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思泉 - 香谷先生

学者,诗人,书画家,一级美术师。职业认证网球教练。现任“北美中红书院”主席,”中华文化交流大使“等职。号白水道人,老泉,画泉(多用于画款),西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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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而无礼 ——当下书法忧思之一 作者 陈胜武

(2014-11-12 13:01:50) 下一个
书而无礼
    当下书法缺乏礼仪,不一而足。对事不对人地分析,具体看有以下几类问题:
一、作品内容不合礼仪,包括称谓、民俗、款跋等方面。
    现在的书家酬赠作品时,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得体地称呼他人和自己,或者指名道姓,或者干脆回避称谓,赠送他人的作品在称谓上没头没脑。对于贺寿、贺婚、贺喜、哀挽等特殊用途的作品,很多书家不知如何称谓署款。一位名家向同仁邀约贺件为自己贺寿,结果征集到的作品中,相当部分内容和贺寿主题毫不相干,也没有上款。这种作品在礼仪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极其不乐意应邀写贺件,碍于情面,随便给一件应付塞责了事。更有甚者,有的贺寿作品无上下款无题跋,如同到人府上参加寿宴,衣冠不整,放浪形骸,来去无礼,不与主客交一言。有书法博士用柳宗元《江雪》写作品,用“灭绝”字样给某单位用作成立十五周年贺件。有书家在纪念先贤诞辰贺件署款中,自称酒后遣兴,非常轻佻。我的老师马亦钊先生教导我,给尊长写贺件时,字写得差一点可以原谅,但是“板头要搞牢”,这是温州俚语,是指言行举止和书面仪礼务必要得体。
二、材料选用不虔敬不得体。
    传统对于书法材料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题材、重要场合,必定选用珍贵的材料,贺喜吊丧等不同情况必定选用合适的材料。材料讲究与否,表现的是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态度虔敬与否。近代还有扇庄一行,专门为书家制作各种不同材料以适应不同的题材和用途。当今有书家用旧报纸涂抹作品,用于给先师百年冥诞作贺件。有书家给高龄前辈写贺寿作品,用蓝黑色印泥钤印,这是以前丧家用的,而这个作者本人此时并非丧家,显然他是不知道这个习俗。传统贺喜作品讲究墨彩以浓厚华滋为上,当今有书家用极淡的宿墨写贺寿作品,墨色没有神彩,并非得体之举。展览中拼染好色之风盛行,经常看到有人用黑纸写白字,营造碑刻效果,这种材料选择和颜色搭配传统中是不会轻易用的,尤其不可用于酬赠。
三、漠视字体选择的差异。
    《论语·乡党》篇生动记载了孔子在不同的环境和情景中,容色言动、衣食住行,具体表现都是有巨大差别的。“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羔裘玄冠,不以吊。”
     这就是不同生活情境中的礼仪差异,同样的道理,古人在不同用途上必然使用不同的字体,历代对此多有论述。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载:“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书谱》说:“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明确指出行草和楷书的不同适用范围。科举时代,字体和书体要求更是严格,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具言俗通正三体。”俗 字:“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通字:“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正字:“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
     关于古代字体选用有制度规定,也有约定俗成。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指出:“每一个时代,都不止有一种字体。……每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从字体的用途上可见一种字体在当时的地位,例如草稿、书信,与金石铭文不同。凡一种字体在郑重的用途中,如鼎铭、碑版之类上出现,即是说明这种字体在当时已被认为合法,可以‘登大雅之堂’”。笼统来说,鼎铭、碑版、题刻、公文等,通常都会选用当时最保守、最严谨的书体。匾额、宗祠庙宇对联等,通常宜用楷书等静态正体(包括篆隶),日用文书、致尊长信札等宜用恭楷,给同辈、晚辈日常书信及日常书写,可视情选用行草书。当下书坛二王书风方兴未艾,崇尚二王书风并没有错,但是片面抬高二王尺牍书风,无限扩大其外延,贬低其他书体,不分对象和场合都使用尺牍行草,就走向过犹不及的反面了。曾有书家为寺院书写对联,用的是狂草,还张牙舞爪地把笔画写到界格之外,毫无持敬之心和清净庄严之相。
四、格式处理东施效颦。
     古代关于书面格式有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对于书家来讲,常见常用的具体有抬、阙等形式,以及款跋中的特殊要求。当今很多书家号称自己深入学习传统,但这种学习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形式层面,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施效颦,有很多违反本民族艺术规律的做法,不知道他们是蹩脚地学步西方美术,还是故作扪虱嗜痂的放浪形骸。
     章法处理上借鉴尺牍形式,但是丝毫不尊重文字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礼仪要求,不管写什么内容,都是任意分段换行,写得七长八短,机械地制造章法的错落,显得非常滑稽和无知。行草作品中还能勉强忍受,楷书尤其是小楷作品抄写一段完整内容,也要生硬分成高低大小错落的多个块面,实在不堪忍受。关于名字写法,古人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民国时期,虽然已经开始有横写习惯,但是有文化的人还是遵照古礼,在姓名之上采用阙的方法以示尊敬。朱自清致马公愚函就是这样写的。我曾亲眼见到林剑丹先生在作品中写到前贤孙仲谋姓名,刚好名字错开要另起一行,就撕毁重写,他说否则就是不敬。当下不少书家作品中,毫不在意把人的姓名错开写在两行的不在少数。
     作品盖章方面,书家借鉴传统书画形式,流行在起止等处盖满印章,以求视觉效果,营造“古物”的视觉效果。中国传统书画上的印章,是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作者和收藏、鉴藏者根据特定的规律,先后慢慢加盖自然形成的,这是历史和文化自然积淀的结果。现在书家注意到这个形式特点,做出“形式至上”的片面解读和机械模仿。一件作品刚写好,作者就要盖上十几枚甚至几十枚印章,把留给将来收藏鉴藏家盖章的重要空间统统一次性占据。这样的作品,真不知道让将来的收藏、鉴藏者如何置足?就像一个婚礼,新郎把主持人、证婚人等角色都抢过来自己当,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有一种做法,在书法上盖印时,受西方波普艺术影响,一枚印章多次重复盖在一起,组成一个块面,似乎是沃霍尔《玛丽莲·梦露》一画的印章版。或者用一块印材的平板面,盖出一条红色条块用在作品中当装饰,实在是莫名其妙。传统书法中,帝王的作品和匾额题字,会把印章盖在正文上方,现在书家都流行这种做法,如同人们爱穿着皇冠龙袍上街,把这个当做流行以显示品位。
     不懂礼仪的书家,哪怕有再大的名头、再好的笔墨技巧,必定是片面偏颇,甚至是粗鄙可恶的。
 
(本文为2014年8月第八届全国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结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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