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与爱的求索

一

“圣约翰教堂开放日”？硕大的横幅吸引我停住了脚步。来英国刚刚一个星期，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时候。我犹豫片刻，便怀着一种近乎探险的心情，迈进了天主教堂的大门。

“你从中国来吗？”只见右侧一位身材不高但厚实健壮的中年人正冲我微笑。他胸前戴着GUIDE的标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参观。”

他叫蒂姆·迪恩，在罗马学神学，眼下是他的暑假。领着我在教堂里转了一圈以后，他告诉我，作弥撒的时间到了，“不过你仍然可以在场观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我从未参加过这类仪式，不知道干什么，他说他会为我解释每一个步骤。这样，纯粹出于好奇，我有了生平第一次参加宗教礼拜的经历。当例行的程序进行到分享圣餐圣酒时，我听从他的建议走上前去，但不象教徒们那样伸出手。

蒂姆友善谦恭的态度赢得了我的信任。见我频频发问，好像求知心切，他建议找个机会再聊，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几天后我如约与他会面，他带我来到一间很老的英式酒吧。说老实话，当时我可体会不出那种古老昏暗的环境有什么吸引人的。显然这地方有点儿历史了，柜台上还卖历史简介。蒂姆替我买了一份，翻了翻说，很遗憾，是个乏味的故事。

我问起了他的经历。原来他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多年，还曾常驻香港。就在几年前，他决定离开商界献身宗教。听上去这是一个挺奇特的转折，但他只是淡淡地将之归因为一种自然的醒悟。然后他关切地询问我来英国后的感受。交谈中他送给我一包资料，是一些与我上次提的问题有关的宗教背景知识，外加一本英国地图和一张曼城地图。我惊喜地连连致谢。他说：“我曾经在华人圈里生活了近十年，受到过华人的悉心款待，很高兴有个机会回报一下。”

我们从酒吧里谈到街上，如同旧友相逢。分手时我由衷地说：“我的英语还没好到足以表达我自己……不过我确实很喜欢与你交谈。”蒂姆笑笑：“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很好的英语了。”

二

大约一个月后的星期天，我本打算到旧货市场（“Carboot Sale”）去看看。刚出门就听到一阵鼓乐声。原来是一队穿制服的少年儿童“救世军”。我掏出随身带的照相机，但他们却拐进了路旁的PLATT教堂。我也没犹豫就跟了过去──有了上次的体验知道教堂不是禁区。刚进门就有人伸过手来表示欢迎，并把我引到座位上。邻座一位女士见我象是新来的，就自我介绍一下，主动充当了讲解的角色。

这是一个英格兰国教堂，礼拜过程中要唱很多次歌。那种庄严而又温暖的气氛一下子就感染了我。同中国人喜欢卡拉ＯＫ乃至当“水房歌手”不同，在日常生活里很少听到英国人唱歌。但一到教堂礼拜时，你会发现这里好像人人有一副经过训练的歌喉。尤其听他们唱和声时那种圣洁完美的感觉让人几乎要流泪。

分享圣餐圣酒时，邻座女士告诉我如果没有信教可以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觉得这比天主教作弥撒时的习惯让人更自在一些。礼拜结束后，她又引导我到旁边的休息室用咖啡，介绍别人与我交谈。很快我就发现，这里很多人会主动过来攀谈。

于是我认识了利斯先生，一位与我同校且专业相近的半退休的高级讲师。他打听了我的情况后，便邀请我到他家“喝茶”。我也不客气。从此，到他家“喝茶”成了我周末常有的活动之一。

三

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我正在回宿舍的路上，迎面走来两个小伙子劈头就问：“嗨，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聚会吗？”说着递上来一张小纸片。我想这未免过于唐突了，但看看他们都是那种文静羞怯的典型的英国学生，便停下来打听个究竟。那位个子高高的小伙子叫杰米，操一口清晰标准的英语。对我这位刚出国两个月的人来说，还是第一次从年轻人嘴里听到这么好懂的英语。他们的聚会也是学圣经作礼拜一类的。但就冲他这一口英语，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他们聚会时那种激昂的气氛令我想起了当代中国人多半经历过的那个狂热的年代。所不同的是，这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似乎由衷的快乐和轻松。主持人雄辩滔滔幽默连连，全场听众不住地喝采鼓励。与现代年轻人中流行的颓废和势利相比，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不用说，我又被感染了。

杰米邀我去他住处去吃午饭，并征询我愿不愿意一起学圣经。我知道要做我的“思想工作”了，看他比我大概小十岁，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但还是去了。他告诉我，虽然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只是在加入这个组织后他才真正感到自己成了基督徒。这个教会试图把圣经的思想实施于日常生活，在街头邀请陌生人是他们表示自己信仰的一种方式，但他们这样做时还是感到挺难为情的。我们开始一起查圣经。但没过几个来回他就被我问住了，只得建议我去和他们的“头”饶杰谈谈。

“你看我这只手表，”饶杰先从我对上帝存在的怀疑说起，“很精致对不对？……你是否认为它出自一位出色的设计师呢？”看我点头了，他又说：“那你再看我的眼睛，”这是一双漂亮的黑眼睛，饶杰的母亲是华人。“你是否认为它们比我的表更复杂精密呢？”当然我没法否定。“那么，为什么你认为我的眼睛并不需要有一位设计师呢？”

以后同这类人打交道多了，我知道了这个“手表──眼睛悖论”是他们常用的论据。虽然简单但让人很难辩驳。不过我也不是好对付的，自然辩证法正经学过不少哪。下一次“谈心”时我准备了满纸的答辩和问题。我强调自然进化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许多在有限时间里不可能自然“碰巧”形成的东西比如人体器官，在一个近乎无限长的时间尺度里并非不可能。如果相信上帝造人那如何解释猿人化石？我还质疑了基督教信仰的其它根据如圣经里记录的神迹、现实中“圣灵”对基督徒的影响。

饶杰看了我的问题单，然后从容不迫地在纸上画了一串符号：小昆虫、鱼、蛙、恐龙、鸟、老鼠、猴子，一串不同体态的猿人，并在最后一个站得最直的人形上写上我的名字。有的符号旁边还注上了年代。出乎我的意料，他对进化论一点也不陌生。在复述了进化论的要点以后，他说，化石证据已证明了所有这些阶段，唯独缺了最关键的一点：阶段之间的联系。我也想起在国内上科学史课时，老师在赞颂达尔文的伟大功绩之余也点了一下这个问题。谈到最后，饶杰送给我一些书，说他的论点书里都有。

这些书并不是我以为的圣经诠释之类的东西，里面引证多半是科学家的观点。汤普森的一段话我原来就听说过：“我们很应该让不谙科学的大众注意到进化论者之间莫衷一是的情形。”在一本小册子“进化还是创造？”中，作者以周密的引证和推论表明，在生命自然形成的每一个必要阶段上，从氨基酸、蛋白质、细胞，到作为物种基础的遗传密码的载体ＤＮＡ的形成，都有事实上和逻辑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生命即便形成了，同许多人所以为的相反，达尔文所描述的进化链几乎没有化石证据的支持！他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有待后人证实的假说。可惜在一百多年无数科学家苦苦追索之后，达尔文本人就意识到的化石“缺环”竟然无一补上。所有的物种似乎都是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中的。各大类生物之间截然分开毫无过渡的痕迹。而被作为进化发生机制的突变现象，只被证明能导致不一定是优化的同类变异。作为一个生物学的门外汉，我无从判定这些书中有多少谬误。要让进化论成立，就得驳回所有这些诘问。可要是进化论作为物种起源的解释不灵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来取代基督徒相信的神创论呢？

四

利斯先生也一直没放松向我传教。利用每次我去他家喝茶的机会，他一直试图搞清我的思想“症结”并对症下药。他甚至反过来了解我所熟悉的意识形态。于是我有机会大谈了一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作为一位科学家，他提醒我注意近代科学起源与基督教的关系。也是，我以往熟悉的都是伽利略、布鲁诺受到宗教裁判的故事，对于大科学家们几乎都是基督徒这一更普遍的现象却很少留意。记得老师讲课时对于牛顿晚年居然献身神学是怎样地扼腕痛惜，我自己当时对此又是怎样地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我进一步了解到，牛顿等近代科学创始人始终把他们的工作视为寻找上帝已经制定的自然法则。这使我联想到，我们中国古代技术那么发达，却连个科学体系的影子也没有导出，会不会正是由于我们的先人们不相信有位上帝，因而也就不认为有什么普适的法则，更谈不上寻找这些法则？以宇宙之浩淼广大，我们仅仅对视野所及的这点三维空间有了些认识，就妄言上帝不存在，看来是过于武断了。

作为一个非教徒，我心里的防线还不仅仅是无神论这一道。即使我无法否定上帝的存在，我也还是无法相信作为基督教核心的二千年前耶稣其人其事，尤其是他的复活在我看来只是动人的传说而已。利斯先生用出乎我意料的肯定口吻告诉我，基督教的核心是有历史根据的。耶稣传递的信息是如此的明确直接，以致于他周围的人以及后人必须在神的化身、骗子和疯子三种对他的定义中选择其一。而他周围的人也怀疑过动摇过，但最终决定为传播他的信息而献身。最令人信服的例据是，那些耶稣门徒们曾表现为一群争相避难的懦夫，但忽然全都变得信心百倍视死如归。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如果不是一个亲眼所见的奇迹，难道会是一个共同策划的骗局或是一个莫须有的传闻吗？

利斯先生等为了做我的工作真是煞费苦心。有一次我随口说自己感到还是有语言障碍，他就居然远道请来了会说流利汉语的兰杰牧师。这位兰杰牧师显然更有“专业水平”。与他交谈另有一种乐趣。他曾动情地告诉我，他信仰基督教几十年，从中获得的美好体会真是难以尽述。他向我传教完全是希望把一件美好的东西与朋友分享。我问，这种信仰是不是一种信之才有不信则无的东西。他明确地回答说，建立信仰好比过河，过河就要有桥，而这桥是客观存在的！

有半年多时间我每个星期天上午去参加杰米他们的集会，晚上去参加那个PLATT教堂的礼拜，还一次次成为利斯先生和兰杰牧师的座上客。也许同许多基督徒相比，我知道的道理不算少了。但信仰通常不是单纯理性思维的结果，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感性体验和启发。热心的基督教朋友们为我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对此我心存无限的感激。

五

蒂姆·迪恩回罗马后并未与我断了联系。我嫌写英语信费劲，通常写短信或卡片，但却时常“赚”回一封长长的回信。第二年暑假他回到英国，正好一位他在曼城的朋友请他出席圣职授任仪式。我们又见面了，我兴奋地向他述说近一年旅英生活的体验。对于我在基督教方面的追求，蒂姆当然很高兴。但作为天主教徒，他似乎对我的新教徒朋友们的竭力传教有点不以为然，告诫我信仰也是一种礼物不可强求。他送给我一大堆关于圣经和天主教的书籍。还特意带来了他在七十年代末去中国拍的幻灯片让我欣赏。我们的话题转到政治方面。记不得为了什么我开始为共产主义辩护，强调确有许多无私奉公的共产党人，至少当初是这样。而他的一个论点给我印象深刻：教会也有很多弊端和谬误，但没有秘密和私利。

天主教会自认为是耶稣开创事业的正统继承人。他们崇拜所有的圣人，从圣母玛丽亚和第一个教皇耶稣大弟子彼得，到当今教皇保罗二世。而在宗教改革后分化出来的各派新教包括英格兰国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只尊崇耶稣基督和圣经的权威。相对来说，新教徒们受教规束缚较少，但传教更积极。其它还有一些更活跃的新派系，如杰米他们那个联合型的教会。而我接触过的表现最极端的教派当属那些走家串户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解释圣经最严格，反对圣三位一体的概念，反对传统教堂（他们只有“王国会堂”），反对人体输血，连圣诞节都不过。

后来蒂姆从罗马毕业回到英国，成了英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神父。我每次去伦敦，只要告诉他，他就安排时间与我见面畅谈，带我游览城市。有一次他还替我垫付了旅馆住宿费（两年后我才知情）。在蒂姆神父过了五十岁生日以后，有一天他忽然笑着说：“我对你来说可能太老了，我给你再介绍一些年轻的朋友吧。”

六

蒂姆神父介绍的人也叫蒂姆。这位蒂姆·金是伦敦FOCOLARE运动的组织者。我当时从未听说过这个运动，但对蒂姆神父特意介绍的人还是有兴趣的。拿着神父给我的地址摸到蒂姆·金的住处。他一看就是那种爽朗热情的人，交谈中不时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开怀大笑。他是位电脑工程师，实际上也年过四十了，但从外表可绝对看不出来。他和房友们都欢迎我随时去访问和住宿。正赶上新年前夕，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去度假了，蒂姆就把整个那栋房的钥匙给了我。别忘了他与我只是刚刚见面！

当然我得搞清这FOCOLARE是干什么的。从蒂姆·金的介绍我了解到，这个运动起始于二次大战末期的意大利。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姑娘Chiara Lubich目睹人类互相杀戮的惨状，思索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上帝的爱，减少人间的不幸。她最终选择了一条特殊的人生道路：象神职人员那样不婚不嫁专事敬奉上帝，但又象世俗人那样与社会融为一体。这本来只是她个人的生活选择，但很快影响了一批她的女伴，并渐渐地扩展为一个国际化的运动。Chiara和她的夥伴们相信，在家庭的天伦之爱中蕴涵着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的希望种子。他们通过向周围的人表达爱心，通过建立和扩展友谊，一点一滴地实践着他们的理想：一个全人类的大家庭。与许多宗教性运动相比，FOCOLARE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宽容性：不问你是哪一派基督徒，是穆斯林，佛教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它都向你敞开大门，向你传递上帝的爱。一切出于自愿，自愿即被接纳。你可以象Chiara她们那样不结婚，加入一个“共产”的FOCOLARE之家，也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同时积极组织活动，还可以只是在他们组织活动时去凑凑热闹。FOCOLARE成员一般仍有正常的职业，在有些国家里他们还建立了进行普通生产经营的“村庄”，以此获得生活和活动经费。FOCOLARE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不借助新闻媒介宣传造势，只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扩散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五大洲有着二百万追随者的运动竟如此鲜为人知。

英国的FOCOLARE成员约有六百人。他们每年暑期在湖区或苏格兰开办数百人的夏令营，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费用由大家自愿承担。根据各人的爱好和经济能力分别住正规饭店、青年旅馆或帐篷。我还参加过两年一度的在伦敦举行的联欢大会，看过五年一度的在罗马举行的世界性大联欢实况转播。在这些活动中可以欣赏到大家自行创作表演的各种文化特色的节目以及宣传FOCOLARE大同理想的演讲、歌曲和小品，气氛非常和谐活跃。而最难忘感人的是会场内外所有与会者表现出的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姐妹的精神风貌。

七

伦敦离曼城不算近，我与蒂姆·金他们难得一聚。后来我就联系上了附近利物浦的男女两个FOCOLARE之家。他们每两周有一次聚会。在八九个“家庭成员”里，有位从澳洲来的杰姆斯，是位电工，小伙子长的很精神，到了聚会时总能捧着吉它自弹自唱一段动听的澳大利亚民歌。逐渐混熟了以后，我就试探着询问，为什么他非得要独身来实践信仰，他有没有动摇过？他说：“要是你还没有入教自然会感到难以理解。可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明了的。有一天我意识到这种选择是上帝的愿望，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们比结婚的人更容易专注于这样一种事业。当然我们始终有重新选择的权利。……我们也都是普通的人，有时会感到困难。因为穿着普通的衣服，生活在普通人中间，免不了会有女孩子走近。所以我们比那些神父们麻烦更多，女孩子不会去找神父的……”

FOCOLARE运动提倡所谓“给予文化（Culture of Giving）”，经常向世界上面临特殊困难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杰姆斯对我说，需要救济的人太多，深感力不从心。有些第三世界国家里的FOCOLARE之家成员自己都吃不饱饭，我们只好先帮助这些兄弟姐妹，把别的要求拖一拖。这就好比把优先权留给自己最近的家庭成员，还算合情理吧…… 他说这些话时面有难色，倒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似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只知道，我面对的是一群纯洁高尚的人。

前年在德国的一个小城发生了针对土耳其移民的纵火谋杀事件。事后城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一批在FOCOLARE运动影响下的青年在此关头挺身走向街头，组织大型露天音乐会。当演唱气氛达到高潮时，他们号召在场的各族裔观众当场在自己周围找一位异族人士交谈并争取交上朋友。他们的热忱感动了全城居民。这种打破敌视气氛的联欢活动甚至搞到战火纷飞的前南斯拉夫去了。FOCOLARE成员曾在克罗地亚举行民族联欢，使兵戎相见的各族青年在那一天停止敌对行动，为共同的心愿──和平而祈祷。我接触过的其它一些国际性运动，如“道德重整（Moral Re-Armament ）”运动，也信奉类似的宗旨。此外，那些被多数人视为异端并拒之门外的“耶和华见证人”实际上也有一些深刻的主张，他们的信心和勇气甚至经受住了卢旺达大屠杀那样的危难场合的考验。

八

由于我们大陆中国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宗教被视为一种精神鸦片，科学与宗教被视为水火不相容。我们都欣赏西方的科技和民主，却对它的源头和内核──基督教文明不以为然。即使我们出国后有兴趣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也多半把它作为一种文化风俗或是一种社会知识，很少认真地考察一下它是否真的含有什么真理，很少去深究为什么世界上有十六亿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会把这门来自偏僻的古代以色列地区的“学问”奉为高于一切知识的信仰。我们认为科学已经排除了任何神灵的存在；我们认为基督徒的信仰都是出于一种习惯或只是一种需要。但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我们的“认为”有时会是错的。我们常常自以为比那些教徒们头脑更开放，但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之后才对信教与不信教作了选择，而我们自己倒是往往没有经过这样的比较就“理所当然”地排斥了基督教义的真理性。虽然我仍然不是基督徒，但我已从自己的亲身体验看到，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富有头脑富有信心。我禁不住要想──他们是不是确实拥有真理呢？

基督教最根本最有感召力的信条是爱，在爱上帝之后爱你的邻人，“爱人如己”。一切的善和正义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对当年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帝国主义强盗有着惨痛的记忆，对世界上许多与宗教有关的悲剧常有耳闻，因而本能地把那些宗教信条与虚伪骗人联系在一起。在前些年学了过多的“斗争哲学”，如今又引入了万能的“竞争机制”之后，就更没有多少人还有兴致去咀嚼这些“废话”。于是在今日的中国，取代儒家道德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是最世俗的金钱拜物教，物欲横流，“有奶便是娘”。这样的潮流能否使中国人获得富裕和民主实在应当打个大问号。即便侥幸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把国民所得翻了几番，我们得到也许只是个不文明不公正乃至充满犯罪的所谓强国。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可能有更贪婪残酷的一面。但基督教信仰的坚实存在多少引导着整个社会风气，使强者有所敬畏，弱者有所盼望。在其它后起的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不难看到传统信仰的正面影响。而今天的中国人却在进行一项确实前无古人的大实验：在精神信仰的沙漠上构筑物质文明的大厦。

无论是否基督教徒，我们都很难否认人性中有趋于罪恶的一面。许多负面的心态如自私、骄傲、妒忌、仇恨往往是与生俱来“无师自通”的。在我们感叹对此无可奈何的时候，世界上确有一部份人，比如我所看到的某些基督徒，却在用他们一点一滴实实在在持之以恒的行动，向人性中的罪恶挑战，向别人传播他们所感受到的神的厚爱。你可以论证他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你无法否认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改善，无法否定他们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爱心的力量。

没有爱就没有健全的人生。没有爱就没有人类的未来。FOCOLARE的成员经常唱着这样一首歌：

不要说爱只是感觉，

感觉总在变化；

不要说爱只是梦幻，

梦幻终会消逝。

爱就是建设，

爱就是坚信，

爱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完稿于１９９５年圣诞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