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狼
宇宙无边，有生命。人是动物，也是狼。来自远方的狼，在想啥呢？
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
第一次剧变：《黄帝内经》，从观察到思辩
1.商代医学
《黄帝内经》之前的医学，总体特征是经验加巫术，基调是观察，少有思辩。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医学始于甲骨文。距今大约3300年左右，迄今发现近20万片甲骨，单字4000多，据说破译了一半。
从破译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的医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已经有了可贵的原始观察。这种观察首先体现在体表部位，是对人体结构最朴素的认识。如：“首”，象侧面头形；“耳”、“目”、“鼻”、“口”、“手”、“足”、“趾”、“眉”等，皆如其形；“舌”
，如舌从口中伸出；“齿”
，象牙从口中露出；“项”、“肱”、“身”、“臀”、“膝”、“腋”等，皆在相应形象后加指示符；有骨架和脊柱骨的象形；“血”，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屎”
，人后下数点；“泪”，象目下垂泪。“心”
有特殊意义，形态如倒垂之莲花，难得还有心腔结构，这是已发现甲骨文中唯一的脏器名称，其他脏腑和经络穴位之类还没有发现，表明商人的好奇心已经开始深入人体内部，至少剖开了心脏。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如“孕”
，象腹内有胎儿；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表示孕妇待产；“冥”
，用手撑开双腿接生；“乳”
状如母乳儿，栩栩如生，简直是一种观察记录。这种由表及里，由结构及功能的客观观察和记录，正是“医”作为“学”的开端。
商人对疾病的认识非常朴素，主要按部位命名。有40种左右，如“疒（疾）目”，“疒首”、“疒耳”、“疒自（鼻）”、“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趾）”、“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疾子（小儿病）”、“疾育（产科病）”、“疒软”（软弱乏力之疾）、“疒旋”（眩晕之疾）等。这些病名与后世中医辨证完全不一样，不含有病因意义，更没有思辩因素，只是客观描述。对疾病的记载也很写实，没有病因病理的臆想分析。如“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说商王武丁患有头痛病；“疒目”：“贞：王其疒目。”武丁还有眼病。商王武丁既有头痛，又有眼病，很可能和曹操一样，得的是青光眼。因为对病因病理的无知，又没有建立起风寒暑湿燥火的万能解释体系，商人面对疾病不免疑神疑鬼。“疒耳”：“贞：疾耳，佳有？”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贞，妇好佳出，疒？”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记载。在一片疑神疑鬼中，偶尔会有大胆神奇的想象，如“龋”
，形如牙齿长虫，这不可能是实际观察的结果，而是理性想象的结果。中国医学史家认为这比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的龋齿记载要早1000年左右，实际上人家早就有此认识。理性思维结合观察是医学进步的不二法则，
字看起来像花盆里长出一朵小花，以观察为基，长出的理性之花，它曾经在古老的甲骨文里绽放过。
放在世界的范围看，商代医学远谈不上先进。早在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创始者苏马连人对人体的认识已经深入内脏，并建立了以肝和血液为中心的系统的医学理论。4300年前的巴比伦人不仅有先进的外科手术，更出现了惊人的病例观察记录，如肺结核：“病人常常咳嗽，痰稠，有时带血，呼吸如吹笛，皮肤发凉，两脚发热，大量出汗，心乱。病极重时常有腹泻......”这种观察入微的病历记录被希波克拉底所继承和发扬，是西医得以不断进步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医学在甲骨文以后一直到明清，都缺乏足以媲美的基于周密客观观察的病案记录。古埃及的医学更先进，不仅有原始的解剖学，也已经建立了以心脏为血液中枢，呼吸为生命中枢的理论体系；并且认识到寄生物（包括寄生虫、昆虫和看不见的虫）是疾病之源，中国要到明朝的吴有性才隐隐约约猜到这一点；在诊断学上，除了脉诊、望诊和触诊，已经有了听诊；在史密斯（Smith）纸草文（距今约5000年）中，按检查、诊断、预后、治法的规范格式记录了50种外科疾病，其中对各种疾病预后的推算显示了高级的病理观念；已经认识到脑是精神官能之所在，联想到中医直到今天还坚持“心主神明”，令人浩叹。古印度解剖学与中医相当，比较幼稚。但古诗歌集《梨俱吠陀》距今约6000年，已经记载了千种以上的药草（4000年后中国最早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才有365种药物），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三元素体液病理学说为核心。《妙闻集》距今约3000年，和甲骨文差不多时代，其外科成就已经非常惊艳，记载了101种手术器械，有大量高难度的手术，如白内障摘除，小肠修补，结石切除，尤以鼻成形术著名，几乎达到现代外科水平，令人惊叹。
2.马王堆医书
商代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可以从14部马王堆简帛医书中一窥大概。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观察上，观察突破了体表，出现了解剖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实际上是中医关于血管系统的解剖学。以最古老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为例，它观察到位于四肢和头面深部的11条较大的血管（尽管未分动静脉）：足泰阳温、足少阳温、足阳明温、足少阴温、足泰阴温、足帣阴温、臂泰阴温、臂少阴温、臂泰阳温、臂少阳温、臂阳明温（其中泰通太、温通脉、帣通厥）等，并精细描述了每一条血管的起止经过路线。这些血管位于肌肉深部，为肉眼所不见，只有通过解剖，层层分剖皮肤、脂肪、肌肉、筋膜等结构，才能观察得到。如臂少阴脉，“循筋下廉，出臑内下廉，出腋，走胁”，翻译成现代解剖学术语就是，在臂部屈侧肌肉的小指侧缘开始循行，到达肱部内侧的小指侧缘，再向上到腋下，抵止于侧胸部。这是何等清晰的解剖学！以现代解剖学的精确观察，前臂实有8条主要深部血管分支：内侧之尺动脉与相伴的2条尺静脉，外侧之桡动脉与相伴的2条绕静脉，前后2条骨间动脉。《足臂十一脉灸经》观察出了其中5条，实为不易。中医最初的血管解剖学非常了不起！与其他民族传统医学比毫不逊色！
3.《黄帝内经》剧变
中医若沿着甲骨文医学已显露雏形的原始观察和理性萌芽、马王堆医书进一步发展的解剖观察和临症实践的方向前进，未必就不能产生可以和古希腊古罗马媲美的古代医学来。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出现了，中医发展的巨轮戛然而止，从此转向，朝着深渊狂奔不息，无人能阻挡。
《黄帝内经》实属天才之作！它把之前大量零散如碎片的医学观察材料串联起来，构建出一个庞大完美华丽闭环的理论体系。它的天才构想如此超卓，它的错误才如此致命！错在哪里？何以致命？
我们从经络系统看。《黄帝内经》之前只有“脉”，而无“经”和“络”。“脉”只有11条，11是个很不完美的数字，11条脉缺乏对称之美，11条脉血液流向乱七八糟，11条脉互不相连，11条脉与脏腑不相干，11条脉虽有阴阳之名而无阴阳之奥义、11条脉没有配套穴位......所有这一切，《黄帝内经》均予以完美弥补：首先，补一条手厥阴心包经，11变成12，完美！每一条经脉配一个脏腑，完美！经脉之间全以支脉相连，完美！气血6条向心6条远心，绝对对称，完美！每一条经脉上缀着珍珠一般闪闪发光的穴位，完美！十二经脉至此阴阳、左右、上下、五脏、六腑一一对称的无比妥帖！再扩而广之，奇经八脉、络脉、经别、皮部......一起构成立体网络。这一网络远不仅限血管系统，更与五脏六腑，阴阳五行，宇宙万物全都一一对应。
甲骨和马王堆里的原始医学仿佛零散砖头，一夜之间变成华丽的宫殿。就这么成了。
关键是，这是怎么成的？
是因为实际观察吗？由大量而深入的解剖观察，甚至发明前无古人的生理学实验，而导致这井喷式的系列美丽发现？非也！我们看不到任何观察的记录，我们在后来两千年中也没有在观察中重现那些美丽的结构。这一切，是天才脑袋构想出来的！
这就是致命的错误！
我们把《黄帝内经》放在时代大背景中，可以看出其必然。春秋战国之际，百国动荡，七雄争长，诸子百家，奇花竞放，是中国学术思想大黄金时代。在那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时代里，诸子百家里居然没有医家的位子，可见，医家在当时还远远上不了台面，顶多是个屌丝；《黄帝内经》不大可能在秦以前面世。至秦汉，大一统帝国成立，但危机仍然四伏，捏合的版图随时会再度崩裂，这时，思想的大一统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秦始皇焚书坑儒，欲以强力的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结果秦帝国秒崩。至董仲舒，罢黜百家，吸收道法阴阳之精华，独尊儒术，获得巨大成功。董仲舒的成功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宇宙体系，这一宇宙图式以阴阳五行为经纬，把儒家伦常政治纲领“润物细无声”地敷布于天地万物，天与人合二为一。这一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真正的“天网”，没有人能够破网而出！这正是帝国君主最喜欢的东西！君主的专制权力与社会的统治秩序，天与人，必须统一！《黄帝内经》顺应了这一时代精神。
董仲舒名著《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感应”一大段描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是故人之身首(上林下分)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这一大段我们何等熟悉！董仲舒当然不是医学家，更不可能做过解剖等人体研究，他完全是对着儒家和阴阳家的经典，凭着神奇的想象硬生生敷衍出这一宇宙人体全息图景。《黄帝内经》几乎完全照抄这一大段天人感应的论述。
如《灵枢·邪客》抄得最为忠实：“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七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相应也。”
但是，对人体，靠这种思辩推理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认识的！关于人体的骨骼，是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节，根本不需要迎合“天之数”。解剖一具尸体，一块块的笨笨地数，远胜于神经兮兮的哲学推理。既不是360，也不是365，而是206！哲学的思辨貌似巧妙无比，貌似无懈可击，貌似自洽天合，可是，事实就是事实，206不因为哲学的“美妙”就会变成365。然而，大势已成。儒家一统天下，内经也一统中医理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两千年无数医家，闭着眼睛一齐喊，人体骨骼就是365块。儿科之祖钱乙大师拍着脑袋论证儿童时期就是365块，法医之祖宋慈理应最富有观察精神，也闭着眼睛说，嗯，就是365块。连中医解剖学最高成就的具有改错精神的王清任大师，也没能发现这个错误。这一错误一直持续到西方解剖学传入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纠正，中医不好意思说中医的骨头不是西医的骨头，大家装着没有这回事，不提就是了。
以思辩代替观察的医学就是如此荒谬，荒谬的不仅仅是骨骼而已，而是整个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理论体系而已，而是构建这个理论体系的方法，不是基于观察，而是基于思辩。这，才是荒谬的根本。
《黄帝内经》之后，中医对人体基本不做任何观察。皇甫谧一介书虫，没有任何临床实践和人体观察，他写出的《针灸甲乙经》竟然可以成为延续至今的经典。医学著作汗牛充栋，都不过是因因相袭循环注释而已。没有医学家对解剖感兴趣，更没有发展出生理学实验的思想。王莽时代曾有过医官和屠夫合作解剖犯人的事，也没有留下任何医学发现，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大厦没有产生一丁点的影响。一直至清王清任，才指出这一荒谬绝顶的事实。王清任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并直接剑指《黄帝内经》，“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歧伯、鬼臾区，故名《素问》。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遗祸后世？......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这种批评前无古人，无比痛烈！内经之后，医家的学习和研究一味以经诠经，以阴阳五行作推理玄想，不解剖，不实验，不观察，三千年的中医实质就是在“不明脏腑”的状态中蒙混过来的。其始作俑者，《黄帝内经》也！
中医思想剧变2：金元明清 尊经崇古
基础医学的高度决定临床医学的高度。尽管如此，中医临证医学（相当于临床医学）还是有一定发展。这是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质，临症时固然要受理论的指导，观察却为必不可少。理论是一种成见，观察却恒有新鲜材料。而成见越深，对观察的干扰就越大。
《内经》而后，临证医学的第一个代表就是《伤寒》《金匮》（统称《伤寒论》）。《伤寒》论热病，分为六经，不脱《内经》藩篱，对后世起了很坏的影响。其所谓热病，包含了今日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真伤寒、副伤寒、痢疾、肠胃炎、败血症等诸多感染性疾病，而其于疾病临床表现拘泥于寒热、脉证，简略粗疏，观察不广、不细，认病界线不清，失之幼稚。对病因和病理则完全沿袭《内经》传统，思辨而已。如“太阳病”，以“太阳”为病名已然可笑；更可笑的是，后世一直到今天，没有哪个中医说得清楚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等所谓“六经”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经络、脏腑、经络脏腑还是阶段、症候群，还是别的什么鬼，大大小小有二十几种说法。其实，所有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因为一开始就错了，原因在于，“太阳”之为病，是基于思辨而不是观察的结果，它本身就没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说，你怎么说都可以。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了伤寒杆菌鼻病毒这样的东西，还再坚持什么太阳风寒之类的鬼话，就不仅是可笑而已。具有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等症状脉象的叫“太阳病”，太阳病又分为经证和腑证二类。经证邪在肌表，张仲景认为外感热病是从皮肤肌肉一步步由外而内侵袭人体的，这也是想当然的思辨；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呼吸道、消化道的常见侵入传变途径。太阳经证分为三型：中风（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伤寒（发热、无汗、恶寒、脉紧、体痛）、温病（发热、口渴、不恶寒），三者区别非常细微，仅仅根据有汗无汗，脉浮的基础上是缓、紧还是数等。这些区别实质上是无意义的，有汗无汗并不反应疾病病因或病理的实质；而脉象浮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主观感觉，浮上再辨缓紧数，自欺欺人而已。至于表邪不解而内传于膀胱引起腑证，一样的拍脑袋想当然，没有任何观察或实验的证据。尽管如此，《伤寒论》论病原，描证候，列方药，尤其将汤与证结合观察，不失临症医学的研究规范，比《黄帝内经》之天马行空漫无边际，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伤寒论》而后，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杰出代表，陈方之（与余云岫同时代的流行病学家，留日博士）许之为“医圣”“旧医学第一人”“古代医书的模范”。《肘后备急方》作为古代中医的急救手册，主要是收集各种民间偏方验方，杂含有大量荒谬成分和巫术，它的杰出在哪里呢？我的理解，其杰出在于摆脱了玄学思辨，更加注重实际观察。在《肘后方》里，几乎看不到《内经》的影子，它是写实的医学。比如：“沙虱毒”，其观察为“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是恙虫病的最早观察记录，丝毫没有阴阳风寒暑热之类的臆想。
隋唐继承汉晋风格，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为难得之经典。《诸病源候论》专论疾病病因、病理和临床症状，不及方药。其基本精神是实际观察，思辨臆想成分较少，包罗宏富而时有精彩之论。全书共记载了1720种证候，于症状学而言，应该囊括了当时的疾病表现，许多与今日疾病描述相合。如“消渴”之合于糖尿病：“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有病口甘者......此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令人内热。”如“疥候”之于疥疮：“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虫。此悉由皮肤受风邪热气所致也。”看到了虫，虽然也离不开“风邪热气”，看到虫和看不到虫，是不一样的。如“漆疮候”：“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喜面痒，然后胸、臂、皆悉瘙痒，面为起肿，绕眼微赤......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相当于过敏性疾病，难得观察到了不同人对漆的不同反应。其他诸如癞病（麻风）、脑卒中、泌尿系结石等等，均有相当精确的观察。中医至《诸病源候论》，临证医学达到顶峰。
唐以后至宋，风气渐变。宋儒理学，无极太极，河图洛书，阴阳气运，五行生克等等玄学大盛，知识分子“好为虚空幽眇之辞，以附会事实”，歪风邪气，弥漫神州，杏林固不能免。宋代尚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遗响，至金元四家开始彻底复古尊经，实际观察研究的精神终于逐渐灭绝。
金元四大家生活年代在12至14世纪。当此之时，西方正处于中世纪后期，医学世俗化不断向经院主义冲击，人文主义逐步复苏，人体解剖已经进入大学，文艺复兴正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大批大师正在赶来的路上。这种思想变化的特征就是“复古”，它复的是古希腊的“古”，不是古希腊的经典，而是古希腊的精神——敏锐的观察，理性的推理，自由而丰富的批判精神。
金元四大家自刘完素开始，也是“复古”，复的却是古代的经典，把千变万化的疾病之病因病理全以《内经》之模糊无稽概念解释之。病名不再重要，病因的探索亦不复重要，任你什么病，只需要辨阴阳虚实寒热就可以了。刘完素对《素问》攻读35年，从字缝里提炼出“火热论”，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都可以化生为火邪，“火”嘛，当然就用“寒”来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寒凉派”。
张从正跟着刘完素，亦从《内经》中寻求真理，他把临床各种疾病按病因简单分为风、暑、湿、火、燥、寒六大门类。这种不动脑筋的做法后世中医完美继承下来了，成了定式。比如，不管出现什么非典、甲流、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中医基本就是两个字对付了，“温病”。他对经典中的“补”还是“泻”，“攻邪”还是“扶正”感到困惑不已；仿佛华山派弟子面对“气”和“剑”。最后他认为“攻邪”更重要，这就是所谓“攻下派”；创汗下吐三法，吃遍天下，仿佛傻姑的火叉三招。
可是，《黄帝内经》并不是刘完素和张从正的秘籍，李杲也很崇拜这本巨典。《素问》有《灵兰秘典论》一章，李杲把自己的一部得意之作取名为《兰室秘藏》，要把《素问》藏于灵兰之室，大有金屋藏娇之精神。李杲看到《内经》中一句“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如获至宝，创立“脾胃论”，核心观点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把脾补好了，百病不生，脾属土，“补土派”就这样产生了。李杲躬逢汴京大鼠疫，每日里几千人死亡，他的“补土”理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用，最终肝胆俱裂的逃离了汴京城。
《素问》好像《九阴真经》，得其只言片语，即可创门立派，横行天下。朱丹溪也不甘后人，建立了“滋阴派”，其理论是“相火妄动”乃百病原因。这火不同于“寒凉”“攻邪”两派的外火，是一种“内火”。一部《内经》养活多少人啊。朱丹溪代表作《格致余论》序中说，“
中医至金元四家，才开始门派林立，看似繁荣昌盛，究其实质，是尊经崇古的恶果。尊经崇古，却又食古不化，摘取内经伤寒中只言片语，动辄创立解释百病的理论，把丰富多变的临床实际往僵化无稽的理论上硬套，离疾病的本质愈来愈远；而面红耳赤，咄咄喋喋，争论至今不休。一入《内经》套内，必陷阴阳五行六气窠臼而不能自拔，封杀一切新研究新理论的可能性。故有识者谓“四子实乃旧医学的罪人”“医学之坏，自河间始，与易水论药，同为吾中华医学界之罪魁也。”“（金元四子）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汉晋唐宋无是也。”
明清医学受金元四家影响，虽有医案和专病研究等起色，其尊经崇古的根本没有变化，或更有甚之，大量的聪明才智被浪费在对古旧医书的无谓注释上。明代温补派代表人物被极誉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景岳全书》的作者张景岳这样推崇《内经》：“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
徐大椿，被极誉为“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他评《伤寒论》说“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这种腐儒见识，也堪称大家？还“千百年独见”，徒增笑料耳。
黄元御，历史上的真“黄药师”，曾被乾隆御赐“妙悟岐黄”。他除了黄帝、岐伯、扁鹊、张机“四圣”外，谁（包括张景岳）都不放在眼里，著医书十余种，全是注释素问灵枢伤寒金匮的。《医方解》中狂言“医自岐伯立言，仲景立法，百世之师也，后此惟思邈真人祖述仲景《金匮》之法，作《千金》之方，不失古圣之源。其余方书数百种，言则荒唐而讹谬，法则怪妄而差池。上自东汉以来，下自昭代（本朝）以还，著作如林，竟无一线微通者。”把晋唐以来务实有成之医家一并抹杀。又攻击刘河间、朱丹溪曰“二悍作俑，群凶助虐，莫此为甚!”其实，他自己是等而下之的。
陈修园是遵经崇古派的代表人物，他说：“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于四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他的话到今天还是中医粉的认可的“真理”。
清温病四家在医学史上有较高评价。叶桂温热、薛雪湿热、吴瑭三焦辨证、王士雄集大成，纷纷攘攘，把仲景以来外感热病的“伤寒”一下子变成“温病”。但是，“温邪”究竟何物？自古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偏胜为外感病因；加入“温”，一下子变成七淫了。这是一种创新吗？非也。《内经》有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温病。”温病大家们并没有什么发明，只不过拿着放大镜放大了《内经》中的几个字而已。
真正有一点创新的是明吴有性和清王清任。吴有性认为瘟疫是由于天地间六气之外的“别有一种戾气”，是千古未发之论。王清任则发现《黄帝内经》中的脏腑解剖全是错的。可惜的是，尊经崇古已成定局。“戾气”到今天还活在教科书里，变不成微生物；脏腑虽然早成“异形”，戴着的经典面具却也不肯摘下。
金元明清尊经崇古的同时，西方医学却已天翻地覆，古老经典的至尊地位被永远永远的颠覆了。中西医由此分道扬镳，愈离愈远。“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人家已经跑的看不见了，你还在这里喋喋不休于《内经》，一叹！
中医思想剧变3：恽鉄樵的脏腑虚拟化
中医思想至《黄帝内经》的玄学化和金元以降的尊经崇古的两次剧变，基本奠定了格局，就是玄学和崇古。更直白的说，是极度害怕变革心态下的维稳，只要稳就好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必须万岁万岁万万岁。然而，外来医学的冲击一浪更比一浪高，至明清达于极点，稳态终于不可能继续，遂引发第三次思想剧变。
尽管如此，“技”层面的影响不动中医之根本，尽可以拿来；“道”，即理论的影响则不然。
南朝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唐王焘《外台秘要》：“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淚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挽仰，喘息视暝，是风大也。四种假合，以成人身。”这些佛医学的理论和“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有很多矛盾处，但古代中医拿来直接用，并不觉得有何问题。
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中采纳了古西医的“三魂说”（草木之生魂，禽兽之觉魂，人类之灵魂），更试图把四元素四体液说和中医五行五脏学说相结合：气、火、土、水对应肺、心、脾、肝肾。把肝肾并为一个以对应水，正如中医于四季中别出一个长夏以对应土，都是生硬的为了对应而对应，是拍脑袋的产物。王宏翰的“四行四液五脏相属论”矛盾百出，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到阴阳五行。
无论“四大”还是“四行”，与“五行”都是兄弟，貌离神合，没人当他一回事，影响非常微弱。三千年历史上，真正试图中西医根本理论“结合”的仅王宏翰一人而已。
直到以维萨里解剖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医学传入中国后，才掀起了惊涛骇浪。科学医学的实质与传统医学的根本是对立的，一个实证，一个玄想。“实证”注定是“玄想”的敌人，前者必欲灭后者而后快。
以维萨里为代表的现代解剖学早在明末就传入中国了。最早有二书，《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只影响少数医家。如清温病四大家之集大成者王士雄，一家四代均受《说概》和《图说》的影响，甚而因此怀疑中医脏腑学说。如王士雄之父王大昌说：“人身经络脏腑，虽灵枢素问言之凿凿，然上古圣人...不过以天纵英明，推测其理而已...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这样对黄帝岐伯扁鹊的暗讽极为罕见，只有王清任的直接痛诋可堪匹敌：“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自恨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
自然，相反的反应更多。嘉庆道光年间的大学者俞正燮读了《说概》和《图说》后大不以为然，认为是中西人体的脏腑长得不一样之故。他认为，中国人肝在左边，洋人肝在右边；中国人两个睾丸，洋人四个睾丸等等。一直到晚晴，叶德辉还认为：“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这些可笑之论并非因为愚昧，相反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完全凭想象就可以产生各种理论，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观察和实验；胎儿是不是头向下，问问接生婆有那么难吗？中医的问题正在这里，所有的理论都不需要观察和实证。
然而到了晚清，西医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理论完全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实际医疗成就（尤其在传染病领域）也前无古人；中医瞠乎其后。尤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洋务、维新、革命风起云涌，如俞正燮和叶德辉般的愚蠢解释固然无济于事，继续漠视也已不可能。一大批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折衷学派应运而生，如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陈定泰、唐宗海、张锡纯等等。他们高唱“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等等论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中庸”之道。
中医界整体，从恽鉄樵以后，虚上加虚，把几乎一切人体结构都虚拟化了。五脏是虚拟的，六腑何尝不是，不然“胆主决断”何以立足？经络是虚拟的，气血又何尝不是，不然周天如何循环？六淫是虚拟的，痰饮何尝不是，不然怎样“痰蒙心窍”？
为什么现代中医不惜背叛祖宗，也要跟着恽鉄樵，钟爱去解剖化的脏腑乃至一切人体结构？无他，逃避科学检验耳！恽鉄樵以后，中医不单于病因病理是玄学，即人体自身结构也是玄学的。现代科学再发达，也无法检验玄学。
中医思想剧变4:中医政治化
恽铁樵把脏腑虚拟化(说好听点是功能化)，本不过是苦心孤诣、逞口舌之快的感情用事，并不能真的挽救中医。
面对废医行动派的一波波实弹强攻，恽铁樵式的虚拟化狡辩，国粹主义的爱国情怀都无济于事。中医面临生死存亡，需要寻求真正稳如泰山的支持力量；这类似于女人对安全感的需要。这种力量便是政治。
尚昆同志：
因为，中医已与政治天人合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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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剖学对于医学而言，是人体生命的硬件，物质属性，观察可深可浅，粗糙即整个人体，细致入微，可达分子原子水平，以纳米计算体积单位。也因此，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观察是无止境的。
内经之外，有外经，中国医书密集存在，原创重多，大多都消失了。现存的内经文本分为素问与灵枢两部，仅仅在解剖学方面，已经是很细密周到超前了。但是，至今并未被中国人自己读懂更多，这个，应是中国人自己的悲哀，对外国人而言，因为他们读不懂中文，仅仅，只能从中国人口中获取内经知识，但是，中国的医师也没能读懂这些，而翻译者再次将原文扭曲。因此，现存中国人与世人都认为中医学的解剖学极为原始，很不精确，不如古埃及与古西方，这是误会解。
应当说，埃及人的解剖学是世界领先的，因为文字留传甚精细，我相信，东西方人类当初对解剖学同重视，成就相同，但是，埃及文字与拉丁文，与中文相比较，中国文字最高级，最精美，也因此，中国文字能密集地将中国人対生命对人体构造的解剖学认知记载下来。中文古文，依现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