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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十字路口——唐翼明、唐浩明兄弟的命运走向(ZT)

(2019-05-07 13:44:08) 下一个

唐翼明(左)、唐浩明兄弟

唐翼明,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文革结束后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

唐浩明,1946年生,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毕业于河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入岳麓书社工作;任编辑室主任、总编辑等职;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彭玉麟》《杨度》《张之洞》等,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等。


站在衣柜前寻找什么的中年男子转过身来,五短身材,四肢粗壮,赤着的脚上满是泥巴,裤脚卷到膝盖。一双严厉的眼睛发出的冷光落在7岁的唐翼明身上,眼睛上面是紧皱的眉毛,再上面是光头。他不吭一声,仿佛见到了什么不情愿的东西。过了几秒钟,又转过头去继续做自己的事。他是伯父。即使六十多年后,唐翼明也常想起这让自己满身冒寒气的一刹那,“它预示了我未来的某种命运。”

这是1949年春天,国共两党局势越来越紧张,唐振楚——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任机要秘书——把3个孩子塞进湖南衡阳乡下老家来的两顶轿子里,摇晃一百多里送到了金溪庙哥哥家。7岁的小少爷唐翼明带着6岁多的妹妹、两岁多的弟弟唐浩明,开始了一生颠沛。

在台湾,唐振楚官位高升,担任过总统府副秘书长、考选部部长、台湾联合国劳工局局长等,却三十多年不得见骨肉。而唐翼明几经沉浮,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研究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浩明成为写出《曾国藩》的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曾经同样聪慧的妹妹,却在8岁时跌落马桶,死于痢疾。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

“那里还有什么好回去呢?”年届古稀的唐翼明已经58年没有踏上金溪庙的土地。他记得那条蜿蜒的小河金溪,开启了他对河流最初的喜爱,这种喜爱以后陪伴他走过了许多地方。他还记得,在那里他失去妹妹,远离弟弟,寄人篱下,被伯父的无数耳光打掉了右耳听力。

被父母留在大陆是一场赌博。“父母觉得到了台湾,跟蒋介石关系很近的这一批人很可能要跟着跳海,要是我们3个小孩子也跟着跳海就太可怜了。如果国民党还有可能反攻大陆,最多几年。抗日战争也才8年,总不至于比抗战还长。伯父主动说,兵荒马乱的,他可以帮带孩子。正好两顶轿子从乡下来城里送人,会空着回去,就载着我们走了。”唐翼明说。

这一百多里的距离让唐振楚和妻子王德蕙后悔一生。

1948年,母子合影,王德蕙和孩子们。

离开大陆时,唐振楚担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已两年多。王德蕙曾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之前的1945年,唐振楚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学位,赴湖南省蓝山县任县长,年仅31岁,正年富力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县政整顿。裁撤冗余机关、修水利、重教育,亲自骑马走路行遍全县七乡一镇。在他的治理下,南山县以“无盗窃、无牌赌、无摊派”闻名全省。因政绩斐然,边远地区的县长唐振楚,连越几级成为蒋介石机要秘书。

这位大眼睛的瘦削官员长得更像书生,也被下属说过像时尚青年。常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棍。身高约一米七,明显高于他的两个儿子——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营养不良刻在唐翼明、唐浩明兄弟身上的印迹。

赴台湾时,王德蕙已年近四旬,很难再生孩子,后来在台湾领养了一个女儿。因牵念3个儿女,大陆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扯动着他们的神经。唐翼明说:“父母后来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很大原因是要减轻精神压力。一切都交给主来担当。”

天性顽劣的唐翼明,幼时洗澡都会从盆里跳出来三四次,蹭一身泥灰,害得保姆次次上演追赶戏。到了伯父家,7岁的孩子自觉地收起顽劣,低眉顺眼。

伯父是农民,非常勤劳,农忙种地,农闲读书,还会请来老师,和自己轮换着教家里的孩子们读古文。唐翼明最早的古文教育就从这里开始,至今感激。家里糊窗户的纸有时还是父亲唐振楚小时候临帖留下的字纸,张黑女碑,从容疏雅。

睡懒觉会挨打,背书不好会挨打……唐翼明感觉得到“伯父对我们的待遇跟对自己孩子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如果不是后来的土改,日子也不算那么糟糕。

1951年,土改工作队入村,唱歌、喊口号、舞红旗……9岁的唐翼明觉得好玩,拉着皮尺帮他们量土地。

深秋的一天,唐翼明抬水回家,惊慌发现大门上斜贴了白纸条,厨房开着,屋里没人。原来,伯父被划成地主,关押起来打,听说十指都钉进竹钉,还自杀未遂。伯父的田地被分掉,8间房只剩下两间。

唐翼明兄妹3人被划出去独立成一户,算作贫农,每人分到9分土地,住进伯父家被分出去的最破一间房里。9岁的唐翼明,就此成为一户之主。长大一些他才明白其中原因:按当地标准,平均每人有20亩以上土地才算地主。伯父家有八十多亩土地,一家7口,平均下来只算中农。可有人眼馋伯父的土地和财产,就想出办法,把唐翼明兄妹3人独立划出来。伯父的土地除以4,刚够地主标准。

3岁多的唐浩明被介绍去衡阳城里给一家理发匠作养子,改名邓云生。唐翼明和妹妹住在透光透风的土砖房里,睡在潮乎乎的稻草床上。一口锅,没有灶,煮饭的时候兄妹要轮流把脸贴在地上吹火,满屋都是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煮出的饭还是半生不熟。没有菜,就撒上点盐囫囵吞下去。

常和唐翼明考试争第一的妹妹开始拉肚子,从一天两三次到四五次、十几次、三十几次。没有钱买痢疾药,唐翼明只有每天扶妹妹去坐马桶。一天,妹妹把屎拉到地上,砍柴回来的唐翼明依乡下习惯,随口骂了句:“死鬼,你怎么还不死!”

第二天,唐翼明砍柴回来,妹妹已经从马桶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死了。

“好像是我把她叫死的。”这成了唐翼明心头永远的伤。

落榜的全省第二名

1954年,唐翼明考上初中,是全村惟一的一个。

他根本没想过会有钱去上学。失去弟弟妹妹后,他再去伯父家,更被嫌弃。此时,父母给伯父的赡养费又寄不进来了。

一天,乡长把唐翼明叫去,问他:“你想去念书吗?你妈妈在香港,你可以让她寄钱来,我们政府允许这个。你现在相当于是个孤儿,你妈妈寄钱还可以减轻我们国家负担。”

唐翼明从不知道妈妈在香港。7岁前的记忆许多都模糊了,只剩下些许片断:父亲抱着一堆金黄的芝麻烧饼从楼梯走下来,圆形的是甜的,椭圆形的是咸的,特别好吃;坐在漂亮的小汽车里去一位曹伯伯家做客,上车时唐翼明扣衣服扣子,下车时还没有扣完。后来躺在乡下草地上放牛时,唐翼明回想起来,有点笑自己:怎么会扣这么久?是夸张了么?几十年后他才从妈妈那儿确认,他没记错,曹伯伯家坐车真的只要两三分钟。

在香港的其实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当时大陆可以寄信到香港,不能寄到台湾。有家属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官员,大都会想办法找一个香港朋友,帮忙转信、转钱。

妈妈给伯父寄过钱和信,唐翼明并不知道。土改期间,乡里扣下了妈妈的信。此时,乡长从柜子里翻出信,让唐翼明抄下地址。果然很快联系上了妈妈,也收到了上学的钱。

1958年,父母合影,唐振楚与王德蕙

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去110里以外的新民中学,唐翼明听说那个叫呆鹰岭的地方离衡阳城很近,却没有人能告诉他怎么走。12岁的唐翼明天没亮就守在村子的石板路边,等待做小生意的挑夫路过,希望跟着他们去城里。

来了一个挑担子的汉子。唐翼明迈着小步子跟在后面,赶不上只好小跑。8月,太阳似火,他很快流起鼻血,连呼吸都困难起来。那汉子停下来,用井水浇唐翼明止血,请他吃了饭,分开的时候说:“不要怕,你这个奶仔(孩子)有出息,将来中了状元不要忘了我啊。”一直走到太阳下山,唐翼明终于到了学校,第二天腿肿得很大。

新民中学离衡阳城有10里路,唐浩明就在那里。唐翼明已经3年多没见弟弟了,他很怕真的丢了这个惟一的弟弟。

唐翼明摸索到衡阳二中理发匠邓家,也不敢说是亲哥,只说是表哥。唐浩明的养父母并不希望捅破这层关系。唐翼明每月去看望一两次,每次看完,给妈妈写封信汇报弟弟情况。

唐浩明在邓家没有兄弟姐妹。第一次记住这个哥哥,已经是1957年,他11岁。此时,唐翼明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公认的湖北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

唐翼明常感激生命中那些幸运的节点,此时就是关键的一个:“那时候开始反右,我正好在初高中交替的假期。依我的出身,如果早一年读书已经进了高中,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迟一年读书还在初中,很可能不让我考高中了。那以后读研究生什么的,都不可能有了。”

走在布满夹竹桃的红石大道上,唐翼明踌躇满志。他在任何考试和比赛中都所向披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即使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不能当班长,也可以当技术干部课代表。这让他几乎快忘记自己的身份——“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

高考后,唐翼明信心十足地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他已经不屑北大、清华,他一心学科学,理想是拿诺贝尔奖。可放榜时,连专科名单上都没有他。更绝望的是,后来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全湖北省第二名。

他躺在床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切的努力都失去方向了。

校长何为留下了他,教初中俄文。18岁的唐翼明给十三四岁的学生们上课,开始了中学教师生涯。

学理科比较安全

唐翼明再一次见到弟弟,已是5年后了。

1962年,正是饥饿引发逃港浪潮时。“我妈妈听到消息说,通香港的口政府会放开一个礼拜,赶紧写信让我去广州。她立刻从台湾赶到香港等我,让我趁这个机会过去,什么都不要带。”

唐翼明向学校申请的理由是妈妈害了重病,在香港开刀,需要亲人签字。学校坚决不肯放行。唐翼明又申请说那让我到广州,至少可以和妈妈通电话。那时,广州有电话可以直接拨通香港,武汉没有。学校终于批准。

赶到广州时,“那个口已经关掉了。我不会讲广东话,不可能自己走到边境,因为很快就会被人识破,只好先找个旅馆,住了半个月。妈妈很着急地想办法,最后说要弄个假护照。可弄到手时,我已经回武汉了。妈妈气得晕倒。”

回武汉前,唐翼明路过衡阳看望弟弟。客厅里搭一块木板床,准备让唐翼明睡。唐浩明记得清楚,正坐在外面聊天,突然派出所的人出现,要查证件,以前从来没见过。“可能校方把我的事情报告给公安局了,他们来核实,我是不是来衡阳了。”唐翼明说。

唐浩明隐约知道了些自己的身世,毕竟父母是衡阳名人,不时有风言风语传入耳朵,但他并不多问。他从小是听话的孩子,也像哥哥一样得演讲比赛奖、作文比赛奖,但他拿得最多的奖却是哥哥从来没有得过的“三好学生”。

这大概决定了两人将来研究方向的差异。喜欢飞扬跳脱的唐翼明研究飘逸潇洒的魏晋文学,倾向沉稳温和的唐浩明研究最守规矩的曾国藩。

1965年,唐浩明考大学。这也是一个幸运的节点,如果再迟一年,就会再等10年。考前一年,哥哥跑到衡阳,劝这个从小喜欢文史的弟弟考理工科。许多年前,母亲就在信里说,要科学报国,文史太虚,理工更接近国计民生。没说出来的话是,意识形态很危险,应该远离,学个一技之长。

唐浩明也知道,考文科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理工科宽松一点。“我很想上大学,学文还是学理是第二位了。”

填满的二十几个志愿里,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录取了他。

1967年寒假,唐浩明从学校回衡阳,在武汉停了一晚,第一次去看望哥哥,谈了半夜。兄弟俩把关系几乎说开了,却还是没敢捅破那层纸。“文革”的危险气息近在眼前,两人约好不再见面、写信、打电话。唐浩明说:“这件事10年以后才能说。”后来再见,果然相隔近十年。

养父亲口告诉唐浩明他的身世。针对养父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罪名是收养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儿子,追查国民党高官是不是交给养父什么任务。还好他们连面都没见过,调查不出来什么,也就算过去了。

唐翼明则没这么好运。一天,教学大楼、过道、操场墙壁上半个小时内突然贴满了《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唐翼明》的大字报,唐翼明3个字用红圈圈起来,再加上一个大红叉。爱夸奖他的校长换成一张冷脸,平时的好朋友、老师成了喊“打倒”的领头人。20岁时唐翼明组织的文学诗社此时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他被无数次押上小桌批斗,学生们的拳脚、石头、棍棒招呼上来,重重的大牌子挂在脖子上,一点点嵌进肉里。唐翼明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把脚踏上他的背,踩了8个小时。

他想起了在伯父家受的冷眼,想起了读高中时是同学们眼中的外乡人和乡下人,想起了高考莫名落榜……他总是热切地想融入某个团体,却从不被接纳。

美国的博士

唐翼明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

中央将要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但只限理工科。兴奋的唐翼明写信给弟弟,劝他去考。唐浩明放弃了,他1965年入学至1966年“文革”,只读了一年大学,没学到什么东西,考研究生肯定不够。何况他喜欢文科。

不久,教育部补发了通知,说文科也招生。报考最高年限36岁,正是唐翼明的年龄。他仔细读着邓小平的两项指示:一、不计较学历,有同等学力即可;二、不纠缠考生家庭出身,只要本人没有犯过大错误。他相信这次机会真的来了。

边上班边准备,3个月后,唐翼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胡国瑞,同学六七人,里面有后来的知名学者易中天。

唐翼明立刻打电话给弟弟,唐浩明高兴得不得了,立即跑到武汉见哥哥,说我明年也要考。

此时的唐浩明,连念书带工作,在水利部门已经待了14年。作技术干部,经常去乡下查勘水库、渠道、渡槽、涵洞。他并不喜欢这些,更愿意闲了去单位图书馆翻文史书,看看市面上罕有的《二十四史》。除了唐浩明,没人借这个,每本都是崭新的。

第二年,唐浩明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兄弟俩终于团聚。

唐翼明第一次有了被接纳的感觉。武大的樱花、桂子、荷叶、梧桐,在他面前展开了两年半最有归属感的生活。这甚至吸引着他三十多年后决定回国定居,留在武汉。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但文科生尤其是中文系学生赴美留学还是不可能。唐翼明向武汉大学保卫部提出申请,要去美国探望父母。半年后,保卫部才傲慢地回复:“不要想去什么美国,公安厅不批准。”唐翼明的倔脾气一下子上来,大声说:“告诉你的上级,我唐翼明不接受这个决定!”砰地摔门走人。

此时,唐振楚是台湾考选部部长。初中后一直跟妈妈通信的唐翼明从来没有跟爸爸通过信。妈妈说他们离婚了,唐翼明的心里有了恨意。其实,那是妈妈说的谎言,他们怕仍在国民党里做官的爸爸会给大陆的兄弟俩带来灾难。

唐翼明决定给中央写一封信,把不让探亲的事捅到最高层。托朋友找武汉“文革”前老市长刘惠农的女婿帮忙代转。现在刘惠农和许多在北京的老战友一样,官复原职了。不久,保卫部通知唐翼明去北京,公安部副部长要亲自接见。

正是冬天,北京下着鹅毛雪,唐翼明裹着厚棉衣,跨进这辈子从未见过的最森严的衙门,只觉得有股热烘烘的暖气扑来。真热,唐翼明的汗沿着脖子往下流,却不敢脱了棉衣。副部长开口了,语气竟十分和蔼:“唐翼明,公安部决定批准你去美国,你们一家人都去。希望你去了美国以后,不要骂共产党,为祖国统一多做贡献……”然后当面拿起电话就打给湖北省公安厅,转头跟唐翼明说:“你明天回武汉就可以拿到全家人的护照。”果然,唐翼明回武汉就拿到了全家人的护照,不过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时,只批了他一个人,怕有移民嫌疑。

为了赶在签证1981年3月过期前到美国,唐翼明申请了提前毕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拿到文凭的硕士研究生,答辩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考一个硕士,请来9位教授(实到8位)。学校大礼堂里挤满三百多人,太多人想看看研究生答辩该怎么进行。此后的读书和教书生涯里,唐翼明再未见过这样规模的答辩。

1981年,唐翼明进入父亲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师从著名学者夏志清。10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同班的近三十个人里,只有5人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包括作家查建英,但她后来没写论文,放弃了博士学位。最终只有3人拿到学位,唐翼明又是第一个。

钻研曾国藩

哥哥花10年时间读博士时,弟弟也用10年时间做了一件事:研究和书写曾国藩。

1982年,唐浩明毕业后进入岳麓书社做编辑,一年多后开始担当《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曾国藩生前留下的大量批牍、奏稿、家书、公文等,一直封存在当时的湖南中山图书馆里,满屋厚厚灰尘。年代久远,资料已经纸脆卷黄,甚至被蛀虫咬得支离破碎,每翻开一页都得小心。图书馆不同意出借。唐浩明就把社里惟一的复印机用板车拖到图书馆,一页页地复印了近半年。连图书管理员都感叹:“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个人这样做死地搞事。”

唐浩明无数次跑向所有可能有相关资料的科研院所,搜罗的资料与后来全集实际成书的1500万字,比例大约是10:1。《曾国藩全集》1984年推出第一本,到1994年出齐,共30卷。

一字一句啃读的笨拙读书方式让唐浩明看到了太多历史的细枝末节,这是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的。他写起了曾国藩研究论文,曾国藩不是后来所说的汉奸和历史罪人,也不是先前所说的“一代完人”、“千古楷模”。读着曾国藩留下的文字,唐浩明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抑郁悲凉,那种理想和所处时代之间巨大的矛盾。

1986年,唐浩明开始动手写小说《曾国藩》。为了有更多时间,他辞掉了副总编的职位。白天编全集,晚上写小说,忘记了休息日和过节。他也不确定能不能出版,更没指望会有多少稿费,“我有工资的。”

4年后,19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第一部先在台湾出版,因为大陆这边出版社迟迟不定能不能接受这种史观。3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以《血祭》为名也出版了这本书。随后两年,出版了第二、三部。

小说受到的欢迎出乎唐浩明意料,几乎整个华人世界都在谈论它。正版总印量超过一百万册。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将它列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2006年,《财经时报》推出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唐浩明以820万的收入名列第六。至今哥哥唐翼明还记得:易中天是第七,余秋雨是第一。

“还是他猾,我们都花10年做一件事。他写完小说名满天下,我念完博士没人知道呀!”唐翼明哈哈大笑说。

特权与清廉

唐翼明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样子是1979年,武汉大学图书馆里。

那个专门的图书室只有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去,里面摆放着香港台湾出版的书籍,锁在玻璃柜里。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跟图书管理员借阅,不能带出去。

唐翼明看到一本《中*华*民*国*名人录》,猜想父亲应该在里面。他向图书管理员声称自己在研究胡适,借出了这本书。

他很快翻到了父亲,2寸的小小照片。第一感觉是“很瘦,哪里像什么大官”。完全不像反复想象过的样子。

唐翼明告诉了弟弟,这本书名刻进了唐浩明脑子,他在自己的学校没有找到。毕业去了出版社后,总算查到了这本书。

博士毕业后,为陪侍父母,唐翼明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成为大陆去台湾的第一个教授,至今也是大陆去的教授中惟一由台湾教育部正式认定的。

“因为其他教授都不可能像我一样有中华民国户籍。那时我父亲是中央委员,提案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公民地位,蒋经国亲自特批。”本来按照台湾法律,只有年满70岁,或者不满16岁,有直系亲属在台湾,才可以投靠入籍。唐翼明笑着说:“因为那时候还是国民党一*专制,现在马英九都不能批,要不然会被民进党骂。”

这是唐翼明难得享用的父亲特权。谨慎细心的唐振楚一向循规蹈矩。“他比较内向,不喜欢交际,可能因为这种性格,才会做蒋介石秘书。我们两兄弟有时候想让他多讲点蒋介石的事情,劝他晚年写回忆录,他都不写、不谈。”

有时候客人来拜访父亲,父亲接待一下,就进去读书了,留下母亲跟客人谈话。母亲是唐翼明这辈子见过的最能干女性之一,她可以把二十几人聚会中的每个人都招呼得很好,让每个人觉得受到重视,宾至如归。

“妈妈的性格大多遗传给了我,爸爸的性格就遗传给了弟弟。”唐翼明说。

唐翼明从未见过喜欢交际的母亲有任何首饰。她的衣服只有几件比较好的旗袍,其他大都是在路边摊两三百块台币买的,不到人民币一百块钱。妹妹告诉他,小时候去爸爸的办公室玩,想拿点纸和铅笔回来写字,就被骂一顿,说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拿。

父亲的老司机告诉唐翼明一个笑话。有一天老司机有事过不来,父亲坐计程车去上班。父亲记得清楚,在离总统府还有一两百米的地方停下,计程车会少跳一次表,少几块钱。到地方父亲让司机停,司机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是把他拉到门口,结果跳了表,父亲带的钱不够了。父亲怪他不停,司机把他说了一顿:你这么大个官还差这几块钱,没钱就不要坐。弄得父亲很不好意思,还得从同事那里借钱付款。

“我父亲相当清廉,比较起来我浪费太多。在我看来,国民党那批老的大官普遍还好的。我父亲做部长的时候有秘书和专车,后来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时,也还拿工资的,就没有秘书和专车了。不会当一次部长,一辈子都有这些。”唐翼明说。

1999年7月,父亲突然去世,享年85岁。2003年10月,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96岁。

年过花甲的唐翼明忧郁症复发。一切看似照旧,却像有一张无形的膜把他和世间隔开了,他对膜外的事情一件件失去了兴趣,常常想到死。

药物治疗渐渐控制住了病情。唐翼明想到回家,回武汉。2007年,飞机在香港落地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一阵狂喜,说起来很难相信,我一下子觉得忧郁症没有了。”

永远的边缘人

8月,上海,新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在书展举行发布会。唐浩明从长沙飞来助阵,兄弟俩一年能这样见上两三面。同来捧场的还有唐翼明的同学易中天。

眉飞色舞说话的总是唐翼明,唐浩明静静坐在旁边,听哥哥讲到记不清的年代或专有名词时,会斩钉截铁地插话。唐翼明就会点点头:“对,还是你记得清楚。”

又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杨度》和《张之洞》后,唐浩明封笔不再创作小说。他又回到曾国藩研究,开始点评曾国藩家书、奏折等。近三十年研究同一人,唐浩明说这是古话“一经通”:“如果你真正弄懂一部经书,其他的都会融会贯通。曾国藩是中国文化集大成者,你弄通这段历史,也会弄懂中国的学问。”

唐翼明住在了武汉。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面朝他最喜欢的长江,唐翼明亲切地称它阅江楼。

他常觉得自己是边缘人。童年少年不必说,在美国时,即使拿了护照,也处处感到不融和。“我的老师夏志清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地位那么高,基本是头号人物,但在美国还是边缘。搞人文的就是这样,余英时那么厉害,学术成就还是需要本民族确认。如果这个国家整个社会国际地位低,你在外边就被边缘化。”有时在街上看到夏志清戴着帽子,提着塑料袋走在雪中赶回家,唐翼明就觉得看到两个字——寂寞。“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到了台湾,唐翼明仍然是外人。他是台湾学界眼中的大陆学者,而大陆学界又早已把他称为台湾学者。他的《魏晋清谈》入选台湾出版物金鼎奖时,一位评选委员轻轻说:“作者是刚从大陆来的。”就立马落选了。

回到家乡,尴尬的事情还是会来。在百家讲坛讲解《颜氏家训》,录到10讲中的5讲,突然被支吾着告知不能再录了。原来换了新领导,顾虑到唐翼明的台湾背景,暂时停录。同时停录的,还有另一个台湾的教授。

“这就是你的宿命。”他在自传散文集《宁作我》里引《世说新语》里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2012年元旦,正逢唐翼明70岁生日,儿女和妻子都在美国。唐浩明怕他孤单,专门从长沙赶来陪伴,聊天、吃饭,包了个一万元的大红包。

那个觉得自己“永远在家里,又永远寄人篱下”的唐翼明,知道自己正享受此刻,也就足够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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