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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度和他的女婿郭有守

(2015-09-07 05:00:54) 下一个

            

                                           ——王亞法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周恩來臨終前夕突然想起一個人,隨即派了一位秘書,轉告管出版的王冶秋說:“當年袁世凱稱帝,‘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曾參加共產黨,是總理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這位秘書並重復叮囑王冶秋:“總理請你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辭海’上倘有楊度的條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產黨的事寫進去。”(摘自——1978/7/30人民日報《難忘的記憶》一文)。

         不久,夏衍也譔文——《回憶楊度同志二三事》,把五十年前怎樣和楊度同志的秘密聯繫公開了,文中披露,“他(楊度)從敵陣中來,知道許多北方軍閥內部派系的矛盾……他還不止一次地把親筆寫的國民黨內部情況,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內,要我轉給上級組織……”(1978/9/6《人民日報》)

         楊度者何許人也?為什麼行將就木的周恩來,臨終前沒有愧對他違心簽逮捕令的乾女兒孫維世;也沒有愧對他力保不成的老戰友賀龍;更沒有愧對他為迎合毛,而違心落井下石的老搭檔劉少奇……個中秘密恐怕還不止於此,可惜總理城府深奧,丞相腹中可撐船,把許多秘密都帶走了。

         楊度(1875——1932),原名承瓚,字皙子,號虎公,湖南湘潭人,為湘中王闓運(湘綺)的入室弟子。

         王闓運者,湘中大儒也,熟闇帝王之術,曾當過顧命八大臣肅順家的西席,後入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勢盛時,曾勸言曾國藩踢開清廷,自成帝業,為曾國藩所不受。袁世凱黨政時被聘任國史館館長,袁世凱稱帝事敗,辭歸鄉里,此後廣收門徒,齊白石先生是其中之一。

         楊度酷肖其師,朝秦暮楚,擅於周旋軍閥權貴門下。他當過奉軍驍將姜登選的參贊,和張宗昌的幕僚。北伐成功後,北洋軍閥慘敗,楊度黯然南下,到十里洋場的上海找出路。後來巴結上杜月笙,他和章士釗一起,成了杜家的門客。

         一九三一年,杜月笙在浦東建造杜家祠堂,楊度積極參與,任文書處秘書,事必躬親,效力甚勤,并用自己的名字寫了一篇《杜氏家祠記》,并請前清的布政司、偽滿洲國國務院總理鄭孝胥書寫,作為兩人合作,送給杜月笙的一份厚禮。杜月笙也不薄楊度,每月提供奉薪大洋五百元,供其揮霍。楊度生活糜爛,鴉片癮極重,為時人所不屑。

         知道了楊度的品行,對其後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就不覺奇怪了。

         說到楊度,使我想起,有關他女婿郭有守和張大千的關係。

         二十余年前,我去四川新都寶光寺採訪,住持取出該寺的鎮寺之寶——水月觀音,介紹說:一九四五年,張大千在成都金城銀行大樓開畫展,展出的“水月觀音”,光璀奪目,神形俱佳,商人巨賈,爭相搶購,此事被省長張群知道,敦令教育廳長郭有守,由部裡出資買下,但教育部沒有錢,最后由縣長姚石倩出面,號召信徒集資購入,置寶光寺供奉,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郭有守的名字。

       以後我蒐集到張大千五十年代在法國開畫展的資料,得悉張大千和郭有守緊密往來,並且彼此以“中表”相稱,為此我問過大千先生在大陸的女兒張心慶女士和九姪張心義先生,郭有守和張家的關係,但他們都無從得知。

       郭有守的妻子楊雲慧,在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工作,為了證實此事,我問過老友葉永烈,他說科影廠确有此人,但人長期在北京,很少來廠。六四後,黃苗子先生蟄居澳洲,在一次閑聊中,我與他提及此事,他說他認識郭有守和楊雲慧,他還說吳祖光與他倆關係稔熟,有機會可找吳祖光瞭解,無奈當時我身困澳洲,不能回國,等到形勢改變,有條件去拜見吳祖光先生時,他已經謝世了。

         郭有守(1901年——1978年),字子傑,四川資中縣人,早年就讀北京法科大學,後留學法國,在巴黎時和徐悲鴻、蔣碧薇、張道藩、邵洵美、劉紀文、謝壽康、常玉……成立「天狗會」;三十年代,在上海與葉恭綽、蔡元培、胡適、楊杏佛、林語堂、邵洵美、鄭振鐸、戈公振、徐志摩等十二人創建“中國筆會”,任理事。

    一九四九年後,郭有守明裡是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員、國際文教處處長,暗下為中共工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初,他和陳西瀅等人幫張大千在法國聯絡主流社會,為中西藝術交流做了一定工作,但私下為中共統戰,召張大千回國,而受張大千的堅決回絕。

    一九六六年,郭有守以中華民國政府駐比利時外交官的身份,去瑞士與中共使館與間諜會面,被瑞士當局錄音而被捕,在審訊中,瑞士方面問他何去何從,郭提出要回法國。其時國共雙方已在法國播下陣勢,爭奪其人。

    郭有守一到法國,即被大陸方面派去的船員所控制,擬經莫斯科返回北京。

    國民黨方面得知此事後也大為緊張,也派出不少人員去“營救”,企圖將郭有守弄往台灣。據參與“營救”的陳西瀅先生(與魯迅文學論戰的對手,才女淩叔華女士的夫君),向外交部長王世傑報告中所述:

    “三月卅日此間得密報,子傑將於二時二十分乘機去莫斯科。弟與周麟夫婦及齊佑趕去機場。到機場時有中共壯年二十人,三三兩兩佈列各處。已有三人正在交驗護照。一人在中,穿了極大的外套,頭戴大幾號之帽,眼戴大黑眼鏡,弟走至其近旁,認出是子傑,即拍其肩呼之,四五壯年立即湧上將我們分開,不能得近,左右二人即將中間一人拉到裏面去。”
       據《中央日報》前社長,中央通訊社長,張大千的好友黃天才先生回憶:“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國府方面最初完全不知情,中共遂把郭弄到法國,國民黨政府為此成立專案小組,要爭取郭有守。當時國民黨各方特工匯集巴黎,伺機而動,而台灣有關方面也得到法國警方幫忙,法警方答應:
       一,絕不容許中共秘密運走郭有守。(其間中共也作出保證,絕對堂堂正正出境,連哪一班機都可以通知你們)。
       二,離境時若郭有守呼救,表示不願去大陸,法國警方要即時插手阻止,保護郭的個人意願。

       後據消息報道,當郭有守在大陸人員的簇擁下出關時,台灣記者追上前問:“郭有守先生,你想回台灣還是去大陸?”

       郭有守正要回頭,被簇擁人員推入門內。

       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方面,指郭有守被被中共所“脅持”;中共方面則稱郭有守是主動“起義”,雙方對罵了一陣,可惜那時沒有微信,大陸新聞封鎖,人們一無所知,筆者是到了國外收集張大千資料時,才知悉一二。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郭有守回到北京,隨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起義聲明》,宣佈與台灣方面脫離一切關係,作為“起義歸來人員”,當上全國政協委員,掛名在中央文史館,拿一份薪金。

       回大陸後郭有守的日子如何過,請看楊雲慧在《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一文中的敘述:“……這時已找不到管事的幹部,他的工作也得不到安排,學習和勞保都沒有份,只能整天在家看報紙,越看越不懂,這局面怎麼會是這樣的呢?他老是一個人在那裏唉聲嘆氣,愁眉不展,我也很擔心禍及家門……”

       郭有守回北京不久,文革開始,全國大亂,他問楊雲慧,「你們多年來就是過的這種日子嗎?”

       所幸郭有守在文革中受到保護,沒被造反派批鬥,但楊家的親戚們就不好過了,因為那時周恩來還沒公開楊度的革命功勛,所以楊雲慧的大哥在北京批鬥;其母在上海批鬥;四弟關進牛棚,五弟禁不住批鬥而自殺。

       在這樣的境況下,郭有守於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因腦溢血在北京鬱鬱而終,享年七十八歲。臨死前不知他腦子有沒閃過,幸好他沒有將比自己小八歲的表弟張大千騙回大陸,否則於情何堪,於義何堪!
       卻說這時張大千,見郭有守出事,馬上囑其子葆羅趕往法國,取回留在郭有守家中的書畫物品。不過其時郭有守的財產,已被台灣當局作敵產沒收,凡有郭有守名字的,都划歸台北歷史博物館收藏。據筆者所知,其中十二開水墨冊頁最為出色,不少畫作的跋語中,提到郭子傑的名字,如第一開中:“現在的人,動輒說以書法來寫畫,此卻有幾分醉僧筆意,,但恐解人不得。吾子傑不以我為狂妄也。弟爰。”

       第五開之跋語謂:“……四年前在子傑巴黎寓中戲筆。庚子十月,子傑來書索之不已。此作何存耶?”

       第八開之跋語謂:“黑者是山白者水,可憐黑白太分明,人間萬事煙雲過,莫胸使留未了情。庚子十二月十二日,與子傑圍爐閒話,展閲此冊漫畫。爰。”……張大千是個聰明人,對郭有守明為國府官員,暗為中共特工,早就有所覺察,只是沒有捅破,用“黑白太分明”來比喻而已。

       張大千逝世後六年,他在巴黎時的學生林藹女士,撰有《張大千在巴黎》一文,透露有一次去郭有守寓所,聽到郭有守和張大千爭吵,大千見到林,忿而爆出郭勸說他返大陸一事……

       張大千和郭有守的感情是很矛盾的,他在巴黎開展覽,聯繫畢加索,一起出沒古董市場,相處极投緣,然而因為政見之故,又不得不為之感嘆。

       他有《聞郭有守變節》一詩:
            “落拓杜司勳,長貧鄭廣文,

              竟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

              人道君從賊,吾道賊陷君,

              已枯雙眼淚,音訊不堪聞。”

       他借李商隱之口,把郭有守比作,一生夾雜在黨爭之中而不得志的杜牧和鄭虔。其中“竟為妻子累”,就是指郭有守的妻子楊雲慧。

       楊雲慧是光華大學學生,喜愛劇藝,曾在田漢導演的話劇中演左翼話劇。

       以前,人們只知道楊度是“帝制餘孽”、“籌安六君子”,而不知他曾做過孫中山的密使,李大釗的老友,更不知在“四一二事件”後,投靠共產黨,成為秘密黨員,受周恩來、潘漢年的直接領導,與夏衍單線聯繫。

       據資料透露,郭有守受國民政府派駐法國時,曾帶妻兒赴任,上海解放前夕,楊雲慧推說要回探親,途經香港時,住在吳祖光和前妻呂恩的家中,吳祖光代他聯繫上了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南方局文委書記邵荃麟,通過邵荃麟,得到夏衍邀她去北京的通知。楊雲慧到北京後,受到周恩來的召見。若干年後,她向人透露;五十年代初,郭有守從巴黎來信,要求回國工作,楊雲慧把他的意思向周恩來匯報,周認為郭有守留在巴黎,比回國的作用大,希望他繼續留在那裡。並安排楊雲慧去巴黎以接孩子的名義,當面向郭有守佈置任務。一九五○年四月,楊雲慧到巴黎,“向郭有守傳達黨的任務”。大千詩中“竟為妻子累”就指此事。

       日月催人老,歲月忒無情,拙文中提及的人物,除張大千的兒子葆羅外,幾乎都已隱入歷史,被人漸忘,唯有前幾年清明,我去上海“宋園”謝稚柳先生墓前獻花時,赫然見楊度的墓穴也添列其間。

         周恩來臨終前的一句話,給士人所不屑的楊度,留下一份殊榮,也為瓜棚豆架,酒肆茶坊間的消閒者,留下一番剔牙時的話題。

                            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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