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之二) – 北京站遐想

回北京几天后，一位老同学从东北来看我。于是我到北京站去接站，那地方已经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来过，至少是几十年前了。


北京站繁忙依旧，但看上去不如过去雄伟了。

记得整整三十年前，我在大学读英文系四年级，学校安排我们到中国青年旅行社毕业实习，做美国游客的全陪导游。那时北京的晚上漆黑一片，毫无娱乐，老外在酒店里憋得够呛。我对他们说：我带你们去北京站看看吧。那是晚上八点以后全北京唯一灯火辉煌的地方。于是我们坐北京仅有的一条地铁到北京站。他们对北京站的热火朝天十分惊讶，与在美国小猫两三只的火车站截然不同。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北京站旁边的一个小商店里，有卖雷锋式的栽绒棉帽子的，于是他们每人花四五块人民币买了一顶。这是他们来北京站的最大收获。后来他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发现了十块钱一个搪瓷洗脸盆，于是又人手一盆。我们随后一路在中国各地旅游，这些老美每人头顶棉军帽，棉线网兜里提一只花脸盆，还有的配了绿色军大衣。我在前面摇着导游的小旗，活像领了一队行将遣返的美国战俘。


买了站台票等待的来自沈阳的动车。还有点早，站台上空空荡荡地的。我对检票的小姐说：还早呢，让我先出去转转，待会儿再进来吧。小姐同意了，答应我再进来时不再收钱。


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有义务献血站。在冷风中来去匆匆的旅客们居然排起不长不短的队伍，人人挽起衣袖奋勇争先。我停下脚步仔细观察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报酬或礼品一类的。没有，看来真的是无偿献血。连在我们美国公司员工献血还发个书包、外套什么的呢。我突然有为今天的河蟹社会而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疑问难以释怀，所以我后来仔细学到了如今的国策：凡无偿献血者，日后其本人及其家属有免费受血之权利。


在售票处，在开往南方的列车的窗口前排队的旅客与在旁边排队去东北的比较起来，看上去从穿着打扮甚至容貌上都有笼统的不同。我忽然想起鲁迅的散文《南人与北人》，其中说：“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呵呵，鲁迅的冷幽默真是无人能比。（另一个鲁迅语言的典型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的句子如果出现在高考的作文里，恐怕是要得零分的。可谁让人家是鲁迅呢。）


北京站，多少年来，无论在北京人或外地人的心目中，它是何等的神圣。这个应八面来风的地方正是北京容纳百川的传统的缩影。北京从来就是各路南北精英一显身手的好地方，不然当年为何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一帮好汉们集聚北大红楼呢？

张中行也曾在北大念书，他笔下的北大回忆录让我读来颇觉有趣。这位张老先生是杨沫的前夫。杨沫显然恨他恨得牙痒痒，于是把他写进了《青春之歌》，成了北大落后学生余永泽。当年红楼附近的居民都把多余的房子腾出来出租给外地来的学生，赚上一笔。（古今中外皆如是。我来美念哥大时也有体验。）有一次张中行带一位南方同学看房子，这位同学问房东：带不带家具？他的南方口音显然让房东听错了，房东很不高兴地说：“什么？家眷啊！家眷自备！”读到这段时，真把我笑翻了。

如今在北京地铁上，可以听见人们毫无顾忌地用各种口音高声交谈、讲手机。人们对此毫不在意。这与纽约人“爱谁谁”的大都市心态完全相同。（我的一位自诩艺术家的朋友在国内时留了一头披肩发，到了纽约后就割了，变成了毫不起眼的小平头。我问他为何把自己的标牌扔了。答曰：到纽约就没人看了，我还费事留它干什么？）

今天北京的繁荣大半归功于外地人的辛勤劳动。这些新北京人日益增多，也使北京的交通日益拥挤不堪。这是我这次回京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体验之一。在美国华人们习惯说“塞车”，而北京人说“堵车”。我觉得后者更贴切。堵车堵得你心里堵得慌。没有最堵，只有更堵。说首都是首堵一点也不为过。有个笑话说北京的司机都是一流的，因为二流的全都被撞死了。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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