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在新中国新阶段发端的历史必然性（续四）

中国王朝兴亡律与西方霸业兴替律

大道至简。

中西文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由两个人（秦始皇和亚历山大）起始的两个律（中国王朝兴亡律与西方霸业兴替律）分别演进、相互碰撞、相互促动、同步终结的历史结晶。

在具体详述中西文明的历史发展之前，提纲挈领地简释中国王朝兴亡律和西方霸业兴替律，作为随后为文的基本线索和指针，也为具体明确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拓清思路。

1、中国王朝的家国体与西方霸业的邦国体

秦始皇把偏远的蛮邦秦国做大、做强，首创了中华文明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把偏远的蛮邦马其顿做强、做盛，首创了西方文明第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帝国霸业。秦始皇与亚历山大的起点相似，但目标、手段、道路和结果显然大不相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文明的分野。

国家，从秦始皇开始，是把国当成家一样来创立、来经管、来承继。国家，就是一个囊括一国之内所有家庭的大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的根就是从这里生发开来的。

国，在西方文明中最初就是散立的一个个城邦，可以称之为城邦之国，但城邦绝非中华文明中的国家。因为西方文明中的城邦几乎都是资源有限的一个个小国，国归国，家归家，即便城邦里的“国王”也不可能占有份额差距过大的财富，所以，小邦寡民若欲发财致富，除了经商，外扩、外征、外掠，就成为一条便捷无比的路子。亚历山大在成就霸业的过程中曾试图朝大一统的方向过渡，但时不待人，天不作美，终成昙花。时至当今，即便美国也是由13个小邦（states）在联合基础上累加起来的，是名副其实的合众国，而非家国一体的国家。美国开国者们的高明之处是，因地制宜，巧妙变通，为一个小邦合众之国能够运作成一个大架构世俗国度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美国霸业的始点和支点，也是认识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点和要点。

2、人的社会与丛林文明

因为秦始皇倾力打造了中华文明牢固的家国体社会模式，所以，生存于这个社会模式中的任何人，都难以突破家国体模式的“窠臼”，都只能在这个家国体社会模式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社会位置，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故谓天生我材必有用。

如同天无二日一样，在家国体社会模式中，民无二主。有二主或多主，国家便会分化为多个社会模式与“母国家”完全相同的国家，这就是合久必分的肇因，其结果是，人的社会屈从于丛林文明；分久必合，则是某一分立国家出现秦始皇一样的明主，成功复建秦始皇灭六国、大一统的伟业。

即便异族成功入主中国社会，其统治若欲天长地久，就必须尽快脱离丛林状态，重建人的社会，于是，家国体就成为把国变成家天下的坦途，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异族家天下随着家国体的周期崩解而一再消失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相比之下，在西方文明的邦国体社会模式中，整个文明体系如同一个大的丛林，在一个个邦国体内，胜者称王，论功行赏，以利再战；在所有邦国体中间，强者争霸，各领一方；胜者称霸，号令四方。由于丛林生态在不停地演变着，所以西方霸业在兴替过程中，不断带动西方文明的中心和重心沿着一个顺时针的方向，从古希腊向古罗马、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美国依次挪移。

因为西方文明的丛林心态根深蒂固，积习难改，不由自主，所以当新中国繁荣富强起来的时候，西方世界便有了一系列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言行来，如”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进而千方百计地围堵中国。

3、”二律“的内在动力

中国王朝兴亡律与西方霸业兴替律的内在动力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同为私有制，尽管私有制在内容上大不相同。

在中华文明的家国体社会模式中，私有制对臣与民而言，本质上只是使用权和经营权的私有、私用。无论何臣、何民，只要其言行有违家天下的旨意或有损家国体的稳定，轻则失财，重则丢命，极致灭九族。

为了稳固地宰制家国体，历朝历代，不约而同，文化上尊崇孔孟，政治上以吏为师，经济上重农抑商，外交上亲善为上，军事上轻攻重守。

尽管中华文明发展的主流是重农抑商，休养生息，勤劳致富，是历朝历代繁荣昌盛的共同途径，但是，家天下毕竟是通过吏治实现的。只要以权谋私有机可乘，则家天下就会出现愈演愈烈的贫富不均，吏治败家的最终后果就是，家国体由治转乱，由乱变衰，衰而终亡。正是这种家天下的周期覆亡和家国体的周期重建，使得中华文明形成了一个“不患寡，患不均”的社会人文传统。

在西方文明的邦国体社会模式中，因为社会并非家天下，上至皇家贵胄，下至贩夫走卒，私有制是所有权意义上的所有。所以，在西方文明邦国体社会中，经济领域也是丛林，整个社会经济的两大增长点是：（1）经商致富；（2）内外劫掠。

对西方文明而言，无论是经商致富，还是内外劫掠，通过不断创新，确立争战优势，越来越成为其经商的利器，劫掠的利器，争霸、称霸和保霸的利器。

值得预先强调的是，在西方文明中，世俗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摆脱过宗教势力的操弄，所以，宗教势力在西方霸业兴替律的作用过程中是相当显著的推动力量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的宗教势力是引领中西文明交会和碰撞的最初推手，因而也是本文随后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总之，无论中西文明，也无论家国体，还是邦国体，只要社会框架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石上，社会发展的必然情形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唯有彻底解决私有制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和去除中国王朝兴亡律和西方霸业兴替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