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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 命运的尽头

(2019-06-20 07:15:22) 下一个

彭小莲(1953.6.26~2019.6.19 )

1996年2月,我从纽约回来,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小时候跟妈妈和爸爸走过的淮海路成了金灿灿的街道。夜晚那些灯箱广告,可以和耀眼的纽约街头作比较。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消失了,出租车经过那光秃秃的街面时,开开停停,我们被堵在拥挤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喇叭声不断,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这灿烂的灯光下我害怕,怕什么?我并不清楚,到处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里。缩进破夹克里,抬起我穿着美国大兵皮鞋的脚,慢慢在寻找楼梯的台阶。我的大头皮鞋没有给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让我在那里绊倒,我紧紧地拉住满是灰尘的自行车轮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用链条锁锁着,绑在楼梯的半腰间。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在走进家门之前把情绪稳定下来。小楼道,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油膩气味,那油腻甚至就渗透在空气中,我可以从呼吸里体会到。

我轻轻地敲着家里的小门。老阿姨穿着洗得发黄的棉毛裤从被窝里爬起来给我开门。像以往一样,她说:“是小妹妹回来了。”她看着我没有一点惊讶,而我却惊讶地打量着她。在看惯了高大的美国人以后,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瘦小,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色这么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阿姨,赶快回去睡呀,不要冻着了。屋子怎么那么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很,母亲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个样子,甚至连鸡毛掸子都还挂在大橱的侧面。唯一的变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旧冰箱上都盖满了旧报纸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纸。家,看上去像一个废品回收站。阿姨说:“上海的灰实在太大,没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这些报纸来挡挡灰。”我该说什么,总以为这个家是很温馨的,总以为阔别七年之后,重逢会别有一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时候,都为自己的想象感动了。泪水在眼角转动,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门的钥匙,轻轻地将它打开,让她们大吃一惊。

是的,我站在这里,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灯在不断地闪烁,我看见屋里的旧报纸,破塑料布也在变幻着颜色,像万花筒似的。家,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破败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袄,领我走到母亲睡觉的地方。她还是睡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小房间里。白天的时候,那里可以更多地晒到太阳。老阿姨推了推母亲,她从棉被里伸出一只完全变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缠过的小脚,手指交织在一起,已经不能伸张和弯曲,骨架全部萎缩了。母亲用那样的一只手向阿姨摇了摇。

“是小妹妹回来了。”老阿姨大声地叫着。

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博士文凭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准备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6月28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样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

她跑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跑。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我知道在40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妈妈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持。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女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30年了。”

1980年6月28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伯伯,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那种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组织上,上海宣传部不同意胡风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因为胡风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案,上海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步调。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20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1979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柏山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

《崖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

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

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1980年的夏天,赖少其叔叔亲自用毛笔提写了挽诗,将它悬挂在灵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

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

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

读着这些诗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年轻的豪杰,也许一点都不过份。在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英武之气。浪漫的老一代,是从血液里面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我们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情调,没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闻到那种难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义混杂的气息。过去一些时间,过去那些往事,又过去一些年华,接着我们经不起新的诱惑,然后被滞留在岁月的后面。

多少年以后,皮定均伯伯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止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伯伯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198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1983年10月31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于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的宣传部长陈沂,安排妈妈在退休以后,负责主办上海的《文学报》,因为妈妈是老记者,有办报经验。

妈妈说:“我过去没有做官,也不管这个官有多少大小,现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让我解甲归田吧。”但是,陈沂部长又请人上门来说服妈妈。妈妈跑去看陈国栋书记,她说:“陈书记啊,让我保持个晚节,做个平民百姓吧。”

陈书记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1992年9月28日77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是一个不样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驮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1996年5月31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40度3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急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扣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我……死……”她说不下去了,药性发作的时候,她的高烧上来了。40度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过去了。我跟医生说:“满足她的愿望,就让她安乐死吧。这样的治疗,谁都承受不了的。”

医生说:“中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这次的血清可能有问题,下次不用了。”

“可是,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法律。”

是的,你们没有办法。可是面对自己的生死,我们居然无法选择。

世界又封闭起来,人生没有尽头。疼痛还没有结束,人们又要奏起乐来,去寻找更多的悲伤。全部的恐怖就是,还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给妈妈去送饭,虽然她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抢救回来了。她用轻微的声音说道:“小莲,我让你这么辛苦;还有小梅,那么热的天,在给我做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老是打搅你们……”我看见她哽咽着,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你胡说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打搅过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债来了。”

妈妈笑了,我努力跟着她一块儿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气,就是链子又脱了。骑着骑着,就非走下来找地方修车、补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阳暴晒着,一点遮挡都没有,我会感觉心里有了一份踏实。我想跻身于这热烘烘乱糟糟的人群里。哪怕是身边追来一群讨饭的,我像没有看见一样,既不赶走他们,也不会施舍一分钱。我糊里糊涂,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着电脑,在英特耐特网上半天不肯下来。最后,还是给海诺德发邮件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的邮件出现了。

他说:“每当听到你母亲的坏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竟是那么沉重,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罗马古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10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1996年12月12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点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声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啦哐啦”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1996年12月13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霎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选自彭小莲《他们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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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龙道 回复 悄悄话 彭小莲昨天(2019年6月19日)去世,悼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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