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内外博弈
编著 朱立平
一、开国第一天
1949年10月1日，星期六，农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北京微风，多云转晴。
这是中华民族开始终结百年屈辱历史的日子，这是中国社会开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的日子，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斗志昂扬、奋发有为、跌宕起伏、走向富强的开国第一天。
零点刚过，华北大学俄文大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师生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一线纠察禁止带入场内的物品。此后20多小时，他们时而执勤，时而巡视，没有休息一分钟，一直忙到当晚深夜。
凌晨1点，礼炮部队的将士们，头戴钢盔，腰系武装带，乘卡车载着两组54门礼炮，共108辆炮车，浩浩荡荡开进天安门广场。这些礼炮都是用缴获的日本山炮改造的，卡车则是缴获的美国大卡车。受阅的炮兵部队、装甲部队等，在零点前已经到达了指定地点。
凌晨2点，广场上，北京清洁队的工人们经过两天忙碌，已经垒好了会场检阅台。
清晨4点，人民印刷厂的工人准时起床，步行20多里，向天安门赶去；受检阅的华东海军某部，也向天安门整装出发了；各个陆军受阅方队已经提前到达，静候着神圣的开国大典。
黎明前，周总理一行人来到金水桥畔，查验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工作。夜色中，他端详着城楼正中高悬的毛主席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尽显高瞻远瞩的伟人气质。
画像是根据毛主席选定的照片绘制的。照片是中央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于1945年6月在延安拍摄的，已经为解放区广大民众所熟知。照片中毛主席身穿的粗呢子制服是王震的359旅战士为毛主席制作的。
画家是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的一个30岁教师周令钊和他的助手陈若菊。周令钊接受任务以后，根据照片把毛主席的衣领画为稍微敞开的式样，并根据领导的要求，模仿毛主席的手书体在画像底下写了8个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看了毛主席画像后提议，画像中主席的衣领还是要把风纪扣系好。熟悉聂荣臻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聂荣臻也十分注意军容风纪。周令钊随之改画了主席的衣领，在大典前夕完成绘制，等待验收。
当周总理看到画像下方二尺多宽白边上的“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觉得在毛主席的画像上有他本人的题词，显得毛主席失于自谦，指示赶快将字迹涂掉。周令钊和陈若菊等得令，发现拆画框已经来不及了，便把空白与字迹统统涂画成中山装的颜色，为了看起来比例协调，还加画了一颗中山装纽扣。完成这幅领袖画不久，周令钊和他的助手陈若菊结成了恩爱夫妻。
当10月1日的晨曦照进窗棂的时候，北平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职工、共产党员宋树信缝制的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终于完工。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曾联松。1949年7月的一天，时年32岁，爱好美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任文书的曾联松看到征集国旗设计的启示，决定应征设计。
7月的上海，夏日炎炎。曾联松为设计最佳国旗图案，几乎到了废寝忘食、似痴如迷的程度。 时间紧迫，头绪纷繁。在一个清澈的午夜，他推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稍事休息，抬头仰望窗外满天的繁星时，忽然产生灵感。他先剪出了一个大的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并用这颗大星导引于前，再剪出了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拱北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三原色中最亮的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像在早晨彩霞一片中金光灿灿，色调简练而庄严大气，还表达了中华儿女的黄皮肤。但是，这组金星图案应放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曾联松反覆推敲，终于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五个金黄色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彷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红色大地，灿烂而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形成了一个椭圆形，像一张海棠的叶子，恰恰和我国疆域的几何图形类似，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这样，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此时，曾联松终于感觉有了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高兴得手舞足蹈，兴奋不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定，采用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同是10月1日大清早，台北士林蒋介石官邸，电话声三番五次响起。
电话铃声又响了，还是空军司令周至柔的急切请求：“校长，再不起飞，就不能按时到达了。"
蒋介石对着话筒回应:"任务取消。"
清晨6点，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前一天刚刚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年56岁的毛泽东伏案批阅文件一整夜，刚刚搁下了笔。早已习惯夜晚工作的他，本应早些休息，此时赶紧洗漱、着装，准备参加开国典礼前的就职仪式，接着主掌开国大典。
晨光里，苏联彩色影片摄制组的年轻男女专家们，正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已经四处选定了最佳摄影位置。开国大典尚未正式开始，苏联摄影家们扛着的摄影机已经不时传出一阵均匀和连贯的嗒嗒声。
前不久，刘少奇率团秘密访苏，斯大林主动提出派苏联彩色影片摄制组，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政协会议开幕以后，苏联彩色影片摄制组抵达北京。这个摄制组阵容强大，由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莫斯科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瓦尔拉莫夫领衔，成员包括摄影、制片、录音、照明共30多人。
经商定，中苏决定合作拍摄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一部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侧重从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角度来反映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另一部是《解放了的中国》，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反映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开国大典是两部影片的高潮。
10月1日这天，天安门东华表前专门为苏联摄影师搭设了高脚台，天安门城楼上面特准苏联摄影师自由拍摄。中方摄影师徐肖冰、吴本立陪同苏联导演和摄影师在城楼上选择角度，进行拍摄。
这些麻黄头发、蓝灰眼睛的苏联摄影师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甚至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一部敞篷吉普在协助他们的拍摄。总之，斯大林派来的摄影师们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早上10时，30万参加开国大典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天安门广场。
上午10点过后，苏联文学艺术代表团乘火车到达北京。
周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热情欢迎。
时任苏联驻华最高长官的谢尔盖·齐赫文斯基院士，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据他回忆，“周恩来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身边两个警卫搀扶着他。周恩来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请我不要打搅总理，他已四天四夜没合眼，一直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当火车出现在站台，周恩来被唤醒，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去迎接苏联代表团。”
苏联文学艺术代表团的团长是苏联著名作家、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其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这批苏联客人成为开国大典后毛主席首次接见的外国来宾。据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在两个多小时的接见过程中，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成员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出现了罕见的动人场面。
法捷耶夫率团来访，明里是受斯大林之托前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暗里还有另一个使命，也是代表团随后访问济南的目的。丁群撰写的《刘顺元传》，详细介绍了个中背景、因由和过程。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战胜关东军，报了日俄战争惨败之仇，以胜利者的姿态占领了旅顺、大连，接手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诸多利益。刘顺元当时是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先后出任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任职期间，刘顺元在与颐指气使的苏军梅尼兹柯夫元帅、留德尼科夫上将等人打交道时，不卑不亢，坚守底线，惹恼了苏方。苏方坚持要把刘顺元逐出旅大，并报告到斯大林那里，使得斯大林记住了刘顺元的名字。斯大林得到报告，被逐出旅大的刘顺元在1949年担任着济南市委书记。
法捷耶夫一行反映的刘顺元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据夏衍回忆：“开国大典后第三天，毛主席召开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陈毅同志要我去列席。会议开到深夜才散，这时刘少奇叫我留下，交给我一个任务：与萧三一起负责陪同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到南方去访问。他非常着重地交代，现在帝国主义国家都反对我们，国际上只有苏联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接待这个代表团的工作，只准搞好，不准出一点差错。要记住，搞好一个党员和一个党员的关系，也许还容易；搞好一个党和另一个党的关系，就很不容易了。一定要搞好我们和苏联的关系，这是当前的国策，千万不要粗心大意。他并且告诉我们：我们在大连的一个领导干部，和苏联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苏方提了意见，这个干部受了处分。”夏衍说：“少奇同志当时没有点这个领导干部的名，后来才知道这个受处分的干部就是以后和我一起共事的刘顺元同志。我后来知道了他在大连敢于抵制苏军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扰民行径，就对顺元同志产生了敬佩之情。”
中国方面知道斯大林派法捷耶夫一行来华的深层用意后，刘少奇迅速撤销了他的职务，还让刘顺元就旅大事件写出书面检查，交给苏联代表团。刘顺元内心不服，对身为中央委员的老友郑位三说：“一个共产党把自己的干部写的检查，交给另一个共产党，这样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吧。”当然，刘顺元还是写了一份申明书，一方面承认自己“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一方面对事实进行了申辩。
刘少奇看到刘顺元这份无法让苏方满意的申明书，在上面批示：“毛、周、朱、师哲阅，退安子文存。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代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划了圈，以示同意。1949年12月，毛主席首访苏联之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通知刘顺元去北京。刘少奇把刘顺元召进中南海，对他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是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的时候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中苏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要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只好按中央的要求重新写了检查。他意识到：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自己以后不能受党重用了。果然，他被连降三级，安排到华东局机关下属部门担任副职，再不出头露面。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刘少奇开始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说：可以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了。次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刘顺元出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成为江苏省的第二把手。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严厉批判了斯大林。5月13日，对斯大林忠心耿耿的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住所自杀，时年55岁。
无论后来如何，苏联文学艺术代表团，加上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和一个到解放区访问归来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这几十人成为有幸受邀出席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国际友人。
正午刚过，丁一岚和齐越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的播音位置，像两个待命投入战斗的士兵。丁一岚和齐越在解放战争中播出了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告和战场新闻，他们激越的声音响遍了四面八方，鼓舞了军民士气，瓦解了敌人斗志，配合着解放战争从胜利走向了更大的胜利。
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梅益坐镇城楼指挥播音。李伍、李志海负责城楼上的技术设施，特别是要照看主席台正中的话筒和播音话筒；傅英豪、黄云负责机房和广场的音响设备；胡若木、杨兆麟则负责现场的播音稿。大部分播音稿是电台特派记者在预有准备的情况下写就的。梅益坐镇播音台的一侧看稿，适合播出的立即以手指或点头示意交播音员，最后由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广播稿，准备把开国大典的盛况和动人情景恰如其时地、一幕一幕地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下午2点，毛泽东穿着绿色将校呢中山装，步行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照片）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和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位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
全会结束，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太安门内的一块开阔地下车，聚合后，谈笑间，集体走向天安门城楼。
据载，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五、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赛福鼎·艾则孜，曾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来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开国大典后的10月23日，毛泽东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他实现了这个神圣的愿望。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早年侨居新加坡，从事橡胶业。1910年就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曾募捐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在新加坡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主席。他于194O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数次晤谈，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参加开国大典前，周恩来亲自接他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对人民解放军取得横渡长江胜利，并相继占领南京、上海等一系列辉煌战果表示祝贺，同时对自己家乡福建的前途十分关心。他问毛主席："我的故乡福建何时能够解放？希望你能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治理福建。"当毛泽东告诉他福建解放"指日可待"，中央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到福建工作，并征询他意见时，他高兴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了！"
74岁高龄的沈钧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主席。他是清光绪进士。1905年入东京私立政法大学学习。他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36年11月，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开国大典前，他也是毛泽东双清别墅的座上客。毛泽东对他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他欣然应允。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他就结识了。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左派。初次会面，他便认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并多次在以后的诗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见。l945年，他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俩人的词在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1949年春夏，经毛泽东工作后，他放弃了自己消极退隐的念头，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杨杰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所以，在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惟一代表。
为了方便代表门上城楼，会场布置科在天安门城楼东侧已经架设了一个土电梯，因为摇摇晃晃，难保安全，最后决定弃用，毛主席等都到城楼东侧攀登那100个台阶，年岁大的（如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等）用担架抬上去。
毛主席正欲拾级而上，秘书叶子龙忽然发现，主席胸前的红绸条不见了。今天有苏联摄影师们拍彩色影片，6位副主席胸前都有特制的红绸条，主席的将校呢衣服上却没有，会很扎眼的。他立刻让钟灵火速赶制。
钟灵1921年8月出生于山东济南，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那年只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留在陕甘宁边区做文化教育工作，在延安各报刊发表木刻、漫画作品多幅，并设计了“宝塔山”邮票。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家喻户晓，当时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几乎都是他的手笔。钟灵进京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大会会标和天安门城楼上两条大标语的书写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他身上。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要有房子这么大，钟灵可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开始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大多数人还是习惯繁体字。经请示批准，钟灵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很快，叶子龙跑回，追上已经走完过半台阶的毛主席，把红绸带别在毛主席胸前。
周总理面不改色地走近前来，笑道：“疲劳战啊。”
毛主席风趣地接过话头：“好嘛，疲劳战反正是一个接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嘛。”
下午2点55分左右，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联合军乐团奏响《东方红》。30万军民齐聚的广场，人群与彩绸、旗帜、鲜花、灯笼，已经汇成了喜庆的欢乐海洋。
联合军乐团的指挥罗浪一个多月前接到上级通知，担负组织开国大典的演奏任务。时任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的罗浪在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联合了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收编了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组成了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联合军乐团来自“五湖四海”，使用的180件乐器则是“八仙过海”的战利品。
关于开国大典上演奏的乐曲，原有两种方式：一是参照欧美模式，二是照搬苏联模式。罗浪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即是否改编我们自己的革命歌曲用于开国大典。上报中央后，毛主席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下午3点整，开国大典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主持下正式开始。
开国大典选定10月1日下午3点举行，是聂荣臻最先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建议。下午举行的主要目的是防备蒋介石孤注一掷，空袭开国大典。3点这个时点来自缜密推算。鉴于国民党可能采用美制B－24轰炸机，这种飞机的时速是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按轰炸机起飞的最近地点浙江舟山群岛算起，与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上午起飞，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后可能安全返回；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可执行，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却很难安全地飞回去了。所以，新中国于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一直是绝密，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当时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
开国大典开始，毛主席高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宣读完《公告》，联合军乐队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词、冼星海作曲），象征54个民族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代表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光辉历程）。这隆隆的28响，54门礼炮每一响都像一门炮响，又凝聚着54门礼炮齐射的力量和磅礴云天的轰鸣。在冲天的军乐和礼炮声中，毛主席亲手按下升旗电钮，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广场上30多万军民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庆新中国诞生。
这时，保卫部门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一个外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门口，频频拍摄开国大典的场面。那位外国军官虽说离天安门城楼的主会场较远，但离受阅部队很近，很容易拍摄到一字儿摆开的受阅解放军部队的战车师、骑兵师、炮兵师、步兵师等。
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很快得到报告：该外国军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一个中国通，抗战后期曾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有过交往，当时对我党我军态度友好，曾经是力主美国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将军的部下。指挥中心立即用紧急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到电话，觉得涉外事宜，需请示毛泽东，就走到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面前，小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罢，应道：“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低声问：“阅兵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片刻，回答道：“那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报刊上发表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其后的毛泽东画像已经有些不同，但不明就里，于是，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张照片成了难得的绝版。一年后，包瑞德在境外策动在新中国建国一周年时“炮击天安门”的惊天大案，被公安部门及时侦知，并迅速破获，参与破坏计划的执行者、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被新中国依法判处和执行死刑，其他十余人判处有期徒刑等。
28响礼炮鸣放完毕，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穿呢料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
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郑重敬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受阅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中国人民中央公安纵队第1师第1团、空军1个飞行中队以及海军部队代表等1.64万余名官兵组成，共动用飞机17架、火炮119门、坦克和装甲车152辆、汽车222台、军马2344匹。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的奏鸣中，朱总司令由聂司令陪同，乘一辆车，出车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顺序检阅肃立严整的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检阅完毕，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然后，声势浩大的分列式开始。
一面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护旗兵的护卫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而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由155人组成的方队，每个海军战士都戴白色水兵帽，脑后飘动着黑色缎带，身着蓝白相间的海魂服，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这些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卫者。
接着是由多兵种8000余名指战员组成的12个方阵的陆军代表部队。冲锋枪营全是清一色的美制斯登式、汤姆式冲锋枪。随后是轻机枪营、重机枪营、步兵团、通信营、战防枪营、轻迫击炮营、重迫击炮营等。
受阅方阵行进到天安门主席台的东侧时，方阵成员在指挥口令下向主席台转头并行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
城楼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举手回礼，军人以军礼回敬。
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了过去。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炮车、战车都油漆上了“八一”红星和白色的轮圈，战士们挺胸站立在车上，注目城楼，庄严敬礼。
当战车师行进在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仰头关注，目不暇接。
周总理对毛主席耳语道：“有些是带弹飞行，防备老蒋，飞机少，飞两遍。”
飞机还未飞远，在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导下，来自察哈尔草原的三个骑兵团，随后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共计1920匹军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装备整齐划一，有“红马连”“白马连”“黑马连”，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穿过天安门。
两个半小时的阅兵式，浓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的辉煌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更艰巨的战争考验。
看到一辆装甲车抛锚，周总理对毛主席耳语：“这也是一个万国武器大汇展，所有枪械来自20多个国家110多家兵工厂。”
毛主席的神情郁闷地道：“今天很愉快，也很不愉快。愉快的是我们胜利了，不愉快的是我们还很落后。”
开国大典的高潮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广场上声浪震天，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城楼上的毛主席反复高声应答：“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面对此情此景，陈毅感慨地道：“能够活到看见这一天，这辈子值了！”
下午6点，阅兵结束，群众游行开始。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首都工人，京郊农民紧随其后，接着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是三道霓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变成了灯的海洋。
晚上7点，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
宴会开始，乐队奏起欢乐庄严的迎宾乐曲，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步入了宴会厅，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和各界代表共600多人也走进了会场。
在今天的宴会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是为洋人服务，为达官显贵服务，为豪商巨贾服务。他们不知看过多少法国女郎、英国绅士、美国大亨、日本军人，也不知看过多少身着长袍马褂的老爷和西装革履的假洋鬼子。
今天却完全不同，来参加宴会的有朴实的农民代表，有勇敢的士兵代表、有能干的工人代表，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开始当家做主的新国家。
参加完开国大典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光明的刘善本，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等，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开国第一宴是淮扬菜，菜谱如下：
冷菜：酱牛腱子、兰花干、四宝菠菜、硝肉、炝黄瓜条、桶子笋鸡、油吃冬菇、醉冬笋、五香肉干；热菜：扒黄肉翅、烧四宝、干大虾、红烧鸡块、冬菜扒鸭、大煮干丝、红烧黄河大鲤鱼、烧狮子头、冬笋太古菜、小排骨、罗汉斋；汤菜是：清汤官燕；甜品是：冰糖银耳；主食是：大米饭；点心是：淮扬汤包、炸春卷、黄桥烧饼等；水果是大鸭梨；酒是绍兴黄酒、山西汾酒、竹叶青酒。
晚上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游行队伍走近金水桥，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前面华北大学同学们的欢呼。他们紧跟着华北大学的队伍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见到城楼上大红宫灯前毛主席魁梧的身躯。毛主席没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
晚上9时25分，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第一个夜晚。
夜深之后，天安门广场上群众游行欢庆结束，绚烂的焰火和灯火随着人群散去而消逝，忙碌了一整天的苏联摄影师们收拾好摄影器材和几十盒沉甸甸的电影胶片，驱车返回位于东华门的翠明庄驻地。
几天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发生了！苏联摄影组存放胶片的房间发生火灾，几十盒胶片几乎烧光，好不容易抢出来几盒也破碎不堪，无法再用。几个年轻的苏联摄影师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
美国上校包瑞德听说他极为羡慕的那些胶片全烧了，吃惊地耸了耸肩膀。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光了，“啊”了一声后，难受得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
万幸的是，新中国自己的一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摄影师们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1949年10月1日，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而言，不过是平平淡淡的又一天，其中，美国当天的头等大事儿有两件，一是有位化学家药物新改进，二是海盗队一位棒球手的全垒打新纪录。至于苏联当日发生了什么，于今已无足轻重，叱咤风云于一时的苏联已经成为过眼烟云。
对新中国世世代代越来越多的民众而言，1949年10月1日，从此成为永远共同铭记、永远共同感念、永远共同欢庆的一天。这一天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如开国前毛主席在政协会议开幕词中指出的那样：“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