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滴水之情相报涌泉之恩：别不了，司徒雷登（沙光）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至1962年9月19日。

因读过《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课文，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几乎未曾听闻过司徒雷登竟然是位传教士。

或许由于过于专心读书与写作的缘故吧，我对北大的历史渊源少有问津，甚至未曾想过博雅塔、未名湖和小山顶的钟亭这些标识的由来，以及这所北京大学与司徒雷登有甚干系，与燕京大学有甚关联。当年的我，就这样在毫不知此恩情地漫步于燕园，甚至我的神本主义诗歌早期代表作《抵毁》后期许多作品的写作地点均标注着「燕园」字样，却全然不知燕园的由来及其缔造者。穿梭与教学楼、图书馆和宿舍之间，从未想过二十多年后竟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忘恩负义者！

曾经享受司徒雷登的泉涌之恩的我，别说以滴水而相报之，甚至对司徒雷登其人与其事的了解和认知懵懂于《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被其充溢脑干。

读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方知他对中国及中国人有如此深沉的热爱和关切：「我在华50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颠沛动荡的50年。当我第一次听说那些无异于奇耻大辱的西华不平等条约，看到外国人在中国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丑态时，我深深地同情中国人民，并唤醒了自己心中民主自由理想。……中华民族的自由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对推进全人类进步事业至关重要。」﹝《在华五十年》﹞这五十年对司徒雷登而言，最重要的经历是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司徒雷登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

回过头来再读《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开篇的定调：「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及其结尾的语境：「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随着《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在中学语文课的教学，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不仅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更在人们的内心埋葬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那么，司徒雷登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到底是怎样的人？历史的真相就是答案。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中国杭州，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司徒雷登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宁执教。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被迫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于美国华盛顿蒙召归天安睡主怀。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和母亲玛丽亚都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美国长老会派驻中国的传教士，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即今日的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因此，童年的司徒雷登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司徒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至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2年被按立为牧师。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即主后1905年，司徒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9年至1952年，燕京大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只有短短的33年，然而，却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用了不到十年，从一无所有而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大学；二是为中国各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在两院院士中，燕大学生达53人；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包含了7位燕京人。33年间，燕大注册学生9988名，中国科学院院士4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1位，各学科带头人远逾100位。

国人少有人知道，燕京大学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据《燕大周刊》描述：「课堂分布在城里盔甲厂的几栋旧楼里，全校有336个男生，94个女生，教员中有52个是传教士，其余28个中国人」，直到司徒雷登1919年就任校长，这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完全得到了改观。

司徒雷登曾10次漂洋过海，以传教士的虔诚、教育家的执著为学校募集捐款，将一所曾蜗居于京城沙滩的学校，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相关今日北京大学「燕园」校址的由来暨燕京大学新校址的确立，司徒雷登于《在华五十年》中讲述：「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当年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的《圣经》依据分别为：「因真理、得自由」出自《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而「以服务」出自《马太福音》20章28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延请到了刘廷芳﹝百度注：诗人、传教士、教育家，1925年，以燕大神学院院长兼牧师身份主持孙中山逝世祭吊仪式﹞和洪业﹝百度注：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由儒学者成为基督徒﹞两位名师。在刘延芳和洪业相继来到燕大的第二年，燕大宣布正式实行中西籍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是如此。20年代之后，燕大校长改由中国人担任，月薪增加到500元，担任校务长的司徒雷登还是与其他教授一样领着360元的月薪。司徒雷登的这些举措，吸引了一大批在学术界深有影响的大师来到燕园。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哲学系有冯友兰﹝1928年后哲学系教授兼校务秘书长﹞、张东荪等；此外更有鲁迅等。名师出高徒，如：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燕大学生。

关于学生的信仰自由问题，司徒雷登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能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结婚，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临湖轩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学生的事，学校的事，教师的事，不问大小，事事都是司徒雷登自己的事业。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 1928年春正式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重要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当时的燕大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尊崇。而由于燕大的成功及其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1934年 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电催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学生们正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 进而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尽管司徒雷登是基督徒和传教士，但是就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言论的刊物依然在燕京这所教会大学里正常得以出版。

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18人。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后日本宪兵队竟到他的下榻之处逮捕了他。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他。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只要在最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才能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司徒雷登才获释。

1946年，司徒雷登作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他说：「胡适幸运地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不过他也曾表示：「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最后一次讲演》是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当日下午闻一多就被暗杀，因此这次演讲就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这篇演讲词曾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但删去了一大段包括对司徒雷登的赞誉，一般认为原因是「不关乎主题且表现了闻一多的亲美思想」。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说到：「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美国教育。他在中国的时间比美国 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霭可亲的老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闻一多的这段话在1949年后的出版物中被删掉。

作家冰心燕京大学的学子谢婉莹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的土地。同时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由于司徒雷登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而返回美国，随行者只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而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又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 万美元，买下了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平日里，司徒雷登很少言谈往事。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这位老人此后中风卧床并于1962年9月19日安睡主怀。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中，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那里是与我共朝夕五十年的家乡」。但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中对司徒雷登加以评价，司徒雷登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即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代名词。毛泽东对司徒雷登的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是：「解放军来了，司徒雷登走了。」

司徒雷登辞世，傅泾波于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遵照司徒雷登的遗嘱，将其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就此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安葬于燕园。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

2006年，如今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访问美国，司徒雷登的出生地就在浙江省会杭州。在华盛顿的一个宴会上，习近平遇上美国陆军少将傅履仁(JohnFugh)，傅履仁以个人名义向习近平提出安葬司徒雷登骨灰的请求。傅履仁的父亲曾是司徒雷登在中国时的一位秘书，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前与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司徒雷登想要自己的骨灰被安葬在原燕京大学他妻子的墓地旁，但安葬在中国政治中心的想法似乎不可能。傅履仁说，或许司徒雷登可以回到杭州？

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行文至此，我的良心受到闷声叩击：是什么在拒绝几乎为燕园及其学子们付出了自己一生和一切的这位燕大之父！作为燕大的缔造者，他的遗愿无外乎是想永远栖居在妻子身旁，或长久地驻足于自己亲手创造的校园内，闻那里的书香，听那里的心声，望一望未名湖那波光中的一湾蔚蓝湖水。逝者之愿乃为大！而对于一个忘恩的民族，遮盖一段历史的谎言远比逝者遗愿更重更大。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和中国人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司徒雷登的「涌泉」之恩，中国人曾几何时以「滴水」而报之？没有！他惟一的遗愿就是相守燕园，但是中国人没有让这位逝者如其遗愿！甚至一些人到现在还在猜疑司徒雷登办学的动机，更有人依旧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死也不放。

这是我们良心的疵污！

今日，是司徒雷登辞世归天第53年的纪念日，身为基督徒和传道人，作为曾经在司徒雷登创建的燕园读书受益过的人，特于2014年的今天根据各种资料书与网文编辑撰写了同名篇章，于今再作审慎修订，谨以此献给燕京大学校长暨燕大之父司徒雷登先生——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作为对其「涌泉」之恩的「滴水」相报吧！

我无法想象晚年的司徒雷登寄居于大洋彼岸翘望着碧波荡漾之未名湖畔的那双充满仁慈的蓝色眼眸！感恩与感愧之余，我在想，倘若地球上有一种最美好而神圣的人生，这样的人生理当被命名为司徒雷登。

这是司徒雷登晚年最钟爱的一首诗

我要这样地死去

漫漫时日使命已履

已得酬报的我

心中有一只百灵在歌唱

让我归依那宁静西方

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今日清晨4点钟早早醒来，祈祷后，深度默想司徒雷登牧师献身于异国他乡的祭坛人生，展卷吟颂起这首小诗，我的心中再次泛起无语凝噎的叹然，深觉羞愧！

对中国和中国人而言，司徒雷登，是永远无可否认的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当我们面对被书香浸润百余年的燕园，我们别不了这位燕大之父，他标志着一段将无限延续并煜耀于中国历史中和中国教育史中的博爱之光。

燕园的未名湖、湖心岛玉立的岛亭、倩影植根湖底的石舫、湖畔静默的小山钟亭、湖光映彻的博雅塔、幽静神秘的临湖轩……，这些标识的镌迹，时刻在向我们的良心召唤着四个字：司徒雷登。

燕园的每一处每一寸土都倾注着司徒雷登挚爱中华之心血，印满他福音使者的佳美脚踪，就连空气都凝聚着他那属乎基督的生命馨香之气。他留给中国和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一所燕大，更是一份在地球上的人类中超越国界与民族的博爱、怜悯和互予精神。

别不了，司徒雷登！

  

相关书目推荐：

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陈丽颖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

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2014年9月19日编撰，2015年9月19日修订，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