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义在新中国新阶段发端的历史必然性（续五）

文明的联动及其启示

                在全面细致地探究和比较中西文明之前，我们已经预先明确，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存在着一个王朝兴亡律，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存在着一个霸业兴替律。

中华文明虽然是内敛型世俗文明，但在演进过程中一直或多或少地与其它文明存在着联动关系。当西方外扩型宗教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幅员广阔、物产丰饶的中国社会便成为西方文明各国不约而同觊觎的对象，结果，中西文明的联动便越来越密切地发展起来了。结果，中国王朝兴亡律与西方霸业兴替律开始交织着作用起来。

习近平主义在新中国新阶段发端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使然，习近平主义能否成功确立，与其能否成功根除中国王朝兴亡律有直接关系。如果中国社会在习近平主义的引领下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则西方文明的全球霸业自然就是水中花、镜中月了。这也就是“中国威胁论”的底蕴之所在。

为了清楚探寻中西文明的联动，预先明确以下三个大问题是必要的。

一、中西文明的不同特色

                中华文明的最大特色是其世俗性；西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其宗教性。

                虽然中西文明均可分为三个大的演进阶段，但三阶段的内容却大相径庭。

                中华文明的三阶段是：（1）秦朝之前的家天下、分封制阶段；（2）秦朝起始的家天下、家国体阶段；（3）民国起始的党天下、民国体阶段。

                无需讳言，中国王朝兴亡律迄今一直在起作用。中西文明交汇后，中国王朝兴亡律的作用机理依旧，只是增加了一股外来推动力量而已。

                西方文明的三阶段是：（1）古希腊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发展阶段。其显著标志是奥林匹克活动的始与终，长达1168年；（2）基督教文明兴盛阶段。其显著标志是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公元393年）到意大利各地爆发文艺复兴“动乱”和东罗马被伊斯兰文明灭亡（公元1453年），长达1060年；（3）基督教在西方世俗社会边缘化阶段。面对伊斯兰文明的节节进逼，文艺复兴爆发，在千年中世纪只手遮天的罗马天主教开始被边缘化。

二、中西文明的不同状况

中华文明是原生态文明，土壤厚沃，根深叶茂，生生不息，春华秋实；西方文明是衍生的文明，地不大、土不厚、根不深，所以文明中心不稳，容易漂移。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承传中周期性重演王朝兴亡律，有三大方面原因：（1）家天下的“家”治家无方；（2）家国体的“体”因为吏治腐败而病入膏肓；（3）外部势力直接取代或扶植内部势力，改朝换代。所以，要终结中国王朝兴亡律，必须相应地从根本上解决以上三方面问题。

西方文明之所以在发展中周期性重演霸业兴替律，有三大方面原因：（1）联动文明之间的兴衰，导致霸业交替，如亚历山大的霸业被凯撒的霸业所承继和发扬光大；（2）世俗统治者依靠宗教力量达成霸业，如西班牙和葡萄牙；（3）世俗统治者通过世俗社会发展的各种创新优势，超越和替代前任霸主，如美国替代其曾经的母国大英帝国。

三、基督教对中西文明的具体影响

基督教是一个语焉不详的笼统称谓，必须通过细化来明确。

首先，要明确基督教的来历。上帝（God）源自犹太教，而犹太教不承认基督耶稣的故事。基督耶稣是基督教的新创造，然后通过“三位一体”奠定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其次，要明确基督教的分裂。探究和对比罗马天主教与希腊东正教的不同历史作用，是很有启迪意义和警示作用的。

最后，要明确以罗马天主教为先导和骨干的各派基督教势力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影响和操弄历史，为当今处理好中国世俗社会的宗教问题提供具体资料。

历史长河，史料浩淼。随后为文的基本路数是：（1）围绕中国王朝兴亡律，揭示其病根，为确立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打基础；（2）围绕西方霸业兴替律，揭示宗教在西方世俗社会中的角色变换和具体影响，为确立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提供借鉴；（3）围绕“二律”交织，揭示具体启示，最终为确立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总结出一系列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