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国家的国计民生，企业生存 依赖别人是不行的， 免不了受人掐脖子

这是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尽管是市场经济， 有WTo的制约， 但各国的主权还是起 支配低位。 

鸬鹚捕鱼

只见“牧鹰人”（渔人）发令，鱼鹰们便一头扎进水里，仅一会儿功夫，第一只鱼鹰钻出了水面，喉咙里塞满了鱼。捕鱼时，鱼鹰们的脖子上，通常套有一根麻织的细绳子，以防它们私吞大鱼。眼疾手快的“牧鹰人”一手抄回子、把鱼头抄进去，一手抓鹰把鱼扔进舱里；顺手拿出一条小鱼填进鱼鹰嘴，用手一抻皮条的活扣、将其皮囊解开，小鱼便进了其胃中……

 

多亏中兴进口美国的只是芯片， 说实话， 对此我不以为然， 天塌不下来， 即使死一个中兴也不是什么大事。

尽管中国对进口美国大豆有严重的依赖性， 但庆幸的是中国14亿的口粮没有依赖 世界市场。

早在20多年前， 以 茅于赋为代表的买办们崇洋媚外， 极力主张放弃耕地红线， 把中国人的饭碗交给西方。如果 像一些买办那样做,中国粮食供应对外依赖性达到 20%， 30%的话， 一旦有事， 真不能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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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为何反感“粮食安全”

中国网 | 时间： 2007-01-08  |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以70多岁的年龄皈依市场经济学术，言必称“市场”。其虔诚程度、执着程度堪称中国一现象。但经济学毕竟不是宗教。宗教是个人的事情，而经济学则关乎他人的福祉甚至生命。所以，在粮食安全这个人命关天的大问题上，还是严谨、谨慎一些为好。

茅先生多次撰文，强烈反对政府对粮食安全过度关注。认为“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因此，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一切保护、支持、补贴基本都是多余的，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甚至是“利益集团”在作祟。1995年美国有个爱管闲事的学者布朗先生，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提出警告，认为中国会饥饿世界。结果受到了茅先生的强烈的反感。他撰文说“1995年一位名叫Lester R. Brown的人写了一本书，书名为《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给中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伤害，大大地推迟了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还导致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

姑且不论这个美国人是否在管闲事，是否有本事给中国造成“上千亿元”的损失。但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确是一个天大的事情。中国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尽管发展很快，但是也是在1984年以后才刚刚比较安全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且，目前还有3000万人在688元的贫困线以下，饭都吃不饱，营养都成问题。一旦粮食产量受天灾人祸的影响而下降，那么吃不饱饭的农民就会迅速增加。吃不饱饭的感觉和后果可能不是经常在五星级宾馆开会的名流们所能体会到的。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吃不饱饭，不少的老百姓甚至去卖血而染上了爱滋病。因此，茅先生力主“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多少有点坐着说话不腰痛的味道。退一步说，即使茅的话是真理，但也不要忘了中国仍然是一个“转型”国家，美国、欧盟这些老牌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中国要成为被人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至少也要在2016年以后。在这种“转型”的非市场背景下，茅先生硬要以“市场”保障粮食安全，这不是在刻舟求剑又是什么呢？

话说回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由于各届政府在有关粮食安全的改革上杯弓蛇影、如履薄冰，“大大地推迟了粮食市场自由化的进程”，粮食安全才总算没有出现大问题。政府的这种倍受主流诟病、抨击的谨慎态度，受惠的自然不是恩格尔系数非常低的高收入阶层人士，而是普通的民众。特别是那些在温饱线上徘徊的民众。在这个意义上看，政府对粮食安全的投入，确实有对穷人转移支付的意义。因此，20多年改革开放受到多数百姓拥戴（或者说没有受到明显的反对）就不奇怪了。否则，那些吃不饱饭的数以千万计算饥民难免就会成为陈胜、吴广麾下的起义大军。在这个意义上看，政府为了粮食安全投入的数千亿元资金，不管是“成本”也好，“亏损”也好，“浪费”也好，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它保障了绝大多数百姓吃饱饭，这是一个奇迹，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对此，茅先生的显然认识不够。茅先生虽然精通微、宏观经济学的要理，但并不知道粮食安全的“公共品”意义，所以一定要按照规范的市场经济理论，要求政府退出市场，让市场去保障粮食安全。这种错位的泛市场思想大概是他根据在北京生活的经验发现的。北京城里的有钱人想吃烤鸭就吃烤鸭，想吃鱼翅就吃鱼翅，吃得来减肥药都成为一大产业。所以推己及人，以为“只要支付合理的价格”，自然就不会有短缺，全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有粮食安全问题。“只要商店开门营业，粮食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没有什么粮食安全问题可担忧的。”

但茅苦口婆心的经济学扫盲的作用不大。这至少说明其市场理论脱离了实际情况。上一届政府虽然在粮食问题上的市场化动作很大，但没有忘记利用国债修建500亿斤中央直属粮库。政府有粮，百姓不慌。否则，茅先生家里大概也得买一个“大米缸”来“存放应急储备粮”了。2003年以后，面对产量下降潜在危机，新一届政府动作更大，“两减免，三补贴”让农民的机会成本得到了一定的补偿。由此一些打工的农民回归农业，粮食产量才止跌回升，全国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了政府“顾虑“农业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性。但茅先生2004年又发现与市场理论有矛盾，于是警告“不要被粮食危机论误导”。

 

茅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在“揣着聪明装糊涂”。对粮食安全的“顾虑”的专利权恰恰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圣地”美国和欧洲，而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政府首创。早在100多年前，美国政府颁布的《莫尔赠地法案》、《哈奇农业实验站法案》就开始了农业保护的萌芽。发展到现在，美国、欧盟的“国内支持”的条文、规则越来越丰富，力度也越来越大。在这些国家，家庭农场主一半左右的收入都是来自政府的各种补贴，而非市场。这才是这些市场经济国家农业生产的真相，才是其“生产过剩”的真正原因。由于必要的危机防范，“生产过剩”成为粮食安全的正常反映。也就是说，没有“过剩”就没有粮食安全。“过剩”正是对粮食危机的必要防范。由此在粮食安全的时期，才出现了补贴出口粮食的奇怪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减少损失，提高效率。因此，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指望它国通过大量的生产补贴、出口补贴为你提供长期、稳定的粮食供给安全呢？美国大力补贴出口小麦显然不是因为是傻瓜，日本拼命补贴生产稻谷显然也不是因为是笨蛋。但是茅先生熟视无睹、移花接木，居然把“过剩”归因于市场。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实在令人费解和怀疑（持这种认识的主流人士不少）。目前，WTO的多哈回合谈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欧盟、美国骨子里并不相信世界市场，因此不愿意放弃对农业，尤其是对粮食安全的各种“顾虑”。可以肯定，假如多哈回合真的达成协议，欧、美承诺削减“国内支持”，那么这些地区的农产品产量将急剧下降。但直到现在，还看不到一丝成功的迹象。这说明这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和议会还真经得起考验。

 

中国政府的农业“新政”，恰恰是在与美国、欧盟一贯的农业法规、政策“接轨”。尽管受到市场化理论的干扰，但总算万里长征走完了正确的第一步。中国反反复复的农业改革也终于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不是要不要顾虑粮食安全问题，而是顾虑的够不够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粮食是产业缺陷最明显的农业部门，它的动态机会成本要求政府必须动态补偿。否则听任“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农民必然就会逃逸出去。这个道理笔者在“非对称核算理论”中予以了系统论述。如果中国政府顾虑的不够，补偿得不够，主产区的农民立马就停止生产商品粮、撂荒土地，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凭什么农民就一定要生产粮食呢？

 

茅先生认为“成本低”的地方的农民会继续生产粮食。这与“比较优势”理论如出一辙。但是，什么地方的成本能“低”到农民能够安之若素地继续生产粮食呢？茅先生大概指不出来、也找不到。因为在中国最有“比较优势”的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吉林等“中部地区”，轻、壮年农民基本上跑出来打工了，生产粮食的多数是实在跑不出来的老人、中年人和妇女。笔者2004年在广州组织学生调查时也惊奇发现，很多湖南、河南的老人、中年人、妇女，甚至孩子都跑到广州“非正规就业”，当“走鬼”。这说明，这些地区成本再“低”，优势再“比较”，农业的收益也不如在广州当“走鬼”。其实，这个道理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农业有几乎无以匹敌的“比较优势”，家庭农场的户均耕地面积多数在100公顷以上，但不妨碍美国布什政府将补贴水平提高了80%。所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是政府在决定农业商品产量，在决定粮食安全，而非“低成本”和“比较优势”。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农业市场经济。

 

茅先生攻击政府的耕地保护制度，就错得更离谱了。耕地是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庆幸的是，中国政府最近又重申“对耕地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并向各个省派出土地督察。这种对百姓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态度对于茅先生的泛市场理论，不啻是个否定。 (作者：胡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