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七十六）

（七十六）

黄鼠狼单咬病鸭子。正当我为自己的腰有好转而高兴时，突然拉起了痢疾。可能是因不卫生引起的。

天气热了，我时常水不够喝，值班的每天给我送一饭盆儿水，是连洗碗带饮用的。我只用一点点水来洗碗，剩下的全部喝掉，夏天以来天天这一点点洗过碗的水我也把它喝了。可能是苍蝇总爱在我没洗干净的饭盆儿上趴着的缘故，把细菌带给了我。

一开始只是拉稀，我没在意，到后来拉得我站不起来了，屁眼疼肿得都不敢碰。我让值班的告诉队长我要上医务室看病，但值班的中午送饭走后直到送晚饭时才来，回答是队长不批准，说你永远不许离开这屋。我再着急也没办法，如今我连走出这屋的力量都没有更甭说冲出去了。

再拉就不是拉的稀或水了，是白色带有血丝的浓。这时我已下不了床，幸亏是热天穿的衣服少，不然我脱衣服都费劲。可也不用脱了，什么时候拉出来的我都不知道，它是流出来的，我的肛门已没有力量阻止它了。只不过后来感到屁股下湿漉漉黏糊糊的，用手伸进去一摸一片稠稠黏黏的，抽出手来一看是血，多半是血其中夹杂着灰白色的粘液。我想喊队长，可发现我拼命发出的声音只有我自己能知道我是想说什么，莫非我成哑巴了？为什么发不出声呢？我把裤子褪掉，准备值班的来时让他看后去报告队长。可值班的是最积极“靠拢”政府的人，那时的我在队中就如同文革中的走资派或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是被人避之不及的瘟疫，生怕沾上我的边吃瓜落儿，离我越远越好。越是在队长面前把我骂的狗屁不如的越是能证明他是站在政府一边的，越能减刑。只有这样的才能做值班的。想和我或敢和我说话的人做不了值班的。

这值班的从不在我屋里站一分钟，放下饭盆儿提着马桶就走。已经几天没吃下饭了,不知他是和队长说了队长不理还是他根本就没说，他还是照常给你送饭。馒头往那已经长了毛儿的馒头堆上一放，盆儿里的菜汤往马桶里一折，照旧打来一盆儿新的菜汤。我叫他发不出声，我指着屁股底下的浓血,他连看我都没看就锁上门走了。

我想起那个从没打过人的张中队长。对，找他，直接写个条给他，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不然你只说找队长不指明哪一个，没有谁会来主动抻这个碴的。我想爬下床去找纸笔，我要先写好等值班的来了请他交给张中队长。

“扑通”——我从床上滚了下来，我摸到了纸和笔想回床上去写。可是我爬不上去了，怎么也爬不上去，两只胳膊带不动身体，腿又抬不起来，好像没长在我的身上。呵，这是我的胳膊嘛？青筋凸露，隔皮见骨。

是你的胳膊，刚才它还为你摸到了笔和纸。

爬不上去就趴在地上写：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张中队长,临死的人请你来一趟。

犯人 沈猛

我歪歪扭扭地写下这二十七个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哦，我呼出的气是那么热，这地真凉，冷，我好冷啊！昏昏沉沉的我趴在了原地--- ---

不知是我记错了还是本身就已经是晚上，我盼望值班的来送晚饭却始终没来。会不会他来了我不知道？

总之当我醒来时是天已大亮，一抹强烈地光线从门缝中挤了进来。我觉得大腿根部和底下也是黏的，我不能在这儿趴着，到门口去，趴在马桶旁值班的一定会看到的。我扭转身子把头转向马桶的方向使劲爬去。爬，一定要爬过去，爬到那儿就可能生，爬不到就一定死。生的欲望此时是这么强烈，原来我把生死看的是那么无所谓，今天却是如此地珍惜这不知能否延续的生命。

因为我有了对生活的追求，看到了生命的价值，认识到了人生的意义，我一定能活！

我终于爬到了马桶旁。

门开了，值班的进来时一脚踩在了我的身上。他吓了一跳，明亮的光线下他看到了一具骷髅。他不知道这是谁，或许他想这是人还是鬼？那深陷的眼窝，高耸的颧骨，干瘪的嘴唇，微微抬起的干树杈儿般的手臂——举着一面小白旗，肮脏的小白旗，上面斑斑点点的浓血散发着腥气。那骷髅身上沾满和着地上泥土的浊物，床上地上都是血、浓。

我张了几次嘴想告诉他把这个纸条交给张中队长，可是，发不出任何声音。我使劲地晃着手中的纸，他终于明白了，伸手捏着那纸边跑向了值班室。

苍天有眼，张中队长正好在值班室，而且很快就来了。他看后二话没说，没送我去医务室而是直接送到了农八师劳改医院。这本是劳改一支队医院，但二三支队和我们团都没有医院，轻病犯人就在本队凑合，重病的只好送到这里。这里就成了实际上的师劳改医院。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上天在造人时都给予了人两重性，善恶并存，让人在生命的长河中陶冶历练。生活中善的一面是普遍的永存的，恶的一面是个别的一时的。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善的一面最终会占主导地位的，即便临终时也愿意带着善去。不管此人这一生作恶多端也好，行善积德也罢，无论是死后下地狱还是上天堂，都在最后时刻希望用善来陪伴着自己离开人世。

更甭说在人类进化变革了这千万年后的今天，善良的人是占绝大多数的。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话是千真万确的。人不报天报，或是说天会假人之手、社会的行为、变革、潮流来替天行道。就是今生没报，来生也会报的。

有人说我知道一个人阴损奸猾坏，恶贯满盈，怎么这一生还大富大贵老死而终了呢？那必是他祖上有德，却一生贫穷坎坷，可他的德积下的大富大贵报在了他的子孙头上。因他的子孙身上继承着他的血脉，就如同报给他了。

这医院坐落在石河子西边二十公里处，在这荒滩大漠上有这么一个医院已经很不错了。我一到那里马上就打上了吊针，三天就止住了拉浓血。而且我突然感到饿了，饿得迫不及待地要吃东西。一屋住四个病犯，我去后的第二天走了一个，只剩下三个。那两个人看我向他们指着自己肚子又用手往嘴里胡撸，明白我想吃东西，看没到开饭时间就拿出自己的食品给我吃。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些东西，有油饼、有馕（新疆的一种白面饼）。那油饼又厚又大，囊最少有四两一个。我一口气吃了两个油饼两个馕。这些东西好像是糖做的，一进到我的肚子里立刻就化，肚子里总是空的。吃第一个时的感觉是越吃越饿，直到吃了两个油饼一个馕后才觉得肚子里有东西了。看我这样狼吞虎咽的，他们两人有些害怕，因为一个人在长时间的没吃东西后第一顿是不可以吃太多的。我吃完第二个馕时再想吃他们不给了。我意尤未尽，对他们说：“没关系我不会撑着的，再- -----”

他们打断了我的要求，说：“吃的是有，也不是不舍得给你，只不过我们不能给你了，真撑坏了我们负不起这责任。”

咦，我说的话他们听到了，虽然是那么沙哑微弱但他们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你几天没吃东西啦？你知道你刚来那天我们以为你活不了了，一点人色儿都没有。你这么大个儿我一个人不费劲儿就把你抱起来了，一约体重咱俩是一百九十斤，刨去我一百三十斤你才六十斤。”

“你是哪个中队的？八队或十队的吧，就这俩队最孙子。有钱的没病都能住院，中队长指导员带着来，帮你和院长说住院，没钱的不到快死时甭想到这儿来。”

“我不是你们支队的，我是一四一团的。”我不想说话，但他们俩这么好我不得不回答他们。

他们再想说什么时开饭了。这里的伙食也不错，可以吃到米饭炒菜、包子、面条。今天是吃面条，我又吃了两大碗面条，还想再吃，他们善意的提醒使我没再吃第三碗。

每天打针吃药，使我的病很快地好了起来。

转眼又到了中秋，住在温暖干净的病房里过得是这么快，眼看来这里就快一年了。望着窗外的圆月，回想起去年自己连中秋节都不知是哪天，也根本没想起这个中国人每年一次共度良宵欢庆团圆的日子。一个人呆在小黑屋里独自徘徊，幻想余生，暗自神伤。今天自己又一次地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不胜感慨：

 

几度徘徊鬼门关，

肉躯只作敲门砖。

幸有苍天慈慧眼，

尺度分明赏罚严。

废铁重炼出精钢，

浪子回头金不换。

他日归得乡故里，

倾尽余生奉人寰。

 

中秋过后几天我出院了。回到队里我要求到班里去，想在劳动中恢复锻炼身体。但不知是队里仍对我存有戒心怕我再次带头闹事还是真的想让我继续养病，说“你走路都不能直腰，怎么干活啊，你就在屋里呆着别闹事就行了”。

我依旧是一个人关在一屋，只不过不是原来那西北角的小黑屋了，是在东边那排挨着小号的一间。这房高大有窗，冬天还有火墙，干燥明亮，虽然还是由值班的给我送饭倒马桶、仍然不许他人接触我，但环境比那小黑屋强多了。

我想了几天，觉得还是把这时间利用起来，找点事做。能做什么呢，写字，练练字。我看到床下靠着墙角堆放着许多旧杂志、破报纸，肯定是原来这屋的犯人搬走时扔下的。我高兴地把它拽了出来，天天抄写报纸杂志，这样又能阅读到一些文学作品、佚闻趣事，又能练练字。

一天，我突发奇想，写书，写一本自己的家事、自己的经历的书。就说说自己怎么从一个红领巾少先队、三好学生自文革后一步步走到了监狱，成了罪犯。这本书即使不是积极向上、鼓舞青少年努力进取的，也最起码能做一个反面教材，告诫青少年们在成长期间怎么才能使自己不要步入歧途。尤其是在如今物质生活学习条件这么好的时候，要万分珍惜充分利用。要让他们知道文革时不能学习的痛苦，社会动荡带给人们的危害。要告诉他们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是怎么活过来的，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虽然社会还存在着众多弊病但比起十年以前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社会是在进步着，问题会时时出现，而这些正是要由他们来解决的。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变革，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问题中前进的。

这个设想激动了我。我觉得自有了这个想法后有了新生，每日苦思冥想奋笔疾书。每天除了必须关灯了我才恋恋不舍地躺在床上，可脑子中还在思考着下一个情节怎样写。写这书时我常常忘记了吃饭。这种情形触动了值班的积极“靠拢”政府的心，立功减刑的机会找还找不到呢，这大好机会岂容放过。从不到这个屋子来的政府干部来了，那时我队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新换的。我都不认识，也不知他们的尊姓，便一律称为队长。我半年多的心血被搜走了，如果我的身体许可的话我又会拚命来保护它的。可是当我弯着腰趔趔趄趄地扑过去时，一个队长只轻轻一推我就坐在了地上。他们抢走我辛勤耕耘、还不成熟的果实，连同我潜在的生命、大梦初醒的灵魂。我久久地坐在地上，两眼发直，一动不动，脑子中一片空白，唯有两行热泪在滚动着。不知为什么，我在监狱里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我从没这么失落、无助、痛苦、绝望过。我万念俱灰，什么也不做了，就躺在监狱里等死吧。

幸亏我当初还有所顾忌，把书中爸爸的名字沈克改为陈戈，妈妈的名字改为霖则茹，给自己取的名字叫陈寂。其他人也都不是原名，但都取原名中的一个字或同音字。他们没有深究我写这些干什么，他们一看不是上告信就不关心别的了。

几天以后，我被送往乌鲁木齐第一监狱。临走时那搜走我书稿的队长在我被架上车的一瞬说：“你还真有闲心抄杂志，到一监抄去吧，让你抄一辈子。”

我说他们怎么没问我这写的是什么呢，原来以为我在抄杂志。可见他们从不或很少看书，就我写的这水平的文章也配上杂志？不过这倒给我免去了很多麻烦。

车上还坐着三个人，一个叫吕宏杰，是我们队的。他因两次逃跑被加刑两次，从原来的十五年加到了十九年。第二次抓回来后被吊起来三天，左手残了。

还有一个叫孙福来，他是文革前我家在铜铁厂五号住时旁边那4号院的，邻居们都叫他小来子。他矮矮的个子圆脑袋，生性顽皮滑稽，是一中队的。原来他也是因逃跑从十年加到了十三年。

另一个叫张继东，二十一、二岁，个子不高很结实。他是被判死缓刚刚改判了无期。他见我上了车叫我：“大哥。咱又在一起啦。”

又在一起？哦，我想起来了，那是来新疆之前在茶淀集中时，他和我关在一屋里。在那时说是特殊时期，每天除吃饭睡觉以外都必须挺得板直双手放在腿上成一排坐在炕边上，不准吸烟不准说话。

到那儿第三天早上队长宣布今天有人大代表来参观，各号要严守纪律。我突然有个想法，认为应把在严打以来看到的乱判案件和个人所预见它今后引起的弊病报告给人大常委会，就迅速地写了起来。

我写的大致是三个意思。一，法律不是锅盖。想要开水时就盖，不要时就扔一边。法律不是松紧带。它使被松者侥幸，被紧者怨恨，漏网者得意。二，严打的后患。被重判、冤判者的报复行为及其影响。三，严打给执法人员造成了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的条件。司法的腐败将导致整个社会的腐败。

我当时愣幼稚到了羊崽儿给老狼讲怎样吃羊的地步，还在人大官员来临时大义凛然地递了上去。尽管队长们声声呵斥，我却旁若无人。

不知这位官员将这封信丢到了哪儿，我断定他没有交到人大。如果交了的话如今拿出对照一下，不难看出我的诚意与预言的现实社会上刑事犯罪增多、特别是恶性案件的突增，社会腐朽、官员腐败、人心不古的社风儿是和严打分不开的论据是否正确了。

一天张继东没坐直，还悄悄地和邻座儿的人说话。值班的扒在小窗口上看到后，开了锁进来就是一拳。这张继东反应极快，一闪没打着。那值班的又要打他时自己脸上早挨了重重的一拳，他“妈呀”一声捂着眼睛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两个队长带着几个值班的向我们屋跑来，一进来就连踢带打，张继东也毫不示弱拼命抵抗着。他们看屋里地小，人多也施展不开，便往外拽张继东。我知道他们想把他拉外面去殴打，便上前推搡着那几个值班的，嘴里喊道：“不许打人！”

“不许打人！”我们屋的人都跟着喊。听到这声音别的号也喊起来，全通道都喊起来了。

这两个队长带着几个值班的跑了。不到十分钟十几个队长提着电棍跑来，把我们屋的都押到队部门外，让全部蹲好双手抱头。我不蹲，一个队长过来抡起电棍就打我。我用胳膊搪开电棍，冷笑道：“我犯什么错儿了？”

他还要打时过来一个年纪大的警察止住了他。

“沈猛，到队部来。”

他知道我的名字？我进了队部。

“这么多年了还是这脾气吗？你们就是在这里集中，一两个星期就转走了。有什么不能忍，非要闹点事不可吗？”

我想起来了，他是我原来在茶淀十一中队的中队长，现在做教导员了。

“我根本没想闹事。这里一天到晚都得坐得笔直，不许说话，不让抽烟，就算是三天也不好过呀。更甭说那小孩儿说句话值班的进来就打了。”

“不就是想抽烟说话嘛，这可以提啊。回去后告诉他们烟可以抽，话可以说。但不准大声喧哗吵闹，更不准闹监！回去吧。”

烟可以抽了，话也可以说。谁也没有闹事，两个星期后我们来到了新疆。到这儿后他分在了二中队，我在四中队，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不用问他肯定不是逃跑就是违纪才和我们一起送走的。

我向他点点头，坐在了他旁边。我们四个人都坐在后边，前边是队长。我忽然想起小伟，他为什么没调走呢？

聪明的小伟自四队何国久事件后，知道要想脱离这非人的境地最快的方法就是逃跑。要逃跑就要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于是他凭着自己能写一手好文章并会刻蜡版，先是在队里办墙报，没几个月就办起了监内小报儿《新生报》。

这报纸版面漂亮，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文字生动。乐坏了因马指壮烈牺牲后又调到这老大难的四队新任牛指导员。据说他就是靠文字起家，政治过硬做到的营级干部。霍幼伟深得他的赏识，每天独自在一个屋中撰写文章，刻板印刷。终于，在《新生报》的下面他刻印出来了一张张盖有兵团印章的空白介绍信，那鲜红的印章分明就是兵团的公章。

一切准备就绪，小伟在将又一期的报纸清样呈报给牛指后登上了“新生”。但不久就被抓获了。由于他的自行“新生”使得这个报纸停刊。如果再办这报纸，头条新闻就应是“《新生报》中出新生了”。

这次竟然没把他调走，真让我没想到。

乌鲁木齐兵团第一监狱，像是仿照北京一监建造的，可谓防范措施严密。从这里想逃跑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张继东、吕宏杰、孙福来三个人却一直在窥视着缝隙，司机逃跑。

我没想跑。也跑不了，不是这里戒备森严使我跑不了，是我的病。我这身体实在是糟透了，刚到那儿第三天就发烧，跟着腰就疼得走不了路了。可能是这新盖的监狱还很潮湿的缘故，这腰病一下就重得连站立都不行了。张继东他们三个尽力地照顾着我的一切，吃饭端到我眼前，洗脸帮我端着脸盆。尤其是张继东，我要大便时他抱起我就走，孙福来或吕宏杰拿着个小板凳跟在后边。到厕所他们把小板凳横着放在茅坑上,然后把我慢慢地放在上面。幸亏那时我也就有八九十斤，否则他们出一天工了，哪儿还有力气来搬我呀。他们出工时就给我一个大塑料瓶，让我小便时撒在里边，他们回来再倒厕所去。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我尽量少吃东西，少喝水。有时我一天也就吃三四两粮食，我这个胃是真练出来了，吃多少也不觉得饿。这样长期下来我有时三四天才有一次大便，最长时一个星期一次。

有一天我突然抽搐起来，全身的肌肉都抽成一个团一个团的。五个手指拧在一起，两臂使劲向里弯曲。脸上的肌肉也颤抖着，口中还吐着白沫。他们仨玩儿命地敲打踹门高声叫喊队长，队长来了后又赶快叫狱医。医生来后叫他们使劲将我四肢抻直，用一根两寸多长的银针扎我的人中。当我醒过来后，他们形容了我那痛苦的模样，我想那次电我时我可能就是这幅丑态。谁知这个现象不是就这一次，从这儿后隔一两天就会有一次。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人了，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我越这样想那抽搐就越来得频，有时一天能抽三次。

有一次，在他们出工时我抽搐了，不知过了多久,值班的发现后报告队长叫来了医生。那女医生用针把我扎醒后,正好那队长不在，她小声对我说：“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完全够保外就医的条件。可你这病是越想不开就越厉害，再这样下去等不到保外就医你人就完了。”

保外就医？可能吗？我倒是知道我们一四一团四中队有两个人保外就医了。可那是他们家里来多少次，花了多少钱才办成的。我家里哪儿有这条件呢？再说自己很少给家里写信，家里如今是什么情况我根本不知道。不可能，自己怎么可能保外就医呢？

八九年的春节到了，我想这新春之际应该给家里写封信，问问家中如何，妈妈安否。其实这些年来我何曾不是时时惦记着她老人家的健康呢？只是觉得不写还好，写信反而会勾起她老人家的伤心。愧疚的心使我始终难于提笔，就让家中把我忘掉吧。

今天心情较好，觉得有了精神，想来想去决心写封家信。我侧着身子躺着写，开头两句问候语写完后，下边怎么也写不出了。再看写出这两句歪歪扭扭毫无生气的字我停住了，想到多说无益，就写首五言诗表达意思吧：

新春佳节至，高堂坐太师。

红灯映美酒，儿孙绕膝侍。

媳妇摆羹匙，老母摇手止。

还是小侄灵：叔归在哪时？

信发出一个星期,我和吕宏杰因病被退回了一四一团四中队。我又回到了东边那间我走时住过的监舍，继续过起了独居生活。此时我强迫自己多吃东西，最好把每天的定量都吃完。可是我的胃好像已经小了，吃不到一半时就塞不下去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想写书吗，这里的队长以为你在抄杂志，不会再收走你写的东西了。可你要先能坐起来呀？不然字怎么写啊。

我练着坐，坐不起来就先侧身子，左右来回转着侧身子，曲腿，曲不起来就用手搬，总之一刻不停地动着。真奇怪，我虽然没练到能真正地行走，但是练的可以靠着扶墙扶床慢慢地挪动了。最想不到的是我不抽搐了，这使我增加了信心，加大了锻炼的力度。我在这屋里大小便是坐在椅子上的。他们很会动脑筋，用一把椅子把中间掏空，马桶就放在椅子下面，椅子紧贴着我的床。我大小便时只要挪动屁股到那椅子上，半躺着用手支撑着身子就可以了。只是这屋里的味道就可想而知了。当我能扶着东西行走时，我自己把这椅子和马桶挪开了。

我就要开始我的写作工程时，传来了六四的春雷。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从犯人们大声地交谈中知道学生们为了争取民主、人权、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游行、静坐、绝食示威。但最后遭到了残暴的镇压。

监狱似乎和这些没有关系。其实不然，监狱才最能直接的，赤裸裸地体现反映出统治者的意志、意识、性质，尤其在人权、人性上。

我一时兴起，写下了一首新体长诗：伟大的北京

你——北京，

神州的心脏。

总是用你强烈地跳动，

促使着祖国成长。

带动庞大的身躯，

向着光明勇往。

你洞察着一切不平、屈辱、压迫、欺侮，

有着无比睿智的目光。

把所有讹诈、阴谋、黑暗、狡猾，

无情地曝光。

你的巨手有力地推动着历史，

使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停地奔向——

美好的前方。

凭借着历史地演变，

小丑们跳梁。

妄图出卖母亲的身体，

换取个人的安享。

对外卑躬屈膝，

大片的领土割让。

对内却张牙舞爪，不可一世，

作威作福、骑在同胞身上。

七十年前的五、四，

犹如平地一声春雷，

带着虎虎风声，

在阴霾中炸响。

还我山东，驱除鞑虏，

维护主权，打倒列强。

五十四年前的一二、九，

再次显示了北平的力量。

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

似滚滚东流的长江，

一浪胜过一浪。

学生们涌向街头，

愤怒呐喊，

工人、农民、商贩、市民激情高涨。

烈火遍神州，

浩浩荡荡。

是人民创造了历史，

造就了英雄。

时代的变革碾碎了——

长臂的螳螂。

新的政权，

从血泊中生长。

可新的虫疽，

也在腐朽中还阳。

英雄们忘乎所以，

功臣们自恃荣光。

你曾是革命的，

但你不是永远革命的。

你那时是正确的，

可哪儿有一贯正确的？

北京要说话了，

因为它的嘴无比倔强。

看着苍老的祖国，

青年们忧心忡忡，爱国心切，

愿母亲焕发青春，

超越西方。

学生们再次走上街头，

他们不是过激，

更不是胡闹，

只想献上一剂良方。

促母亲丢掉糟糠，

迎头赶上。

年轻的娃娃们不知道权势的险恶，

政客的狠毒，

利益的肮脏。

总以为是正义的、善意的，

就不必隐藏。

英雄纪念碑高高屹立，

记载着先烈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他们不正是为着人民的解放，

使伟大的祖国崛起在东方。

一张张幼稚单纯的面孔，

热情洋溢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

充满着对民主进步的渴望。

他们把祖国的腾飞、

真正民主的实现，

寄托在天安门城楼上。

却不知自己，

就是国家的栋梁。

哪里来的枪声？

不可能，

党怎么可能对我们开枪！

我们可是祖国的花朵，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同学们，

他们向我们开枪了，

大二的王爱党流着鲜红的血倒在了我的身旁。

他躺在地上说-- ----他- ---- -说：

一定是开错了枪，

这----- -这--- ---不是我们的党- -----

听到了吗？

要听清楚，

说这话的就是你们班那平时活波可爱、

充满朝气，

此刻却惊慌失措的小姑娘。

嗒嗒嗒嗒嗒，

是扫射，

是冲锋枪机关枪的扫射，

颗颗子弹射向孩子们的胸膛。

轰隆隆，

战车开过来了，

是坦克车！

站住，快停住，

这里不是西沙，

你们开错了方向；

更不是珍宝岛，

不是反击苏修侵略的战场。

无情的刺刀戳进年轻的身体，

沉重的车轮碾过尚在呼吸的脸庞。

现时戳穿了一切甜言蜜语，

实践检验出千真万确的国殇。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

惊恐了不自量力的四人帮。

认定是幕后有人指使，

慌乱中看成是邓的死灰复燃，

向无辜的群众挥动了凶狠的木棒。

十三年后的今天，

标榜改革开放的执政者，

是否又在这请愿的人流中看到了四人帮？

为了既得的利益，

有过之而无不及地——

向幼稚的学生举起了万恶的刀枪。

为什么，

满口马列的四人帮，

不及面对五、四的徐世昌。

想不到，

今天特色的社会主义，

胜过一二、九时的国民党。

嗷嗷长啸，

滔滔的黄河；

哀哀恸哭，

滚滚的长江；

愁云起舞，

浩浩的长空；

星月无光，

茫茫的穹苍。

北京，

巨龙的心脏。

你一定会记住这悲痛的时刻，

积蓄起新的力量。

一飞冲天，

敖立东方。

世界瞩目，

人类希望。

我反复地念了一夜，忍痛把它撕掉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认识问题就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旦我这首歪诗被他们看到，就会大张旗鼓的宣扬：

看，六.四就是反革命暴乱，连监狱里的犯人都在为它歌唱。毛主席早就说过，“凡是- ---- -”。这首诗不是正从反面告诉我们六四是敌人拍手欢笑，人民垂首痛哭的反革命事件嘛！

这样的话我岂不是糟塌了学生们的本意。

只是不知道我拥护吃饭他们是不是也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