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虧張大千沒有留下
——王亞法
每當我看到張大千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精美畫作時，腦子常會閃過一絲念頭，好險啦，幸虧他沒有留下，否則世界上哪會有這些精美作品呀！
張大千的山水畫，走出青城山后，畫風大為丕變；他的人物畫，從敦煌回來後，也畫風大為丕變；而他的整個繪畫思想，自從去國後，更是進行了一次巨大的丕變，可以說沒有張大千在國外的流亡生活，就沒有他後期的藝術造詣。他獨創的“大潑彩”，把西方繪畫的大塊色彩，和中國畫的意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是中國繪畫史上取得成功的巨擘。
張大千一九四九年去國後，從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臺灣，尤其在一九五五年，他去巴黎和西方畫魁畢卡索會面，成功地進行了東西方藝術的交流，把中國繪畫推向世界，居功至偉。
張大千的偉大成就除了繪畫之外，與他的博學多才，聪颖參悟，以及先天的慧根所分不開的。
一九四九年後，周恩來曾幾次叫于非闇、葉淺予寫信請張大千，請他回來，還通過廖承志影響他，可是張大千畢竟是張大千，他獨具慧眼，審度時世，獨有定力，最終作出正確的選擇。
我曾聽葉淺予先生說過，幸虧大千沒有回來，否則他逃得過鎮反也逃不過反右，就算他捱到文化大革命，也是必死無疑；我也聽謝稚柳先生說過，憑張大千口無遮攔的脾氣，和他的生活方式，他花錢的闊綽，解放後是無法活的。
我聽我姨媽說過，解放軍進成都前夕，地下黨通過各方面關係，給他宣傳共產黨的所謂知識份子政策，勸她留下，並許諾新中國成立後，給他當什麼畫會的主席，我姨父張心銘的同學是地下党，特地挑了兩擔米到張家說，政權交替時，社會秩序混亂，以備過渡時期時用，聊表我黨之誠意。
張大千臨離開成都之前，開了次家庭會議，指著大米說：“要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設法跟政府走！”
但是由於當時成都的各界都準備撤退，機票一票難求，在張群的幫助下，張大千才拿到三張機票，匆忙中帶著徐雯波和女兒張心沛走了。
最令張大千晚年遺憾的，是沒有把長子張心智帶走。
張大千的子侄中，他最中意的是彼得、心銘和心智。彼得是四哥張文修的兒子。他脾氣溫和，酷愛繪畫，自幼在大千身邊，耳聞目染，頗得真傳，可惜他先天體弱，在阿根廷時不幸得白喉早逝，此事讓大千頗為傷心。
張心銘是張大千三哥張麗誠的次子，當今荷花攝影家張之先的父親。他在張家子侄中排行老三，人呼三哥，晚輩喊三老子。他畫的荷花，幾可與大千的荷花亂真，之先表哥曾送我一幅。八十年代出國前，謝稚柳先生曾在那張畫上題跋：“張心銘為吾友張大千之侄，此為其遺作，亞法寶之，壯暮翁稚柳。”
此畫我帶出國後，曾打算托香港《大成》雜誌沈惠窗先生轉交給臺灣“摩耶精舍紀念館”收藏，我先寫信詢問，結果沈惠窗先生回信說紀念館不收。嗣後我為《大成》寫了《墨荷泣訴》一文，擬將此畫做插圖。我先寄照片給沈先生，沈先生說照片製版不清，要求將原畫寄去，說用畢即奉還，孰料畫寄出後黃鶴一去不復返，不久沈惠窗先生也突然歸西，此事就成了絕響。
張心銘因与八叔張大千有信件來往，文革時以裡通外國罪慘遭迫害，造反派強迫他在烈日下把磚塊從東搬到西，然後再強迫他從西搬到東，如此反複的勞累，使她身體受到嚴重摧殘，最終醫生告訴造反派，張心銘心肌已嚴重勞損，隨時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將其釋放，不幸在釋放的幾天後，就客死在長江邊的一家小客棧里，享年五十八歲。
張彼得的傳世作品不多，我僅見過三幅，一幅是山水，一幅是仕女，另一幅是今次將在美國矽谷亞洲藝術中心舉辦的《大風堂三代畫展》中的《雙虎圖》，前兩幅看到的是真跡，後面看到的一幅僅是照片而已。
張心智是大千的長子，在子侄中他排行老十，人呼十哥，晚輩叫他十老子。他是跟隨張大千去敦煌團隊中最年輕的一員。在敦煌時，張大千把他安排跟西藏喇嘛學習製作礦石顏料。張心智也善畫，我曾收藏過他一幅山水，後贈送給大風堂再傳弟子黃岳峰兄收藏。
張大千沒有把心智帶在身邊，是他晚年最遺憾的一件事。
源起於“一怒之下”：前不久張大千遠遊，臨走前把心愛的寵物——白長臂猿（取名“白寶寶”）交給心智飼養。可是這白寶寶被大千嬌寵慣了，不服心智管教，不肯吃東西，心智年輕氣盛，不懂哄騙，“一怒之下”搧了它一記耳光，孰知白寶寶受了刺激，“一怒之下”，就此絕食，憂鬱得病，不久死了。大千回家，見到此事，“一怒之下”，也回敬了心智一記耳光。這時的心智畢竟已是獨立的成人了，受此家教，也就“一怒之下”，帶著弟弟心玨，遠走高飛，到蘭州尋找岳父魯大昌去了，就此心玨在蘭州定居，在蘭州音樂學院任職，文革遭批鬥時，因他是反動黑畫家張大千的孝子賢孫，批鬥時造反派勒令他當眾喝下一碗墨汁……
張心智因鎮反時岳父魯大昌遭逮捕，在蘭州待不下去，轉展往離蘭州不遠的銀川謀生，後因統戰需要，被落實政策，做了半輩子的寧夏博物館的館長，當然他文革中也受盡屈辱，苦頭不少於乃弟，可謂兄也難為其兄。弟兄倆“一怒之下”，走錯了方向，以致命蹇多舛，一生困苦。
我們後人聚在一起議論此事時，假設昆仲二人如果當年朝南往廣東走，說不定和日後的保蘿、心澄兄弟一樣，圍繞父親膝下，過上和保蘿一樣的幸福生活。
說到這裡，筆者又要贅言幾句，說一下張心智的岳父魯大昌。
提起魯大昌，此人可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連中共的黨史也少不了提他一筆。
卻說張大千去敦煌，由於右任的介紹，認識了當時任蘭州市長的蔡孟堅，又通過蔡的關係，結識了魯大昌。
魯大昌，字松齡，臨夏魯家村人，早年在軍閥隊伍當兵，因作戰勇敢，逐年升遷，後併入國民黨軍隊，曾任新編第二軍軍長，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等高級軍政職務。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國工農紅軍穿越臘子口時，魯大昌時任國民黨十四師師長。據中共黨史所載：“經過兩天兩夜的激烈浴血戰鬥，英勇善戰的紅軍出奇制勝，擊潰甘肅省軍閥第十四師師長魯大昌早已部署好的守軍，於九月十七日淩晨全面攻克臘子口天險，使國民黨企圖阻擋紅軍北上抗日的陰謀徹底破產……”
其實據筆者從親近魯大昌的人那裡聽到的，與黨史所載大有出入……鎮反時新政權給魯大昌留了條命，但歷次政治運動幾進幾出監獄，讓他吃足苦頭。在審訊魯大昌時，他曾經說了這麽幾句話，頗可玩味：“我當時有三個步兵旅，一萬五千兵馬，難道能守不住這幾十米寬的山口子嗎？你們把聶榮臻叫來，問他當年說的話算不算數……”
一九三八年後，魯大昌在軍中失勢，回到蘭州，在城西郊外吳家園的黃河邊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的別墅，取名“松齡別墅”，就此耽溺書畫，交結文人，凡來蘭州的墨客文人，魯大昌都邀來松齡別墅作客。據說邀請的文人中間，就有徐悲鴻……
張大千往返敦煌，經過蘭州就住在松齡別墅，和魯大昌談畫論文，朝夕相處，十分投緣，後來魯大昌把養女嫁給張心智為妻，兩家結為秦晉；親閨女魯敬，點了香燭拜張大千為師學畫。據筆者所知，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張大千曾派香港畫商張應流，去蘭州給魯敬送畫，此畫現在刻在蘭州郊外新建的碑林裡，魯家後人曾帶筆者去光顧過。
魯大昌的孫女魯廣智女士告訴我，姑姑魯敬曾告訴她，有一年黃河漲大潮，眼看就要漫過堤岸，淹入松齡別墅，大千對魯大昌說，我來我來畫張河神圖祭拜一下，以求保佑，說罷隨手畫了一張四尺紙的“龍女圖”，魯大昌請來和尚道士，鬧騰了一陣，大水果然退了。事後大千把此畫送給魯敬作紀念。
魯敬將此畫視若拱璧，一直藏在箱子裡。
一九六一年，魯敬以反革命罪遭逮捕，因家中無米開灶，孩子將此畫賣給收破爛的，換了五元錢……魯敬出獄後知道此時，痛哭失聲。
張大千住在魯家時，發生了一件失竊事件，賊被抓住後，魯大昌命手下將其吊在梁上，饗以老鞭，大千不忍，前往求情，赦免了事……
魯大昌收藏頗富，他駐軍北京時，曾在琉璃廠收羅了大批字畫，筆者曾見過謝稚柳和蕭建初臨摹的，北宋畫家李公麟的《西嶽降靈圖》長卷，曾是魯大昌的藏品，現原作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據魯廣智回憶，魯大昌駐軍河南時，曾挖掘過一座宋墓，出土了不少珍寶，其中有幾尊比她人還高的瓷瓶。她說六十年代還在家中雜物間放，如今不知散落何方。
魯廣智還告訴我有關一件黃庭堅書法長卷的故事，剛才查閱網上，她所述與這篇文章的內容完全吻合，現抄錄於下：
有一件黃庭堅的書法作品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那是在“反右”以後“文革”以前。一個寒冷的夜間，有個中年婦女到煦園看望家父。她是魯大昌之女魯敬，帶來一件古代書法作品，最外面裝裱成雨傘式樣，裡面是黃庭堅的行楷長卷。我至今記得那軒昂鬱拔、雄放瑰奇的筆跡，仿佛“照亮”了昏暗的房間，屋裡變得分外安靜。魯敬講明來意，她是受其父魯大昌叮囑，來求水老先生題跋的。父親看過卷軸，神色莊嚴地謝絕在上面題寫，他說他不是不寫，是不敢寫。他認為自己沒有資格在流傳千古的前賢珍跡上著墨。但魯敬說他父親已經被再次抓進監獄，這一次進去凶多吉少。最後她以父命難違說動了父親，父親磨墨選筆，畢恭畢敬地在長卷後隔水空白題跋紙上寫了他拜觀的心得。從魯敬在壽山堂燈下展開長卷，到父親題跋、蓋印、收起，不超過一小時。在這一小時中，我只是在旁邊看著，但它留給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及今思之，猶在眼前。魯大昌是甘肅軍閥，以曾在臘子口圍堵長征紅軍而進入史冊。現在書刊、網路上有不少與他有關的資料，照錄一段：“……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初，魯大昌奉令在岷縣臘子口堵截北上紅軍，經過一晝夜激戰，被紅軍擊潰……抗戰期間任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失去實際軍權……在蘭州修建公寓，以‘高級將領’身份出沒于高級軍政官員中。1946年當選為國大代表，1949年蘭州解放時逃居岷縣，被人民解放軍捕獲管押。勞改期間，因病保外就醫，1962年10月1日在蘭州病逝。”這些資料數量甚多而大同小異，它們相同的一點是都遺漏了(或是忽視了)魯大昌是一個書畫收藏家。他雖然出身行伍，但對書畫藝術懷有極大的熱情，他與家父的交往也與此有關。當年張大千自蜀中西行蘭州、敦煌，魯大昌的支持贊助起了決定性作用。張大千過往蘭州，就在魯家住宿。我聽說魯大昌還曾為張大千送過一位侍妾。魯大昌當然收藏了不少張大千的作品，張大千也替他薦選了一些古代書畫。那年看過黃庭堅書法長卷之後，我父母還議論魯大昌收藏黃庭堅書法，說不定與張大千有關。魯大昌是以“歷史反革命”罪逮捕入獄的，他自己頗有自知之明——共產黨來了不抓他抓誰！1949年以後，他雖然不到“七擒七縱”，也差不多是“三進三出”了。我不太清楚魯敬拿來黃庭堅長卷的時候，她父親是否已不在人世。如是我聞，黃庭堅長卷的結局極具“中國特色”：文化大革命開始，魯敬受其父株連，也被捕入獄，關押在甘肅平涼監獄。她入獄時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只帶了一把“舊雨傘”。在女囚中她年紀較大，認罪服法還過得去。只是每到深夜，其他女囚熟睡之後，她常偷看枕頭裡的那把“雨傘”。魯敬的行為被同囚室保持著敵情觀念的女犯人看到眼裡，立即向管教人員告密，說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魯敬就偷看暗藏在枕頭裡的什麼東西——大概是變天賬！
在犯人集合點名的時候，監獄管教人員警告魯敬，立即交出暗藏的變天賬。經過一番解釋之後，魯敬拿出並非變天賬的那把舊雨傘。管教人員當眾打開，流傳了1000多年的銘心絕品，便展現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平涼監獄的一夥罪犯眼前。“在革命人民大‘破四舊’的時候，竟然將封建垃圾帶進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公安人員勒令魯敬當眾撕毀黃庭堅書法長卷，並點火燒為灰燼。
今天的收藏界大概沒人知道這件事，他們會聯想：“那也是好幾個億的東西啊！”我不知道燒毀黃庭堅書法長卷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我絕對知道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不論對於中國書畫史、中國文化史還是中國人的心靈史，那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以上引文，作者署名佚文，據筆者考證，此文的作者肯定是蘭州名儒熙園主人水梓先生的兒子，極有可能就是中央電視臺名主播水均益先生的尊人，水梓是水均益的祖父。
張大千住松齡別墅的時候，水梓常來造訪，張大千也去熙園作客，並送給水梓許多工筆精品畫作，水家人惋惜地說，可惜那些字畫都在“浩劫”中失去了。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時，魯大昌時有派人送食物和生活用品，有知情者目睹，魯大昌一次就送了四千銀元。
筆者肆意縱橫，海闊天空，從寫張大千鋪陳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不過文章中心還是沒變——祖宗積德，蒼天佑我中華文明，在曾經肅殺荒漠的文化土地遠處，還有一顆燃燒着的火種——“幸虧張大千沒有留下”！
因為文中提及的角色，留下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都是悲劇人物。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於悉尼食薇齋北窗
“我當時有三個步兵旅，一萬五千兵馬，難道能守不住這幾十米寬的山口子嗎？你們把聶榮臻叫來，問他當年說的話算不算數……”
你还是化时间想想你自己的悲惨下场吧！留下的，没有一个好下场。这可是你自己说的，白纸黑字，你想赖都赖不掉！
至于罪恶滔天的土军阀鲁大昌，共产党仁义没有在镇反时把他枪毙了，已经万幸了，还不满足！
贵州的柏辉章的家宅就是拯救共产党危亡的遵义会议所在地，他也没有什么重大罪恶，功过相抵，但不是照样在镇反时给杀了吗。
至于罪恶滔天的土军阀鲁大昌，共产党仁义没有在镇反时把他枪毙了，已经万幸了，还不满足！
贵州的柏辉章的家宅就是拯救共产党危亡的遵义会议所在地，他也没有什么重大罪恶，功过相抵，但不是照样在镇反时给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