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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流氓,比没文化的更可怕。

(2019-07-02 08:26:24) 下一个

张大千如何疯狂破坏敦煌壁画

1941年初,张大千率妻儿门生,抵达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期间破坏壁画甚多。不过,对张的这一行为,迄今仍有不少辩护之词谬种流传。如有人以“亲历者”身份公开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多年,据我亲眼所见,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更有张的友人谢稚柳辩称:“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这些辩护都站不住脚。张大千不但乱剥壁画,还乱在壁画上勾描,甚至题写自己的名字。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核心档案尚在,不容辩驳。兹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给于右任信函如下:

张大千如何疯狂破坏敦煌壁画

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

“右任先生院长赐鉴:去年年底,济(李济)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谓:卫聚贤君自敦煌考古归来,在成都公开讲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惟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对于冯、郑二君之意见,深表同情,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冯、郑两君未尝亲见,仅凭卫君口说,或有失实,深恐有伤贤者,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亦作同样说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陈。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九月间,由渝飞兰,西至敦煌,顷接其来函,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学生之助,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数层者,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又,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向君认为此种举动,如尚任其继续,再过二、三年,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来此间,斯年深觉向君此文关系重大,埋没可惜,故油印廿余份,分送有关艺术之友人……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归国有,设立管理所之建议,及斯年之附注意见,亦冀大力劈画促成。庶几国家重宝,得以永存……”②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大千破坏壁画一事,自1941年他率团队抵达敦煌后,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而且告状信很早就递到了傅斯年和李济手中。但傅、李二人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更碍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行动。直到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考察团前往敦煌,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张髯大千”……向达深感“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向傅、李写了详细的报告,傅、李二人才以联名函的形式,请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张大千。有的地方,张大千不仅剥掉了已经损毁严重的宋代壁画,连第二层的唐代壁画也剥掉,其目的是想看看更里面的魏晋画层。露出来的底层画面,很快因氧化变色而毁坏。

当时四川博物馆没能力阻止张大千,只能写信给中央博物院告。中央博物院对此很重视,于是请求教育部组织考察团前往敦煌,等考察团抵达敦煌时,张大千已经持续毁坏了敦煌壁画一整年。张大千是有于右任等为后台的,教育部考察团都无法制止他,又在敦煌胡搞了几个月,才因权争为谷正伦赶走。

有文化的流氓,比没文化的更加可怕。中外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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