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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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的婚姻如何演变为孽缘 (ZT)

(2019-02-16 19:13:27) 下一个
李锐一生中,有四段婚恋经历。其情感生活的不尽波折和苦难,皆与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可谓若干历史的折射与照影。迤逦回顾,发人思省。
 
 
重庆的洞房
 
李锐的第一个爱侣,是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万国瑞。“一二.九”运动中,万是汉口女一中的学生,但却担任了该市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可见其英武与飒爽。1936年她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同高两班的秘密学联负责人、机械系的李锐接触更多。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彼此渐生爱意。
 
由于找不到党,以李锐为首的学联中最积极分子,酝酿建党,于1937年2月自发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万国瑞是9名成员之一。这年春天,李锐和万国瑞先后秘密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找到党组织,他们的党籍得到认可。
 
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锐住处搜查出进步书刊,将其逮捕。李锐佯称自己从长沙来北平考大学,书刊是一个刚回老家的同学放在这里的。敌人查不出其底细得到释放。在这段颠沛和动荡的岁月里,李锐与万国瑞经历了惊险加热恋的革命浪漫,从此双双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间,李锐为万国瑞起了个化名“杨纯”(延用终生),以纪念两人纯洁之爱情。
 
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李锐、杨纯和一批流亡学生撤往济南,参加了省府组织的培养抗战人才的青年训练班。继而李锐随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万国瑞并一批女生去了济宁。分别前,李锐将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为李锐。所以取“锐”字,是“锐”、“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从此,这对革命情侣失去联系,天各一方。1938年3月,李锐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代表的名义,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其间还拜见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许宝驹、罗隆基等名人,为流亡学生募得一笔捐款。由于山东泰安等地都已沦陷,被中共长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任该地区青年救国团总负责人。徐州突围前,李锐率救国团部分人员赴东北军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李锐突围出来,从苏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广州,回到武汉。接着受中共长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任省青委书记。
 
武汉沦陷前夕,大批进步人士和团体撤到长沙,李锐频繁接待。其间,原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懿训女中的范元甄,担任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战演剧九队的负责人(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李锐邂逅。他俩在“一二.九”运动中便已熟悉,有时在东湖泛舟聚会,有时去教堂布置任务,过从较多。“大江东去浪滔滔,似火青春万丈苗。”(此句并以下未注明诗词,皆为李锐旧作——笔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恋之情。未久范元甄调去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李锐在信中要求范元甄给他半年时间,寻找杨纯;如果找不到杨纯,两人再发展关系。范元甄反对这一动议。因为李锐的俊朗帅气,特别是他的革命胆识、才干和理论修养,都使她倾心。尽管范元甄不肯许诺“等待半年”,但她还是真诚、友善地打听过杨纯的消息,只是没有结果。或许,这正是她期望的结果。
 
1939年夏,李锐去重庆参加中共南方局(原长江局)青年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同范元甄结婚。
 
失散两年多的杨纯,此时流转何方?
 
杨纯起初留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历经无数次浴血战斗,升任第四游击支队(相当于团)政委。后调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任皖东北特委书记、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黄克诚为书记)。她曾与张爱萍结婚,后离异同宣传部长张彦结婚。
 
1943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李锐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受关押。其中一个荒唐的指责是:传说他的前女友杨纯,在新四军中有严重问题。直到这时,即分别6年之后,李锐才得知杨纯在新四军中。不久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到延安,郑重澄清:“整个新四军中,杨纯是第一个最好的女干部!”一言九鼎,使李锐在这个纠结上得以解脱。
 
杨纯与李锐同龄,范元甄则比李锐小4岁。1938年,世界青联代表团来中国,支持抗日战争。武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代表团,17岁的范元甄代表中国青年即席讲话。王明对她的精彩发言,朝气蓬勃的风采,特别赞赏,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小范经其国文老师何伟(解放后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驻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长等职)介绍,已经入党。
 
 小范年轻,漂亮,写一笔好字,写一手好文章,口才极佳。抗战初期,她是与彭子冈齐名的中共女记者,在《新华日报》上用本名发表多篇文章。李克农对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过一些情报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尤其欣赏她,并视为干女儿。小范曾把李锐写给她的情书,送给周、邓过目。
 

【思想者】閱後即焚:這是你買不到的書-雪花新聞李南央整理的《父母昨日書》

范元甄写信给吴凇、光未然(著名诗人张光年笔名,《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词作者)等朋友,说她很钦佩李锐,两人已经相爱。光未然回信祝福范元甄:“在那许多勇于逐鹿中原的人中间,你选择了他,当然是不会错的。”范元甄在写给李锐的信中坦陈:“在一个可爱的男孩子面前,对果(李锐昵称——笔者)的思念就会被挑起。也许因为他正是可爱而为我所爱,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于行踪不定,聚少离多,李锐利用赴重庆开会之机,和范元甄匆匆结婚。那年他22岁,范元甄18岁。婚礼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所谓婚礼,只是叶剑英给两人拍了若干照片,大家吃了顿便饭而已,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当时周恩来(并邓颖超)在苏联治疗臂伤,新婚的洞房,便是周恩来夫妇的卧室,婚床即周恩来邓颖超的睡榻。
 
“抢救”爱情
 
1939年底,李锐和范元甄双双去了延安。
 
 周恩来回到重庆后,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组织部长)决定的,小范到延安后进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其中女同志较少),便没再说什么。在延安期间,小范曾收到周恩来关怀和勉励她的一封长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并上交组织。
 
 抗战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约为18∶1。李锐和范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个金童,一个玉女,人人艳羡。李锐在闲谈中对笔者讲过:“那时候,范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谓‘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风头的一次,是中央举办一场关于宪政问题的辩论比赛,范元甄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的代表,抗大学员为共产党的代表。结果,小范把共产党一方的代表给辩倒了。这事成为笑谈,传了很久。”
 
 还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范元甄卓尔不群。有次她走在清凉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毛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范元甄非常惊讶:主席怎么知道自己?
 
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发现纺车前面出现一双大脚。抬头一看,毛主席正微笑着看她纺线。主席怎么认识她,知道她是小范?她一直都没搞清楚。
 
 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多,范元甄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当于中共中央的“翰林院”),任弼时是主任,副主任陈伯达负责实际工作。20岁的小范,在研究室国际组工作。
 
1943年4月1日,时任《解放日报》评论编辑的李锐,在“抢救运动”中突然被保安处逮捕。范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么特务,她在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看是什么王八蛋捣的鬼吧。”
 
20天后,她又动摇了:“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
 
“除了一个党员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外,再没有一点私人关系。”可是,5月9日凌晨小范却又做了个梦:“说是他回到报馆,他并没有问题,误会都弄清楚了。还有博(《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笔者)讲了些话。”
 
就在思想反复之际,老邓表态了:“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范元甄对此“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43.5.10日记——指1943年5月10日日记,下同)。
 
此后,老邓在小范的日记中频频出现。
 
 老邓即邓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抢救”范元甄的干部。当时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李锐是特务,那么妻子多半是同伙。范元甄日记称:“我在梦中!人们都以为我是特务。只要我说出怎么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过特务机关的。”
小范没有李锐那么坚强、刚毅,她心里灰溜溜的,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她在43.5.23日记中坦露:“昨晚他们跳舞,起初我没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后跳了几次。都没有上次那样高兴。烦,我又有点不想管束我自己了。这是很危险的。”其所指,是她同邓力群的关系——她已经被邓“抢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范元甄“为了改剧本,与周恩来同志长谈了一次。有一点新的感觉:党看问题并不像研究室个别同志那样简单幼稚的。一席话,使我发觉,反特斗争以来,连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简单化了,仿佛什么都是特务、特务。”(44.3.15日记)
 
这年6月,经周恩来亲自干预,李锐平反出狱。此前,博古专门找范元甄谈话,嘱咐她千万不要把她同邓力群的事告诉李锐,以免再度打击他。可李锐放出来当天晚上,范还是如实讲了,说她敬佩邓力群,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两人是属真诚相爱。
 
李锐听完,当即走出窑洞,决然和范元甄离婚,并为此大病一场,在医院中抢救。
 
 邓力群当时有老婆孩子,他和小范如此胆大妄为(同床时曾先后被他妻子和胡乔木撞见),影响极坏。鉴此,杨尚昆主持中央直属机关学委(整风中成立的学习委员会,总学委负责人为毛泽东)大会,连续五天对邓、范两人进行批判。杨尚昆严肃指出:“在审干中发生这种挖墙脚就会影响到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甚至刺激起对党感情的决裂。”“从这次事情的责任说来,双方是一样的。之所以特别着重责备一方(指邓——笔者),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其根源,是“狂妄的个人主义”。
 
批判会后,范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边一个乡当文书。不想邓力群竟追到那里,冒充丈夫,与范同居一周。用当今的话讲,是属“顶风作案”(此事系范元甄在悔疚中告诉李锐的,杨尚昆等领导人始终不知)。
 
“挖墙脚”一事,无疑成了延安一大丑闻。范元甄名声扫地,从昔日的一朵花变成了“豆腐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杨尚昆在批判大会上的长篇总结发言认真誊抄一份,交给李锐,表示忏悔,同时提出复婚要求。李锐骨头很硬,但心肠甚软。当时黄乃(黄兴之子)和刘祖春(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挚友都劝止李锐,可在蔡畅等人的说和下,两人还是于一年后复婚。

范元甄
 
2011年一个春日,笔者去看望李锐。李把范元甄誊写的杨尚昆发言原件拿出来,给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蝇头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着范的才气和自疚。李锐感慨地说:“扪心自问,我这一生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也没犯过什么错误。”他外甥脱口而出:“你和范元甄复婚,就是最大的错误。”我亦表示同感,进而问李锐:“你那时候干嘛要复婚哪?”
 
他说:“当时我想,我离了她,我好办,找个什么样的都有条件。可是她怎么办?臭成那样,谁还要她?”
 
在阅读李锐和范元甄数十年日记、书信的过程中,本人有个深刻的印象:李锐总是迁就范元甄,让着她,宠着她。即使是复婚之后的头几年,范也常常对李使性子,发脾气,仿佛出轨、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问过李锐:这是为什么?李说:“到延安后,她早(流)产一次,还堕过两次胎;再后,生了三个孩子。这些,都影响了她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我总觉得亏欠了她,对不起她,也就总让着她。”
 
大难来时
 
1949年在北京时,周总理去医院探视张西曼教授,听说小范也在这里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时引起轰动。1952年到北京以后,30出头的范元甄,便担任了三机部(后为航天工业部)重点军工厂——青云仪器厂的总工程师,名位显赫。
 
正当姹紫嫣红之际,不料一场暴风雨兜头而至——李锐在庐山会议中逆鳞惹祸,牵连到她。常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此男女,当属薄情寡义的少数。但范元甄走得更远:她竭尽全力揭发李锐,把“大跃进”中李锐议论毛泽东的私房话全端了出来,必置夫君于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脱。结果导致李锐被开除党籍(这场反右倾运动中,只有李锐被开除出党),劳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锐罢官后,田家英给他打电话,有这样一句:“我们是道义之交”。范元甄听到后马上举报,致使李锐家中的电话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对李锐比较同情、关护,曾抚慰他:“留得青山在,续受委屈吧。”范元甄认为刘与李划不清界限,亦向上揭发。这一切举动,并没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锐的秘书在清理李办公室的东西时,发现抽屉深处有范元甄写给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质疑粮食放卫星等当时犯忌的内容。该秘书没有揭发李锐一个字,但范对丈夫落井下石,主动将此信交给组织。为此,范总工程师同样受到查处,被贬为热处理车间炉前工。
 
庐山会议后,水电部揪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一百多人受到株连。李锐白天在部里接受批斗,晚上回家挨范元甄批斗——无止无休的高声责骂。
 
李锐于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劳改,在这之前,范元甄便提出分手。
 
李锐1960.2.7日记载:“晨,范正式冷静提出离婚问题。经济安排等均谈到,置我于困境,类扫地出门。过去之恶吵,全由政治也。”
 
1960.2.10日记:“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条,引起大吵,并大出拳掌!我前世何孽!”
 
1960.2.11日记:“手中无一文。为理发,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谩骂一顿,并将孩子叫来……”
 
1960.3.7日记:“昨天晚上发展到爆炸程度。……结果高举钳子,以门代人泄忿,将我的房门打个大窟窿。”
 
由于田家英找李富春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点饿死的李锐得以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没等他缓过神来,范元甄即于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此前,她把李锐从北大荒寄给她的讲“大跃进”真实情况的信,全部上交组织,以示大义灭亲。
 
李锐1961.11.30日记吟诗慨叹:“世事当今正反闻,亲人终竟变仇人。为避边寒返都日,一台压轴办离婚。”
 
 离异后,李锐住进一个小单间,后搬到另一栋楼里,自己单独起伙,保姆蔡嫂有时偷偷给他送些饭菜。没有搬出前,范元甄经常打上门来。
 
李锐1961.12.3日记:“又大发作,要强撵我出屋,守住将窗户打开(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后一招是将被窝、什物掷之窗外。出手一拦,则出泼皮撒赖:‘你还打人’。于是我眼鼻之间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门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则是要大流血的。好在这些都有精神准备,并非意外之击,还破口骂刘(指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笔者)。此人实令人心死。”
 
1961.12.6日记:“晚上又大发作:为何回来不检讨,无歉意。从此屋到彼屋,马上滚蛋。今天痰咳转重,有气喘之势。只有拼命应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装也。直僵持到夜三点。”
 
1961.12.18日记:“六点即从床上叫去,要清算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认错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谈,真正沉痛。……呜呼!当然就不能再给饭吃了。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受此训凌。拿到4.5斤粮票,总还有饭馆。但就是怕,不吃饭仍不得安静。我生何孽!”
 
搬出去后,仍有感叹:1962.2.13日记:“此人之反复任性,人类之空前绝后。”
1962.9.8日记:“夜听《茶花女》话剧(演员水平不高)。小仲马留给人类这样崇高的灵魂,美丽的悲剧。马格里特死前终于还能见到悔悟的阿芒,还得到公平。呵!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药独伤心。”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
 
1962年7月7日,李锐于日记中感伤:“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从没去过一次翊教寺。现在真有此意愿。”翊教寺,即“七七事变”前他和杨纯到北京寻找党组织关系时的住所,亦即两人热恋之地。李锐经常想起第一个爱人杨纯:倘若当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解放后,杨纯先后担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周恩来秘书、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杨纯是人大代表,自上海来京开会,找到李锐,两人回顾既往,感慨万端。李锐对范元甄一向宽厚、忠诚,没想到灾难来时,范元甄竟恩断义绝,把她的不顺和失落,化作无尽的仇怨,统统发泄到李锐身上!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水电部党组本有为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干部使用的意向。怎奈范元甄不断告发李锐,使刘澜波等难以援手。1979年回京复职后,李锐才从刘澜波处得到知:邓小平看完范元甄揭发李锐的两大本材料后,说:“太恶劣了,烧掉!”范元甄于“文革”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引以为荣:全党第二大走资派如此这般,更说明自己是正确的……
 
笔者问过李锐:“邓小平当年指的什么?是说范元甄的告密行为和怨毒的言语太恶劣了,还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
 
李锐说:“搞不清。”我说:“可能是前者更重一些,倘若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作为重要的文字证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不会让人烧掉的。”
 
李锐在1962.10.5日记中写道:
 
夜听《钗头凤》。陆游与唐惠仙悲剧。剧本不算顶好,仍有诗剧之感。陆游如此多情的诗人。还是“沈园”两首动人,引起我的许多感伤(剧中“淡了,远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稷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与表妹唐婉(惠仙)青梅竹马,婚后琴瑟和谐,但却被他母亲蛮横拆散。陆游无奈另娶,唐婉郁闷他嫁。两年后,这对棒打的鸳鸯于绍兴沈园偶遇,陆游悲情难抑,在墙壁上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唐婉和了一首给他,因伤情过度,未久香消玉殒。40年后,陆游重访沈园,百感交集。
 
李锐钦慕陆游和唐婉的深情,更为两人的离散而叹惋。李锐的感伤在于:自己和范元甄同样有过美好的恋情和婚姻,而毁掉这一切的,却是两次错误的政治运动,以及范元甄在逆境中的不贞和寡义……
 
李锐在1963.12.13日记中感怀:“昨夜看《州委书记》(前苏联长篇小说——笔者),九点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有一段爱情与友谊的话颇值得抄下,这是我长期考虑过的:‘大家知道,爱——这是一种不如友谊那样巩固的感情,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更自私的,只有在与友谊并存的时候,爱情才是巩固的,长久的,忘我的。在困难的时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时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谊会扶助爱情。在爱情无能为力和不忠实的地方,友谊却能坚持,能经得住一切。’”
 
李锐联想到的,显然是自己同范元甄的关系。他在1964.10.12日记中叹喟:“高音(指高声吵骂的范——笔者)之虐待,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确是稀有稀有。”
 
红颜知己
 
1975年,李锐离开关押他8年的秦城监狱,再次被遣送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这年,他58岁。此时“文革”已进入末期,不像初始那般雨骤风狂,人们的情绪亦多松弛、懈怠。李锐的勤谨、耐劳、亲和,尤其是超凡的文化造诣和思想道德修养,给水库职工留下良好的印象。尊敬、同情和盼望他(并彭德怀等)洗雪冤情的人相当多。
 
就在这期间,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
 
李锐在给大姐的信中讲:“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很关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常帮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补毛袜、毛裤之类,还想学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的字写得不)。”
 
姑娘聪颖,敏学,勤快,是当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将结婚。为答谢她的照顾,李锐托大姐寄来竹制笔筒和茶叶相赠。却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夺走生命。姑娘请李锐代拟电报、信件与悼词等,把他视为精神依托。而此前,当地领导以阶级斗争观点,已禁止她与李锐来往。
 
巨大的悲痛和人生挫折,使姑娘把自己的关切、怜惜和真挚的爱,转移到李锐身上。
此时,李锐已鳏居14年,此种关爱如一股清泉,浇灌着他那荒芜既久的情感沙漠。
李锐信告大姐:“如此逆境,得此人缘,确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笔者阅读李锐“文革”日记,通篇皆感沉郁。唯有同小姑娘交往的短暂记述,漾动着生命的绿色。
 
1976.1.30:“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将琬姐寄来腊味蒸了几小块。晚上食堂不开餐,自煮腊羊肉面,并小饮自制橘子甜酒一杯。下午与晚上,见此孤独老人可怜,一位小客人(指姑娘——笔者)来与我做伴。特请吃京沪糖果,琬、灼(李锐的大姐、二姐——笔者)寄来尚未开盒也。”
 
1976.1.31:“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苏联长篇小说——笔者)至一点,也是守岁,但六点不到即醒来,听老鼠掘洞声。整个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人送了糯米粉),各种甜、肉馅,欣然自赏。”
 
1976.2.6:“六点起床,锻炼。下午沿公路下金家冲漫步,路遇旧识漫谈。还我青春,想作首诗,难得的愉快心情。夜续摘《冬天》。”
 
1976.2.8:“六点起床,锻炼。招待小客人。夜再观《杜鹃山》。”
 
1976.2.15:“因雨,起床稍迟。自午至夜蛰居房中,难得随意倾心。”
 
李锐每同小姑娘相聚,日记上端皆作个记号,不过内容都相当简略。唯1976.2.16日记,赋诗抒情:
 
一系红绳合一人,喜传海上太湖滨。
时烦双鲤漆胶谊,岂阻重山鱼水情。
志趣相投偕白首,短长互补葆青春。
风霜冰雪莫何奈,祝愿长如梅竹亲。
 
这是已知李锐诗词中,独有的一首情诗。从中可见,他和小姑娘情感之深挚,意趣之投合,且有白首偕老之愿。“时烦”、“岂阻”,指当地领导已经监视他们。李锐认定自己和姑娘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当的,故而表示:“风霜冰雪莫何奈”。结果,风霜冰雪还是很快到来:两人遭到粗暴干涉和多次大会批斗,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领导单位下游佛子岭电站举行的,那里更人多势重,被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为此,李锐日记中断数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实难笔诉。
 
“文革”的一大功效,便是摧残人性和良知。一缕美好的情缘,就这样被斩断了。其后,李锐在给二姐的信中,诉说了他的愤懑:“翻《龚自珍全集》(‘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这个开一代风气的人,终身微官,志不得伸,辞官回乡,颇有些‘艳遇’流传。于是有人论述,因不得志,‘于是乃横逸斜出,为红粉知己之想’。……我何感相伴!且龚归乡二年而逝,仍是一直埋头著述的。这种‘情不自禁’的咏叹放诞,也是诗人一时难免。我之写上这段,就在花事(指同姑娘交好并被批斗——笔者)。当时也颇有‘红粉知己’聊慰寂寞之感,而终坠聊斋故事也。”
 
多年之后,李锐这段“花事”仍被若干人视为“污点”。本人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李锐人生中的一个亮点,耀眼的亮点。试想:小姑娘当年26岁,年轻,貌美,她同大自己32岁的李锐相爱,图什么呢?或者反过来说:李锐乃戴罪之钦犯,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追随者”、“阶级异己分子”等沉重的政治帽子外,一无所有,他依什么条件与姑娘牵手呢?唯一的解释是:李锐以其独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姑娘的芳心。这场爱情悲剧,无疑映照出姑娘的纯洁、真挚和勇敢,令人激赏!
 
事过多年,李锐始终对姑娘心存感念。他告诉我:“这姑娘后来结婚了,留在安徽某县城,而没有回上海。她知道我回京担任了要职,但从没找过我,没要我帮她解决什么问题。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品德是很不错的。”
 
替党向你赔礼道歉
 
“时待长安新信息,云天孤雁喜春还。”1979年,李锐平反、复职。范元甄情随势转,对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锐复婚的意向和希望。李锐知悉后一度犹豫:要不要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并为此征询亲友的意向。此时,李锐的亲友百分之百、异口同声、坚决果断地阻止李锐:你如果还想活下去,好好过个晚年,就绝对不要和范元甄沾边儿!他的家庭成员中,都努力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设部负责老干局工作的张玉珍被推荐。张的夫君已经去世,是声望很好的老红军。当她知道李锐的前妻和三个孩子都在,挂念他们是否应当复婚。刘澜波于是找她谈,在座有电力部副部长王林。刘甚至说:“李锐要是和范元甄复婚,(指着王林说)我们部党组的同志都反对。”于是张玉珍同意了。
 
1979年结婚时,李锐62岁,张玉珍49岁。
 
人们常羡慕和夸奖“米脂婆姨绥德汉”。张玉珍是陕北米脂人,名副其实的美女,她家是贫下中农。延安大撤退时,毛主席曾去过她家那个村,进过她的家,和她母亲握过手,拉过家常。她14岁进入绥德抗大学习,后参加八路军,抗美援朝时担任后勤工作,当过护士,任劳任怨,还学过医。后长期在建设部照顾老同志,甚得好评。“文革”时,她非常厌恶江青和“四人帮”的作为,她家成了老干部及其子弟的避难所和招待所。
 
张玉珍朴实,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锐的人品,对他遭受的苦难深为痛惜。她抚慰李锐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来好好照顾你,就当共产党向你赔礼、道歉了。”张玉珍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她对李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李锐两次心脏病突发,全是她发现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的。她守候在北京医院,几天几夜不曾离开李锐的床边,医护人员无不深受感动。平日里李锐吃药、打针、保健、食疗等事,悉数由她料理。
 
1989年李锐处境艰险。张玉珍非常担心,特地去找帅孟奇大姐,说李锐很可能遭遇不测,请大姐帮忙,让自己随同他一道去,好照顾他(她已经准备好了药品、注射器等)。帅大姐说:“不会吧,不会吧,你别哭,我答应你。”不久李锐同杜润生、李昌、于光远一道,在中顾委受到追查和批判,趋势是清除出党。几个月后,此举被陈云挽救过来。
杨纯住在木樨地和李锐相邻的一栋楼,张玉珍常陪同李锐去看望她。晚年的杨纯,似乎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想管,也劝李锐不要出头,免得招惹忌惮和压制。实际上,杨纯是对党风越来越失望,忧心忡忡。张玉珍多次说:那大姐好哇,真好,我们能谈得来。
 
我问过李锐:杨纯有范元甄漂亮吗?李说没有,但杨非常有才干,待人真诚。李锐不止一次对我讲:“抗日战争中,女团政委很少有几个,杨纯和赵一曼一样,都是真正带兵打仗的啊!”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深为感慨:“当年,你和杨纯若是不失散就好了……”
李锐尤为称许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张玉珍。他对友人说:“老伴贤良,因此晚年有一个如愿幸福的小家。我这条命是她给的,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文章和书一多半是晚年写的。”李锐写过一首诗《赠老伴玉珍》: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李锐与老伴张玉珍

李锐以90多岁的高龄,仍经常游泳,笔耕不辍,殊为罕见。他与张玉珍相亲相爱,也时有诙谐逗趣之乐。有次在饭桌上,谈起“米脂婆姨绥德汉”,李锐问我:你知道为什么陕北出美女吗?我说不清楚。李锐解说:“西北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同少数民族征战和融合的地域。原来‘五胡乱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现在除羌族外,都同化了。人种杂会,就产生美男美女。”我说,你和你父亲长得都像外国人,李锐说:“是。我接受邀请去美国哈佛访问,有人就问我:你是不是犹太血统?我的祖母是广东客家人,大脚。说不定,先祖在哪一代上也有过异民族的融合。”
 
范元甄同李锐复婚的幻想破灭后,仇怨叠加,扬言不把李搞下台不罢休。1984年,范向陈云写信状告李锐。此时,邓力群和一位干部家属亦给陈云写信告李锐。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有意见,看来李锐可调离组织部。这个情况是习仲勋告诉李锐的。好在因年龄过线,李锐已两次请求离休。于是组织部开常务会,肯定李锐在中组部的成绩,向全国发文,一体周知。李的组织关系仍留在中组部。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李锐、范元甄的悲剧,留给人们很多反思和警示。对于已经作古的范元甄,笔者始终抱有深深的惋惜甚或怜悯,因为她既是助纣为虐的害人者,又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面对着她年轻时的照片,我禁不住感叹:当初如此美好、优秀、温存的革命少女范元甄,何以变成后来那个冷酷、暴戾、无情无义的政治怨妇?是谁把她的人格与道德扭曲、异化成这种样子?
 
李锐的好友、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发表文章归结说:李锐和范元甄“是思想改造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两个人各处一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开始的。可以说,范元甄是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彻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来越‘左’得不可思议。李锐恰恰相反,几十年间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能改造他,批斗也罢、撤职也罢、开除党籍也罢、流放也罢、坐牢也罢,李锐还是李锐。他一生中越来自觉地反‘左’,老来反‘左’更坚决、更积极。”
 
在罹难的20年中,李锐阅读了许多,思考了许多。“积思多愤声情烈,剑胆琴心万玉鸣。”离休后,他重操董笔,著述甚丰,其成就远远超过官位上的业绩,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李锐与女儿李南央
 
2008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发起,以民间自由投票的方式,评选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国杰出人物、经济人物、社会人物、农村人物各30名。李锐当选杰出人物(同登该榜的有杜润生、袁隆平、于光远、吴敬琏、江平等)和社会人物(同登该榜的有刘道玉、吴明瑜、吴南生、周强、周瑞金等),可见其声望之隆。
 
李锐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又是位有争议的人物。盖因其“笔底风波今未免”,“仍骑虎背进诤言”。有争议是好事,是非辩而澄显,真理论而铮明,怕的是无人抖擞,万马齐喑。李锐自谓“六根未净少年郎”、“生平意气老犹昂”,对于历史检验,似乎颇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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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遂歌 回复 悄悄话 再次证明,娶个好老婆的重要性;)
鲁钝 回复 悄悄话 范元甄如果不是确实生理有病,就是心里确实有病。这种人应该得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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