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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茵“殉情”之谜:英达说,演《风声》是向他的姑奶奶致敬

(2019-04-17 09:38:41) 下一个

英茵“殉情”之谜:英达说,演《风声》是向他的姑奶奶致敬

英茵“殉情”之谜:英达说,演《风声》是向他的姑奶奶致敬

1942年1月19日,上海国际饭店。一位衣着鲜丽、风姿绰约、年轻美貌的时尚女子,在前台要了一个房间:10楼708房。她在房单上签了两个字:干净。

饭店服务生一看这位来客登记的名字叫干净,就感觉到挺奇怪的,还敲门探视过这位女子人的行动,这位女子告诉服务员,你不要按铃,不要打扰我。

后来服务生总是不放心,晚饭回来之后他又敲门,但这位女子的房门已经锁住了,敲门也无人应答,侧耳一听,里面也没有任何动静,这服务生就找人撬开了房门,赫然发现,女子已经昏迷在床上,这床头还有生鸦片、烈酒、安眠药这类物品。

英茵“殉情”之谜:英达说,演《风声》是向他的姑奶奶致敬

饭店把英茵送到了宝隆医院,就是今天的长征医院,可是由于她服毒的时间太长了,抢救没有成功,女子不治身亡。

服毒之前,女子留有一封遗书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遗书写得非常晦涩:

“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英茵1月19日。”

这个女子就是英茵,民国时期的电影名星,时尚名媛。

英茵“殉情”之谜:英达说,演《风声》是向他的姑奶奶致敬

01

英茵原名英洁卿,小名凤贞,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

英茵出身名门,英氏先祖赫舍里,属于满族正红旗,1644年清世祖福临率清军入关,英氏先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

英茵的父亲英敛之,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她是皇族后裔。英茵还有个叔叔叫英纯良,曾任国民政府北平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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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

英敛之1867年11月23日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汉姓为郁,又名郁英华,幼年家贫,未接受正规教育,自幼习武从军。

1898年后,受康梁变法影响,英敛之开始评论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潜往海外。

1902年7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发刊,英敛之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不避权贵,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

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转手售予王郅隆,迁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5年),1926年1月10日病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流亡海外,一年后又悄悄回国。后来,慈禧太后为讨好洋人,大赦了一批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敛之。不过名单中没写姓氏,只写了他的名“英华”。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特意说了句:“把那个满人英华也赦免了吧。”从此,全家族都随英敛之从郁改姓英。

此前英敛之认识了一位学问出众的教书先生,做了这位教书先生的书童。这位先生正在一户爱新觉罗的后裔家里教书,英敛之也随同到人家,和主人家的女儿爱新觉罗·淑仲一起学习。时间久了,两人渐有好感,后来结为夫妻。婚后生下儿子英千里,女儿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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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千里)

英千里,名骥良,生于1900年11月11日。13岁即被父亲托雷鸣远带往欧洲去留学。1924年,英千里自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协助父亲筹办辅仁大学。1927年起,任辅仁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教育局长及社会教育司司长。

英千里投身教育事业,一生致力于哲学、逻辑学的研究。他精通英、法、西班牙、拉丁四种文字,尤其是英语,被公认为是和钱钟书一样英语最好的中国人。

1948年底,英千里突然接到通知,匆匆赶到东单临时机场,随即与胡适等一同乘机飞往台湾。据他的儿子,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说:当时和谈已经开始,全家都认为几个月之内他会回来的。英千里本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临走时只带了一个公事包。谁能料到,英千里从此离妻别子、音信隔绝,独自在台20年。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故去,享年69岁。

1979年英若诚应邀访美期间,才从其父的学生白先勇等人那里获知父亲已去世的噩耗。时间已过去整整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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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英茵比哥哥英千里小得多,她1916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

1935年,英茵毕业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参加北平业余抗日剧团活动。

1936年,20岁的英茵到了上海,先在黎锦晖主办的联华歌舞团及明月歌舞社演歌舞剧,后又参加话剧和电影的演出,成为旧上海艺术舞台上的一颗新星。同年,英茵进入明星电影公司,自此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英茵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后,相继在影片《生死同心》、《清明时节》、《压岁钱》、《十字街头》、《社会之花》中饰演重要角色,并主演了影片《梦里乾坤》。

英茵“殉情”之谜:英达说,演《风声》是向他的姑奶奶致敬

在上海闯荡了一年多,英茵的演艺事业一路上升。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炮火终止了这一切,在全民抗战的气氛下,全国的影剧界人士自发动员起来,很快组成了十三个抗日演剧宣传队,热血青年英茵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活动,她随抗日宣传队一路历经千山万水奔向重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继续活跃在重庆的银幕和舞台之上,在这段时间里,英茵认识了一位改变自己日后生活的人,这个人叫平祖仁。

平祖仁,湖南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平祖仁潜伏上海,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1940年4月,在平祖仁的家里,他与太太、汽车司机等,一起被上海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逮捕。开始押在四川路桥北日本宪兵队本部,后来把平祖仁夫妇和汽车司机,一起解到了76号。

1942年1月8日,76号特务将平祖仁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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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英茵刚到重庆时,曾加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做演员。因为战时电影拍摄困难重重,英茵转而活跃在重庆的舞台上,她主演了话剧《民族之光》,《总动员》,《一年间》等,她的精湛演技和美颜姿态,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底开始,英茵突然从重庆的公众视野中消失,她再次出现在上海街头。

重庆报界登出来种种的猜测,一个有人说她忍受不住重庆的清苦生活,有人又说她去投降汪伪政权,还有人说她是赌气,因为《塞上风云》这个片子,本来主角是她,结果后来被黎莉莉代替了。她是赌气出走。

香港当时的报纸以情奔为题,大做文章,吸引读者眼球。

平祖仁和英茵结识时,并没有向英茵隐瞒自己的特工身份,他把英茵带到自己的情报队伍里。1939年以后,平祖仁任上海对日情报站的站长,英茵也就从重庆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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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性质决定了英茵、平祖仁身份的隐秘,情私奔做烟雾弹更为有利。对于报纸的渲染,英茵既不否定也不承认,人们看到的只是当年的影坛新秀重返上海,以一个又一个的荧幕形象,出现在广告牌上,电影院内。

这次回到上海,英茵主演过七部电影,包括《茶花女》,《世界儿女》,《赛金花》,《武则天》等等,在当时都是名噪一时。

英茵除了拍片就是演话剧,她在曹禺的名作《北京人》中,将思懿一角表演得淋漓尽致。 1941年4月,英茵给同事们的感觉不一样了。每次去到片场或剧场,她总给人以来去匆匆的感觉,迅速来,来了很快工作,一工作完就马上离开。

她经常忘台词,魂不守舍,心在戏外,之所以这种状态的原因,她无法说出来,那就是她的男友平祖仁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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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带走审问,虽然没有被日本人抓住把柄,平祖仁被捕,还是严重影响了她的心神。

平祖仁被枪杀后,当时他的家属、朋友、同事都没有前去领尸,在这种情况下,英茵不顾日本宪兵和汉奸的猜疑,前去刑场领尸,把他送到殡仪馆,又在殡仪馆花重金请化妆师,把他额头上的这个枪洞补好,然后把他安葬到万国公墓。

在万国公墓下葬平祖仁的时候,英茵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就是在平祖仁的旁边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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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了平祖仁之后,朋友们再也没有从英茵的脸上看出忧伤的表情,谁也没有感受到英茵内心的变化。

导演屠光启,一次在英茵家吃饭,忽然说起平祖仁的事,英茵仅仅说,她在重庆的时候就认识平祖仁,关系不错,所以才去收尸。

也是在这次吃饭的时候,被英茵视为弟弟的屠光启还开玩笑,就说姐啊,万一有一天你有不测我肯定会尽一些力量,替你办后事,英茵当时似乎也是有心事,就非常郑重地和屠光启勾指约定,就说到时候你一定替我办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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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英茵又邀请朋友们一起吃饭,她再次谈到了身后事,她说人死万事平静,不必再受精神之苦。这句话像一句谶言,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

英茵是在战火中收获了爱情,她和平祖仁一见如故,不过当时平祖仁已经结过婚,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两个人一直以男女朋友的身份相处,那么如果英茵的故事仅仅是这些,那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为男友殉情的故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英茵“殉情”之谜:英达说,演《风声》是向他的姑奶奶致敬

(风声剧照)

直到前几年电影《风声》上映,英家的后代演员,也就是英若诚的儿子英达,接受《东南快报》的采访,他说《风声》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姑奶奶,也就是英茵的致敬。

此时,英茵作为演员和特工的双重身份,才慢慢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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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本来英茵并不想死,她想活下来为平祖仁报仇,并且在平祖仁死后,她还想重返舞台,但是她想不到,她已经被七十六号的李士群盯上,这个人早就垂涎于她美色。

服毒之前,英茵的那封晦涩遗书和一串省略号,是因为英茵的谍报人员的身份已为日伪发现,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5件是她乔装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而由谍报人员予以格杀的。

著名作家郑振铎当时蛰居上海,他曾经与平祖仁是暨南大学的同事,是平祖仁事件的见证人,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在《蛰居日记》一书中,写了一篇《记平祖仁与英茵》。文中说,“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和叙事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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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文汇读书周报》回忆抗战胜利后,她见到的平祖仁遗孀的情景。

抗战刚刚胜利。一位中年妇人来邵家,她头发灰白散乱,面容愁苦哀伤。说她的祖仁是为抗日被日本人杀死的。她和孩子生活很苦很苦。她的祖仁是烈士啊,现在抗战胜利了,却没有人管!……原来,她生活困难,求告无门,国民政府不认平祖仁是烈士。她来找邵洵美,是要邵洵美帮她,证明她丈夫是为抗日牺牲的。她要伸张正义,要政府确认平祖仁是烈士,是想让邵洵美作证……

邵绡红又回忆她父亲的老友、美国女作家项美丽1944年出版的书《中国之于我》。在这部半自传体小说里,项美丽回忆了1938年发生的事:

邵洵美的弟弟介绍了许多抗日同志给邵洵美。邵洵美说服项美丽借出她楼上的一间后房,让两男一女带着发报机隐蔽在那里。后来因为引起了英租界警察和日本人的警觉,令项美丽的“房客”受惊,他们对在她家隐蔽的安全性失去了信心,个把月之后便收拾好发报机搬到别处去了。

多年后,邵绡红写《我的爸爸邵洵美》,当她问到住在项美丽家的地下工作者时,她的哥哥说:“就是平祖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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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绡红说,她不知道与平祖仁并肩抗日锄奸的,当年躲进项美丽屋子秘密发报的两名女子中是不是有英茵。

蔡登山在《也将柔情酬知己》一文中说,英茵自杀前,去看望了平祖仁的太太和孩子,留下一笔不小的款子。平太太是跟平祖仁同时被日伪秘密抓捕到极司非尔路76号的,她当时身怀六甲,结果在狱中生产。平祖仁被杀后,平太太和司机也被放了出来。

可以想象,平太太看到英茵来,接过她递上的那么一大笔钱,心里是什么滋味。而英茵,则是尽其所有、尽其所能地为所爱的人作了最后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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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国殉情”的女志士英茵,身后却是悲凉的。

英茵死后,日伪报纸曾以“殉情”为题大肆宣传,以掩盖其罪恶的嘴脸,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

1951年重印《蛰居散记》时,因“种种原因”,郑振铎删除了《记平祖仁与英茵》等几篇文章,不再收入其中。于是“一个可以写成伟大戏曲或叙事诗的悲剧”,被尘封在历史烟云里。

这种遗忘,在英茵侄子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中也有表现。写到英茵时,作者说:“她于1938年正当年时自杀,与阮玲玉相似。女性解放,在那个年代是刚开始的事。当时社会与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厉害。像阮玲玉、英茵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不幸与坏男人结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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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

英若诚的这段历史回忆,不但时间上有误,对英茵与平祖仁的评论,有违历史的真实、公允,仿佛英茵当年的自杀是结识了“坏男人”,而这个“坏男人”当然是指平祖仁。

英茵当年的好友屠光启说:“一个伟大的演员为国牺牲了,但是,她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到了现在,谁还会记得她?没有人对她有一点表示,连提也没提到过她,大家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很多人为英茵不值,但我不这么想,我只觉得至少她已经尽到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了。”

距屠光启写文章时,又是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几个人记得英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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