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国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归档
正文

李洱: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

(2018-09-07 14:13:18) 下一个

作者:李洱

熟悉我的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在小说中设置多种对话关系。在我看来,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现代小说是一个“对话主义”的“场域”,就像布尔迪厄所说,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对话,相互生成。现代小说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是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是作品中各种人物之间的对话,当然它也是作品与读者的对话,是作品中各种人物与读者的对话。现代小说是民主的,不是独裁的。这是小说在中国语境中存在的一个特殊意义。晚清以来,小说对中国人来说,比对西方人要重要得多。这是另外的话题,这里隔过不讲。我想说的是,现代小说,如果仅仅是作者在絮絮叨叨地说自己的话,小说的意义丧失了大半。所以,我期待接下来的对话。

缘起

刘剑梅老师在电话里问我要谈什么,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就聊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吧。它确实我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也不是现在才关心的。比如,我的长篇小说《花腔》就触及了这个主题。《花腔》的主人公葛任,不妨看成是生活在二十世纪革命年代的贾宝玉。事实上,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到这一点,我苦心孤诣,设置葛任生于青埂峰,死于大荒山。可惜啊,现在关于《花腔》的评论有一二百篇,但只有极少数的几位批评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关系没有能够充分建立起来,不仅作品的意义要大打折扣,严格说来作品都没有完成。因为作者、作品和读者彼此之间是一种交叉的、双向建构的关系。所以,我的遗憾是难免的。不过,最近有一篇关于《花腔》论文,是上海的青年批评家黄平写的。他是80后批评家,让人刮目相看。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叫《先锋文学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重读<花腔>》,发表在内地的《南方文坛》。他认为葛任身上叠加着贾宝玉的原型。黄平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元问题之一,即个人与世界的遭遇。先锋文学真实地讨论这个问题了吗?我不知道。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年代,那么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对于一代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陷入了一个空前的两难:要成就革命和解放,革命者必须否定个人的自由,将自已异化为历史和群众运动的工具,然而革命者参与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是实现自由。为此,主人公陷入了永久的煎熬。其实我很想提醒黄平一句,真正的自我就诞生于这种两难之中。如果没有这种煎熬,自我如何确立?我的朋友耿占春在一首诗里面说,有一个人照镜子,到了老年,在越来越浓重的白内障的雾里,他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膺品,他的自我尚未诞生。

虽然由我来分析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不大合适,但我今天是在香港,是在和朋友们进行一场真诚的对话,所以不妨多说两句。说得干脆一点:贾宝玉长大之后,如果他活在二十世纪,进入了革命的年代,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葛任。换句话说,葛任就是革命者贾宝玉。看过《花腔》的人都知道,葛任的故事部分地化用了瞿秋白的经历。不过瞿秋白是1934年死的,而《花腔》的主干故事是从1934年讲起的。或许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个假设:如果瞿秋白没死,经过长征到达了延安,那么会发生什么故事?我的意思是说,葛任,包括瞿秋白,也都可以看成宝玉长大之后的一种可能的形象。事实上,我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跟这个主题有某种关系,只是它更为复杂,以致我常常怀疑我是不是有能力完成它。

还得声明一点。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曹学家,红学和曹学已经成了专门的学问。在内地,曹学和红学,据说啊,也只能是据说啊,差不多都已经是某种带有原教旨主义气息的学问了,外人是不能随便谈的。其实,这差不多是对《红楼梦》精神的背叛。《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讲究对话关系的小说。《红楼梦》召唤着人们参与对话。唐代诗人杨炯说:江山若有灵,千载伸自己。我觉得,曹公若有灵,千载寻知己。他会欢迎人们来对话的。如果我说得不对,我想曹公会谅解。你们也会谅解?对不对?我不会谈到关于《红楼梦》的很多知识。那些知识还是交给红学家和曹学家来谈。他们对《红楼梦》的细枝末节,真的是如数家珍。书中哪一顿饭吃了什么,他们都知道。我两辈子也赶不上他们。好在鲁迅说过,重要的是“史识”。鲁迅是强调“史识”的。鲁迅说话是比较重的,谈到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那已经是不得了的著作了,可鲁迅还是说那是资料汇编,缺少“史识”。好在我今天不是专门要谈《红楼梦》和贾宝玉的,所以我可以自由一点。如果出现了知识错误,请你们理解。如果没有什么“史识”,那也很正常。我只是要借贾宝玉,借这位宝二哥、宝二爷,说出我对小说的一些理解。

宝玉的年龄问题

奇怪得很,关于贾宝玉的年龄至今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是发生在《红楼梦》身上的众多迷团之一。我上大学的时候,教我们《红楼梦》的是个老太太,她拍着自己的脸,说,贾宝玉啊,粉嘟嘟的。好像说的是自己的亲外孙。那个爱啊,真是浓得化不开。可她也没有告诉我们宝玉多大。小说家当然可以不明确地去写主人公的年龄。当代小说中,甚至人物的面貌我们也常常弄不清楚。待会儿我可能会谈到卡夫卡的《城堡》。在《城堡》当中,在卡夫卡的几乎所有作品当中,我们能看到主人公的一系列动作,能了解主人公的气质,但我们往往既不知道主人公的年龄,也不知道他的具体相貌,不知道他的出身,他就像个幽灵。

关于宝玉的年龄问题,大致分两派:十三岁派,十六岁派。说他是十三岁的人说,在第二十五回,贾宝玉中了魔法,有个和尚这时候来了一句,大意是说:青埂峰一别,转眼已经十三载矣。书中还有几处提到十三岁这个数字,比如,有人夸他的诗好,说十二三岁的公子就写得这么好。这是恭维话。宝玉的诗写得并不好,那帮孩子当中,他写得最差,他自己也认为是最差的,不过他不生气,只要女朋友们写得好就行。说他是十六岁的人认为,书中提到林黛玉是十五岁。黛玉在第四十五回有一句话,说我长到十五岁了,怎么怎么样。而宝二哥比林妹妹大一岁,所以宝玉是十六岁。大致上有这两种说法。

更有趣的是,对别人的年龄,包括生日,曹雪芹都交待得非常清楚。比如,元春是正月初一。所以叫元春嘛。宝钗是正月二十一,黛玉是二月十二,探春是三月初三,巧姐是七月初七,老太太贾母是八月初三,凤姐是九月初二。但曹雪芹偏偏没有明确地交待第一主人公宝玉的年龄。曹雪芹是不是忘记写了?好像大大可能。想象一下,阿猫阿狗的年龄都写了,生日都写了,偏偏自己最心爱的儿子多大了,哪天生的,忘了。可能吗?

其实,宝玉具体几岁零几个月了,不是非常重要。小说在一开头,也就是第五回和第六回就告诉我们,他与秦可卿以及丫头袭人有了男女之事,而且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完成了两次男女之事。这说明,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是因为与秦可卿有了男女之情,所以秦可卿死的时候,最为悲伤的人就是宝玉啊。在小说的第十三回,曹雪芹写到,宝玉当时正因黛玉回家了,自己孤恓,也不和人玩耍了,一到晚上就早早睡去,这天从梦中听说可卿死了,忙着翻身起来,只觉得心中似戳了一刀!随后曹雪芹写到: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毕飞宇先生在北大讲课,我晚到了一会儿,一进门正听到他讲这个情景。吓了我一跳:谁啊,谁喷了一口血啊?听下去才知道他说的是宝玉。他认为曹雪芹用的这个笔法是反逻辑的,哪能喷出一口血来呢?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他也是从小说家的眼光看这个问题的,抓得很准。是啊,可以写他伤心流泪,可以写他捶胸顿足,还可以写他拉着身边的丫头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也可以让他无语独上高楼,唯独不能写他“喷出一口血来”。但这就是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在具体的细节描写上,看似非常逼真,非常写实,其实有很多不合常理的细节描写,不合逻辑的事。年龄是一例,此处“喷血”又是一例。《红楼梦》甲戌本关于此事有一个侧批,说,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可卿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这个批语真是俗不可耐。人们常说,有所谓的“三俗”。哪“三俗”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肯定有第四大俗。这就是第四大俗。这就相当于北京人说的“茉莉花喂驴”,河南人说的“猪尾巴敬佛”。拿猪尾巴敬佛,猪不高兴,佛也不高兴。这种侧批,宝玉知道了也会不高兴,曹雪芹更不高兴。那些家务事是宝玉考虑的问题吗?宝玉这个准哲学家,还要考虑这些家务事?我想说的是,“吐血”一景,真是悲伤之至。此种描写非大手笔不可为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里的一口鲜血,也是境界全出。

这是宝玉第一次直面死亡。对宝玉来说,性和死亡几乎是同时到来的。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宝玉虽然养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但他的人生阅历并不少。对于他这样年纪的孩子来说,该有的,他都有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那么接下来,他还将经历更多的死亡,其中最重要的死亡,自然就是黛玉之死。就人生阅历而言,宝玉的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要稍大一点。宝玉既是个孩子,又是个成年人。他的年龄处于一个模糊地带。宝玉的视角既是个少年的视角,又是个成年人的视角。这给曹雪芹的讲述提供了方便,给曹雪芹讲述生活、思考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为今天是创意写作课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妨就多说一点。世界上有许多名著,写的都是少年的故事。这个年龄的人,他的故事最微妙,最生动,最有趣。他有那么多的烦恼,所以歌德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他愁肠百结,屁大一点事就能让他要死要活,一块小点心的味道,在睡觉前妈妈是不是吻了一下他的额头,他都要浮想联翩,所以普鲁斯特写了《追忆逝水年华》。我们当然也不要忘了海明威的《尼克故事集》,那是海明威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个重要起点。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有一篇杰出的小说《阿拉比》,写的是一个少年在跨入成人世界的那一刻,发现了成人世界的秘密。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前天给你们上课的苏童老师的香椿树街的故事。苏童的香椿树街上,流淌的全是少年血。香椿树街的很多故事,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的《阿拉比》。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写童年故事、少年故事,写不出好小说。契诃夫曾经有一篇不朽的经典《草原》。他的主人公还要稍小一点,好像只有九岁、十岁的样子。具体多大我记不清了。小主人公离开母亲要去求学,他随着舅舅的商队来到草原。这个经历,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小主人公对周遭发生的一切都那么在意,草原的早晨,在露水的滋润下草尖如何挺立,各种昆虫是如何鸣叫。他不仅关注大地,他还关注天空呢。其中有一个细节,说的是小主人公看到天空中飞来三只鹬,鹬蚌相争的那个鹬,水鸟。过了一会儿,那三只鹬都飞走了,越飞越远,看不见了。于是孩子感到非常孤独。又过了一会儿,那先前的三只鹬又飞了回来。那孩子为什么认为,天空中又飞来的三只鹬就是刚才的那三只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孩子眼尖,看得非常清楚,虽然它飞得非常高,但孩子看清了,没错,它们就是刚才的那三只。这说明孩子非常敏感。另外一种解释,是孩子觉得它应该就是刚才的那三只。我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孩子很孤单,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已经与那三只鹬建立起了友谊。他可以在瞬间与大地、人间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缔结同盟关系。当然,他也最容易受到伤害。

有多少伟大的小说,都是用孩子的视角来完成的。契诃夫通过一部小说写出了他对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无尽的热爱。海明威用尼克·亚当斯的故事写出一个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过所有磨难,然后他从单纯走向成熟,他在死亡的阴影下理解活着的意义,他从对父辈的依附走向独立,他从自我微小的感受走向对社会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他走大成人,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觉得,曹雪芹选用既是少年又是成年的视角写宝玉,写得更为复杂。

因为他没有明确地写出宝玉的年龄,所以当我们看到宝玉皱着眉头考虑那些人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滑稽,我们觉得很真实。我们既觉得那是一个少年的思考,又觉得那是一个差不多算是成人的思考。重复一下,我觉得这给曹雪芹表达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相对便捷的通道。小说中人物的年龄问题如此重要,能不慎乎?

怎么不写贾宝玉长大了

 我曾经跟几个国家的《红楼梦》译者有过交流。有趣的是,他们大都不喜欢《红楼梦》。虽然他们知道《红楼梦》是中国最有名的小说,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谈《红楼梦》,但这些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对《红楼梦》喜欢不起来。这很有趣。你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却不喜欢她。结婚是因为女方有钱,可以吃软饭。翻译《红楼梦》,是因为拿到了我们这边的翻译资助。如果没有这些资助,相信我,他们都不愿意摸它。

他们首先就无法接受《红楼梦》的叙事方式。《红楼梦》的故事几乎是不往前走的。这跟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差别很大。西方译者翻着书,跺着脚说:你走啊,你倒是走啊,怎么能不走呢?我又是查字典,又是找资料,连猜带蒙,好不容易翻译了其中的一回,但怎么觉得跟没翻似的。他们觉得,曹雪芹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

在另外几部古典名著中,故事发展的线素非常明晰。《水浒传》的故事无非是讲一个反叛和招安的故事。《三国演义》讲的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典小说,描述的是一个行动的世界,人们通过行动完成一个事件,小说是对这个事件的描述。有头有尾。我们会发现,《红楼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失去了行动性。《红楼梦》真的不是一部标准的古典小说。既不是标准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小说,你不妨拿《红楼梦》与《傲慢与偏见》比较一下。《红楼梦》的故事,你根本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说出它写的是什么。当我拎着一个线头,说它讲了贾宝玉成长故事的时候,我自己都感觉这种说法非常粗陋。我拎着这么一个线头,不过是为了讲起来方便,不然我也无法原谅自己这么讲。

鲁迅说,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他说的就是《红楼梦》的丰富性。它实在是太丰富了,远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看,都可以自成一体,都别有洞天。鲁迅还有一句话,你们是知道的,说《红楼梦》写的,虽然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了旧套,与人情小说大不相同。

这种看似写人情,又不仅仅是写人情的小说,真的能把翻译家给愁死。翻译家觉得它无法卒读,永远也读不完。今天的故事,仿佛是昨天故事的重复。它的叙事没有明显的时间刻度。贾宝玉开始的时候是十六岁,到小说的结尾似乎仍然是十六岁。虽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曾发生过很多故事,比如大观园的建立,比如元妃省亲,比如黛玉之死,但小说的叙事却奇怪地好像没有往前走过。好像有一艘大船,一艘巨大的画舫,它虽然在慢慢地往前走,但给人的感觉却没有走。既然载不动许多愁,咱就干脆不走了,咱就干脆抛锚了。

黛玉还没死的时候,只是因为听到黛玉的《葬花词》,宝玉什么反应啊?他不觉恸倒在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后来的黛玉之死,对了,那已经是高鹗的续本了,说到黛玉快死的时候,宝玉对袭人说,林妹妹活不了几天了,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干脆弄两副棺材,把我们一起埋了算了。袭人立即说,二爷啊,可不能这么说啊,老太太还等你长大成人呢。太太也就你这么一个儿子。看到了吧,小说都要结尾了,都已经娶媳妇了,宝玉还没有长大成人呢。

不过,虽然他还没有长大成人,但在此之前,他已经看透了人世。李清照在《武陵春》里说: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舴艋舟,是一种小船,像蚂蚱一样的小船,所以是轻舟。贾宝玉的痛苦可比李清照大多了。哪里是一只小船啊,那是一只大船,大如《圣经》里的方舟。船上载的岂止是一腔愁绪,那是一堆痛苦的石头,最沉的石头。那哪里是“春尚好”,那是好大一场雪,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我觉得,历史上的另一个宝玉,李煜,词人李煜,做过皇帝的;以及清代的纳兰性德,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词人,那也是个宝玉。他们的词,某种程度上也可看成是宝玉的自传。不过他们的词,都没能表达出这一个宝玉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词,差不多还是类型写作。

我有时候会想,照曹雪芹这种讲述故事的方法,它真的难以讲述贾宝玉的一生,难以告诉我们贾宝玉长大之后的情形。他只能够通过讲述别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贾宝玉长大之后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也就是说,贾宝玉的人生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以后的日子不过是山重水复。所以,我总感到,或者说我感到曹雪芹感到,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把《红楼梦》写完了。我的另一个感受是,曹雪芹本人其实也没有能力把故事写完。你们猜一下,如果我碰到曹雪芹,我会问他什么?我会问他:你到底是觉得没必要写完呢,还是你没有能力把它写完?这个话题,我们呆会儿再说。我们现在先假设一下,如果贾宝玉长大成人了,那么他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他有漫长的人生,那么在漫长的篇幅中,曹雪芹会以什么方式来写宝玉呢?

 贾宝玉长大后的可能性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与《金瓶梅》有血缘关系。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伟大如《红楼梦》者,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它们当然有很多区别,最大的区别是,《金瓶梅》属于集体写作,《红楼梦》属于个人写作。《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个人单独完成的长篇小说。但《红楼梦》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应该是有定论的。写作需要天才,但天才也要读书,现代小说家尤其如此,以后的小说家更是如此。我这里想说的是,曹雪芹肯定研究过西门庆。

事实上,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红楼梦》,但你读过《金瓶梅》,那么当你刚拿起《红楼梦》,读到第五回和第六回的时候,你会觉得西门庆的故事要开始了。一个小西门庆诞生了,而且比西门庆还会玩儿,年纪轻轻的就已经这么会玩女人了。确实,贾宝玉很容易就写成了另一个西门庆。宝玉人家有这个条件啊。饱暖思淫欲,他每天可都是吃饱了撑的,而是各种补品撑的,撑得做梦都是春梦。而且,他身边又是美女如云,玉腿如林。他要过上西门庆的生活,那简直比西门庆还容易,是不是?西门庆还需要动用各种手段,绞尽脑汁去勾女人的。宝玉根本不需要。那些女孩子几乎是排着队要奉献贞操的。宝玉跟他们发生关系,那是什么?那是宠幸。当然我们的宝玉是个有平等观念的人,他不会觉得那是宠幸,他会觉得那是爱。但那些女孩子们,尤其是下人,却会觉得那是天大的恩宠,恨不得奔走相告:知道吗,知道吗,二爷我把睡了。但我想说的是,即便写成另一部《金瓶梅》,写出另一个西门庆,依曹雪芹之能力,也会写成杰作。但是,那就不会是现在的《红楼梦》了。顺便多说一句,对婚外性关系的描述,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你去查看一下那些世界名著,除了儿童文学,不写通奸的还真是难找。不通奸,不成文。在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通奸作品当然是《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渥伦斯基就是跑到俄国去的贾宝玉,安娜差不多就是跑到俄国去的林黛玉。连日瓦戈都通奸啊。日瓦戈也是个贾宝玉。如果将贾宝玉写成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或者写成与安娜通奸的渥伦斯基式的人物,也未尝不可。笔头一滑,就顺理成章地写出来了。但曹雪芹没有这样写。朋友们,你得为曹雪芹点个赞。

再简单回顾一下,书中写到的第一个与宝玉有过性关系的是秦可卿,然后就是袭人。我说了,这两起艳照门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生的。可是,书中关于贾宝玉性生活的描写,竟然也就到此为止了,后面竟然没了。道学家要想从宝玉身上看到“淫”,还真得长一双火眼金睛。因为看不到,所以他们就说看到了“意淫”。宝玉和黛玉虽然爱得如此缠绵,但他们没有性关系。当然关于宝玉的性生活问题,书中确实有很多暗示,那是借别人之口提到贾宝玉可能与丫头们发生这种事情,比如宝玉想跟晴雯一起洗澡,晴雯说,哈,当初你和丫头碧痕洗澡,一洗就是两三个时辰,等你们洗完了,进去一看,地下的水都淹了床腿了,席子上也是水汪汪的,鬼知道你们干什么了?这是正常的。有了初试云雨情,那就有二试云雨情,就有N试云雨情。但曹雪芹竟然再不写了。换成另外一个人,那肯定是大写特写的。你们知道贾平凹吗?跟贾宝玉一家的,都姓贾嘛。贾平凹先生的《废都》就就很有耐心地写了一试、二试、N试。《废都》对了解中国的九十年代有某种启示的。作为他们老贾家的后人,贾平凹笔下的庄子蝶上来就是一试,二试、N试。哦不,不是试,是刺刀见红,一搞、二搞、N搞。据批评家们说,那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但是对《红楼梦》来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曹雪芹伟大的地方也在这里,他竟然再也没有在这方面浪费笔墨。他在极力避免将宝玉写成西门庆式的人物,他甚至不给你一点机会,让你往那方面去想。而与此同时,曹雪芹则一不做二不休,写了一大群淫棍,比如贾珍,贾琏,薛蟠,贾蓉,贾蔷,贾瑞。那帮人全是西门庆。他们与西门庆的区别只是不会舞枪弄棒罢了。也就是说,曹雪芹非常明确地把贾宝玉与那帮淫棍,与那帮臭男人,区分开来了。曹雪芹坚决杜绝了让贾宝玉成为西门庆的可能。

他把贾宝玉写成了一个情种。于是,贾宝玉温柔的目光抚摸着每个女孩子的脸庞。贾宝玉过上了一种无欲的生活,他对女孩子只是欣赏。性的内容,色的内容,在宝玉这里似乎被抽空了。他与他最喜欢的女孩子林妹妹的爱,完全没有肉欲的意味。我们知道,宝玉的前世,与黛玉的前世,分别是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神瑛侍者用甘露之水浇灌仙草,所以宝玉和黛玉的关系,隐含着一个报恩的故事。你用甘露浇灌我,我用一世的眼泪来报答你。这当中只有情,没有性,这是一个感情净化的故事,比矿泉水还干净,就像蒸溜水。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好多女孩子喜欢宝玉,喜欢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并此为撒下热泪,就像有些人动不动就喜欢打点滴。蒸溜水确实可以打点滴。

宝玉的最高理想就是与女孩子厮混。在色鬼们眼里,那肯定是白混,是不及物动词。他竟然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女孩子嘴唇上的胭脂。在他眼中,女孩子不分贵贱,只要是女的就是好的。他的名言是,能够跟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的。当他被他父亲揍了一顿之后,女孩子们哭哭啼啼来看他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姐妹们啊,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你们就这么怜惜我。我就是死了,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也无足叹惜了。情种啊。他被曹雪芹写成了无欲的情种。宝玉嘴里竟然提到了“事业”?不过这个“事业”,不是“革命事业”的“事业”。《易经》中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又帮了他人,叫“事业”。宝玉的“革命事业”,就是舔女孩子们嘴唇上的胭脂。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愉快的“事业”。在这个特殊的国家事业单位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贾宝玉。

好了,我们要问的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当然可以有各种解释。比如,你可以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大的绝望: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拒绝。贾宝玉成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英雄人物。他拒绝物质生产,所以他不事劳作。他拒绝知识生产,所以他不爱读书。他拒绝人口生产,所以他不做爱。他拒绝成为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链条。他有爱而无欲。他遗世独立。

贾宝玉的另一种可能

 曹雪芹在写贾宝玉的时候,还有一种可以选择:让他子承父业,过上父亲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入仕”。这是儒教中国的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是孔孟帮我们建立起来的。中国儒学,自孔子以降,儒分八派。但不管它分成多少派,它的核心观念是不变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修齐治平”。这是中国历代士大夫、历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一个价值观。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坐着一个大轱辘车,在中原,也就是在我的老家河南一带,不停地兜圈子。不过,说是周游列国,其实向北,他没过黄河。向南,只到了楚国。向西,只去过洛阳。向东,没下过大洋。但还是很辛苦。不像现在儒学家,坐的是喷气式飞机,有空姐侍候,一会儿北美,一会西欧。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向天下传播他的这套价值观,同时告诉告诉天下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论语》里说,仕而优而学,学而优则仕。

在贾府,上上下下的人,包括侍候他、为他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丫鬟们,都劝他读书,都反复地给他讲“学而优则仕”。如果你能考到哈佛,到牛津,到香港科大,那当然更好。如果不能,那么你读北大也行啊。你要成才啊,成名啊,你要光宗耀祖啊。事实上,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做的。这也没什么不对。我现在谈的是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对怀着成名成家的人没有贬意。《论语》里有一句话,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你到死了,你的名声还不被人家提起,你要引以为恨的。所以国人讲,一定要留名青史啊。你是小说家,你一定要进入文学史,不然你就白忙了。你当官,你就得从科级到处级到厅级到部级,一级一级往上爬。皇上是天子,不是靠本事、靠努力就能当上去的,跟个人努力不努力没有关系。但天子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就努力地往那儿爬吧。这也没什么不好。这是积极入世。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立名者,行之极也。连陆游都说,自许封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杜甫称颂初唐四杰的时候,说的也是名的问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自己也是比来比去的,比的也是名。杨炯不是有句名言吗,我呢,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好玩得很。“名利”二字,是知识分子的一向追求。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可以不要“利”,但一定要“名”。宝玉是例外。对于利,贾宝玉可以不要,这可以理解,但宝玉连“名”也不要啊。也就是说,儒家那一套价值观,对贾宝玉有诱惑吗?没有。

这里顺便说一点,多年前我曾经在《读书》杂志上看到过剑梅老师的父亲刘再复先生有一组文章,分别从儒道释文化的角度论述贾宝玉的文章,当时就很受启发。这次我又找来看了一下。对《红楼梦》理解得最透彻的人,肯定不是红学家。因为你必须能够跳出来,你必须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我这次再看,这种感觉更强烈了。刘再复先生就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我本人不做学问,但我知道,做学问必须如此。研究晚清,必须跳出晚清。研究晚明,你必须跳出晚明。跳不出来,“晚”字何来。研究红楼一梦,你必须红楼梦醒。我必须承认,他谈得比我深刻得多。关于贾宝玉和儒家的关系,刘先生认为,宝玉是拒绝“表层儒”(君臣秩序),而服膺“深层儒”(亲情)。刘先生是借用是李泽厚先生的观点来谈的,李泽厚先生的书,我也能看都看了,包括他这些年的一些对话录。你一个写小说的,看这些书干什么?我觉得没坏处。李泽厚论敌的书我也看。若有私敌,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若没有私敌,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高致。刘先生认为,宝玉是“反儒”和“拥儒”的“二合一”。他对“文死谏”,“武死战”那一套看不惯。他对亲情看得很重。他反对等级秩序,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眼里,是一个个人,不分阶级,不分贵践。在我看来,这超越了儒家的价值观。明摆着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宝玉就不会同意。

不管怎么说,走入仕途这一套,对宝玉行不通。

对于士大夫来说,对于中国贵族子弟来讲,你不当官,又能干什么呢?宝玉长大之后要是不当官,但他能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归隐吗?归隐是什么意思?你得先当官,才能隐。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还有中隐,现在的中隐隐在哪啊?我听内地很多学院中人的自述,好像他们就属于中隐。原来,中隐就是隐于高等学府。我心想,你们过得比我好多了。拿着国家那么项目经费,每次报销出租车票,一天四十八小时坐出租车也没有那么多车票。这怎么叫隐?你要跟他们开玩笑,说学问做得好像也不怎么样啊。他们会说,哥儿们,这你就不懂了,急着花钱,怎么有时间做学问?急着花钱的人,不叫隐。归隐这条路,是不受重用之后的选择。宝玉压根儿就没有要受重用的想法,他怎么隐?先入世,后出世,才叫隐。不过,所谓的归隐也大都不可靠。你去看看陶渊明,翻翻他的集子,看看他是怎么隐的。不要光看到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心情从来不平静的,弄一个无弦琴,拔拉来拔拉去的,差不多相当于摇滚中年了。他看的是南山,其实是北山,是北山之北。他一天都没有平静过。当然这也很好,不平静才能写诗嘛。南山之下,他每天差不多都是醉醺醺的,牢骚满腹,肠子都要断了。他是很想当官的,很想弄块骨头啃啃的。

除了当官,宝玉其实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当和尚啊。时间关系,我简单讲一下。关于当和尚,后来高鹗的续本里就是这样处理的。在小说的最后一回,第一百二十回,高鹗写到,贾政一日坐船到了个渡口,那天乍寒下雪,船停在一个清静去处。船中有小厮伺候,他在船中写家书。写到宝玉,便停下了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有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的斗篷,这个人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没有看清楚,急忙出船,扶住了那个人,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贾政正要还揖礼,迎面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玉。贾政大吃一惊,问道:可是宝玉吗?那人不言语,脸上似喜似悲。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宝玉未及回话,只见又来了两个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急忙来赶。那三人在前,消失在茫茫大雪中,哪里还能赶得上?

我也是做了父亲的人。看到这里,将心比心,都忍不住要流泪。可这是曹雪芹的原意吗?我也有点怀疑啊。我们不要忘了,在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宝玉曾在梦中喊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能信?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我们也不要忘了,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多次提到一僧一道,对他们的描述是: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这一僧一道,一直是那两个人吗?应该是。我们应该像契诃夫笔下的小主人公,认为天空中飞来的还是原来的那三只鹬,还是那一僧一道。这一僧一道,其实贯穿全文。在叙事上,亦实亦虚。他们出场多次,第一次和甄士隐和英莲的故事有关,后来给贾瑞送来了风月宝鉴,再后来就是一僧一道夹着宝玉消失在白茫茫大雪之中。世界上最尊贵的宝玉,最干净的人,被两个最脏的人夹着走了。这其中有多少万千情愁啊,岂是一个“恨”字了得?贾政哭了吗?高鹗哭了吗?我承认,这是非常伟大的一笔。但是,这是曹雪芹的原意吗?

还是在刘再复先生的文章中,刘再复先生多次提到,贾宝玉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僧与道。刘先生认为,宝玉不求道而得道。宝玉对儒道释三家,都不是全盘接受,都有质疑,某种程度上他超越了儒道释三家。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那组文章。那组文章其实有很沉痛的一面,开头就很沉痛,因为是从聂绀弩写起的,说聂先生想写《贾宝玉论》,壮志未酬,所以不愿去住院,一定要写完。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聂绀弩是谁了。这个人不得了的。他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父辈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个男孩。没错,他也是个贾宝玉,这个宝玉后来上了黄埔二期。他后来因胡风案而受了很多苦。他的苦真是受不够啊,晚年丧女。我多说一句,聂绀弩不是要写《贾宝玉论》,他是要论自己。这本书太重要的,可惜我们看不到了。有一年,我在内地充当一个图书奖的评委,有一本书是关于聂绀弩的,叫《聂绀弩刑事档案》。我眼中一热,想,这还用评吗?当然是这本书获奖!虽然聂绀弩死了,奖不奖对他本人都无所谓了,但对读者有所谓,读者应该知道聂绀弩。关于《红楼梦》,聂绀弩先生有一句话,说《红楼梦》表现的是小乘佛教的境界。我不懂小乘佛教,不敢胡说,不过我大略知道小乘佛教强调自我完善。如果聂先生的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贾宝玉跟我们的主流文化的种种紧张关系,确实可以看成是宝玉对自我的确认方式。这是很重要的话题,一个伟大的主题。我想,拙著《花腔》其实也触及了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问,假设宝玉长大了,曹雪芹会给他选择一条什么道路?我想说的是,曹雪芹本人,很可能也不知道。在中国所有的文化系统中,贾宝玉生于斯,长于斯,但又背叛于世。在中国的所有文学作品当中,他是第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但走向哪里,当他成人之后,他会怎么样?曹雪芹可能真的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会怎么做,但他不知道他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无关曹雪芹的能力。曹雪芹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却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后来的贾宝玉们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有句名言,有三大遗憾,所谓“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顺便说一句,我看很多人把张爱玲夸得不得了,说她多么伟大。我必须说出我的看法,她其实真的是个二流作家。这个二流作家贡献出来的这句名言,倒是一流的。当然,也有很多人提供很多证据,认为书已经写完了。但我倾向于认为,它没有写完。

关于它的没有写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曹雪芹还没有来得及写完呢,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上帝啊,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比较文学专家,但我愿意凭一个小说家的直觉,把《红楼梦》和卡夫卡的《城堡》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然后在这种比较中试着说出一点看法。

卡夫卡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差不多可以跟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这种说法准确不准确,我们暂且不管它。我们关心的是《城堡》为什么没能写完。《城堡》写的是土地测量员K,应邀前往城堡工作,他需要到城堡里面与当局见面。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与《城堡》的主题,有很大关系,值得写一篇论文。但是,自从这个土地测量员在下雪的夜晚到了城堡旁边的一个村子,他就陷入了种种麻烦。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能够进入城堡。有一种说法,说K就这样在村子里打转,一直到快死的时候才接到了通知,说你可以进去了。不管怎么说,这部以“城堡”命名的小说,主人公到最后也没能进去城堡。小说对城堡本身的描写也屈指可数。他只写到,它的外观是个形状寒伧的市镇,它深深地卧在雪地里,笼罩在雾霭和夜色当中。因为进不了城堡,K只能与进过城堡的人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一点关于城堡的事情,但是了解得越多他反而越糊涂。每个人对城堡的描述都不一样。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他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但他进不去。他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城堡》的编辑者布洛德,我们都知道,他是卡夫卡遗嘱的执行人,据他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他问卡夫卡,哥儿们,这部小说如何结尾呢?卡夫卡对他说,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满足。他说,卡夫卡对我说了,K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至精疲力竭而死。然后,村民们将围红绕在他的身边。这时候,城堡当局传来了指令,说,虽然K居住在村子里的要求缺乏合法依据,但是考虑到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子里生活和工作。布洛德的话,更增加了人们的疑问:就这么几句话,就这么一小段文字,卡夫卡为什么不把写下来呢?不把这个尾巴给按上去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简直不可理解嘛。如果卡夫卡只写了这么一部小说,那我们或许还可以说,这是因卡夫卡英年早逝,死前拿不动笔来了,所以没有把这个结尾按上去。问题是,在《城堡》之后卡夫卡又写了很多小说。所以,这个该死的布洛德,竟然把很多读者,很多批评家,给骗了。我大胆猜测,卡夫卡也不知道怎么把《城堡》写完。因为他不知道,要不要让K进入城堡,他不知道K进了城堡之后怎么办。

依我之愚见,《红楼梦》和《城堡》的未完成,意义非凡。刚才有朋友问到,怎么从学理上来分析它的未完成性?我只提一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中,专门提到了小说的未完成性。当然他用的概念跟这里的“未完成性”还有点差异,但你不妨借用一下他的说法,来看看这两部真正未完成的小说的“未完成性”的意义。顺便说一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可以用复调小说的理论来分析的小说,首选《红楼梦》。

它的未成完成性,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敞开着,它召唤阒后人,起码在召唤后世作家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如何写出后世的贾宝玉?你如何安排K进入城堡,以及K进了城堡之后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曹雪芹和卡夫卡留给后世作家的任务。

《红楼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很多名著中,你都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家族叙事手法的继承。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当代,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笨花》、苏童的《河岸》、格非的《人面桃花》、毕飞宇的《三姐妹》,也都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其中运用得非常成熟的,是借用父子冲突,借用家族故事,来讲述百年中国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当然也经常能够看到贾宝玉的身影。虽然很多作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可能不够自觉,但鉴于《红楼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作家的无意识,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认定,他们的写作与贾宝玉有关。

一方面是《红楼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革命年代里,在后来的日子里,确实有很多贾宝玉式的人物要给作家们提供丰富的素材。当年投奔延安的那些学生,其实大都是贾宝玉。我爷爷和他的两个哥哥,当初就投奔了延安。他们都是读书人,他们是河南一所师范院校的学生,背着家人跑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之后,他们有的读了延安自然科学院,有的进了抗大。到了延安还得读书?他们也觉得没意思。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除了个别拎着菜刀闹革命的人,有很多都是贾宝玉,有些贾宝玉是先读私孰,后又出国,后又回国,然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捉对厮杀。前面提到的聂绀弩,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里的那些人,大都是贾宝玉。

如果把贾宝玉放到现在,换句话说,如何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看待贾宝玉的形象?当代的贾宝玉都会遇到什么问题?又如何去表达这些问题?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主题,比如如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如果我们把贾宝玉看成是个性解放的象征,那么个性解放的限度在哪里?个人性的边界在哪里?贾宝玉往前走一步,是不是会堕入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该如何分析?什么是真正的个人性?这个问题,是小问题吗?我知道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谈论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其实剧场里那些吃着摇头丸的演员和观众,以及向他们射击的人,有很多都是贾宝玉。我想人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投奔IS国并且成了头目的人,都不是穷人,都是富二代富三代。有些甚至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职业球员,钱多得不得了。《红楼梦》里说的“富贵闲人”指的就是他们。

事到如今,我不妨再抛出与上面那些问题相关的一个看法:我们或许会看到,贾宝玉的所有行动,严格说来并不是来自个人的选择。事实上,他的行动,带有相当大的被动性。他的行动与当代所说的人的主体性的建立,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不是曹雪芹的错。这不是曹雪芹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或许也不是我们这代人,以后的几代人,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但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

那就让我们和贾宝玉一起成长。谁说写作的各种可能性已经穷尽?至少,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至今可能还没有几个人想着要动笔呢。

话题有点严肃了。现在说个段子。几个月前,音乐剧《红楼梦》在北京第二次上演之前,编导找到我,望我能为《红楼梦》写一首片尾曲。我套用《红楼梦》中的句子,改写了部分字词,诌了一支曲子。在我的想象中,要借用姜白石的古谱来谱曲。但后来,正式上演的时候,人家只用了其中几句。现在我把它献给大家,献给那些不倦地探索自我意义的朋友。我把他们当中很多杰出人物,看成是最美好意义上的贾宝玉: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岂只为风月情浓。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怎经得,春流到夏,秋流到冬?

 

望家乡,一帆风雨路三千,离合皆有前定?

有谁辜负了,红楼春色,到头来只是古殿青灯。

连天衰草,天上夭桃,好一派霁月光风。

   

一场欢喜勿悲辛,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

画梁春尽,镜里恩情,更哪堪梦里功名?

别轻言食尽鸟投林,别轻言落了个大地白茫茫真干净。

   

石头记,记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鉴照红楼一梦。

字字看来皆是血,增删五次,西山下宝玉大梦初醒。

十年辛苦不寻常,都云雪芹痴心,谁解雪芹深情?

 

【来源;《收获》】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