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57)
2010 (55)
2011 (83)
2012 (66)
2013 (88)
2014 (102)
2015 (497)
2016 (457)
2017 (603)
2018 (638)
2019 (816)
2020 (701)
2021 (540)
2022 (880)
2023 (542)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一级上将军衔，中国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首次于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1948年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于1965年7月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热烈欢迎，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上图为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结束后的留影。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人，上将军衔。在抗战时期，傅作义率部取得五原大捷，收复绥远。1949年1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毅然率部起义，促成北京和平解放，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燹。解放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后来的水利电力部)长22年，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医院病逝，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上图为1962年春节前夕，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左三)。
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陕西米脂人，中将军衔。长期在国民革命军机械化部队任职，历任第二百师师长、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于河南商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释放。1981年病逝于北京。上图为1945年芷江洽降结束后，中国高级将领与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纳一起交谈，右起第三人为杜聿明。
卫立煌(1897-1960)，字俊如，安徽合肥人，上将军衔。他被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为“支那虎将”。1948年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反攻”，被撤职软禁于南京，后赴港。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成为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此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1960年在北京病逝。上图为抗战时期，卫立煌与毛泽东在延安合影。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上将军衔。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阵亡，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上图为1940年4月15日，张自忠(右三)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湖北老河口与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合影。
薛岳(1896-1998)，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后因自况岳飞改名，广东韶关人，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会战，消灭大量日军。解放战争后去台，蒋介石任命其为“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58年8月，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6年5月，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98年5月3日，薛岳在台湾去世，享年103岁。
戴安澜(1904-1942)，又名戴炳阳，原名衍功，安徽无为人，中将军衔。1942年，戴安澜奉命率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大战同古、收复棠吉。1942年5月18日，戴将军在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死讯传回国内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分别赋诗致哀。1956年9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孙立人(1900-1990)，字抚民，安徽巢湖人，上将军衔。他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1955年，蒋介石以“纵容”部属郭廷亮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历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并“长期拘禁”孙立人直至1988年3月。1990年，孙立人在台湾辞世，李登辉颁发“国家褒扬令”，表彰孙立人一生的功勋。上图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孙立人。
王耀武(1904-1968)，字佐民，山东泰安人，上将军衔。在抗日战争中带74军打遍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从师长做起，官至方面军司令和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9月，济南被陈粟大军攻克后，王耀武化装潜逃，在寿光被俘。1959年，被人民政府特赦，1964年12月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病逝于北京。上图为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王耀武。
张灵甫(1903-1947)，原名张钟麟，字灵甫，后改名张灵甫，字钟麟，陕西长安人(现西安市长安区)，中将军衔。曾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1947年5月16日，于解放战争之孟良崮战役中阵亡，终年44岁。上图为抗战胜利后的张灵甫，1945年9月摄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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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这年头骂共产党时髦啊。张灵甫明明是给解放军击毙的，非要说成是自杀成仁，这是什么世道啊，这就是所谓的统战。
另一方面，这些年张因为长得帅，抗日有功，又和TG死战到底“成仁”，被一些方面选作了骂TG的一个象征和突破口，对其抗战期间的表现有极大的吹捧和夸大。
这个十大国军抗日名将的名单，张无论从资历，职务，指挥兵力，战绩，影响力等方面，都是绝对排不上的。
张灵甫的抗战事迹还有田汉为之做的话剧，现在不是都否定了，说这些都是网络水军编造的吗
公平地说，无论是吉鸿昌，王炳章等都比张有资格得多，进这个十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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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他是共产党特别党员？求教
、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最近，学者王奇生接连
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
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
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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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撤退，国军报捷
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
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
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
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
一直采取守势。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
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
动撤退。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
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
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
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
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
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
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
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
很多“大捷”大体如此。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级长官之
虚报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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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33天，第9战区宣称击毙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
艘，使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破滅。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则这样写道：“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谈话，发表
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又据报，长沙外藉
传教师语外记者及武官，敌人二十七日入长沙约两万人，留四日退去。又该访察团对湘
北战颇感失望云。”[1]
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后，徐永昌在10月25日
日记写道：“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
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汩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
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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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次长沙战役的成與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斥责第9战区“像這次長沙會
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
獲敵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總應該有一
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
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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