本书指出，《黄帝内经》引用过《黄帝书》，是《黄帝书》早于《内经》，《战国策》之《燕策》引过《黄帝书》中之《称》，《燕策》明记在公元前三一四年左右，则《黄帝书》应早于此时，而《黄帝书》与《国语》之《越语》中范蠡的言论大有相似，而《越语》中范蠡语为实指，又比《黄帝书》之泛论来得早，这样，思想的传承系统就渐渐清楚起来，我们不妨将这些结论列出一份文献的次序表：
《老子》《越语》（战国早期）——马王堆《观》《称》 / 楚帛书《四时》《天象》（战国中期）——《文子》《鹖冠子》（战国晚期）——《淮南子》（西汉）
这样，对于道家的神话系统、关键概念、思想倾向的历时性梳理似乎就容易得多了，对于过去一直不得要领的道家思想与黄老之学的传递转承关系也有一定的文献线索，而对于道家与兵家的纠葛，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启发。
丰富的简帛佚籍传递了纷纭的消息，在本书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有趣的信息，仔细看看，发现在似乎简单的对勘、考证、比较中，有相当多的课题隐藏在简要的叙述之中。张家山汉简《盖庐》与现存的《越绝书》及已佚的《伍子胥》之关系，睡虎地秦简与《墨子》中之《城守》及墨家禽滑釐一派在秦地流传之痕迹，马王堆帛书《称》与《逸周书》之《周祝》及其与《慎子》成书之先后，此外，如张家山汉简《引书》与《老子》、《算术书》与《九章算术》、马王堆帛书《易》与今本《易传》，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是一个课题，且需时日深入研究。也许是李学勤先生太匆忙的缘故，也许是出土文献来得太多的缘故，本书在相当多的地方是一闪而过。但是，就是这一些看来简单的提示，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有趣的启发。不妨看一个例子，如对于治文学史的人来说，关于马王堆帛书《称》与《周祝》可能均为太祝六辞之隽语集成的说法，关于放马滩竹简中的传奇故事与后世志怪小说有渊源的说法，是否都是可以作为文学起源的话题，而对文学史家有拾遗补阙的启示？
什么是“学术史”，我与李先生的看法并不相同。据我的体会，似乎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史”三字用的是旧义，其实包含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思想史、文化史在内，范围颇广，本书所论既有儒、墨、道、阴阳、五行、兵、法诸家形而上的思想，也有制度、法律及民间生活等形而下的内容，为了方便，我们姑且按照这一称呼，把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演变历史统称为“学术史”。
历史学对于古代中国学术史的描述，自从本世纪以来，渐渐成就了一个难以挣脱的范型，章太炎还相信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到了胡适的眼里，就成了不合情理的伪说，过去史传对于诸子的记述，到了古史辨派的时代，就大多不可信了。剔除可疑的伪说，留下证据确凿的记载，按照进化论的秩序，想象学派之间的矛盾，填补史料匮乏而出现的空白，用思想进化的逻辑修复理路的环节，人们已经构造了一个条理清晰、线索分明的古代中国的“学术史”。但是，当出土文献不断面世时，这个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十分清楚的历史叙述，就出现了问题。问题之一就是，过去为诸子百家所排列的时代先后秩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一些被排在后面的著述现在看来要排在前面了，过去一些被剔出去的著作又要挤进学术史的行列了。《周礼》似乎成书时代要比我们能够接受的还要早，《易传》看来至少要放在战国中期而不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礼记》的一些篇目大概也不是汉儒的凭空编造而是渊源有自的先秦著述，《吴越春秋》在《日书》的比照下也可以相信它“包含着年代较早的内容”，《说苑》《新序》被证明它们所记载的先秦史事确实不是刘氏父子的向壁虚造，就连《孔子家语》《孔丛子》这样的书，也可以在出土的简帛中找出源头，而被当做古籍辨伪范例的《古文尚书》，是否孔安国伪造也渐渐成了疑问，至少《文子》《尉缭子》《尸子》《鹖冠子》的由伪而真，就使过去看似定论的古书序列充满了疑窦。问题之二就是，过去看上去很清白的纯粹思想家也不那么纯粹了，那个时代的学术史也不是仅仅由那些思想家的思想表述构成的了，在今天考古发现的简帛文字中，数术、方技、兵家、法律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子弹库楚帛书、银雀山汉简《孙武兵法》《孙膑兵法》，马王堆汉帛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张家山汉简《汉律》《引书》《脉书》，睡虎地秦简《秦律》《日书》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七略》《汉志》对古代文献的分类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当时学术的现实，一方面说明只看重儒墨道法思想序列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并不吻合社会的实际水平，就是那些看似虚玄的思想，其实也有其非常凿实的知识背景。像孔子思想，虽然多数在谈社会伦理等形而上的话题，但其思想却与殷周之礼仪有极深的渊源，马王堆帛书《易传》中之《要》就说到夫子自道“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所谓“殊归”只是“我观其德义耳”，仔细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学术史“同源而异流”的脉络。又像道家及黄老之学，表面上多是在谈天道等超越之思，但实际上与古代天文历算占卜医方之学难解难分，如《越语》下范蠡之论“时”“天时”，李学勤先生就指出“看似抽象，实与阴阳数术相通”，与“战国至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及阴阳数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李学勤先生此书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为我们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通过地下简帛与现存典籍的考察为部分学术史文献重新排了次序，纠正了过去的偏颇与失误，通过各种文献之间的关键词语、思想表述的比较为学术史寻找了知识背景，使学术史的描述更贴近当时的文化土壤。不过，在这两方面我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首先，是对于古代文献的某些记载是否仍应保持一些怀疑与警惕？“走出疑古时代”的意味并不是“回到信古时代”。为了矫枉，过正当然难免，但是有时太过相信古书中的某些成说，又有些令人疑惑，本书中有的地方在考证古书时过于凿实，如从某书传承系统的记载寻找简帛佚籍的具体传人，从文献与文献的一些相同段落或词语论证彼此的承袭关系，我以为多少有些过于落实。古史记载难免挂一漏万，儒分为八，传承系统已经不太清楚，道有多家，就是一个老子加上一个庄子，其前后的师承授受也还是谜，偌大的中国，上下几百年，文化流传的脉络和知识教育的系统实在不是一两部《史记》说得清楚的，与其一一对号入座，不如雾里看花；而现在考古发现也说明，同书异源、同源异书、分分合合、拆拼组合，是战国古书的常事，那时既没有署名之利，又没有版权之争，思想流派之间也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辗转抄撮，钩玄摘要，改头换面也极平常，所以字面或句子的相同未必一定有直接关系。其次，是关于先秦思想流派的互动关系，本书指出了思想流派的交叉影响，也指出了阴阳数术五行思想对各种思想的渗透，但是我总是觉得，阴阳五行在战国时期究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流派，还是一个当时社会的总体的知识背景，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阴阳五行在古代中国是从天文、历算、礼仪、占卜、历史、神话等等知识中被人们逐渐体验到的一种宇宙观，数术方技以此为基础的土壤，儒道思想何尝不用它为自己的背景？庄子说“道术为天下裂”，思想者各持一端，不过“本是同根生”的渊源则使他们在知识背景上不会相去太远，所以，不必说“晚周到西汉初阴阳家思想盛行”，从而影响儒家如《洪范五行传》，也不必说楚帛书中之语句，证明道家对阴阳家有影响，有可能阴阳五行四时八方的思想在当时本来就是“资源共享”的。《太史公自序》里“论六家要旨”将先秦思想分为儒、墨、法、道、名、阴阳，只是汉代人为整理历史思路时，对此前纷纭的思想史的主观概括，有了这种后设的框架，历史与思想才能清理得有条有理，但我们却不必以为先秦思想世界真的已经自报家门竖起了大旗。
有一次与李学勤先生同车，我冒昧而直率地提到我读此书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可是有很多课题却在此书里滑门而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从内容到文字，都有些太匆匆忙忙的味道。现在想来，这也许是过分的苛求，因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实在给我们提出了太多的挑战，丁公村的陶文是不是文字？良渚玉琮到底是不是通天的法器？濮阳西水坡蚌壳堆就的龙虎之形是否天象中的青龙白虎？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图案究竟象征了什么？这些都不必说了，就说出土的简帛佚籍，它的出现使得清代考据之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古代中国文明，古代中国学术史也许从此不再是少数思想家连缀起来的序列，而是一个活生生地存在过的生活过的世界，不再是那几十种著述前后相继的单薄的线索，而是相当多的思想、方法、知识交织起来的绚丽而丰富的历史。那么，一个人的研究能力是难以穷尽其奥秘的，李学勤先生的这部书能够揭示如此多的问题，能够提出如此多的课题，使旧的关于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叙述范型动摇，这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开卷有益”了。
不久的将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向人们挑战，因为地下出土的文字类资料还很多很多，至今还有许多不曾公布。等到公布之后也许还会有更多的疑问需要人们去解决，因为过去被视为当然定论的古代中国学术史，现在看来已经显得简略与草率了。据说，地下发现的简帛佚籍将要给古代文明史增添很多东西，据说，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要给古代典籍平反很多个冤假错案。这实在太好了。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酝酿着变化与更新，可是至今步履艰难，有人希望靠价值评价上的转换，有人期待着分析理论上的变化，有人则尝试在叙述形式上的革新，但是，我以为，有可能真正的突破恰恰是在以典籍的发现与考据为先导的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中。
地下埋藏的佚籍还能给我们多少次惊喜与困惑？我们还将多少次被迫修改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不知道。只知道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事业，它不断地证明，又不断地被证伪。隔着若干个时代，历史家在推断、揣摩古代的情形，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我们面对着当代思想的诘问，又面对着古代资料的挑战，在不断的叙述修改修改叙述的智力运作中，我们与古代对话，体验着古人的心情与思想。在这种时刻，我们特别期望的就是，能够更多看到地下埋藏的古代中国的奥秘，因为每一次发现，都使今人与古人的距离短了一些。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于京西寓所
在新发现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泥版碎片中，我们发现，一位男性可能会让另一位男性变得更加文明。
Alex Clark 2018/11/27 10:00浏览 8.4W来源：界面新闻字体：宋
《吉尔伽美什史诗》泥版碎片 图片来源：The British Museum/PA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史诗，讲述了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的残暴统治。这部史诗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后面的故事则是抄书人（通常是战争罪犯）为了讨好国王亚述巴尼拔、在亚述古都尼尼微（Nineveh）制作的阿卡德版本。这些年来，其中一部分泥版碎片陆陆续续出土。这些出土的泥版碎片数量不断增加，其中的故事与最初的版本可能有所差异，也有可能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最近，人们又发现了一部分碎片，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新闻，但这些泥版碎片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这块泥版上记载的是有关性的内容。恩奇都（Enkidu）是这部史诗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浑身是毛，以放牧瞪羚羊为生，他会将野兽从猎人的陷阱中拯救出来。而这块泥版中则说道，恩奇都并不是因为连续做爱一个星期而进化为文明人的。事实是，他做爱的时间长达整整两周。
一位男性在经历了极大的性愉悦之后，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复杂的情节在文学历史当中经常出现。这块泥版上记载的也是类似的内容。因为吉尔伽美什非常残暴，而且，他的暴政之一便与性有关：他会突然出现在乌鲁克城，在他人的新婚之夜，在他人的新房当中，夺走新娘的贞洁。因此，神希望创造一个能够与吉尔伽美什相匹敌的人物，来遏制他的暴政统治。于是，神妓（Shamhat the harlot）带着神的旨意来到了恩奇都的面前。在她到来之后，恩奇都的幸福生活便宣告终结。
在这块泥版所记载的故事当中，恩奇都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吗？并不完全是。他的性之初体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他确实曾试图去改变吉尔伽美什，并因为“初夜权（droit de seigneur）”的问题而和他大打出手。但是，在失败之后，他便似乎开始支持吉尔伽美什的计划，吉尔伽美什的母亲宁孙女神也收他为义子。之后，恩奇都和吉尔伽美什一起征服了怪兽洪巴巴，杀死了天之公牛（Taurus）。宁孙曾告诉恩奇都，“你要像爱妻子一样去爱他。”后来，恩奇都死于疾病，而没有光荣地在战场上牺牲，他咒骂神妓，以为后者削弱了他的力量。吉尔伽美什则用典型的戏剧风格承诺道，他会“像一个哀悼的女人一样哭泣”。
性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使得恩奇都离开森林里的美好生活（这是坏事），还是让他能够和吉尔伽美什一起冒险、一起享受荣耀（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件好事）？在这部史诗当中，性最初的目的是去保护乌鲁克新娘的贞洁。但是最终恩奇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性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这部史诗当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到后面这些新娘的命运如何。
几千年之后，我们仍然不清楚性到底是好还是坏。在文学当中，性似乎总是给人们带来灾难，包括少年维特、安娜·卡列尼娜、苔丝（以及亚雷·德伯）、《1984》中的温斯顿和茱莉亚等等。总体上来说，性给女性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男性——在《吉尔伽美什史诗》当中，神妓之所以没有受到性的反噬，或许是因为她本身就是根据神的旨意而做的妓女。
这个故事暗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位男性能够让另一位男性变得更加文明。在反性骚扰运动的时代，这个观点似乎充满了缺陷：渣男只会怂恿另一个男人来一起干坏事，并千方百计为他遮掩；他们会认为好男人都是孬种。而文学当中的人物则与此不同，这或许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希望。例如，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等等。在唐娜·塔特（Donna Tartt）最近的小说《金翅雀》中，西奥和鲍里斯是两位染上毒瘾的青少年。他们其实不算是正面人物，但他们最后互相帮助，共同克服了毒瘾。
但是，《吉尔伽美什史诗》所讲述的是，如何限制一位强大且自恋的领导者，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把他送到地狱当中去。什么样的人能够稳住特朗普呢？雷恩斯·普利巴斯（前白宫幕僚长）不行，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前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不行，侃爷（说唱歌手，曾与特朗普碰面）肯定也不行。我们希望可以是约翰·凯利（现任白宫幕僚长），但是现在看上去这个可能性也挺小的。或许只有约翰·传奇（美国歌手）为整个团队而牺牲自我，我们才能看到希望。
在企鹅出版社“经典系列”的介绍当中，《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翻译者安德鲁·乔治（Andrew George）曾提到，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也曾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曾赞扬这本书是一部“与死亡恐惧有关的史诗”。在这本书当中，“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表明，我们最为自负的领导人也依然会害怕死亡。我们最好继续收集这些泥版。
（翻译：尉艳华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也是最早的朋友。狼是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被驯化为狗的。最近这一问题有了惊人的发现。
ED YONG 2016/06/10 17:45浏览 138.7W字体：宋
数万年前，在还没有网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数学文学，铜和铁，甚至没有农业文明的时代，早期人类就和另外一个物种建立了看似不可能的友谊。这个物种就是灰狼。人类和灰狼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渐渐地，灰狼改变了自己的体态和脾性。他们的头骨，牙齿的爪子变得越来越小，耳朵开始下翻。他们的性情变得温驯，不再令人恐惧。他们学会了读懂人类复杂的面部表情。他们演变成了犬类。
狗的起源：争论了数十年仍没有定论
时至今日，狗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熟悉的一部分，他们是公认的人类的好朋友，也是易于获取、易于理解的表情包的主要素材。狗是人类最早成功驯化的动物，他们用吠声向人类世界传达信息。我们养狗是在养猫和养鸡之前，在养猪牛羊之前，也是在种植大米、麦子和玉米之前，在人类重建世界之前。
“如果人类没有驯化物种，地球上最多只会有几百万人，” 考古学家、遗传学家Greger Larson说，“但现在，我们有70亿人口，经历了各种事情——气候变暖、游历世界、变革等。其中，驯化影响了世界的方方面面，而狗是最先被驯化的物种。”从人类史的角度考虑，“我们和其他的野生灵长类动物并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操控所在的环境，但这能力并不会比控制一群非洲象大多少。不过，我们能和狼群成为伙伴。这样的友谊改变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Larson致力于研究狗的起源。他想了解狼是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被驯化为狗的。但在数十年的努力之后，他和他的科学家同伴仍然在为答案而争论不休。他们唯一达成共识的理论是犬类都是狼的后代，不论是矮矮胖胖的柯基还是高大威猛的獒犬。而在其它方面，学者们都各执一词。
有些人提出，狼大概是在1万年前被驯化的，但也有人说是3万年。有人说驯化犬类最早发生在欧洲，也有人说是中东，或是东亚。有人认为早期人类中活跃的采猎者们驯化并饲养了狼；也有人觉得是狼在进行自我驯化——它们从猎人们留下的动物尸体中觅食，在人类的营火旁游荡，随着世代交替而越来越驯良，直到最后变成了人类固定的同伴。
因为狗的驯化历史悠久，又在很大范围上都和狼有着频繁的交叉繁殖，他们的基因成了“一碗炖到难辨食材的汤”。在他剑桥大学的办公室里，Larson说“人们很好奇这些基因里的成分，以及它们是按照什么比例和顺序排列的，”他耸了耸肩，“我们得出了17种可能性，而我们无法辨别它们。”
唯一的办法是向历史寻找答案。考古学、遗传学功底都极为扎实的Larson竭尽所能地收集犬类和狼化石，并聚集一些合作者，从而尽可能多地采集到DNA样本。研究的结果将确切阐明远古犬类内部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现代犬类的关系。想要给科学家们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找到最可靠的答案，这个方法是最有希望的。
到目前为止，这项课题已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个新发现将颠覆整个关于驯化为犬的讨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何时，何地，而是被驯化的次数。
藏獒是古东部犬的后代
狗曾被驯化过两次？
在位于爱尔兰东海岸的Newgrange小城，科学家们在一处4800年前形成的山洞里发现了许多动物的骸骨。来自都柏林三一学院的Dan Bradley就幸运的找到了一些狗的岩骨。岩骨是耳朵背后的骨头，骨质细密，例外地易于保留DNA。如果你试着从化石中寻找DNA，大部分是从毒性微生物中获得，只有一小部分出于这些DNA的来源——骸骨。而能却能保留80%以上的物种信息。所以，Bradley得到了足够的DNA来排列一只早已消失的狗的基因组。
随后，Larson和他的同事Laurent Frantz成功对比分析了这个Newgrange小城的研究结果与700只现代犬的基因。他们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家族谱，研究的犬类位列其中，并各有关联。让他们惊讶的是，家族谱上明显分支出了两大家族。其中，以沙皮和藏獒为代表的东欧亚大陆犬种是一种分支，而另一种，则包括所有的西欧亚大陆犬种，如在Newgrange发现的狗狗。
西部的这条支线可能曾遭遇严重的瓶颈---犬类数量大幅度下滑。Larson猜测是长途迁徙导致了这样的巨变：最初在东部，所有犬类都是同样的构成，直到其中一支向西方进发。这个猜想也佐证了狗最早是在中国被驯化的观点。
但又有决定性的事实扭转了这个猜想。计算显示两个犬类王朝大概是在6400年到14,000年前相分离，但无论东欧亚大陆还是西欧亚大陆，最老的犬类动物化石都早于这个区间。这表明早在东方犬迁徙到欧洲之前，欧洲已经有犬类动物存在了。
对Larson来说，只有狗曾经被驯化过两次，这些细枝末节才有意义。
Larson的完整猜想是：在数千年前，灰狼就被西欧亚大陆的人类所驯化。刚好，相同的过程也出现在了东欧亚大陆，导致东西部同时存在着两种地理上相分离、截然不同的狗。我们暂且称之为古西部犬和古东部犬。在青铜时代，一部分古东部犬随人类迁徙到了西方，离开故土，并创造了Larson的家族谱上的分支。在迁徙中，他们遇到了古西部犬，与之战斗，交配，渐渐完全代替了古西部犬的存在。
因此，现代的东部犬是古东部犬的后代，而现代的西部犬（包括在Newgrange发现的那只）则主要由古东部犬的基因组成，大概只保留了少于10%的古西部犬的遗传信息，而古西部犬现已灭绝。
对于Larson而言，支持这个猜想是非常大胆的，不仅仅是因为过去他关于牛、羊等其他动物被驯化过两次的课题都困难重重。“任何关于驯化至少两次的声明本质上来讲都会被许多证据驳回，”Larson说，“显然，猪在安纳托利亚和东亚都被驯化过。其他的都是只驯化过一次。”不过，狗可能是个例外。
众说纷纭的犬类起源论
部分犬类基因学家却无法接受Larson的大胆推测。“我对研究的结果表示怀疑，”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Bob Wayne说，“他的样本非常单一。”尽管Wayne同意现代犬明显有两大分支，但仍驯化一次也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次驯化让犬类分布广泛、大范围杂交，并数量大增。
早在2013年，Wayne的团队就比较了126种现代狗和狼，以及从18枚化石中提取的线粒体基因组。他们断定狗最初是在欧洲或西西伯利亚地区被驯化的，时间大概确定在18800到32100年前。同时，Wayne也说，欧洲有很多类犬类动物的化石，而亚洲发现化石却完全不同。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教授Peter Savolainen的发现则更靠近Larson的结论。他比对了58种现代狗和狼的所有基因链，发现中国南部的犬类拥有全世界最多样的基因变种。这最早可以追溯到33000年前，比古东部犬迁徙要早了18000年。
然而，Savolainen并不认可古西部犬是一个独立的分支。“这个假设大大超出了数据的分析范围，”Savolainen说，“那些所谓的‘古西部犬’没准真的只是狼，或是更早移民到西部的古东部犬。尽管这些事情我说不清，但我敢肯定狗是从东南亚起源的。”
不过，Wayne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当然没有Peter那么武断。”康纳尔大学的教授Adam Boyko也不同意：在研究了那些乡村犬后——那些自由分布在人类定居地附近土狗们，Adam坚持唯一一次的驯化发生在中亚，靠近印度或尼泊尔的某处。
走犬兽骨骼化石
除了基因，骨骼是Larson掌握的另一决定性证据。如果狗的起源只有一个地点，那么化石的排列也应该是最早的犬类分布集中在某处，然后更年轻的化石从这向四周扩散开来。现实情况却非如此：考古学家发现欧洲最老的犬类化石来自15000年前，而东亚的则来自12500年前。但是，任何位于西欧和东亚中间的地理位置，最早的犬类化石只有8000年大。
“如果我们的推断是错的，你们能如何解释这样的考古发现？”Larson称，“难道一群狗能在一周的时间里从东亚跳到西欧？然后再穿越到4000年后？这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双起源的说法比较行得通。”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院的学者Mietje Genompré也说：“Larson的想法可信度很高”。
但Larson也并不是完全自信的。“我只有七成的把握，”Larson说，“我们还缺少一些关键的证据。”
为什么研究犬类的历史这么难？
在所有科学家要争论的问题中，为什么研究犬类的历史这么难？
首先，我们不确定犬类基因改变的速度。不同的基因突变率支撑起了许多研究的结果。尽管我们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不同品种的犬类相互杂交，与狼配种，被人类饲养，甚至走遍了世界，这些都让他们的基因变得浑浊而难以判断。
科学家们不是没有想过从狼的角度研究狗，但最终发现又是一条死路。灰狼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北半球，所以可能在任何位置被驯化成狗（当然北美洲除外）。更关键的是，没有一种现代狼的基因构成比另一种更靠近狗，说明最终进化成狗的狼种早已灭绝。研究狼和狗的基因只能是个死循环，就像拿着一张没有真凶名字的犯罪名单在办案。“只有让时光倒流才能说明一切，”Larson打趣地说。
这个知名的非正式研究“大计划：犬类起源”其实来自于Larson早先尴尬的处境。在2011年，Larson还是研究家养猪驯化史的DNA专家。当时，仅仅是因为市场的喜好和犬类自身的魅力，部分浅显的犬类起源研究甚至比他辛苦做出的分析更容易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我当下打电话给我的搭档Keith Dobney，”Larson说，“我在电话里咬牙切齿的说道‘好吧，那我们就研究狗吧！’随即他也同意加入了。”
从一开始，这对科学拍档就认识到自己的研究不会平息当下对犬类起源的讨论。他们只能收集狗和狼化石上的远古DNA，并做序列分析。他们试图从思路上寻找突破，这一方法贯穿了他们的整个研究过程。Larson也没有想到他的研究会做的这么大，直到他和他的同事拜访了世界各地去寻找犬类的化石，去参观了众多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品，从考古学基地搜刮了一些骸骨。
这些骸骨碎片，通过清洗，打粉和化学处理，最终会浓缩为几滴液体。这样小小的液体里，存留了早已死去的狗或狼的基因信息。Larson的实验室中已经有了1500个这样的基因样本，而他们还会陆陆续续的制作更多。与此同时，Larson也用电脑软件对7000个史前狗进行了复原。每一块头骨碎片都会从220个角度拍照，使得Larson能够栩栩如生的还原出他们生前的样貌，并观察进化地过程中头盖骨的不同特点。DNA和骨骼这两条线索应该足以证明或反驳Larson的猜想，而结果应该在最近的6到12个月就会揭晓。
除了研究古生物的DNA之外，Larson也非常擅长社交。在2013年，Larson竭尽所能地召集大量研究犬类起源的科学家，并邀请他们去阿伯丁讨论彼此的研究。“各执一词的紧张氛围很正常，”Larson笑着说，“但它带来的负面情绪很快就会消散。当然，酒精也起了很大作用。”
“没人会顾虑自己的猜想被推翻是怎样的丢脸。说到底，科学要的不是面子，而的是刨根问底。”
（翻译：杨家悦 编辑：金玉蓉）
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中国古代的书籍一般书写在竹简、木简或丝帛上，前两者多见，但书写在帛上的书籍究竟是什么样子，一直无从知晓，直至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人们才有幸看到了它的样式。
马王堆汉墓帛书是湖南省博物馆研究价值最高的藏品之一，数量、种类均居世界之冠，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一个长方形漆盒中。帛书的主人是西汉初期的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儿子。这些帛书的质地均是生丝织成的细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通高为48厘米的宽幅帛上，另一种帛书是写在通高为24厘米的帛上。现经专家学者整理，出土帛书有50余种，10多万字，大多是失传已久的珍贵文献。内容涵括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按照《汉书?艺文志》分类法，可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五类。其中六艺类有《周易?六十四卦》、《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有《老子》甲本、《五行》、《九主》、《明君》、《德圣》、《经法》、《十六经》(或称《十大经》《经》)、《称》、《道原》、《老子》乙本、《九主图》；兵书类有《刑德》甲篇、《刑德》乙篇、《刑德》丙篇；术数类有篆书《阴阳五行》（又名《式法》）、隶书《阴阳五行》（有学者从中分出一篇《出行占》）、《木人占》、《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物则有形图》、《宅形宅位吉凶图》；方技类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胎产书》、《养生方》、《杂疗方》、《却谷食气》。这批帛书的出土，为中国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无疑为世界考古史上空前的一次重大发现，堪与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和敦煌卷子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该墓出土的一枚纪年木牍，可以断定该墓下葬的年代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说明这些帛书在地下已经埋藏了2100多年了。
帛书的抄写大多有一定格式：均以墨书写，有的用墨或朱砂先在帛上勾出了便于书写的直行栏格，即后世所说的"乌丝栏"和"朱丝栏"，有的还画有上下横界栏。48厘米宽幅的每行书写70至80字不等，24厘米宽幅的则每行写20至40字不等；篇章之间多用墨块或墨丁作为区别的标志；有篇名的一般在全篇的末尾一两个字的空隙后标出，并多记明篇章字数。篇章之间多不分章节。
帛书的抄写年代均在墓主生前（公元前168年），根据帛书中的避讳情况和帛书中既有的明确纪年，如《阴阳五行》甲篇中的"廿五年、廿六年"（即秦始皇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2年、221年），《刑德》甲篇中的"今皇帝十一年"（即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和《五星占》中的"文帝三年"（即公元前177年）等可以推断，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抄写年代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左右）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间。
（喻燕姣/文）
【作 者】：程少轩
【英文作者】：
【导 师】：
【关 键 词】：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堪舆,复原
【发表期刊】：《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发表时间】：2016年10月
【收录情况】：
【机 构】：复旦大学
【摘 要】：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中《阴阳五行》甲篇的复原方案存在较大问题。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该篇《堪舆》章的拼缀需要调整。一些帛块应改拼（如编号为左三上、左三下的帛块等）, 一些残片当剔除出该章（如原编号为《堪舆神煞表》第一、二、三栏之残片），另可新缀入一些残片（如残片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四六号等）。《杂占之五》也应做出相应调整。以湘博方案为基础做出的三十六幅帛块复原方案可以确定是错误的。该篇帛书正确的复原，应该是一套三十二幅帛块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