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晚年的眼泪｜许纪霖

“一个年轻时代意气风发、自视甚高的大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宛如变了一个人：胆怯、羸弱和谦卑。”作家沈从文的后半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

 

文／许纪霖

新出版的张新颖著作《沈从文的后半生》，令我最感叹不已的，是这位文坛无冕之王的泪。

到了晚年，沈老越来越容易落泪。孙女在学校被顽童欺负，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泣不成声；回乡听傩堂戏，泪湿衣襟。接受记者采访。

回忆往事，老人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一位女孩听之动容，上前拥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

没想到，沈从文抱着女记者胳膊，嚎啕大哭，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老伴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最见不得的，是古稀老人的泪。究竟是多大的苦难，让沈从文忆及以往，常常不能自已？

从湘西大山里出来的他，不是没有见识过苦难。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兵，见过各种人世间的残酷，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甚至还看到过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挑着父母的头颅！

他说：“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负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

(青年沈从文)

这苦难，到了建国之后，竟然降临到自己身上。我读沈从文民国时期的评论，常常为他捏一把汗，挑起京派海派大论战的，是他；直言批评左翼文人的，也是他。年轻的沈从文，因为自己“乡下人”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埋下了之后的祸根。

沈从文太单纯了。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教授云集一堂，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沈从文将政治比喻为“红绿灯”，文学是否需要“红绿灯”指挥呢？他与冯至有一场争论：

冯：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沈从文始终相信，文学要保留一点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而不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这种坚守，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解放以后，当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而来，朋友们纷纷识时务为俊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沈从文还在那里犟头犟脑地守着自己。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从文被踢出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祸从天降，猝不及防。当朋友们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意气风发、红光满面的时候，沈从文却被时代抛弃了。新中国对他而言，不是“时间开始了”（胡风之语），而是“时间终结了”。

沈从文悲哀地写道：“这个新社会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一个不是“思”而是“信”的时代的降临，让习惯独立思考的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

“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第一次文代会，南北作家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他想与时代和解，但时代容不下他，他也不理解这个时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

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打击太大了”。（《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9页）他几次有自毁的冲动，都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一个作家，失去了写作能力，就像美食家失去了味觉一般，令人崩溃。倘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尚能同病相怜，命运偏偏让沈从文一个人来承受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众人狂欢之夜，独饮孤独的苦酒，这是何等的悲凉。

在苦难之中，对心灵最大的摧残，不是来自黑暗，而是黑暗的同道、自己曾经的朋友。敌人毁灭不了你，陌生人也伤害不了你，唯有来自朋友的切割、误解与反目，才会真正戳到你的痛处。

沈从文与丁玲，再加上胡也频，曾经是一段民国文坛“三人行”的佳话，经历过共同的恐怖岁月，互拥取暖，血浓于水。解放之后，丁玲变了，变得那样地冷冰冰，形同陌人，而且还公开与他划清界限，痛斥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

沈从文的心里在滴血，他不申辩，也不反唇相讥，只能在给友人的信中委婉地倾述内心的苦楚。

 

还有来自学生的变脸。

范曾曾经当过沈从文的助手，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为了他的调动工作，沈老尽其所力，四处奔走。范曾为此感激不尽，不时写信来问寒问暖。有一次天不亮就来敲老师的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

文革开始了，范曾反戈一击，写大字报揭发老师。而且对老人颐指气使：“你过了时，早就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沈从文气得冒着鹅毛大雪赶到友人家里，进门便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张兆和，喜欢他的文字，却不理解他的内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常常远离他而去，留下他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从文逝世，张兆和整理两人的书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内心：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然而，对急切渴望理解和抚慰的沈从文来说，这个“明白”来得太晚了。

（沈从文和张兆和）

一个年轻时代意气风发、自视甚高的大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宛如变了一个人：胆怯、羸弱和谦卑。他内心的委屈无从诉说，只能将个人的苦难理解为一种为国家的牺牲。

建国之初在华北革大洗脑期间，李维汉对知识分子训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沈从文听了之后自我安慰：“说得极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

此后，“个人渺小”成为他经常的自慰语，“牺牲一己，成全一切”，成为他立身的座右铭，竟然在内心深处获得了一份小小的崇高感。

沈从文逝世之后，他的全集终于出版了。一千多万的篇幅里面，有四百多万字是生前未发表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和卷帙浩瀚的书信。那是另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沈从文。

这位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无冕之王，在他的后半生，以其心灵的苦难和不屈的挣扎，丈量出那代知识分子的痛与爱。

那样的时代，再也不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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