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角天边
江郎才尽,不足为训
1794年5月8日，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被法国革命政府推上断头台，年仅51岁。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指他曾请求法庭宽限几天再执行死刑，以便整理其化学实验结果，还有人为他求情，却都遭到粗暴拒绝，革命法庭副庭长科芬纳尔的回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当然，学界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这句话纯属捏造。但不管怎样，这位18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现代化学之父，就这样身首异处。
拉瓦锡出身贵族家庭，拥有巨额财产，本可养尊处优，或者如家人所希望的那样，在取得法律学学士学位和律师证书后执业。但他却热爱科学，24岁时便成为了法国皇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他的《燃烧概论》系统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使得化学与传统的炼金术就此区别开来，步入科学领域，开创了定量化学时代。他还提出了元素说，他的《化学概要》是化学的奠基性著作。
在法国大革命中，他未能独善其身，一来与革命的极左倾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出身富贵，但因为他在化学研究上从不吝惜，耗资巨大，为了维持开支，他选择了当包税人，以50万法郎投资了路易十六直接管辖的税务机构。当时的法国法律规定，如果包税人所收税款在交给国王后还有剩余，可自行支配，因此包税人往往腰缠万贯，同时也被市民所仇视。拉瓦锡将多余税款大多用于购买仪器，同时也做过许多公益事业，比如在自己的农场里进行实验，希望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以减低高税收的影响，同时还修筑城墙防止走私。但在革命群众眼中，他们只看重“包税人”这个万恶的身份。
拉瓦锡的命运总能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度欢欣，却一次次遭遇打击，比如院系调整，比如取消社会学，比如反右，比如“文革”……有些人被打死，有些人选择自杀，还有一些人选择苟活，但不再有任何学术成果。
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似乎也不需要学者，甚至还提出了“臭老九(地富反坏右资叛特知)”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并流毒至今。
我第一次知道“法国大革命”，还是小学二年级时。那套六册本的《世界五千年》，如今已残旧不堪，不过还保留在我的书架上。在书中，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反动阶级仓皇而逃，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不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马拉之死，它独立成篇，还有女杀手元素，让年纪尚幼的我很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凶手只是一个普通年轻女子。
马拉，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备受革命群众拥戴。他因为患有皮肤病，只能泡在浴缸里减缓痛苦。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在修道院长大的夏洛特坐着马车来到巴黎，事先写下了遗书，还买了一柄餐刀，然后来到马拉的寓所，向他“举报反革命”。马拉将这些名字一一记下，表示会尽快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夏洛特却拔出餐刀，将之杀死。然后，她静静坐在原地，等待被捕，在被捕过程中，她遭到了殴打和凌辱，胸衣被撕烂。后来，她被判死刑，从容赴死。在那之后的漫长历史中，马拉仍然是“革命先驱”，而夏洛特则成了冷血杀手，甚至女间谍。
马拉死去时，拉瓦锡尚在人间。但很多人都说，拉瓦锡之死与马拉脱不开干系。 马拉也曾热衷科学，1779年，他曾在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过光学实验，还写出《火焰论》，认为火是物体所含的火焰粒子。这一观点被拉瓦锡猛烈抨击，认为不值一提，二人就此结怨。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已经成为民众领袖的马拉在《人民之友》杂志上写了大量文章，煽动左派以及民众，要打倒贵族集团。在他笔下，担任税务官的拉瓦锡就是十恶不赦的贵族，还提出要“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他指责拉瓦锡为防止走私而修筑的城墙污染空气，同时还向烟草上洒水加重，以增加税收。
马拉的原文深得“阶级斗争”之精髓，但凡老一辈国人，读之必觉眼熟，他是这样写的：“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的儿子，化学学徒，股票跑腿，收税员，火药会长，银行头子，皇帝的书记，法国院士，瓦维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官，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40000磅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三千三百万银两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国家火药库搬进了巴士底狱。他还要使用恶毒的伎俩妄图进入巴黎市管会！”
其实，马拉指控拉瓦锡的两项罪名都非常荒唐，“城墙使得空气不流通”毫无逻辑可言，至于烟草上洒水，拉瓦锡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干燥，而且称重都是在洒水前完成。可惜的是，巴黎市民选择了相信谣言。在马拉死后，拉瓦锡的命运并未扭转，处境反而越来越糟，尽管他曾积极投身新政府的各项改革，设计了城市照明，在火药制造和矿业开采上建树良多，还主持了度量衡的改革，确立了“克”和“米”这两个计量单位。讽刺的是，他被捕时的一项罪名，就是“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最终，他被推上断头台。
这样的恩怨，你可觉得眼熟？比如曾经被举国批判、批判文字多达八大本的胡适？
法国大革命的“怪异走势”，一直被学界所关注。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革命原本有着长期的理论铺垫，有着崇高的理念，革命领导者也并非毫无见识的莽夫，但一切到后来却变得血腥恐怖。各种派系轮番登场，又轮番下台，不管登场或是下台，总是伴随着杀戮。君主立宪派的下台，伴随着路易十六被处死，吉伦特派的下台，伴随着雅各宾派的疯狂屠杀……最初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入了一个怪圈。
对于鼓吹极端暴力和毫无原则的“非暴力”，我都持有警惕性，认为这两种极端实则是一丘之貉，均出于私欲。从历史来看，革命很难避开暴力，区别无非是多与少，也正因此，天鹅绒革命就显得极为可贵。但如果合理暴力变成了滥杀，自己制定的宪法也在斗争中被弃之一旁，其中的过程就需要审视。
路易十六并不算一个暴君，甚至恰恰相反。在大革命爆发后，他并没有调动军队镇压，而是配合新政府推动各种改革。但时人认为，不杀路易十六，革命就不会成功。最终，他被推上了断头台。他说：“我虽然无罪而死，但是我原谅这一切。我希望我的血不会引起上帝的愤怒，希望我的血可以造福法兰西。”他被处刑后，市民们一拥而上，以自己的衣服去沾染他的鲜血。原来，人血馒头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有人说，路易十六的生命被拿来祭革命之旗，是革命群众必须要看到的结果，可王后玛丽·安托奈特呢？这个同样被斩首的佳人，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过火的暴力。有人称她听闻人民吃不上面包时，轻飘飘说了一句“那干嘛不吃蛋糕”，可那早就被确认为谣言。茨威格就曾写过《玛丽·安托奈特——一个普通人的肖像》，认为“她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已，却因为负担了某种自己从未负担的东西而死”。
还有吉伦特派的真正核心罗兰夫人，这位高贵美丽的女子未曾担任任何公职，但却左右了吉伦特派的各种改革政策。在温和的吉伦特派当政的短暂时间里，她光芒四射。当革命陷入疯狂时，当雅各宾派为了权力举起屠刀时，她没有逃脱。面对喧嚣的等待人血馒头的民众，她说出了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丹东，曾纵容自卫军和巴黎市民冲进巴黎各监狱，无甄别地杀死了一千多名在押犯人。但后来，他也对恐怖杀戮产生了恐惧，希望停止这一切，结果被自己的亲密战友罗伯斯庇尔逮捕，几天后就被推上断头台，身首异处。
还有马拉，他曾提出过大屠杀，最开始的数字是5万人，后来增加到10万、20万，最后开出了一个古怪的数字——27.3万。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多年以后的中国也以这种方式划定右派比例。
至于罗伯斯庇尔，他更是前后矛盾的代表。如果仅仅在理论领域来看，他甚至堪称伟大。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对人权涉猎极多，推崇人道主义，还提出了绝对的出版自由，他甚至还提出了废除死刑，认为死刑并不能有效防止或减少犯罪的发生，这些在当时的思想界无疑闪耀着光辉。他认为，即使对最残酷的敌人，对最反人道事业的人，也要予以人道的对待。他曾在演讲中表示，如果有一天，他看到他最残酷的敌人、最反人道事业的人成为偏见的受害者而有被处死的危险，而如果他能把他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那将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可是，在他上台当权后，他的行为与思想并不一致。在对路易十六的处置问题上，他坚决要求死刑。在雅各宾派当政期间，他又表示“谁不动用对残酷敌人进行惩罚的利剑，谁就是罪犯”，进而提出革命法庭中仅有一种罪名，即叛国罪，仅有一种刑罚，即死刑。对路易十六的审判是一个标志，罗伯斯庇尔的人权思维瞬间转化为政治思维，宣称暴君不受法律保护，并以政治审判代替法庭审判。也正因此，国家权力开始打着“人民利益”的旗号践踏人权。至于对吉伦特派的屠杀，更是残酷的政治清洗。
极左的雅各宾派当政期间，各种政策与后来的苏联肃反极为相似。比如1793年9月通过的《嫌疑犯律》，对疑犯的界定中有“未经常表现其热爱革命者”这一条，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不表忠心、不早请示晚汇报，都可能会成为挨批斗的罪名。何况，这种“热爱”并没有真正的标准，说你热爱你就热爱，说你反动你就反动，这只能沦为铲除异己的武器。
在罗伯斯庇尔的话语体系中，“人权”与“人民”只是当政前的常用词，后来，他最常用的词变成了“野心家”、“阴谋家”、“保皇党徒”、“反革命”……非黑即白、非左即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种思维已不再是革命，而是权力斗争。
当你将宪法弃之一旁时，你自己也会成为不受保护的人，罗伯斯庇尔验证了这条真理。最终，他也被剥夺了人权，死于断头台。他在个人品格上几乎无可挑剔，生活清心寡欲，痛恨腐败，始终坚持革命理想，但却用了最极端的方式，而不是他早年提倡的方式。
据载，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有近四万人死于恐怖统治，拉瓦锡只是其中一个。被捕者不能辩护，不能请律师，革命前期提倡的人权，此时荡然无存。在大革命中死亡的四十万人里，大多数其实只是平民，贵族仅占10%，何况，大多数贵族也罪不至死。
这段历史让许多人反思，却也让很多人“借鉴”，马克思就曾表示，如果一个党派在革命进程中不够坚定，或者执行力不够，就会“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
相比之下，伯克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里更具代表性。他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他当然想不到还有更加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在他看不到的年代里。在他的观点中，最让我有所触动的是他认为法国革命者抛弃了传统，以摧毁一切的态度革命，最终导致新一轮暴政。他也认为，革命者将民主置于自由之上，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化倾向。
托克维尔的观点则比伯克更为深入，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深刻揭示了革命何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认为追求自由的意义远大于追求平等，如果平等高于自由，那就会形成“民主的专制”。
我不否认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但在拉瓦锡乃至其他人的死亡中，我只看到了铲除异己和政治屠杀。这种悲剧，在此后不断上演。也许，它比革命本身更值得审视、思考。
密特朗曾说：“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这是法国人的反思，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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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锡之死
1773年的一天，30岁的安托万-洛朗·拉瓦锡在他的实验记录本上，自信满满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注定要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带来一场革命。”
他确实做到了。
然而，这位化学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却没能预见到，20年后，他竟然会成为一场政治革命的牺牲品。
1794年，巴黎依然飘摇在法国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5月7日，执政的激进党开庭审判他们眼中的旧政权代表——包括拉瓦锡在内的28位包税商。此前，由一些科学界人士提出的赦免拉瓦锡的请求，遭到了法官的断然拒绝。据说，那位法官还豪气冲天地宣称：“共和国不需要学者！”
第二天，拉瓦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推上了断头台。隔日，曾跟他有过交往的法籍意大利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闻讯，不禁悲叹：“砍下他的头颅只需要一眨眼工夫，但生出他那样的大脑一百年也不够。”
不错，这是一颗不平凡的大脑。正是它的精细运作，引发了化学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其影响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拉瓦锡之于化学，犹如牛顿之于物理学。
在拉瓦锡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化学远远落后于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尽管那个时代化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独立的化学现象，但并没有一个适当的理论框架来综合这些相互隔离的零碎的信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物质可以燃烧的原因在于它含有燃素。物质（比如木头）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出燃素，所以将变得更轻。
可是，拉瓦锡却在实验中发现，某些固体物质（比如磷和硫）在燃烧之后重量反倒增加了。一个合理的猜测是：也许物质燃烧不是因为释放了燃素，而是因为吸收了某种气体。
1777年，拉瓦锡将实验结果报告给了法国科学院，证明根本没有燃素的存在。燃烧的本质是物质和“生命气体”（后来他将这种气体命名为“氧气”）的结合。由于燃烧减少了空气中氧气的含量，留下的不可呼吸的气体（主要）就是氮气。拉瓦锡还断定，氧气在呼吸过程中同样至关重要。他认为，从化学的观点看，物质燃烧和动物的呼吸同属于空气中氧所参与的氧化作用。后者是一种缓慢的燃烧过程，并且是所有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研究燃烧和气体的过程中，拉瓦锡借助他精湛的称量技术，看到了事物更深层的一面，进而从实验的角度验证并总结了物质（质量）守恒定律。针对当时化学物质的命名混乱不堪的状况，拉瓦锡与他人合作制定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创立了化学物质分类的新体系，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列出化学元素的准确名称。
1789年3月，拉瓦锡详细总结并系统阐释其化学学说的著作《化学基础论》以法文出版。正如它的全名——《以一种新的系统秩序容纳了一切现代发现的化学基础论》——所昭示的那样，这部划时代著作系统论述了氧化说的科学理论，重新解释了各种化学现象，并且指明了化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从而建立起从元素概念到反应理论的全面的近代化学体系。由此，化学作为一门科学才得以最后确立。
在1789年版《化学基础论》的序言中，拉瓦锡写道：“当我着手撰写本书时，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充分地扩充和解释我于1787年4月在科学院的公开会议上，所宣读的论述改革和完善化学命名法的必要性的论文。……这样一来，尽管我想到的仅仅只是制定一种命名法，尽管我自己打算的只不过是改进化学语言，但我却无可奈何，这部书自身逐渐变成一部论述化学基础的著作了。”
拉瓦锡强调观察和实验，也非常重视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他的科学研究活动讲求严格的逻辑进程——他总是先制定研究方法，然后再进行实验。在《化学基础论》一书中，以“对于……的观察”做“节”标题的，竟有数十个之多。序中的一段话，集中表达了他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和态度：
“由于完全确信这些真理，我一直强使自己除了从已知到未知之外，决不任意前进，并将此作为一条定律；除了由观察和实验必然引出的直接结果之外，决不形成任何结论；而且，始终整理事实以及由这些事实引出的结论，以这样一种秩序最易于使它们为开始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们所完全理解。”
从1789年到1797年这18年间，《化学基础论》在8个国家以6种文字印行了26次，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后来的科学史家评价：“它就像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在一个世纪前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一样，奠定了化学的基础”，它“在化学史上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其实，拉瓦锡的工作还不光局限于化学一个方面，他还开创了生理学发展的崭新时代——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将生命现象归结为化学和物理力量作用的科学家。他在大革命时期也为新政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设计城市照明、制定农业改革方案、贡献火药制造和矿物探寻资料。作为改革委员会委员，他还参加了新政府主张的“改革旧度量衡制，创造新的国际通用单位”的工作，确定了重量单位“克”和长度单位“米”。
拉瓦锡的伟大贡献和悲惨结局常常令人感喟。尽管他主张君主立宪制，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依然可以说是法国革命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5岁时母亲病逝，此后他在姨母照料下生活。11岁时，进入当时巴黎的名牌学校——马扎林学院，176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并取得律师开业证书，后转向研究自然科学。1768年，拉瓦锡被法国科学院接纳为助理（最低级别的院士）， 1778年他成为有表决权的18名正式院士之一，1785年出任科学院院长，还曾担任过皇家火药局局长。 导致拉瓦锡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他早年加入了由一批商人组成的包税商集团。他们把法国国王的部分征税承包下来后，又滥用职权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激起了极大的民怨，所以革命一来就成了众矢之的。在被送上断头台的28位包税商中，除拉瓦锡外，还有他的岳父大人。尽管拉瓦锡很少参与对平民百姓的盘剥，并把大部分余钱投入科学研究之中，但仍然不能摆脱悲惨的结局。
二是树大招风，遭遇落井下石。拉瓦锡被捕后，革命领导人之一J.P.马拉带头对他提出指控，叫喊要“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马拉多年以前曾企望以《火焰论》一书作为“敲门砖”加入法国科学院，但当时的科学院负责人拉瓦锡对此书进行了尖刻的评论，认为并无科学价值，从而跟马拉结下了私怨（马拉其人也没能善终，一幅名为《马拉之死》的著名油画描绘的，就是他在浴室里被刺杀之后的惨象，他甚至还死在拉瓦锡之前。我之所以没有贴这副油画，是因为画家杜撰了温情脉脉的信笺，而那实际上只可能是18人的处决名单，他也并非死在浴缸里）。
拉瓦锡另外还有一个潜伏着的恶敌，可能是出于嫉妒而施展诡计上下其手，置他于死地。此人就是在其落难时曾受拉瓦锡保护过的知名化学家佛克罗伊院士。非常可恶的是，在后来为拉瓦锡举行的庄重而盛大的追悼会上，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却又反过来对拉瓦锡表示悼念，还做了歌功颂德的演讲。
有一个传言称：拉瓦锡在被处决前，安排了他的最后一项实验。那时断头台在法国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被认为是处决的最人性的方式，可以在瞬间无痛地执行。现在有机会去弄清楚到底是不是这样了。按照约定，当拉瓦锡感受到刀片接触到脖子时，就开始努力地快速眨眼，而他的助手就站在人群中记录他眨了多少次眼（一共眨了15次），以此来确定头砍下后是否还有感觉……。 在最后一封致他感情甚笃的美丽妻子的信中，拉瓦锡写道：“我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生。我想，人们会带着一些惋惜的心情记住我，也许在我的身后还会留下一些名誉，我还需要什么呢？”
这一点他也“算”准了。
就在拉瓦锡撒手人寰不久，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思大会，并在大街上给他立了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