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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二·二八事件”和父亲白崇禧

(2019-03-04 12:25:46) 下一个

“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起义”,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起因是国民党警员于“台北天马茶坊”的街头查缉私烟时,殴打烟贩林江迈致其流血。之后人民开始围观,警员想掏枪驱逐围观群众,却开枪误伤当地群众陈文溪。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要求交出罪犯,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

二·二八事件对后来的政治格局影响巨大。白崇禧当时作为蒋介石的国防部长,到台湾处理善后问题。作家白先勇回顾了父亲在处理期间的全过程。

我是一九五二年从香港到台湾来的,离开二二八事件不过五年,当时我十五岁,在建国中学读书。我念中学以至上大学的年份里,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我这样说:

当时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

他们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蒋介石特派父亲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到台湾宣慰,处理“二二八”善后问题。父亲在关键的十六天中,从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当时台湾人对父亲一直铭感于心。那些台湾父老对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都压低了声音,似乎余悸犹存,“二二八”,在戒严时代,还是一大禁忌,不能随便谈论的。

接到宣慰台湾命令时,白崇禧正在华北督导绥靖区政务,左为山西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中国人民丧失三千万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复杂原因,许多学者专家从各种不同角度作过详尽分析,但从二战后全盘历史的发展看来,“二二八”恐怕并非偶然,类似冲突,难以避免。二战日本投降来得突然,接收工作,国民政府措手不及,东北、华北平津一带、华东京沪地区,是接收计划重中之重,一流军队人才都遣派前往。台湾在当时接收计划中,重要性排名后段,来接收的军队以及人员当然也属二三流了。事后证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平津、京沪一一失败,这也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主因之一。

台湾经过五十年日本殖民,情况更加复杂。台湾接收,未能顺利,爆发“二二八”,并不意外。而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正是国共内战的尖锐时刻,中国大陆从东北到华北,遍地烽火。蒋介石正忙于调动胡宗南部攻打延安,那是国民政府当时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标,同时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其严重性及后坐力,政府未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直到事态发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镇压,全岛沸腾,蒋介石才命令父亲到台湾宣慰,灭火善后。

蒋介石任命父亲到台湾宣慰,基于父亲当时职位是国防部长,对军警人员有管束权,父亲因抗日军功,成为一代名将,在民间有足够的声望,而蒋对父亲处理危机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

当时父亲正在华北巡视各绥靖区,三月七日飞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紧急返回南京。三月十七日,父亲赴台宣慰,展开停损善后工作,当时,“二二八”已发生两个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来台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后一个星期,暴力镇压、滥捕滥杀随即展开,不少台籍精英分子以及基层百姓,在此期间丧命。

父亲本来计划三月十二日赴台,后受阻于陈仪向蒋介石的建议,迟至数日。父亲抵台时,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敏感。当时全岛人心惶惶,台湾人民陷于极端恐慌状态,任何处理不当,即有火上加油、灾情扩大的可能。父亲是国民政府蒋介石主席亲自任命的特派大员,可以说手上掌握生杀大权,他的态度及措施攸关善后工作的成败。

据父亲回忆录自述,他处理“二二八”的基本态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对“二二八”受难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宁人。事实上他未赴台前,已听取各方的情报,因此他对于台湾情况,是有所了解的。父亲行事,一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但行动却剑及屦及,当机立断。虽然他治军严格,但赏罚分明,尤其人命关天的案子,父亲宅心仁厚,谨慎判断。抗战期间,日本空军空袭成都,空军成都军区司令张有谷,令第五大队队长吕天龙率领十六架飞机避往天水,因为国民党军队飞机装备比日机差一大截,无法正面迎战。吕天龙卧病,由副队长余平享带队,降落天水机场时遭日机突袭,全军尽墨。

蒋委员长震怒,将张、吕、余押至重庆枪决。蒋命父亲任军法审判长,父亲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作,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作。”后来父亲将三人免除死刑,为空军保留了几位优秀人员。他对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态度。他显然认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尤其是青年学生,即使有所触犯,也应罪不至死。所以他来台宣慰,基本上是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免除许多人的死刑。

事实上当时台湾的气氛相当肃杀,陈仪手下有一派人,以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为首,主张严厉制裁,大开杀戒。父亲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重要记载:父亲召开清乡会议,柯远芬在会上慷慨发言:

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此等暴民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

柯远芬还引用这样的话:

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

父亲当场严加驳斥:

我纠正他,有罪者杀一惩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今后对于犯案人民要公开逮捕,公开审讯,公开法办,若暗中逮捕处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怀疑为冤枉。

二二八事件中,滥捕滥杀,柯远芬扮演重要角色。父亲回到南京,即建请蒋介石撤换柯远芬:

处事操切,滥用职权,对此次事变,举措尤多失当,且赋性刚愎,不知悛改,拟请予以撤职处分,以示惩戒,而平民忿。

可见父亲对柯远芬滥杀镇压的主张,完全不能认同,彻底反对。他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三番四次下令“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父亲宽大处理的措施,对于稳定人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军警情治单位由此收敛,许多已判死刑犯人得以免究,判徒刑者,或减刑,或释放。设若父亲当时的态度稍显踌躇,未能及时制止柯远芬等人,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数就远不止现在这些数目了。

父亲一到台湾便马上积极展开宣慰工作。三月十七日,下飞机后,当晚六时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广播,宣布政府对“二二八”善后从宽处理的原则。吴浊流在《无花果》中记载:

白崇禧将军在广播中发表处理方针。于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复了。

白崇禧检阅整编第二十一师官兵

父亲在台湾十六天,从北到南,到处广播演讲,宣扬政策:“广播五次,对长官公署全体职员及警备总部全体官兵训话各一次;对省市各级公务员、民意机关代表、民意代表训话共十六次;对高山族代表训话二次;对驻台陆、海、空军及要塞部队训话五次;对青年学生演讲广播二次。”

父亲这些讲话,起了稳定民情、约束军警的效应。除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影响了许多个人及家庭的命运之外,他宣布的其他几项原则方针,也有重大意义。

涉事青年学生,免究既往

卷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学生,不在少数,因恐惧报复,不敢上学。父亲最关心这些学生的安危,特别颁布命令,保证学生安全:“凡参加事件之青年学生,准予复课,并准免缴特别保证书及照片,只需由家中父兄领回,即予免究。”

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时半,父亲向全省青年学生广播,除了保证复学学生人身安全外,并呼吁学生:“切望你们放大眼光,不要歧视外省人,破除地域观念……我们要本亲爱精诚,如手如足,互助合作。”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父亲赴台湾大学法商学院广场,对台大及中等学校学生约八千人演讲,再次保证学生安全:“一切曾被胁迫盲从之青年学生,均应尽速觉悟,返校复课,可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当予不究既往。余已饬令军、警不许擅自逮捕,并将绝对保证青年学生之安全。”

父亲再三地命令保证学生安全,当时应该有大批涉案的学生,获得赦免,恢复上课,继续他们的学业。

安抚外省公务员

二二八事件中,头一个星期,全省有不少外省人,尤其是公教人员,受到殴打,有的甚至丧失生命,因此公教人员纷纷携眷离开台湾。父亲于三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在长官公署大礼堂,召集台北公务员讲话,其间特别安抚外省公务员:

余今仍盼诸君继续留台工作,勿稍灰心……诸君留台服务,实与前往内地服务无异。且台湾乃新收复之领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须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诸君以及伤害诸君者,仅为极少数之不良分子,极大多数之台胞仍极爱国,且愿与诸君精诚合作,二二八事件,纯系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后决不致再有此事,余并保证今后中央亦绝不容许再有此事……

有部分涉案本地族民,事后携兵器逃避山中,父亲于三月二十六日晚间七时,于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本地部族同胞广播,劝令逃避山中族民缴械归来,既往不究。并接见协助政府的本地部族领袖马智礼、南志信等人,善加勉励。

白崇禧完成宣慰,返京复命,陈仪(右边脸朝后者)等到松山机场送行

父亲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风式的宣慰工作,稳定民心、恢复秩序,有止痛疗伤的正面巨大效果,对二二八事件的后续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近年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史料搜辑,官方及民间都下了不少功夫,出版为数甚多的书籍,可是令人讶异的是,父亲宣慰台湾,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响效果,官方文献,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一笔带过。

阅读台湾官方出版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告,无论主导者为“行政院”、省政府,或“中央研究院”,几乎都看不出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善后停损工作所扮演的角色。而民间学者专家的论述,也甚少论到这一节,更无一书全面探讨。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黄嘉谟两位教授,各自撰写过一篇论文,记录父亲来台宣慰的始末。父亲“二二八”宣慰史实被官方以及民间学者所忽略,细究其因,并非偶然。

父亲自一九四八年,因副总统选举支持李宗仁,与蒋介石产生嫌隙,更因徐蚌会战,两人冲突更为尖锐。此役国民党军队大败,蒋介石随之下野,期间父亲曾发《亥敬》、《亥全》两电,建议美国出面调停;蒋须下野,才能和谈。两封电报,触怒蒋介石,蒋对父亲一直颇不谅解。一九四九年底,父亲入台,本意共存亡,可是蒋介石却派情治人员,对父亲严加监控,在台十七年,二十四小时有特务跟踪。事实上父亲入台后只任闲职,并无兵权政权,而父亲言行谨慎,与海外桂系势力并无联络,对蒋介石政权,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当局对父亲实在不需如此防范。

唯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关。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后来台宣慰,实行了不少德政,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台湾人民感念其恩,在台湾民间,当时国民党官员中,父亲德望甚高。多位台湾士绅,一直与父亲保持来往。这,就犯了当局的大忌。雷震一案,就因雷震与台籍人士李万居等过往太密,企图组织反对党所致。有声望的外省人士与台湾士绅“勾结”,是当局的“梦魇”,必须阻止。

我阅读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的日记,发现蒋对父亲的确猜疑甚深,处处防范。当局对付父亲的策略,是将父亲的历史,如北伐、抗日的军功,当然也包括“二二八”时来台宣慰的成绩,消灭抹煞;企图将父亲在民间的声望,在民国史上的地位,撼摇更改。例如官方出版唯一一本有关抗战著名战役“台儿庄大捷”的书籍,登载国民党军队将领照片,却独缺白崇禧、李宗仁两位桂系主帅。另一方面,国民党宣传机构自徐蚌会战失败、因而失去大陆之后,不断宣传:华中白崇禧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徐蚌会战乃败。这项中伤谣言,一直持续,渗透到国民党军队中,迄今不散。

“二二八”整个事件中,父亲来台宣慰,停损善后,算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所做的一项具有正面意义的措施,按理政府应当宣扬,以彰史实,平衡民怨。但因为当局对父亲在台湾民间的声望,“耿耿于怀”,当然,有关他“二二八”善后的德政,也最好不提。台湾历届当局,基本上也继承这个态度,所以官方文献上,父亲关键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语焉不详,模糊带过。至于民间学者专家的著作,对国民党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态度。父亲既是蒋介石特派到台湾宣慰的大员,当然也是国民党的一员,要给父亲的宣慰工作一个公平全面的评价,则需有古史官齐太史、晋董狐的勇气与良知了。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多少心灵受到创伤,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应,无限扩大,迄今未戢。对待如此严重的历史事件,当务之急,是把当年的历史真相,原原本本,彻底还原。只有还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后达到谅解。如果这个岛上两千三百万人,还因为六十七年前发生的一项不幸历史悲剧,彼此继续猜疑仇视,那么台湾的命运前途,将是坎坷的。宽容谅解,是唯一的选择。

白崇禧赴医院探视受伤人员

白崇禧在台中宣慰

父亲来台宣慰,所做的多项工作中,当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义又影响深远的功德,父亲一到台湾便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省军警情治人员发布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对于当时被囚禁在监狱里、被关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绑往刑场路上,许许多多命悬一线的人犯,父亲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亲恐怕自己也没料到,他发布这道命令,会改变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

到底父亲救过多少人的性命,并没有确实数字,但从现有的口述访问资料,大致情况,可以推测出来。以萧锦文先生的遭遇为例:萧先生在“二二八”时是《大明报》的实习记者,时年二十一岁。《大明报》对陈仪政府时有批评,社长邓进益是萧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军警要逮捕邓社长,邓闻讯躲避,当天萧锦文到报社值班,被刑警带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里,萧被严刑拷打,灌水逼问邓社长行踪。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里,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萧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绑,眼睛蒙布,身后插上“验明正身”的木条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车上,同车的有四五人,一齐载往刑场枪决。可是卡车走到一半,又折回头,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过一劫。

萧锦文后来出狱后,舅舅邓社长告知,是父亲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千钧一发,即时赶到,救了他一命。我访问萧锦文时,他已八十八岁,提到这段往事,仍十分激动,他紧握住我的手,颤声说道:“是你父亲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说着掉下泪来。萧锦文说,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通通遭枪决了,而与他同车的四五人,却都逃过死劫,关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应该免刑了。可见父亲的命令,不仅是针对单独个案,而是整批豁免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案件中,如“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记录》中的王大中案。

王大中(原名王源赶),原是高雄警察,莫名遭到逮捕后,判了死刑,心惊胆跳过日子,直到父亲来台,王大中才获赦免,改为徒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先生过世时,那时我隐名王云平,也前往祭拜,包了五百块的奠仪,其家人不知我是谁。

王大中在广场等候宣判时,另有一群被执者同时豁免,这也是个集体案件,免除死刑的人,人数大概不少。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记载:基隆市民朱丽水,二十一岁,被抓进基隆市警察局,送拘留所监禁:

基隆市警察局当时有十多间“牢房”,每天晚上都约有五六人被捉出去,然后听到一阵枪声,出去的人就没有再回来。直至白崇禧来台后,我们才被放出来,我释放后未曾再被找过麻烦。

十几间牢房,大概关了不少人,父亲来台后,都释放了。父亲制止滥捕滥杀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适用。当时关在牢里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观的人数,免于死劫者,可能有数百人之多。

一九四八年二月,父亲签呈蒋介石主席,称台湾二二八事件中受军法审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二十九人,当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经过国防部复核之后,全部减为无期或有期徒刑,经蒋介石批示,“姑准如拟办理”。这份重要文件现存“国史馆”。对那十八名死刑犯来说,父亲这道签呈,又是一张救命符了。父亲回返南京,一心还是牵挂台湾“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因“二二八”被判徒刑,因父亲的命令而减刑或释放的,就更多了。我的第二位受访者陈永寿先生,其父陈长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二二八”时与法院其他文职人员,均以“叛乱”罪名逮捕,入狱半年后释放。陈永寿先生认为,是父亲命令的影响,陈长庚先生得以释放。访问时,陈永寿先生携他全家还有姐姐陈昭惠女士一家,前来向我致意,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就是要表达对父亲的感激。

我的第六位受访人是粟明德先生。粟明德是广西同乡,他的祖父、父亲与我父亲关系密切,父亲晚年,粟明德经常陪伴他聊天,谈话中,父亲也透露了一些埋藏多年的心思。粟明德证实了我的看法:父亲在台湾受到严密监控,是因为他“二二八”宣慰善后处置得当,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在台湾民众间,有崇高的声望,由此犯了当局大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心脏病突发归真,追悼会上来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许多台籍人士扶老携幼前来追念父亲。大部分人与我们并不相识,由他们众多挽联、挽诗看来,他们都借此表达感念父亲在“二二八”后来台宣慰留下的恩泽。台湾书法家、栎社成员庄幼岳先生的挽联可作代表:

忆当年蓬瀛事件微将军及时赶到台民早已成冤鬼

痛此日禹甸沦胥正王师准备反攻天上汉河殒巨星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日

选自《关键十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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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olivetree 回复 悄悄话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二二八,大陆同胞对台湾真了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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