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访谈录：八十年代，被诗浸泡的青春

导语：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由于拥有着对诗歌共同的热爱，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1977级、1978级大学生诗歌爱好者们组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创作力量的大学生诗歌创作队伍，创作了大量抒情诗作，撰写了大量诗评诗论，组织了大量诗歌社团，创办了大量诗刊诗报，编印了大量诗选诗集，开展了大量诗歌活动，在校园内，在社会上，在诗坛上掀起了一场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狂飙突进、影响深远、非同凡响、卓有成效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书写了一页辉煌的经典篇章。

诗歌史学者姜红伟根据这段诗歌历史编著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描述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实的长篇诗歌访谈录著作——《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两卷本（1977级卷、1978级卷），并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19年6月出版。

现选载原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著名诗歌批评家徐敬亚的访谈录《八十年代，被诗浸泡的青春》，让我们一起重返八十年代那个美好的诗歌黄金时代。

 

 

八十年代，被诗浸泡的青春

——徐敬亚访谈录

文 | 姜红伟

徐敬亚，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诗人，批评家，著有《崛起的诗群》、《不原谅历史》等

 

 

 

1

 

 

 

 

姜红伟：吉林大学的赤子心诗社是被大家公认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镇，作为诗社的创始人之一，能否详细谈谈这个诗社创办的来龙去脉？

徐敬亚：过去，我一直说不准《赤子心》诗社的成立日期。前些天，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班级博客上，“出土”了一封36年前的信，证实了《赤子心》不但与《今天》几乎同步（出刊周期也相似。都是共出九期）。我们甚至成立得比《今天》还早一些天。最早动议的时间是1978年9月。

那是36年前，几名大二学生，刚刚自认为获得了结社权利的人给同班同学王小妮的《特邀电》：

特邀电
致326室王
      今有筹备成立诗歌小组事。发起人徐敬亚、吕贵品，参加者张晶、邹进、丁临一、陈晓明，此特邀王君小妮屈驾参加。余有志同者，皆十分欢迎，并请于今天下午16：00整光临207室，共商大计。
        即颂大安！

78.9.21, 10：53

 

 

通过这封信，我才想起诗社是我与吕贵品共同发起的。上大学前我就听说过王小妮，知道她在报刊上发表过诗，但入学后从没有讲过话。我们班是个特大班，一共有80个人。入学刚一个学期，很多男生之间还不认识，男女同学之间更是很少讲话。

这封信把赤子心诗社成立的时间准确地标印在了1978年9月，也就是我们上大学后的第二个学期刚刚开学之际。那几年，是中国时局最迷离的年代，也是人们心理密度最大的几年。正当北岛、芒克在北京筹办《今天》时，在恢复高考后的高等院校刚刚解禁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在各大学中文系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迭起——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在大学课堂被正面地公开宣讲后，像示范性的烈火，迅速在77、78级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也突然大面积兴起！

当时，仅在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一个班内，便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我记得，我们送给公木老师题字时拿了两个诗社名字：一个《赤子心》，另一个是《崛起》。我们拿不准。一个名字太狠太硬，另一个太平太稳。当时中文系还有一个系刊《红叶》，是综合性文学刊物。由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三届学生会联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都是编委。最后，公木老师选中了“赤子心”，并且亲手用手笔写了题辞

这封诗社发起成立的《特邀信》，是丁临一同学写的。32年后，被他找到。

王小妮自然应允，几天后诗社宣布成立。最多时，《赤子心》成员达到24名。

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七人与曲有源合影。后左起：邹进、王小妮、白光、徐敬亚、吕贵品。前左起：刘 晓波、曲有源、兰亚明

不久，风向大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寒气逼人。诗社开会，有些人开始缩头，不敢参加。我们大张旗鼓地庆祝“四五”运动平反，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题目叫《血与火之歌》。有的同学说，这题目太狠了吧，不要过头啊。我们全不理会，我制作了几十份窄32开的三折节目单，类似小请柬，正中用蜡纸黑体刻着“四五精神万岁”。王小妮画了一些燃烧的火焰，用红油墨印在旁边。那天来了100多人，很多外系同学也来朗诵。气氛悲壮凝重。开完《血与火之歌》朗诵会，一些同学纷纷退社。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五个十个……那情景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我们知道一定是某些权威组织做了工作，可能打了招呼，吹了风。学生干部和要求入党的同学最先走了。其中几个人很有才华，退社时恋恋不舍。

   

我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吕贵品对我说：就是退到最后一个，我也坚决不退！王小妮说：我也是！后来，邹进、兰亚明、张晶也表示不退。因此，当退社风潮停止的时候，24人的诗社只剩下我们6人。

白光入社很偶然。那时班里一周换一次座位，我不知怎么和白光同了桌。一次我看见他本子上有些分行的字，才知道他也写诗。记得有一首题目是《猫》，写得很是心惊肉跳，字都是斜着乱写在本子上。我说你加入诗社吧。他说行。当时的手续就是这样简便。

后来，张晶要考研究生，诗社又剩了6个人。

1979年寒假，外地与长春本地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为了修改《复苏的缪斯》留在了学校，一个人住在204寝室。隔壁的203室也有一个人没回家，就是晓波。当时我们班几个寝室全都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两人。每天我们各自看书写字，吃饭的时候聚一下。因为我的寝室离饭堂近，每次都是他把饭端到我们屋，我们两个对面桌坐着，一边吃一边海阔天空地谈，很是投机。他说他也写诗，我说你也入社吧。记得其间我们俩还一起去了王小妮家一次。

这就是最后定格的赤子心诗社7名成员。

今天看，对诗来说，高考简直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大串连大培训。在遥远的唐代，谁能有那么大能量，把天南海北的无数小李白、小杜甫征集在一起，聚众写诗整整4年！我想，即便没有“五四”的示范，在那个年代，至少我们诗社的出现几乎都不可避免。

写诗，成为我们大学生活的第一主题。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老师的絮语全部变成嗡嗡的画外音。一首首诗在七个人中间频繁传递……毫不掩饰的兴奋赞赏……骂得狗血喷头的贬斥……煞有介事的文学批评……肆无忌惮的直接改写……《赤子心》诗刊每期的稿子就是这样出笼的。我的诗歌评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最先试了身手。

至1982年毕业，《赤子心》共出版九期。全部为油印。除第二期为打字机打字外，其余八期全是蜡纸钢板刻写。印刷和装订都是诗社自己弄，校印刷厂为我们免费裁切。纸张和油墨方面，也比北岛他们优越，全部由校团委提供。我们还有一间可随时使用的房间。吕贵品是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出刊及聚会都在系学生会办公室，他有钥匙。

《赤子心》每学期出刊一次，4年一直保持着这个频率，个别学期还出过两期。每一期的诗稿，都经过反复传阅，反复校对。印刷一般在下午或晚自习。油印机被几个人围成一圈。贴蜡纸的，调油墨的，推油滚儿的，添纸计数的……其实办刊物也是一种游戏，煞有介事很美妙，像办《挺进报》。小诗人们常常闹成一团，满手满脸油墨。最好玩的是装订的过程——印好的诗集散页，按页码一叠叠摆放在桌子周边，诗社全体七名成员一个一个排队围成一圈，边走边拿，走完了一圈，一本诗集就在手上了。直到去年，吕贵品还跟我吹：“我那油印技术，一张蜡纸印200张，不皱不破！”

最有成就感的，是用自行车从印刷厂驮回诗刊。而最有豪气的时候，是往信封上写那些全国著名诗人的名字。为了催索回信，狂妄的赤子心，在信纸上只写几个大字：“来而不往非礼也”！当时诗人公刘接到我们刊物，马上回了信，没怎么夸，却批评我们狂妄。

《赤子心》存在的准确时间，其实是整三年。头一个学期空白，最后一个学期一班人都已无心恋战。1981年冬，我写《崛起的诗群》时，《赤子心》基本已休止活动。以至于那篇文章他们在学校时都没读过。

 

 

 

2

 

 

 

 

姜红伟：当年，能参加“青春诗会”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能否请您详细谈谈参加首届届“青春诗会”的往事？

徐敬亚：1979年，是《今天》震动中国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重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经典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启动信号。以严辰、邵燕祥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青春诗会”。这个会，后来竟成为了“诗界黄埔”，一发不可收，被他们后续接班人们玩了好多年。

“青春诗会”最初的名单可能只有几个人，没有我。

一天，王小妮拿了一封《诗刊》编辑雷霆的信给我看，说邀她到北京开一个会，具体时间再通知。我一看，说我也要去啊。马上就给雷霆写了封信，并说到了我写评论的事。不久，我们俩都收到了邀请。

后来到了北京，王燕生告诉我，你那封信还真起了作用。名额那么吃紧，全国多少省份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你们吉大就来两个！主要是考虑到要有一个写评论的，就把你加进来了。

记得接到正式通知的时间是5月初。那天晚上，我们俩从公木先生家走出来，天空清澈透明，我们的心情也像夜空。我高兴地在草地上跑了好几圈。公木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竟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被放大到惊人的光荣。离开长春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的前几天，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九曲桥边为我们送行。桥边草地上，20几个人围坐一起，说诗念诗唱歌聚餐。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唯一的聚会。《赤子心》全体与曲有源的那张黑白合影就拍在那天下午的阳光下。因为是星期天，所以记得，是7月13号。

20日清晨，我俩坐了一整夜硬座，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记得出了北京站，是一长排自来水管，我们在那里洗了手和脸。感觉北京与我大串联来时没太大变化。　

当年的《诗刊》，还在陶然亭北侧的虎坊路。几排灰色平房，围着一座大院子。院里的小路都铺着灰砖，几棵槐树正开白花。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其他15个来自天南地北，同样兴奋的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除几个北京“走读生”外，参会者多数就住在《诗刊》院内平房里。我和梁小斌被安排在收发室右侧第一个房间。头次见面，他羞涩木讷的举止，让我感到很好玩儿。不管谁到我们房间，梁小斌立刻客气站起来，只说一两句话，表情尴尬地继续站着，再无语言。那时他可能还没发表多少作品。不停地跟我说，老徐呀，你是评论家，你可要好好帮我吹一吹啊。我那时还不敢自称评论家，伏在桌子上，细细读他书写潦草凌乱的诗稿。暗自称奇，心想，过去怎不知道这个人，一个其貌不扬的大诗人啊。　　

北岛来了，和杨炼、芒克一起。三个大高个儿，都长得削瘦、清朗。每人肩上背着一个书包。是来看朋友，也顺便兜售他们的宝贝杂志。那时《今天》刚刚出完第九期，被通知停刊。北岛说，我们就印一个叫《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这可以吧。他们手里拿的正是已经没有《今天》封面的“交流资料”第一期，白纸黑字没图。　

第一次见到神仪已久的诗人，那种感觉就像是见到了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我当时对江河最感兴趣，他和顾城一唱一和地讲诗。说一个诗人愤怒的时候，甚至能写出“红色的叶子”，让我很惊奇。印象最深的是，江河一口气能说出一大批外国诗人的名字，一长串一长串背诵一样。他在说艾略特时，总有意说成“艾略—特”，什么阿莱桑德雷啊阿波里奈尔啊，当时我们还不太知道。我心里一边佩服却一边开玩笑，说他是前一个晚上背下来，第二天来蒙我们。当时外省与首都的诗歌差距可见一斑。

当年的《诗刊》，不但权威，而且先进。为诗界普遍敬重。所以当《诗刊》邀请授课教师时，所有名家一律到场：张志民、臧克家、贺敬之、严辰，还有翻译了《西方现代派作品选》的袁可嘉，还有我们敬重的作家刘宾雁、诗人艾青、画家黄永玉……为了青春诗会，《诗刊》上下齐心合力，不惜代价。但我们这些人上课溜号已经成为习惯，无聊时就在底下画小人，谁讲课就画谁，几个人比着画。我和王小妮、顾城、徐晓鹤等画得最凶。而舒婷则总是仰望着天空和树。我总以为她在找蝉。在《诗刊》，见到著名诗人像街上遇熟人一样容易。一天晚上正下雨，快睡觉前有人敲门。因为我房间离收发室最近，我便跑出去。一个瘦小老头站在雨中，一问，他用四川话说：我是流沙河嘛。　

那时，《诗刊》没有食堂。我们吃饭都要到北侧的中国京剧院。北岛、杨炼、芒克中午也常来。那里的啤酒最受人欢迎，两角钱一杯。记得我和王小妮还同梁小斌、顾城一起到大栅栏喝过一次羊杂碎汤。

临分手的前一天，顾城背来一个黄书包。从里面一个一个慢慢掏出17个大黄梨。嘴里说着：分梨（分离）了分梨了。就是那天晚上，顾工夫妇及顾乡共同宴请大家。饭吃得非常隆重，是著名的全聚德，大型的烤鸭宴。吃饭的目的也很明确，希望今后大家对顾城多多关照。后来知道，那时顾城刚刚辞掉工作，一家人对这个迷诗的孩子既充满希望，也充满了不放心。除《诗刊》主要领导外，青春诗会只选了不多几个人，都是他们认为将来可能成为顾城朋友的人。

那时《诗刊》缺少好的相机，临别照不够清晰，但创意并不缺。全体分为男女两组，按照年龄大小降幂排列，站成一排。那个年月，见面不易，分手时甚至有点忧伤。当时所有人最大愿望就是发表诗歌——在没《诗刊》人在场的时候，大家悄悄说，今后我们要团结起来，谁能发诗时，可要给大伙多多发诗啊。

所有人离开北京后，我被单独留下，《诗刊》让我写一篇会议纪要性的文章，王小妮陪着我。由于我始终搞不懂《诗刊》的意图，一连改了几次稿，都没通过。最后刊出的文章是王燕生亲自写的。据王燕生先生后来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稿子不对路。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北岛说他们晚上有一个“文学沙龙”活动，问我们去不去。王小妮皱了皱眉，我则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原来，离开长春到北京参会前，吉林有关单位中的一位不相识的人几经周折转告我：到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联系，包括文学刊物！但我非常想看看《今天》的活动，不愿错过机会。记得我们转乘了几次公交车，才到了大约位于东城的某个院子。我们进去时，黑乎乎的院里已坐满了人，一个年轻人正站着说话。简单介绍后，沙龙继续进行。我记得一个身材不高的小胖姑娘走出来，说了几句话，然后坐下开始念她的小说。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清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人们都坐在院子四周。女孩她们坐在与我们对望的一棵大槐树下，她念得不太好，小说写得好像也一般，总之包括我在内的全院子人都没怎么听进去。我当时心想，这就是沙龙啊，和我们聚众念诗一样嘛，而且还不如念诗，小说不太适合沙龙。那天我的兴致欠佳，原因是突然肚子疼。吃晚饭时还好，一坐上公交车便疼得不行。听那女孩念小说时，我不停地按着小腹，可能影响了我的收听效果。

整整一个月的青春诗会。让我见识了很多人。从官方诗歌的泰斗，到民间的顶级诗人，也领会了最新的诗歌观念。这一系列当时中国诗歌界最新鲜、最活跃的因子，都无形中渗透进了我的诗歌理念。那一个月的提升，表面上并不明显，其实已深入骨髓。从北京回到长春，经过几个月回味，我不知不觉地感到有一肚子话要说出。当年底，我飞快地完成了《崛起的诗群》。如此看来，首届青春诗会，最大的赢家可能是我。

 

 

3

 

 

 

 

姜红伟：能否谈谈您的诗歌评论生涯是从哪年开始的？

徐敬亚：1979年下半年，我看了《今天》的诗，非常冲动，马上写了一篇《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然后按《今天》的地址寄给了刘念春。没想到北岛给我回了信，后来我那篇文章发表在《今天》的最后一期，第九期。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篇诗歌评论。我也有幸赶上了末班车，被人称为《今天》的理论撰稿人，其实我就写了那一篇。

在我当年眼中，北岛们的诗是发着光的。我惊叹：诗可以这样写！那时我完全没有读过法国象征派的诗，但他们很晦涩的象征手法我却全能读懂。我们之间的美学联系完全因为文革记忆，震动非常巨大。

其实当时中国各地被震动的人无以计数，我之所以写了《崛》文，可能源于我的敏感，甚至过敏。所以它对我的震动格外大。又因为我的行文方式、性格的因素，我又把它兴奋地无限放大，再传播出去。这样一来，我被震撼以后，又震撼了别人。当时我在《今天》诗的空白中作了很多笔记，后来整理一下，就变成了《奇异的光》。在我看，写诗和写评论并不对立。对写诗的人来说，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坏诗，一眼就看出来。评论其实是阅读的一种更深入方式。

在大学期间，我从没认真听课，但我的成绩却非常好，因为我曾经当过4年的中学老师。学习其实是一个技术，甚至像一门手艺，我比较会干这件事。同时我更会考试。当我明白了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是死记硬背，我就特别善于发挥，在大学里我的功课几乎拿了全优。

当时我是一个全职的诗人。我把上课、自习等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写诗、读诗。当时全国各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诗歌作品，几乎全在我的视野，好在当时的杂志不多。

那几年，我对全国主要的诗人、重要的作品一清二楚，中国诗歌一年年的发展脉络都在我心里。因此，《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我立刻写了《复苏的缪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写得很来劲。当我把一厚迭答卷交给任课的井继成先生之后，他可能觉得不一般，便以自己不懂诗为由，转到系里，请于正新先生对我进行指导，再后来于先生转交到时任副校长的公木先生手里。公木看了以后，非常兴奋。整个1979年寒假，我都在公木亲自指导下修改论文。我现在还保存着他给我改稿的一些原件。因为当时是手写的，公木老师专门指示学校科研处给我打印了一份。当时那么长的手写稿能变成打字稿，我觉得很了不起。

文章修改后，公木先生把它推荐给了北京的“当代文学研究会”，很快就引起了诗歌界关注。当时的诗歌界正在酝酿着当代文学史上一次重要会议，那就是1980年4月的“南宁诗会”。

“南宁诗会”是“崛起诗派”向传统发难的开端。孙绍振在会上的发言非常猛烈，和谢冕一起向当时的诗坛发出挑战。不仅涉及到现实，还涉及到历史，比如怎样看待建国以来的诗歌，当时孙、谢持的是彻底否定的姿态，指出1949年以后，它走的是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毛泽东说的“古典加民歌”那一套通通被他们否定。这种否定可以说是颠履性的。所以会议闹翻了天，争论异常激烈，很多老诗人老评论家接受不了。

会议邀请了公木，但是公木先生却推荐了我。

谢冕看了文章，马上就给我来了一封信，热情洋溢，他甚至高兴地夸我说，当代的别林斯基可能要出现了。他觉得太了不得了，一个大学生能写出这样漂亮的文章，有别林斯基一样的眼光和文笔。当时我急切地想去开会，马上向学校提出申请，我带着会议邀请找到了一位姓温的副校长，无论我怎么说，他都摇着那挺大的脑袋。我当时气得发疯，觉得怎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校长呢。的确，那一年非常可惜，否则“三个崛起”将提前相遇而不是在17年以后。

1980年末，因为要写学年论文，我才开始动笔感觉要写一篇真正的文章。

整个一夏天的在北京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歌经历，使我当时强烈地感到心里的大量感觉往外喷涌。结果一落笔便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45,000多字，这就是《崛起的诗群》。我大概是从1980年12月开始写，放假前就完成了，用了半个多月。

我当时的写作冲动非常强烈，也很激昂。记得最激动的细节是写到“现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质疑”这一节中那段……“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人类艺术创作方法的天涯海角！现实主义不可能作为目前我国艺术创作的惟一原则。诗，尤是！”的时候，我就觉得必须得朗诵了。那个晚上我正在寝室里写，几乎是一口气写出来。当时我跟同寝室的魏海田说，不行，我得给你念！我给他念了一段又一段……那些文字都是自发流淌出来，到了急不可耐要告诉别人的程度。一个人产生了强烈冲动以后的写作，跟憋出来的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次，我的指导教师直接就是公木。公木先生看了文章后，对我什么也没说。而当初公木看过《复苏的缪斯》后非常兴奋，曾认真地亲笔做过不少批改。这一次他没有任何批改，直接给我评了个优秀。没夸，也没说啥。

当时我正准备毕业，准备结婚，整天收拾房子，也顾不上修改文章。毕业以后，事情变得多起来，更没有与老师交流。文章一直扔在那。但公木先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学校科研处把《崛起的诗群》手写稿打印出来了，这对它后来的命运非常重要。

1982年秋天，辽宁师范学院的同学写信向我邀稿，我才忽然想起手里还有一篇挺长的文章呢，就把《崛起的诗群》找出来，直接寄给了他们。他们如获至宝，马上决定在1982年第8期、第9期连续发表。他们的《新叶》是铅印刊物，还加了编者按。文章发表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直到它被发表在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4

 

 

 

 

姜红伟：当年，您创作的那首《既然》和《罪人》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两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徐敬亚：1979年大学二年级时，我写过一首小诗，叫《既然》，只有十来行。

我没有想到这首小诗竟和我的名字终生相连。现在网上搜索，只要我的名字一出来，首先跳出来的，不是《崛起的诗群》，而是《既然》。好像它就是我的代表作。

既然

 

既然

前，不见岸

后，也远离了岸

既然

脚下踏着波澜

又注定终生恋着波澜

既然

能托起安眠的礁石

已沉入海底

既然

与彼岸尚远

隔一海苍天

那么，便把一生交给海吧

交给前方没有标出的航线！

 

 

这首诗的写作还真有一段小背景。1979年夏秋之交，那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没正式开展，但文学界的风声渐紧。

当时我与全国各大学社团联系很多。杭州大学的《扬帆》诗社和我关系不错。大家常书信往来。一天，突然接到《扬帆》诗社社长张德强的来信。他说《扬帆》被勒令停刊了！我当时非常悲愤！立刻在纸上写下了这首诗，纪念《扬帆》被停刊。一开始是有副标题的，后来收入《中国短诗选》的时候忘记写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这首小诗出名，是因为被几家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选上了。老师们还给中学生出了不少的问题。我看那些问题都非常可笑，我一个也回答不了。

另一首与大学文学社团有关系的诗是《罪人》：

罪人

 

当第一声喝问，匕首般投进人群

“罪人”——两个字，触目惊心！

当第一个罪人被拖出家门

无名的愤恨，咆哮着四处翻滚……

当第二块黑牌挂上了罪人的脖颈

恐怖的阴影，无声地爬向六故三亲

当食指突然指向了第三个脑门

台下，战战兢兢浮动起一片家族索引

当第四个高帽又找到了主人

虔诚的孩子们，慢慢低头思忖

每当台上增加了一个罪人

台下，就减少了一个狂欢的声音

当会场上无数次响起揪心的审讯

人群，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

当台上出现了第五、第六……第一百个罪人

台上和台下，互相无声地交换着眼神

当台上跪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罪人们，已经把手臂挽得紧紧!

每当台上增加一个罪人

台下，就出现十个叛逆的灵魂

历史的天平……一寸一寸，被扭歪着嘴唇

一天，又一天——它，突然一个翻身！

                          1978年

 

《罪人》原发于《这一代》创刊号（全国十三所高校联办）。1979年秋冬，创刊号尚未印完，便接查封。负责创刊的武汉大学朋友们将已印好部分紧急抢救出刊，残缺两个印张，而此诗恰在残缺的印张《不屈的星光》中。后来也没发表过。

 

 

 

5

 

 

 

 

姜红伟：能否谈谈您和《这一代》这本刊物之间发生的有关故事？

徐敬亚：自由结社似乎是人类的一个自由基因。到1979年，大学生文学社团几乎遍布了全国各高校。而一旦结社，文学群落的更大联合，几乎必然。

各高校联合的速度有点惊人。1979年夏，全国高校社团领袖“在北京聚会，共商大事”，消息传到吉大——发信者是武汉大学的高伐林、张桦。

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量：决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代表吉大参会。领袖，说得伟大而轻巧。当时每月生活费才20多元。就是去当总统，也愁路费。

各大学代表合影

9月开学，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也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黑白照片拍得非常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峻，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创办刊物，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我们吉林大学承办。发起的社团分别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社/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诗社/杭州师院《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大的征订由《赤子心》代办。

我记得，当时各系同学反应非常热烈。我一本一本地收着现金。一共征订了200本。而当时中文系三届学生总数才160人。可见外系同学的比例很大。4角5分，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恰好是一盘红烧肉的价格。当年的穷学生拿出来的，全是节省出的吃饭钱。

创刊号目录上，《赤子心》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栏目发了我的《罪人》和王小妮、兰亚明的诗。《赤子心》发刊辞《心之歌》也被当成诗入选。武汉朋友对吉大的抬举，似乎肯定了我们诗社的水平，让我们一伙人高兴了很久。

其实，我们只是沾了一点光。创刊号真正主角是武大。那里的青年诗人更强、更猛——王家新的长诗《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以更显著的位置刊发在《愤怒出诗人》栏目。这两首诗，矛头直指特权，发力最猛，反响最大。记得里面有一句诗说要开着解放牌去撞那特权轿车。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事儿了。听说与《桥》和《轿车》两首诗有关。后来慢慢得知，上面指示：停办。停印。

11月，焦急中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由于临时匆忙抢救性装订，杂志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今生今世看见过的唯一一本《这一代》。

寄到吉大的200本，被有关部门封存。再无踪影。同学们所交200本征订费，则由中文系公款退还。

我手中仅存一本《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有几百字的《告读者书》，临时用钢板刻写、油印：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意味深长：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1979年12月。 

据说，残缺的《这一代》创刊号，共抢救出16000本。除西北大学与吉大外，残本创刊号在各院校均被一抢而空。

在武汉，其一夜风靡三镇，洛阳纸贵。读者涌入校园，逐个游说有书同学，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的人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出。

在北京、广州、天津等大学，《这一代》也都几小时一抛而光。在杭州大学，据说一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

听说在南京大学，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卖书同学担心意外，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鬼市。没想到这并非故作的神秘，使人们更加趋之若鹜……据张桦多年后回忆，武汉黑市价涨到每本五元，超过原价十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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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红伟：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徐敬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热潮，是本国本民族历史上最罕见最热闹的时期。这一点已经得到世人的认可。而大学，无疑是这个热潮中最沸腾的部分。

后人也许并不在意、而在彼时却非同小可甚至大逆不道的是：文革后，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一夜之间涌现出了无数的民间文学社团。刚刚脱离铁政的中国，无论个人的生命勇气，还是单体的文学积淀，都缺少进行大规模文学活动的力量。突然的解禁，使文学结社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必要，也成为一种具有快感的、思想解放的象征性符号。在当时的大学，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忽然聚众习文，研讨朗诵，办刊出报……在未结社的同学眼里，这些人仿佛忽然得到一股仙气，什么文采什么水平已似乎并不重要，结社聚会本身即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时代骄子之举。

幸运的是，这种诗歌时髦并没有芸花一现。中国青年人五味杂陈的内心波澜，强力地支持了这些良莠不齐的雨后春笋们。任何一次突然的社会变革之后，全社会都急需一大批新脸孔的历史明星。因此，当八十年代大学中的第一批青年诗人出笼后，在各大学迅速形成了写诗扬名的示范效应。随着诗歌热潮不间断地滚动演进，“大学生诗人”这个词组，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甚至直至今日，一直都成为中国一个特殊的、人人皆知的社会角色。

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圣约翰大学”1879年创立，至今不过130年余年。在此百年时段里，还有哪一个年代的大学可与八十年代相比吗？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中，文人学者基本是单打独斗，少量的结社多数是后人追加封禅的。

百年来，中国另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结社，出现在白话文发韧的二十世纪初。但那时中国的大学还太孱弱。当时主要的文学社团都是社会上的文学写手。

因此，完全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诗歌热潮，或者说大学文学社团，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

 

姜红伟，1966年4月21日出生，黑龙江省海伦县人，现居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当代著名诗歌史学家、诗歌资料收藏家。现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第一家民办诗歌纪念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代表作《海子年谱》《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大学生诗歌家谱》等。即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七七级卷七八级卷（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