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 | 李辉

文 | 李辉

黄仁宇先生

一、黄苗子致信傅璇琮

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出版物中，《万历十五年》无疑占据着一个显赫位置。虽是一部史学著作，影响力却早已超出史学界。大历史视野、叙述风格、篇章结构……

黄仁宇先生呈现出的另类史学写作方式，受到不少写作者和读者青睐与追捧。撇开其学术价值暂且不论，仅将之称为一部写作经典，恐怕也不为过。

读《万历十五年》自序，知当年这一中文版引进大陆，与黄苗子先生的热情促成有关。黄仁宇这样写道：“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 ，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乘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是《万历十五年》的责任，他在《那年，那人，那书——<万历十五年>出版纪事》一文中回忆说，这部书稿，最初是由黄苗子与他联系的。黄苗子于1979年5月23日致信傅璇琮如下：

黄苗子先生

璇琮同志：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有误，非耶鲁大学——引注），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第一次寄书稿来时，金尧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尽快给他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并说陈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张。但书稿分三次寄来，稿到齐时，尧如同志已离开了。

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

匆匆即致

敬礼！

苗子

五月廿三日

傅先生还回忆说：“……原稿在遣词造句上确有不少难懂之处，因此在征得黄苗子先生同意后，由我请大学时同窗好友沈玉成先生（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对全书作一次全面的文字加工。”

应该说黄仁宇是幸运的。1979年之际，中国欲翻译、引进一本国外著作，有诸多不便。《万历十五年》，从提交选题、论证再到正式出版，历时约三年，就当时情形而言，这一出版周期虽不算快，却也算正常。

万历十五年初版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二、“生正逢时”黄仁宇

参照阅读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张逸安译，三联书店，2001年6月），可进一步得知，《万历十五年》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对当时身处窘状的黄仁宇，恰是来自故国的最好慰藉。

1979年夏天，黄仁宇正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的撰写，由他负责明朝部分。就在此时，他却意外接到校方的解聘通知：“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长春藤（又译常春藤——引注）名校、剑桥、伦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黄河青山》，67页）

《黄河青山》三联书店 2001年6月

这一年，黄仁宇年已六十一岁，在美国汉学界虽非赫赫有名人物，但能够参与《剑桥中国史》的撰写，可见还是具有一定学术地位与影响。“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同上，82页）他在《黄河青山》中，屡屡发出类似愤懑不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同一年，黄仁宇遇到另一个打击——无缘作为明史专家访问中国。他写道：“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上，100页）

不仅如此，完稿于1978年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在美国寻找出版社也不顺畅。因为这一原因，黄仁宇才决定将之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在中国寻找出版中文版的机会。

随后的进展证明，黄仁宇的这一决定，颇为明智。此时，刚从“文革”劫乱中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界，百废待兴，对来自远方的、新的、有着独特见解的著作，有着急切的期盼。从文化人到出版社，无不试图以各种努力，推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一个封闭已久的中国，能够与整个世界面对。

就此而言，中文版《万历十五年》书稿来到北京，正可谓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出现在一个恰当的地方。吴祖光先生晚年常爱以“生正逢时”题赠友人。这里，不妨套用之——黄仁宇与他的《万历十五年》，生正逢时。

三、郁兴民与女婿卡尔

黄仁宇想到请黄苗子帮忙推荐，是因为他与黄苗子夫人郁风的弟弟熟悉的缘故。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在两处不同地方，详细叙述了其间细节，为当年出版界留存了一份难得记忆。两段叙述分别如下：

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余哈维（音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他秋天回到普吉西，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妹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同上，74页）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 Walter ）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史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措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同上，76页）

上述回忆，有几处需要加以订正与说明。

文中所提“余哈维”，应译为“郁哈维”，即郁风之弟郁兴民，黄苗子应翻译为姐夫而非妹夫。从黄仁宇回忆可以看出，郁兴民和女婿卡尔，传递隔洋消息，携带书稿入关，可谓，诸多因素，机缘巧合，方使当年相当棘手之事，迎刃而解。他们在《万历十五年》出版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郁兴民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等在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即黄仁宇所写“临大”。离开临大后，郁兴民留学美国，二战期间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前来中国调停国共内战，郁兴民随美方军事调解小组前往沈阳。黄仁宇时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副官，不过，二人虽同在沈阳，但并不如黄仁宇回忆录所写都在“国民党东北总部”。

黄仁宇回忆说，他在1979年3月27日接到郁兴民电话，被告知《万历十五年》获中华书局同意出版的好消息。据苗子致傅璇琮信中所述，可知郁兴民通报的消息，应是金尧如的最初答复，因金已离开，遂转由傅璇琮接手负责。

四、特殊角色廖沫沙

围绕《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出版，还有一位被黄仁宇数次提到的人是廖沫沙。

早在抗战期间，黄仁宇在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任编辑时曾与之共事，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1979年，廖沫沙刚刚平反，再度启用，于是，在为《万历十五年》寻找出版机会的过程中，廖沫沙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黄仁宇写道：

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共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同上，102页）

从黄仁宇的叙述看，他与黄苗子想到请廖沫沙写序，应是考虑到廖沫沙此时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可借其影响力来促成《万历十五年》的顺利出版。后来，廖沫沙因病虽未如愿写序，但他还是为《万历十五年》题签，黄、廖多年前的历史渊源，在晚年有了一个圆满的衔接。

五、黄苗子题跋初版本

《万历十五年》迄今已有多个版本，包括插图本，但我最喜欢的还是1982年5月的初版本。

初版本封面设计颇为讲究。书名由廖沫沙题签，繁体行书，竖排于中央。封面衬底为全幅淡绿色图案，并延伸至三分之一封底。该图案应是选自明代织锦。我藏有一册由沈从文作序的《明锦》（人民美术出版社，李杏南编，1955年版），沈先生在序中这样说：“本集材料的来源，全部出于明代刊印的《大藏经》封面。经文刊刻于明初正统永乐时期，到万历时期全部完成。”《万历十五年》封面所选图案，与《明锦》中所收“绿地龟背龙纹加金锦”、“红地菱格加金锦”等样式相近。当年，选明锦图案作为《万历十五年》的封面，的确相得益彰，由此也可显中华书局之巧思。

沈从文作序的《明锦》书影

二〇一一年，《万历十五年》出版几近三十年。时光荏苒，除黄苗子先生依然健在外，与这本史学经典出版关系密切的几位关键人士均已仙逝。不久前，我前去朝阳医院探望黄先生时，特地找出初版本《万历十五年》带上，请他题跋。

九十八岁的老人，落笔依然清隽而有力，扼要叙述多年之前往事如下：

这本书的初稿，是由我爱人的弟弟郁兴民从美国写信给我，由我介绍给中华书局请他们出版的。经过他们研究，理顺了个别文字，便出版了。黄教授到中国，曾和我见面。后来，他的几本著作在国内外风行一时，成为研究中国史的要籍。李辉兄得此，因记其经过。年，苗子九十八岁

因这一题跋，我收藏已久的这一册《万历十五年》，多了一段出版记忆的温馨。

黄苗子给李辉收藏的《万历十五年》初版本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