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十五
当然天津的例子很特殊，因为处在滨海新区，在大天津的发展计划中，所以可以只卖比较少的土地，就可以拿到比较可观的收入。但是之所以这些地值钱，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天津发展的计划。利用一个大城市的发展将附近的农民的宅基地价格拉起来，然后再让农民从中受益，就是笔者一直鼓吹的土地改革和城市圈发展的结合。
现在各地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改革，自然是看上了这个改革对城市建筑用地的增加。无论是中央政府有没有条例，估计地方政府也会通过林林总总的各种措施，瞒天过海，来绕过土地法规的限制。倒不如改变城市用地必须是国家所有这一条，允许农民的集体所有用地可以成为城市用地，让农民集体享受土地增值，免得地方政府借口来征地，让农民只能得到一次买断的利益。
当一块农村建筑用地，变成城市建筑用地后，其价值的增长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当前市价表现出来的土地增值。第二部分，是未来的长期土地增值。由于城市建筑用地必须是国有地，那么农民就无法让自己的地变成城市用地，必须由地方政府向农民收购，然后再转手卖给地产开发商。那么如果地方政府要想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用各种方法，压低农民的收购价格。当这种压价方法，低到要动用警察运用暴力强逼撤迁，你就不要怪会有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和官民对抗产生。
而在地方政府拿到了土地转卖费后，第二部分的未来长期土地增值，就落到了发展商的手里。即使你地方政府不参与转手，而是自己让发展商用现在的市价向农民买，仍然无法保证农民的第二部分权益。
正确的做法是，取消城乡在土地一体化的壁垒，允许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为城市建筑用地。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不是从一次性的土地买卖，而是从每年增收的城市用地地产税中来。对农民来讲，他们可以买一部分地给地产商去收取现金，有可以保留一定的地，用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但就必须缴纳地产税。
而中央政府的作为，则在于通过笔者主张的3小时城市经济区的计划，使最边远的农村也可以在1个半小时，就到大城市的距离，那么就可以把整体的土地价格提高。当这些土地价格提高后，农民的钱多了，可以增加消费，当地政府的钱也多了，因为地价上去了，当然地产税就上去了，也就可以改善当地政府官员的收入，从而吸引有能之士，并可以增加对地方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
这就要求在城市的规划上，应该以大城市为中心，在两个大城市中间的3小时路程中，即1000公里之内，发展出1到2个一百万左右人口的中等城市，可以使大城市的经济放射功能，像变压器那样被传送到农村里。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像南京和上海之间的一系列中等城市，可以把整个地区的经济覆盖。而没有这样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在江汉平原上，你可以通过武汉和南昌两个大城市的建设，通过黄石和九江两个中等城市的扩展，把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提起来。
十六
这种发展的方式，对中国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和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不同，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具有很多以十几代血缘为联系的亲族和同宗，聚地而居的历史。这些家族基本上分布在农村和小城镇，由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就会给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带来深厚的家族烙印。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假公济私，以族群关系代替是非，以血缘关系决定利益，就是这些小地方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说得难听些，就是社会，包括政府的运作，出现黑社会化。
如果一个公民，觉得本身利益受到了侵犯，就不会象大城市的居民一样，会通过法律手段去争取自身权益，而更会以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拉上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之众，去对方（也是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或者政府那里去，声势浩大的谈判。而且在这样的小地方，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有是这些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就会令社会的运作，变成以非政府的社团运作。
而大中城市的不同，在于其人员的流动性构成，打破了这种固有的结构。即使在中国古代的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汴梁，或者临安等等，都没有这种社会部落（黑社会化）的情况。而这种部落化情况不光是中国，而且是任何前工业化和前城市化国家的通病。
要打破这种情况，就在于发展一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将这种旧传统打破，使城市的人口流动起来，而不被传统的血缘关系，扰乱法制的建设和政府的施政。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是，在农村一级，慢慢发展起来的农民协会，就可以替代乡镇一级的政府机能，达到精简这一级政府机构，甚至可以取消的目的。
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土地的改革，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核心，因此不能只是一味的求稳，而导致变革的停滞。如何有效的让中小城市的居民，和农民享受开放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好处，做到储富于民，而不是少数的沿海大城市居民，是中国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们对此认识不足的话，整个经济的着重面还是在于如何进行金融，股市和房市的全面开放，推陈出新，为得利阶层创造很好的发财机会的话，中国走上拉丁美洲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的。
好在现在对农村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下一步的重点，虽然在如何进行改革上，各方意见还争吵不休，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之后三十年高速增长，GDP在9-11%持续发展的基调就稳固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光是希望靠沿海地区不断的增加经济发展区，希望靠投资和出口两条腿带动经济增长，希望靠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廉价劳动力，希望靠股市上的融资融劵带动金融业，希望靠暴涨的房地产带动地产业，希望靠高耗能的传统能源汽车业，和希望靠环境恶化支撑的低成本，暂时的繁荣还是可以达到的，但可惜那种空中建成，缺乏根基的华丽楼阁一定会坍塌的。今天的美国就是中国最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