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五十二）

（五十二）

人在最痛苦时能失去意识，是解除痛苦的最好方法，但昏迷必定只在一段时间内。当我醒来时，眼前雾蒙蒙的。我想坐起来却浑身瘫软无力，我使劲一撑，眼前冒出了无数的小金星。

“醒了，醒了！快叫黄队长！”老朱头趴在门窗上使劲喊道：“报告黄队长，四室有事！”

黄队长跑着来了，看我半靠在墙上已经醒来，他对我说：“已经上了不归路，就挺着走下去，我看你是条汉子，遇到非死不行的事也得有个汉子的死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儿，我也不想知道。看在你摔了我一跤的份儿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记住，关在这里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至少不见得一辈子是坏人。做错事的人多了，都像你这样儿，谁还会有自己的将来啊？”

他转头对老朱头说：“你照顾着他点儿，给他多喝点儿水。从今儿起，你们号里不许让他擦板儿倒马桶，谁挤兑他别说我摔丫的。听见没有？”

他环视着号里所有的人。

“听见了！”全号的人齐声回答着。黄队长刚一走，号里的人就七嘴八舌地围着我问了起来。我什么也没说，他们将窝头菜汤端到我的眼前要喂我，我摇头拒绝了。此时我只想着：妈妈怎样了？

第二天又在那个时间，我被叫了出去。上镣铐时我看到双腿的脚脖子上缠了一圈圈的布，那是梁建民看到我脚腕子让镣子磨破了，夜里撕了他的一个背心给我裹上的。我把它连扯带拽地撕了下来，磨破的地方立刻渗出了血渍。给我上镣铐的警察奇怪地看了看我，说：“没见过跟自己的腿叫板的。”

在车上我想好了，今天我要保持清醒，找机会和妈妈说句话，没机会的话就在台上喊给她听。我不想求得她原谅，我想告诉她，为了弟弟要坚强地活下去。

当我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被头皮擦地押上台时，没有听到妈妈的名字。我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便拼命地挣扎着抬起头，想看清楚同台挨斗的几个人中有没有妈妈。押着我的两个红卫兵用尽了全身力气，也没能阻止我直起腰，群众们愤怒了，本来是用小石子拽我或偶尔跑上前来踢打，换成了暴风骤雨的狂飙。

虽然我的举动使我立即变成了血瓜，但我还是看清了，台上没有妈妈。

我已经习惯于用昂贵的代价换取一个小小的要求。滴在台上的汗水和鲜血将我的担心也带走了，我心满意足地享受着人们对我的惩罚。两天水米未沾，我在此时竟感到饿了，饿得如此难受，以至于我不可忍受地再次晕了过去。

在台下等待转到另一个地方挨斗时，浑身是土、泥血满脸的我用干涩的舌头想舔舔多了许多裂口的嘴唇，可不知是什么东西把嘴粘了起来。我想用手去把嘴唇扒开，手却呆在背后不肯过来，我这才想起来，他们已经给我改成了背铐。正在这时，一个小水碗贴在了我的嘴边，一只洁白的手举着那水碗，在我的嘴上润了几下，我张开了嘴，一口将那水喝干了。这时我想起来，应该看看这好人，我要记住她的模样。

一张白晰清秀的脸庞，五官头发都很淡，整体给人的感觉都是清淡。似乎上天在她即将降临人世时，只是轻描淡写地给了她一笔，这一笔集中在善良上。可她又是那么地美，美在淡雅。我想起儿时在家门前种的向日葵，她就像那刚刚结子的葵花，总是向着太阳转，摒弃着晦暗。肥大的绿军装套在她瘦弱的身上，两个小刷子一摆一摆的。

看到我喝下水，她由衷地笑了。笑得那么灿烂，像葵花盘四周的黄叶，释放出灿烂的光芒，让我觉得她似曾相识。谁知七年以后，当我满怀羞愧地走进家门时，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竟是她。她成了我一生都非常尊敬、爱戴的小嫂嫂，虽然后来哥哥与她分了手，但在我的心中，她永远是我的好嫂子。

我被连续批斗了两个星期，我所能记得的地方有师大二附中、四十六中、北海中学、北京四中和四十一中。镣铐在游斗中急促地在我脚上篆刻着耻辱，留下了永久的记忆，直到如今，我的脚腕上还有着黑黑的伤疤。

最后一次斗争大会，宣判了我的刑期。有期徒刑七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我在会后被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监狱，开始了我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

我首先进的是入监队。在这里主要学习监规，要求把监规一字不落地背下来。我的记忆力此时变成了零，直到被分到袜厂劳动时，我也没背下一条。这一下子奠定了我被当作反改造分子的基础，从入监队到一九七三年我被转送到团河农场的这一段时间里，我记不清自己受到过多少次批判，只记得那时我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以一百八十度的厥功，使全体在场干警、犯人折服。监狱里不乏人才，那批判稿写得水平之高让我听得目瞪口呆。上至蒋介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刘、邓、陶、林彪；下至地、富、反、坏、右、流氓小偷；远至尧舜炎黄汉祖唐宗，近至马恩列斯毛泽东------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语调激昂唾沫横飞。最长的一篇批判稿能念一个多小时。每每此时，我便以我的那点儿可怜的历史知识与文化水平认真地分析着发言者的引经据典是否准确恰当。遇到荒谬歪曲的引用，我便突然抬头反驳，尽管会遭到拳脚，但我容不得任何人对历史的任何歪曲。虽然自己的见解是否正确还有待考量，但我不想隐瞒。

使我时常暗自发笑的是由于小时候为省钱而养成的快速阅读的习惯，以至于自己在文革初期，把报纸上登载的“吴法宪”误读成“吴宪法”，引得哥哥大笑不已。每当想到这事，我都怀疑自己的见解、知识是否有误。

当然这些批判稿中，大部分是结结巴巴、语言不通、逻辑混乱的文字。我分析了他们的心理。其实无论是具有一定水平的长篇大论，还是狗屁不通的寥寥数语，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减刑。可那时的减刑尺度非常小、要求极其严格。我在一监赶上过一次减刑大会，那是每年一度，在年终举行。当干部在台上宣读减刑判决书时，台下极其安静，人人都渴望听到自己的名字。百分之三到五的被减刑的人名被宣读完时，台下一片嘘唏，盼望一年的虚妄使人人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迷茫。当第二年的改造开始时，他们继续以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去争取着新一年的减刑。我所在的袜厂一到上工时间，车间里听不到任何说话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只有织袜机在不停地哼哼。

教我织袜子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农村小伙子。他织袜子的技术真是了得，一人看两台机子，将网口上完后还能轻松地呆上几秒钟。他一人可以看三台机子，还能保证质量，很少出残品。我在这方面不知为什么笨得出奇，直到被转到团河农场前，还只能看一台机子，其中有百分之三十的残品加百分之二十的废品。

我在一监呆的这一年多，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集中精神，一直都处于恍惚状态。尤其是接见日，我就更不知道做什么好了。接见得在头两个星期前写接见信，通知家里在某月某日几点来。我在一监从没写过接见信。

我非常想念我的妈妈弟弟， 但我始终没有勇气拿起笔写接见信。我不能原谅自己给妈妈带来的屈辱，给弟弟带来的伤害。我无数次在梦中见到妈妈四处寻找我，弟弟跑在妈妈的前面高声呼唤着我。梦中的妈妈已白发鬓鬓，弟弟则是神情沮丧、瘦骨嶙峋。有一次梦中甚至出现了我进海淀分局学习班时的情景——妈妈和弟弟知道夜里回家的我被抓走后，本以为我被抓回体师学习班，冒着大雨去找我，被刘头儿告知去海淀分局学习班了，找到那儿得知不让见后，他们仍希冀着能见上我一面，就在大雨中站着等了三个多小时。

那依依慈母之心、浩浩骨肉之情使我每每忆及，都会在黑暗中潸然泪下。

我是所有的犯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也被列为最不接受改造的一个。那时有一个犯人看到了我的判决书，劝我上诉。说我直到进公安局那天也未满十八岁，施行犯罪行为时才十六七岁。按法律规定，十八岁的人才负法律责任，是完全有理由上诉的，至少可以获得减轻处理。我对他说，我现在都觉得判轻了，判无期或者枪毙我才好呢。他惊讶地张着嘴，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再加上我从到一监后没说过几句话，一天到晚像在考虑卫星升天等重大问题，大家全认为我精神不正常，受刺激了。

后来从别的中队调来一个比我还小几个月的犯人，挨着我睡觉。他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趴着我耳朵说几句话，接见后还偷偷地塞给我几块糖。当我退给他并说我这人与甜蜜无缘时，他反而更加愿意接近我了。他告诉我说，他是因为溜门撬锁判刑的，判了三年刑期，还有一年就可以出去了。他告诉我他妈妈和他爸爸离了婚，因为在文革中批斗他当权派的爸爸时，有人揭发他爸爸利用职权玩弄女性，让他妈妈表态，他妈妈当场作出离婚的决定。然而生活是无情的，当他妈妈每月拿回那三十来块钱，计划着怎样才能在吃上饭的前提下交上他和妹妹的学费时，才知道她的革命行动也迫使着自己十六岁的儿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叫汪同生。一次他对我说：“我想改个名字，出去后不想再叫以前的那名儿了。你看取什么名儿好？”

我想了想，写了个“峙”字。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是两山相对、高高耸立的意思。他听后高兴地说我理解他，自此我俩成了狱中挚友。

接见是三个月一次。就在我被转往团河前的一次接见日，值班的叫我，我走到通道出口，问他：“叫我干嘛？”他说：“叫你就是接见呗，还能干嘛？”我转身就往回走，嘴里说：“你叫错人了！”他跑出去与队长核实后又来叫我，说：“没错儿，就是你，快去，队长都等急了！”我怀着疑惑的心情走进接见室，一眼看到弟弟正焦急地张望着。我顾不得队长让按秩序对座的叫喊，急忙奔了过去。

十六岁的弟弟已经像成熟的男子汉，个子比以前高多了。可喜的是，他不像我梦中那样瘦弱，反而很健壮。我急切地问妈妈的情况，他说：“你放心，妈妈很好。”他说话那么稳重中肯，反复叮嘱我安心改造，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差错，说妈妈和全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呢。他说，还要像小时侯那样和我一起去踢足球，看电影，到书店去租书------讲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泪水已蒙住了他的双眼，他丢掉了来时的稳重，心中的情感奔腾而出，最后他竟然像儿时一样哇哇恸哭起来。

十五分钟，接见结束的哨音响了，他依依不舍地跟着我往回走。队长们几次叫他他都没有听到，直到一个队长走过来拽住了他，他才不得不站了下来，口中喊着：“妈妈和我等着你呢！”

这次接见后我再一次陷入了怅惘迷茫的痛苦中。我在想，我为什么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红领巾的誓言为什么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我忽然想起这首歌，新中国“新”在了哪里？在理论上、旗帜上、理想上，它的的确确是新的，激发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热血青年气壮山河的铮铮誓言。然而它又像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因为立论者、举旗者并没有设计铸造出通往这空中楼阁的道路。它只是比渴望摆脱贫困、向往幸福的大众们敢于想象，梦幻出了一个诱人的理想。它所以能激发大众的热情，是因为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上下几千年来更换的历朝历代中，无数帝王中的任何一个伟人，都没能解决大众最根本的疾苦——贫困。

人老了会痴呆固守，不思进取，物老了会腐朽枯萎，毫无生气。腐朽没落的文化向人们灌输的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诚然，知识是推动社会前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掌握知识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是为了做官。为什么要做官？因为在这块土地上以官为本，做了官就有了一切。在古为官，可以妻妾成群、广厦连天。今为官可以名利双收、置身法外。不要说“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每个人首先要勇敢地承认，人活着是为了自己，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名誉上的。即使是为了伟大理想和为了一个馒头牺牲的人，他也是在为自己的前提下，才敢于牺牲的。因为他觉得为这个理想我去死、去献出一切是值得的，是我坚信这个理想而不是因为他人信。无论是佛学中的普渡众生，还是基督教的怜爱一切，其根本还是以我为核心的。其目的是我要成佛，我要在死后进入天堂。不过为了所谓的理想牺牲能比为馒头更能让大众接受。两个“我”的不同，在于一个注重物质，一个注重精神。任何的政党、宗教、团体都脱离不开这个“我”字。党派、宗教、团体，乃至国家，只不过是为了能让这个“我”顺利实现的组成形式。承认了这点，就要想出能让众多的“我”和谐相处的方法。那么就要将以官为本的观念、制度彻底铲除，杜绝因它引发的残酷镇压、践踏、杀戮同类的野蛮兽性与丑恶行为。树立起以人为本的观念，建立起法制。

有人说，这岂不是要天下大乱？错矣。你视大众为阿斗，自诩为救星，却不知你在芸芸众生中不过是一粒尘埃。在宇宙苍穹中，地球也不过是一粒小小尘埃，其它星球上生存的生命也许比人类进化了万倍。当你知道了解别的星球上生命的进步状况，你会大笑人类的荒唐，更不要说个人的无知可笑了。

善良的人们呀，请相信自己，未来在自己身上。当人人都明白自己是人，这个社会应以人为本时，这个世界就会大同了。

大自然赋予人类生命时，是没有任何偏心的，人的细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你和别人所处的地理方位，以及各地的自然条件。后天环境与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后天的知识与体能的不同，乃至思想性格、兴趣爱好的不同。

一个残疾、智商低、体质差、知识少的人与一个健全、智商高、体质好、知识丰富的人，他们的向往追求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程度上。

如果人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权利，那么他做任何事时，首先想到的会是：我在为自己的同时是否侵犯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与权利？人人都明白这点，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法律制度是为了这众多的“我”而制定的，人们就会自然地遵守它。那些蓄意为己而伤人的行为者，也在明确地侵犯着自己，所受到的惩罚是应得的、是自我的惩罚。

自己不就是一个侵犯别人的利益、损害着自己灵魂的人吗？不管是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损人利己都是可耻的。

当我从苦思中回到现实时，看到汪峙一直在观察我。他见我回过了神，便对我说：“对不起，我没想到你见到家人后会这么难受，我不该偷偷替你写那封接见信。”

我说：“跟你没关系，我还想谢谢你呢，不然我也不会知道我弟弟都这么棒了。”

 

织袜机白天黑夜不停地转着，绝大多数犯人都以超出任务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地超额着。减刑的欲望丝毫没有因为名额的减少而降低，相反更促使了犯人之间的竞争。北京袜厂的人来这里参观时，惊讶地说：“这里最次的机手到我们厂也是劳动模范。”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外面看得那么好，即使是四五十岁的犯人、被判了死缓无期的，也都在玩儿命地争取着。而这些犯人大部分还是班组长或保全工，干得比别人好，小报告打得也更勤、更快、更阴损。

一次偶然的事情使我多少窥视到他们接受改造、争取减刑的动力来自何方。

一个星期天，全体集合去例常的一星期一次的洗澡。当我们来到浴池时，女队还没洗完回监，这在以前是没碰到过的。全队的犯人们在浴池门前列队等待，队长为加强教育，抓紧这点时间在队前进行训话。我无意中发现，全队犯人们异常严肃安静，每个人的脸上还带有几分等待的紧张，面孔朝着队长，眼睛却齐刷刷地聚光在一个焦点——浴池大门的玻璃窗上。原来，有几个女犯先洗完后，正挤在门窗上向这边窥望。其实只能根据她们的头发猜出她们是女犯，根本看不到五官、长相。因为男犯们不准留头发，一律是大秃瓢。就在大家争相瞪大眼睛，努力想看清最中间那个似乎年轻一些的女犯长相时，忽然她猛地敞开黑色的囚服，将两个乳房紧紧地贴在了玻璃上。“哇——”队伍全乱了。后排的想挤到前排去，前排的又想更靠前一些。而又都有些顾忌队长，造成了拥挤不堪的奇观。队伍一点点地向前移动了，将那年轻的队长挤到了一边。这年轻的队长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当他知道了个中奥妙后，气急败坏地叫顾金相——一个死缓改判二十年、他认为是最接受改造的犯人来帮他维持一下秩序时，他发现顾金相根本听不到他的叫喊。此刻顾金相比谁都兴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那诱人的东西。幸亏女队队长发现了那女犯疯狂的举动，强行制止了她，才使这鼎沸的场面安静了下来。当所有的人犯恢复了积极接受改造的脸孔和习惯的低头姿势时，那队长第一个骂的就是顾金相。说他一切积极表现都是伪装的，因为他的罪名就是强奸他的学生。由此我才知道，顾金相所以能够引经据典写批判稿，是因为他的确有些墨水。好在中国有句老话“法不制众”，否则顾金相的这次表现足够挨一顿批斗的。

一进浴室，犯人们争先恐后地跳进浴池。有人还憋足一口气扎进那近乎面汤似的池水里，久久不冒出头来，直到憋得不得不喘气才探头，猛吸一口又扎了下去。个个神情异常亢奋，面红耳赤。而顾金相则捧起几根弯曲的阴毛狂吻起来，陶醉得闭起了眼睛，那下体也骤然昂起、微微颤抖着------

这次的澡洗得时间最长，直到队长连骂带拽地把那最痴情的几个赶了出来。从这天起，犯人们更盼着每星期一次的洗澡了。这个澡洗得犯人们津津乐道了仨月，监舍黑灯后到处是“噗噗嚓嚓”的声音。通过此事，我更加体会了“食、色，性也”。难怪监号里有许多让我难以理解的怪事。

在一监，犯人的监舍是这样的：一进大门是一个圆形的大厅，沿着大厅的周遭有许多等距离的铁栅栏门，大概有八个。每个门里是一个中队编制，大概有二百五十名犯人。铁栅栏门内是长长的通道，尽头是通往车间的大门，两边各一溜儿监舍。监舍大概有十平方米，每间七八个人为一组，设一组长。监舍只在后墙上有一扇小窗可以通风。里面昏暗潮湿，白天要点灯才能看清书报，也许是为了省电吧，晚上睡觉必须关灯。熄灯后伸手不见五指，贴着脸都看不见对方。这漆黑一团加重了监内的阴森恐怖。我倒喜欢黑暗的来临，每当这时，便可以进入自己的遐想。我以为只有自己才喜欢这黑夜，不久我发现，有好多人都比我更加喜欢这夜晚的到来，确切地说无所谓夜晚还是白昼，而是这漆黑一团。黑暗中，你会听到喃喃的细语，嗞儿咂的亲吻，拥挤得使你翻身就可碰醒别人的床上，往往会空出一个人的位置来。开始我以为是长期没有异性的安慰使他们将对方视为自己过去的女伴，以开玩笑的方式达到对空虚心灵的解脱，完全是因为无聊，就并没在意。时间长后我发现，他们竟然是一对一对的，而且从举止言谈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谁是“女”方。他们不但在晚上，在白天也是那么含情脉脉、如胶似漆。男方在看“女”方时，眼中燃烧着浓郁的淫欲火焰。而我每每想起“女”方的表情，就觉得肚中的食物要一呕而出，那表情肉麻得让你头发汗毛同时竖起。他们好起来时亲密得如同一人，睡觉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排队在一起，甚至上厕所都结伴而行。即使在车间紧张的劳动中，他们也会在机器间歇的一刹那，相互地望上一眼。赶上吃一回肉包子、饺子、米饭炖肉，男方宁可自己少吃、甚至不吃，让“女”方吃足吃饱，真是爱得赤诚无比。他们坏起来，就像情侣在生活中闹小别扭，有时争吵不休、有时是一方——大多是男方苦苦哀求。但真正大打出手，往往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了，两个男方为爱情而战。这种情形一般不会发生，因为鏖战的双方战后都要被关进小号受到惩罚，而“女”方在这时会另有新欢。看着他们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知疲倦、津津有味地纠缠，我从好奇到厌烦，最后到见怪不怪。

在我刚到袜厂的第一天，这事就在我身上发生过。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漆黑的夜色中我辗转反侧。忽然我右边的那人把手搭在了我身上，我以为他睡着了，便将他的手推开了。我想起他是一个矮个子、外号叫“武大郎”的农村人。当我有些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蹭着，我随手想扒拉开，发现竟然是武大郎的那玩意儿。我“腾”地坐起来问他：“孙子，你丫干嘛呢？”

黑暗中他看不到我的表情，但他从语气上听出来我急了，赶忙小声说：“对不起，别急，我下次不这样儿了。”

因为刚来，我不想找麻烦，又不太明白他这样做想干嘛，只觉得挺脏、挺恶心。便说：“就这一回，下次再这样儿别说我对你丫不客气。”

我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小声地咬牙警告他。不一会儿，我左边的那人突然窜起来，骑在武大郎身上打他，黑夜中他俩打成了一团。

他叫庄金城，个子不高、约二十一二岁，他因盗窃罪被判了十年，在车间里做保全工。打骂声惊动了杂务（犯人值班员），他马上喊来了队长。把他俩叫走问完后，又问我怎么回事。我几次说不出口，觉得这事很难启齿。我甚至觉得庄金城多此一举，本来自己能处理好的事，让他这一下弄得满城风雨。又一想他也是为我，不说对他不利。我想了想，红着脸说：“武大郎影响我睡觉，老掀我被窝儿。”

队长再问我就不说话了。队长没做什么处理，让我们都回监舍睡觉，这事就过去了。

从那儿以后，庄金城总是有意地和我接近。一开始我没感觉到什么，逐渐有些人看我的眼光是那么怪异，让我很不舒服。尽管他们陪着笑脸地和我接近，却总让我很不自在。而庄金城看到有人和我在一起时，甚至是说句话他都会气得要命。这使我既不理解又很气恼，其实我本来不愿和任何人说话。监狱的气氛规矩已使我窒息，他的殷勤与无端的气恼更使我心烦意乱，以至影响了我喜欢的独自遐想。我不止一次地拒绝他和我聊天、为我端水打饭、甚至帮我挤牙膏等方方面面的殷勤。可他却那么有耐心，甚至是唯唯诺诺地听着，事后照旧。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哭笑不得。慢慢地，我发现了通道里黑暗中的秘密，我明白了，那些人看我的眼光就像在看“女”方，也明白了庄金城与我接近的目的。这使我在恍然大悟中感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污辱。好吧，我要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我知道庄金城是孤儿，从小就进了少管所时，我把要实施的行动取消了。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他从小所处的环境限制了他的眼光，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变态了。正当我难以发泄心中的气恼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北京南城大石桥有个菜刀队，为首的叫牛金祥，江湖人称牛不点儿。一九六八、六九年在北京四九城的流氓小偷里，无人不知，绰得倍儿响，他被判刑十年，和我在一个队。还有一个南城的叫袁国梁，绰号袁老二。他俩可能在外面就有碴巴儿，这天，车间里的机器正在隆隆地转着，牛不点儿走到我的机子前，说：“这机器声音不对，你先停一下儿，我检查检查。”

他是保全，挺负责任，干得很好。正当他弯着腰，全神贯注地检修着机器时，袁国梁手中拿着一根最大号的纱棒，从他后边佯装漫不经心地凑近了他。突然袁国梁举起手中的纱棒，狠狠地向他头上砸去，“砰”的一声，牛不点一声没吭地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袁国梁跟着骑在了他身上，用手中的纱棒没头没脸的朝他身上玩命地砸着。这一切是那么突然，我不知他俩有什么仇，只觉得这种偷袭不地道，便一个箭步蹿了过去，一脚踢向袁国梁的脸。他仰面朝天地躺在了地上，手中的纱棒飞到了一边。袁国梁抹了一下鼻子上的血，纵身向我扑来。他有一米八几的个子，而机器旁只有五六十公分宽、俩人相碰只有侧身才能挤过的一个小窄道。我弯腰向下一蹲，他从我身上扑空而过，趴在了地上，我骑在他的身上挥拳如雨。当队长将我们叫到值班室后，我说的实话却不能让队长相信，而且，聚众打架是监内最敏感的。他俩人都没事，我却被关了两个星期小号。从小号出来不久，我被转到了团河农场劳改场。到了团河没一个月，我又进了小号，这次进小号使得我的左臂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我们到农场以后，由于劳动强度很大，吃的东西又没油水，时常感到很饿。尤其是在快收工时，饿得头昏眼花，那感觉很难受，许多人就在地里偷偷地烧老玉米吃。我队里有一个外号叫哈巴狗的犯人，他自己也吃了一个叫作汪延庆的犯人烧的老玉米，可他吃完后却撇着两条罗圈腿，去向队长报告。当汪延庆厥在那里被批斗时，他第一个发言，还自诩是积极靠拢政府。我越看他越像哈巴狗，忍不住将洋洋得意的他痛打了一顿。

那天正好是程队长的班。从到团河的第一天，我就听说了他的凶狠了。他中等个，三十来岁，全身没有一根毛，连眉毛都没有。两只眼睛细小得只有一条缝，可能他刚生下来时没有眼睛，是医生强行在他的眼睛处用手术刀划了两下。犯人们背地里都叫他“程耗子”，都知道他惩罚犯人凶狠，捆人时要用凉水把小麻绳泡了，这样那绳就会直往肉里刹。而且他在捆上你后，隔一阵子勒紧一回，直到让你两手都能摸到后脑勺、实在勒不动了为止。不把你刹得跪在地上求他，他是不会绕你的。

今天我碰到了他，一进值班室，我就看到地上果然有一盆凉水，里面泡着一根麻绳。我向他说，哈巴狗也吃了汪延庆烧的老玉米，要是批斗的话也应该有他。他根本不听我说，上来就让我跪地上要捆我，我说我还从没给人跪过。他冲过来就打我，我说：“正好你今儿没穿官衣儿，你再打一下儿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他哪里听过这话，抬腿要踢我时让我一把抄住了他的后脚跟，轻轻一送他就仰面朝天了。他气急败坏地跑到院外，又叫来一个姓劳的、三十多岁的队长，冲了进来。我一看劳队长穿着官衣，就没再还手，我想让他们明白，不是你程耗子多厉害，是你头上那国徽，是你的身份地位。劳队长说：“你怎么不还手儿了？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我抹着嘴上的血，笑着说：“你敢把官衣儿脱了，我就敢还手儿。”

程耗子歇斯底里地嚎着：“跟丫费什么话，刹丫的驷马倒攒蹄儿！”

捆我时我没有挣扎，但我坚决不跪下。直到刹了两个多小时，程耗子也没能让我给他跪下。我只觉得两个肩膀上空空木木的，似乎没有了胳膊。程耗子见我始终不向他求饶，就把我关进了小号，到了小号里他猛地一按我头，用双腿夹住，想再一次地刹紧那本已刹不动的麻绳。我拚尽全力地拧偏点头，在他大腿里狠狠地咬了一口。他硬是让那块肉掉了也没松开双腿，用出吃奶的劲，又将小绳刹紧了一点儿。

当你的血脉神经已完全麻木后，再一次刹紧时的感觉是痛入心扉的，骨头、肉不疼，是骨髓疼。他看着我豆大的汗珠摔在地上，狞笑着对我说：“看你横还是我的小绳儿横！”

我愤怒地直视他，发现他在与我对视的一霎那胆怯地移开了他的鼠眼。看着他那张卑鄙的脸，我好像看到了红岩里那些举着烧红的铁烙、张牙舞爪的国民党特务，我觉得他这种小人行径绝不是共产党员所为。

如果一个人在为达到他的目的时施行的手段是非正常的、卑鄙的、残暴的、不敢公开的，那他的目的和出发点绝对不是光明磊落的。无论他嘴上说得多好听，更不要看他是什么党。

二十四小时后，看小号的队长发现我趴在地上，马上跑出去找程耗子，可没有找到。他五十来岁很胖，有哮喘病，跑回来后一边喘着给我解绳子，一边说：“我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了，从没见过刹绳刹这么长时间的。小绑半个钟头，大绑不得超过俩钟头，这是有规定的。他怎么能这么胡来呢。我先给你解开再说。”

结果他解不开，因为绳子都已刹进肉里，血凝固后与肉粘在一起了。他只好去找了把剪子来往外抠。他用了半个多小时，把绳子都抠干净后，我的胳膊依然在后边放不下来。他要我慢慢晃动身子，千万不要停，必须到俩手有了知觉才可以停，不然肯定会残废。我照他的话做了几个小时，可左手还是落下了毛病。

出了小号后，为了使我的手能够恢复，我干什么活都有意识地尽量让左手多吃力，慢慢地，我的左手有了一点儿力了，也渐渐地长了点儿肉。

一天，我在队里的储藏室发现了一堆破乐器，其中有一把二胡还不错，只是没有弦。我在里边仔细地寻找着，最后从另外两把破二胡上找到了三根弦，还找到了一小块松香。我很高兴，自此，每当收工回来，我便坐在院里拉二胡。我有意地练习左手的灵活性，久而久之，我的左手有了很大的好转。而且二胡水平也有了进步，居然能拉《江河水》了。

一次接见前，我认真地写了一封信。向妈妈诉述了思念之情，并说如果妈妈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能否在某日来看看我。我看到别人每次一接见回来，总能大包小包的带回好多吃的，也想写上一点吃的东西。我不是馋，是饿，因为我常常饿得睡不着觉。想了想还是没写，第一次写信就向家里要吃的，太没出息了，再说家里也不富裕。

接见的那天，我没心拉二胡了，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可直到叫完了最后一拨，已经过了接见时间也没叫到我。晚上我正在院里靠着一棵树看着月亮发呆时，值班的叫我，说程队长叫我去办公室。

自从程耗子捆我那次以后，我从没与他讲过一句话。即使是需要说的，我宁可这事不办，也不去请示他，他也很清楚这点。今天他找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刚要喊报告，听到他正与指导员说：“------我心说她还不得求求我，嘿，她把书包里的东西往外一掏，说‘这空书包请您给他总可以吧，如果不给就请您扔了’，放下书包扭头就走了。我以为什么好书包呢，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拣。”

小黄书包，我的小黄书包！我顾不得再喊什么报告，一头冲了进去，喊道：“为什么不让我见我妈，把书包给我！”

“沈猛，你冷静点儿，我正在了解情况，可以让你补一次接见，而且是单独的。”我刚要冲过去抢程耗子手中的书包，指导员拦住了我。他姓陈，是营级军人，转业到这里当指导员的。只有他曾经找我耐心地谈过话，那是在我从小号出来后。

那天是总厂政委给全体犯人作报告，讲党的人道主义政策。当政委讲到一半时，我一下子就蹿了起来，大步向台上走去。指导员大声喊着：“沈猛你要干什么？回来！”

我窜到台上，把上衣脱下来，将乌紫的上半身给主席台上全体官员一看，又指着胳膊上的疤痕，说：“这就是你们的人道主义吗？真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窝头吃不饱，小绳铺满地！”

全体都惊呆了。不管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无论是干部还是犯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身上。他们惊讶的不是我身上的瘀血疤痕，而是我的这个举动。这可能是建国以来，监狱里从没发生过的事情。干部们在想：你小子反改造的气焰也太嚣张了，等着，回头整死你。尤其是我们队的队长，气得恨不得把我吃掉，这将使他们的工作评语上落下一个黑黑的大叉——你们是怎样管教犯人的？竟敢在全厂大会上，在总厂众多领导面前，公然污蔑党的劳改政策！

犯人们想：这小子不是不想活了，就一定是疯了。

我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主席台上所有官员中级别最高的总场政委，如果他不把什么人道政策反复地述说，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若用“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实在是抬高了我，说心里话，我是没拿自己当人。 我所以这样做，就是听他这么公然地、大言不惭地说瞎话，想驳斥他、揭穿他。至于后果我从来是不考虑的，因为我认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除了死其它都一样，而在我心里，又根本无所谓死活。

程耗子醒过闷来，才想起跑台上来拽我，他刚蹿上来，被政委摇手制止了。政委慢慢走到我的跟前，看着我的伤，低声说：“你可以写一份报告交给我。现在我叫我的秘书带你去总场医院看病，你要老老实实跟他去，不要说话了。”

当我从总场医院拿着药回到队里时，全队的人都以为自己的眼睛出毛病了，不光是犯人，也包括有些队长。

就是那天，指导员与我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自此，我很尊敬他，有必须要请示的事我就找他。

今天当他从程耗子手中将我的小黄书包拿过来交给我后，他再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了，我紧紧地抱着我的小黄书包，回到了刚才我靠着看月亮的那棵树下。

小黄书包，你虽然空空如也，我却明白你装满了妈妈的一片心意；小黄书包，你虽已毛边四露、破旧不堪，那只是岁月给你留下的痕迹，清楚地写下了你对我儿时的记忆。你从那空空中指责了我人生的虚度；顺着那丝丝毛边发放出儿时书本的香气，直冲如今我这肮脏龌龊的心底。

小黄书包，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时妈妈是抱着怎样的思儿之情，去时又是多么的伤心悲痛。你能否告诉我她如今身体可好，又添几许白发？

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有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为我一路送行。在那佛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毛巾她祝我顺风。在那佛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毛巾她祝福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叶缤纷，河岸上露珠滚滚。牧场芳草青青夜莺长鸣不停。这条母亲的毛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更含有母亲慈爱地一双眼睛。这条母亲的毛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更含有母亲深情和慈爱地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毛巾，不由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小草细雨榭树落叶不停。这条母亲的毛巾，我想起母亲慈祥的笑容。更含有母亲慈爱的一片心情。这条母亲的毛巾，我想起母亲慈祥的笑容。更含有母亲慈爱和盼儿的一片心情。

妈妈，我不会再让你来看我了，我把你的心已伤透了------

值班的已催了我几次去睡觉，我没理他。最后指导员告诉他允许我站在那里，什么时我想回去再回去。那天我整整在那里站了一夜，直到天亮。我病了，高烧到四十度。躺在床上的我迷迷糊糊中回到了妈妈的身边------