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大跃进 刘

粤海风》2006年第1期上，刘德中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文章很有价值。黄岭峻博士的《刘少奇与大跃进》纠正了社会上的浮浅认识，指出刘是大跃进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但是说“公社”一词是刘少奇发明的，恐怕不能成立。薄一波同志在《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等在火车上“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只能证明他们当时头脑发热，而“公社”一词早就有了。

毛泽东退居二线，把国家交给刘少奇全权管理一事，老同志多认为是放手培养接班人的英明举措。但我觉得这里有老毛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不建立一套交接权力的明确制度，单凭一把手的个人感觉栽培继位者，后患无穷。老毛自以为明察秋毫又对人民群众一片丹心，就可以避免封建帝王的悲剧，但个人再伟大，见识也有局限。结果发现刘少奇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控制了全国，党和政府重新变成了革命之前的“衙门”，毛成了被架空的晁盖，于是只好再次发动革命，借助人民的热爱和林彪的军队，夺回政权。可是更大的麻烦来了，林彪的威望比刘还大，成了被写进宪法的接班人……围绕著接班人，杀得烟尘四起，血雨腥风，直到御林军再演玄武门，生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等四名政治局委员，举世震惊。毛泽东总是希望选出一个理想的接班人，结果都失败了。这不能说是毛不聪明——他对每个接班人都另留了一手，特别是伏下了邓小平这个他不大喜欢的但又极其器重的奇才——而只能说封建帝王立太子式的培养接班人方式，应该寿终正寝了。邓小平在接班人问题上，吸取了毛的教训，做得比毛要好。现在从江||泽||民朱||熔||基到胡||锦||涛温||家||宝这套党政班子，尽管社会上有不同的议论，但在交接班制度上起码是一个相当大的历史进步。

刘少奇同志对合作社升为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等，极为欣赏并大力提倡。1958年6月14日，他建议普遍设立公共食堂。《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报道刘少奇同志表扬山东寿张县，把浮夸风行为说成“是一个革命”、表扬他们“压倒了科学家”。《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时全国上下纷纷放卫星，产量成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还都打著毛主席的旗号。

毛意识到自己孤家寡人说自己的，党的衙门里在另干一套，自己的文章也慢慢不大容易发表了，他只好发挥五四时候练就的演讲才能，到处讲话。1958年11月23日，毛在武昌会议上讲了一段颇为“反动”的话：“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从此话可以看到，毛把做事跟作诗分得很清楚。很多人看见毛的诗篇激情荡漾，就认为毛是个不理性的领袖，大错也。不大会写诗的领导才往往拿著生活当诗来胡搞，王明博古他们就是，差点断送了红军的全部家当。而看看遵义会议之后老毛领导的红军，那完全是个精明的企业在运作，顽强而巧妙地顶住了崩盘的危局，到陕北后重新上市，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严格控制高管层持股，大面积吸引散户，低开高走，最后一举通吃了天下。

可是企业做大了，各大区的销售经理们就开始享受胜利果实了。彭德怀气愤地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可是群众有什么办法，乡长书记要的是政绩啊。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党内通信绕过中央，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可是这话也就老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敢说，要是我说，立马衙门里就来人办我的学习班了。

毛泽东1960年3月痛斥“共产风”，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1960年11月15日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12月30日，他要求把剥夺农民的财产都“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可是毛的心里应该明白，那些衙门能够做到“破产也要赔偿”吗？正像今天的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大家一致称赞。可是如果让每个地方政府都把拖欠的工资给农民要回来，那承包商们能答应吗？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大跃进不能全盘否定，总体上对于加速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这有具体的经济增长数字为证，60年代的国力比50年代上了一个大台阶。但是大跃进是以严重的剥夺农民为代价的，毛泽东没想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没能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悲剧。诸如全民炼钢的荒唐、共产主义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败家闹剧，虽然是下边人搞的——今后的研究还可能发现是某些人故意要看毛的笑话而怂恿的，但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仍然要负主要责任。他向全党承担了这个责任，吞下了这枚苦果。但他的心里，恐怕更坚定了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信念，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开始酝酿了。

邓小平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没有因为自己在苏区跟老毛一起被打成右派，就说右派都是好东西，都是大英雄；也没有因为自己跟刘少奇一起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把刘少奇吹上神坛来使自己借光。他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说：“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老邓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敢说英明，至少可说是难能可贵了。毛泽东当年跟赫鲁晓夫谈论身后的接班人，没有看好刘少奇和周恩来，独独提出了那个“了不起的小个子”，真是没有看错人也。1976年清明节，老邓第三次被打倒，小学4年级的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议，保留其党籍”，心中万分不解：既然是个坏人，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从来没有先例啊。当时的大人们也不过以为是毛主席“皇恩浩荡”，胸怀慈悲而已。许多年后，读过的万卷书渐渐连成一片，才明白毛对邓的又爱才又“恨铁不成钢”又要敲打又怕打坏了的心态。邓对毛的感情，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所能够妄自揣测的。而刘少奇同志，今天的研究者们光忙著为他平反叫屈，却很少去研究他的真实心理。我们的当代史研究，恐怕又要落后于外国的汉学家。但愿莫像杜牧《阿房宫赋》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弥陀佛！






附：

此文正式媒体《粤海风》已经发表。




《粤海风》2006年第1期“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毛主席诗词创作的两个高潮及其时代背景

○刘德中


从毛泽东历年诗词创作的数量与质量来看，在他一生中有两次创作高潮（依《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出版为准）：

一次是1935年。这年他完成了《十六字令三首》，写下了《娄山关》、《长征》、《昆仑》和《六盘山》，还有《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第二次是在1961年。这年他写下了《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和郭沫若同志》、《咏梅》，还有《七绝?屈原》、《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毛泽东晚期诗词创作确实存在“又一个高峰”，是否认不了的。（参见彭明道，《走向“文革”的心理轨迹》，粤海风2005年第3期）当然，本文的重心并不在于讨论两个高潮本身，而是在于探讨两个高潮后面的时代背景，比较之下可以看出历史深处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本人的命运和中国革命都出现了重大转折。毛泽东从不得志到意气风发大显身手，应该与迎来第一次高潮不无关系。

那么，1961年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1961年是国民经济走出困难时期、开始复苏的年份。如果出现困难是由于他的错误、开始好转是因为别人的功劳，他应该不会有什么诗情的。应该是，在他的努力下，情况才有了好转，他才可能因为自己的成绩而心情舒畅，诗兴大发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历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做出回答。



刘少奇与大跃进



黄岭峻博士专门研究了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刘少奇与大跃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得出的结论是：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著“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其前提仍是承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与当时“一线”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刘对“大跃进”的错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大跃进的发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著清醒的头脑”的（李晓红，《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也没有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谭炳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公社”这个名词，就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731—732页）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刘少奇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光明日报1958.8.4）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9.30）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的看法难以成立。

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在1961年才发生。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了。1961年5月，刘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刘除了承认中央工作有错误之外，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食堂发表微词。刘少奇思想的转变与反省这个时候仍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红旗”。他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修正主义）（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这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是有著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的，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与这种认识有关。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邓小平说得好：“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毛泽东纠风的努力



对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的危害，毛泽东早有认识，并且一直努力加以纠正。在派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担任社长抵制“浮夸”时，甚至交代要有“五不怕”的思想准备。为什么会这样？阻力来自哪里？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这里讲到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说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个时候与中央还是有区别的，与行政系统的距离应该更远了。无怪乎会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他想发表篇文章都办不到。而且，他自己对于搞经济与做诗的区别是很清楚的，用的办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为他的浪漫诗篇就想当然认为他指挥打仗、搞建设都是用写诗的路数的。毛泽东写诗写“高峡出平湖”，但是在当时并不主张上马三峡工程。

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据毛身边的人回忆，毛对于“亩产万斤”之类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是辩证法大师，对于密植等问题是有正确认识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众不管这些指标。他大张旗鼓唱低调，那么是谁唱高调、瞎指挥呢？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批示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1960年11月15日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又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30日，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对于平调本质的认识，毛泽东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上去讲，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主张认真退赔，那么这是上面的谁搞出来的呢？真正懂得辩证法，应该不会思想混乱，前后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事实很清楚，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反复强调要纠风、要低调，而处于“一线”的刘少奇1961年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谁应该对困难局面承担更多责任、谁对扭转局面更有贡献呢？是不是处于“一线”的人们急于表现才搞得欲速则不达呢？“人祸”之说是批评别人还是自我检讨呢？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要经过反复、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够接近真理。我们必须不断反思，超越一定历史时期的局限甚至误导，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黄岭峻：刘少奇与大跃进（转）

(2007-09-15 10:20:11)

转载▼

 摘要：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不过，其前提仍是承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刘对"大跃进"的错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大跃进的发动，直接源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决策。这中间，作为始作俑者的毛泽东自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或者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2]？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判断值得商榷。通观刘在当时的言行可以发现：尽管在大跃进后期，刘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在初期仍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一运动。

　　一、刘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3]

　　闲聊并非玩笑。事实上，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4]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可能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刘少奇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5]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6]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8]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9]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基于年轻时对新村理想的偏爱，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毛泽东。这时的刘，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10]

　　二、刘与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于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除利用一些历史问题攻击彭德怀搞阴谋，有个人野心之外，还随着毛的意思，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11]

　　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12]

　　而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此外，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他公开说："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而其理由则是："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13]至于如何防止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刘则只字未提。

　　有论者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我们看到，刘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场合，刘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14]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三、刘对大跃进的纠正

　　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发生在1961年。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

　　从1961年春开始，刘的思想出现了四个明显而重要的变化：

　　（1）强调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党内反复强调。不过刘这时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层干部的欺骗，了解事实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谈到记者工作时就曾感叹道："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15]为此，他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调研风格也表示了一丝不满，如他所说："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16]

　　（2）要求解散食堂。

　　1961年5月，刘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刘除了承认中央工作有错误之外，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食堂发表微词，他的原话是："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整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占二分之一，半数的人都去作饭了，烧硬柴砍树，茅草不砍，小树砍得只是上边剩一点大的头，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把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17]在同一场合，他对自己此前曾推崇备至的供给制也表示了怀疑。

　　（3）反对文过饰非。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一方面仍然认为当时的错误是在执行三面红旗过程中的缺点，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但同时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对所谓"一个指头"论表示异议，他说："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18]要知道，"指头论"的发明者便是毛泽东，毛与一些高级干部在庐山会议上反驳彭德怀的主要理由便是彭将一个指头的错误无限夸大了，因此是别有用心。也就在同一次会议上，刘还借湖南农民之口，第一次提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4）强调价格作用。

　　当时，刘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在一些个别场合还是流露出通过价格杠杆调节经济行为的思想。比如，1961年夏他在内蒙林区视察时，就谈到要通过价格来调节生产，他说"现在既要搞大木头，又要搞小木头，但问题是，搞小木头工资低，搞大木头工资高，小木头价格高，大木头价格低，我想在木材价格方面，可分两种价格：一种是收购价（出场价），另一种是销售价。收购价按成本和利润规定，销售价则按使用价值规定。收购价应当是小木头贵（因为费工成本高），大木头便宜（因为省工成本低），可以把大木头的价钱降下来，小木头的价钱加上去。销售价则反过来，小木头便宜，大木头贵一些。这样势必使小木头不赚钱19]且不论这种办法是否可行，在"共产风"尚未完全平息之际，大谈价格作用即是大胆而可贵的。

　　正是经过这近一年的酝酿，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刘在"七千人大会"上除了继续主张"七分人祸"论，反对"一个指头"论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1）重提民主集中制。如果对照一下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思想的巨大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公开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2）反对"左"比右好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已形成"左"倾错误是好心办坏事的思维定势，刘对此种说法予以反驳，他认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20]

　　在此后的一些会议上，刘还比较陷晦地说过："跃进，应该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是从一两件事情上面来看。""这个'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也还不取消，放到这里再看嘛。"[21]对大跃进与"一大二公"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四、余论

　　在1961年之后，鉴于极其恶劣的经济形势，刘少奇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对以前工作中的错误进行较深刻的反省。但是，这种转变与反省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红旗"。

　　就在刘少奇反省大跃进错误的同时，他同时又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譬如他认为"走后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后门"的人是"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2]在"七千人大会"上，刘一方面承认当时"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23]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24]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25]这些提法在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诸种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6]事实上，从上面的论述看，刘非但没有反对，在一定时期还曾积极参与。只有认请这个事实，我们才能理解当今改革开放政策的弥足珍贵。

　　注释：[1]李晓红.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2]谭炳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31-732.[4]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C](注：以下引用刘少奇的文章未加注明者均引自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A].[6]刘少奇同志视察山东工厂农村[N].光明日报，1958-08-04.[7]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N].人民日报，1958-09-30.[8]刘少奇：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A].[9]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A].[10]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10月3日）[A].[1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18.[12]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8月24日）[A].[13]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9日）[A].[14]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年11月）[A].[15]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A].[16]刘少奇：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讲话（1961年4月28日）[A].[17]刘少奇：在湖南宁乡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的讲话（1961年5月7日）[A].[18]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A].[19]刘少奇：在内蒙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日）[A].[20]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A].[21]刘少奇：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21日）[A].[22]刘少奇：关于禁止"走后门"问题的谈话（1961年10月22日）[A].[23]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A].[24]刘少奇：对下放干部谈人民公社问题（1962年7月18日）[A].[25]刘少奇：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A].[2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